极简崇朴  隐而逸

文/梧闽

 退休了，逐一拜访陪聊康奋基老书记、庄温英老师、蓝丁寿英雄、庄凉江老市长、陈金土老先生等，发现这些老领導简朴而隐逸，故而健康又长寿。

早上有闽南师范大学黄亚流老师、石码人龙江叟，呈祥一幅早安问好，让我感受到了幸福与幸好…古代的文人才子，能出名至今的如屈原、陶渊明、白居易、杜甫、孟浩然、苏东坡、王阳明等，一生都颠沛流离、生活凄苦。陆游的这首诗，说明香港的'棺材房'，不是现在才有的。在宋朝，那时作为世界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究竟有大才子陆游，这样蜗居过，其诗如下:

二十年前的2003至次年，我在漳州开发区工作过，是后石电厂工程指挥部的协调办主任。时设有2处办公场所，一处在漳州港，另一处后石电厂的白坑。'岛美，甭生狼狈！'民间俗話說的，是那海边的风景很'水'，东海、台海、南海的大海水与火山岩的交积。映出了太武山、金门岛与大小浯屿，站在龙海眺望的毗鄰的厦门，除了上太武山，就去漳州港，喜静的有'静湖公园'，喜动的可以爬爬以前不知名的海边山一一伯阳山。汉刘禹锡在《陋室銘》云：'山不再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前幾天黄清亮表亲，漳州开发区教育卫生局长，特地携海滨学校鞠长生校长来聚茶聊，送上四文化精品，说是纪念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三十周年。在既往的那些年，我也曾在那片多彩绚爛的天空飞过，虽然仅仅写过一篇《后石的猫》。后来又想写写当地人的新传说《'王'的石头》，据当年接引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先生来看地谈项目的龙海庄凉江老市长说'那天王永庆、毛小姐一行从厦门坐船直达白坑，上岸后就在那片大海、沙滩和岩石山间溜達，时88岁的王永庆老先生爬起山來，很麻利迅敏，作为闽南山区安溪人，又在台北走街串巷卖过大米，这个硬朗的体质也是练出了的，就似他的后头厂训'至于至善'…爬山途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董事长，太奇怪了，这些山石全都写的一个字'，'啥字?'王永庆老先生不禁也好奇了，'王，每一个岩石上似乎都刻字一个'王'字？'这是天意呀！'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白坑之山，莫非王石。'，欣喜之余，王永庆当即拍板了在白坑择地投资270亿的决定…并取名'漳州后石电厂'，喻祖國就是靠山的王石！文化的软实力，有时是天然的，而不远处的考后青浦边、南太武的鼓浪屿视向一一伯阳山，又出名了！嘿嘿！

道宗的老子，字伯阳，故而漳州港旧荒山命名为'伯阳山'，似乎也有深意。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有多少人不能自已的悲喜之间呢?

如果说，仕进与隐逸是中国古代士人内心深处一对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种情结伴随先秦时代士阶层的产生就已经开始，到陶渊明为中国隐逸文化的第一个里程碑:魏晋之际的隐士，只是“得隐之皮貌，未得隐之精神，得隐之地位，未得隐之情性”陶渊明式的归隐不是隐逸庐山之中，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仍然生活在世俗之中，并将这种隐逸的精神世界诉之于诗文写作，从而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真正奠基人。

到了苏东坡，则更深入一步，将这种隐逸文化升华而为“心隐”的人生方式，从而成为由外在的隐逸形式向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人生的转关枢纽。

何谓心隐?隐逸文化原指士人对官场的规避，所谓辞官归隐是也。伴随着唐宋之际士人文化渐次由对山水的摹写而转向表达内心世界的写意，由传统的肉身外形的归隐山林田园，而转向内心世界对功利世界的超越，并且由士大夫群体文化而转向对个性文化的追求，苏东坡代表的心隐人生方式遂成为新型隐逸文化的里程碑。所谓心隐，指的是在灵魂深处的内心世界构建超越仕宦人生、功利人生的审美王国。

苏东坡的心隐人生方式，既是对隐逸之宗陶渊明的继承光大，也是对其田园隐逸精神的深化和嬗变;既是华夏民族近现代思想解放的导航者，也是指引人类走出功利世界的闪耀灯火。

欲要解读东坡心隐“的思想内涵及其形成历程，先要解读东坡人格特征的本质。

苏东坡的人格本质特征是什么?这种人格特征又是怎样形成的?古今对此最为重要的说法主要有

王国维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四个诗人是屈原、陶潜、杜甫和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六)王国维是把东坡与屈原以来的几位文学家等量齐观，但事实上，东坡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东坡之前的任何一位人物。但这仅仅是一个现象，其原因却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除此之外，迄今为止，尚未读到苏学界关于东坡人格意义的其它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野性、心隐、审美人生、文学中国，这是本书作者之一木斋研究东坡人格特征的四个范畴。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所谓野性，首先，指的是自然本性，这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东坡总有一种深深的出世情结。东坡出生于眉山，少年时代曾经是耕读人家的牧童生活:“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苏轼《书晁说之<考牧图>后》)这种自然本性深刻影响了东坡的一生，决定了他的自然野性为人生第一归宿:

其次，野性性格升华而为人格精神:苏轼终生对野性性格的有意追求，从而形成自觉的、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有意追求。苏轼《与杨济甫书》中说:“春色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这是科举成功之后，在准备制科考试期间，居住于东京汴梁大都市的真实心情。居于闹市而憧憬“高槐古柳，一似山居的“颇便野性”的生活，有此人生憧憬，必然会有以后“我欲醉眠芳草”的作品。在《游卢山次韵章传道》一诗中，苏轼更明确地写道:“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野性是东坡性格的极好概括，是东坡一生充满创造力的性格源头;

再次，相对于儒家种种先天的规则，野性是一种创造力和突破藩篱的代名词。

野性，特指创造性，指的是能不断超越当时的种种法度规则，以文为诗、以诗为词，政治上一肚皮不合时宜等，都是野性的表现形式。在漫长的儒家思想牢笼之中，只有那一些能成为做自己太阳的人，才能成为文学史中的伟大者，才能具有无穷的创造力。陶渊明、李杜韩白都是如此，而东坡尤为突出。野性不是不遵守法度和规矩，而是在宇宙人生本质性规律的法度之下的创造精神，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是东坡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结合进入到本文仕隐情结问题中，野性与心隐问题合一，野性是东坡性格之本质属性及其天然与大自然一体的表达方式，但这种诉求主要体现在内心世界，这就是东坡“心隐”的人生方式。野性是其性格、本性是对生命自由翱翔、摆脱桎梏的望，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之关不住的春色，大自然有此生命力的冲动，才会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超越藩篱的野性。对于自由的向往，人类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达，譬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等等，其实都不如野性更为体现其自然性、性格本身。从野性性格出发，必然会走向身体外形对道学理学思想桎梏的叛逆，从而走向心隐的隐逸道路和人生方式。

关于审美人生:苏轼时代也是由黄金时代到王安石变法的由盛转衰的剧烈变革时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东坡的人生命运。野性决定了乌台诗案。的必然发生，同时，也必然导向了审美人生与文学中国之路。审美人生与心隐人生方式之间，两者之间可谓同源共生、互为表里的关系。苏辙说其乃兄在晚年流放海南时:“日啖茶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可以作为审美人生或说是“心隐”的形象说法，也就是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贵的，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

关于文学中国:文学中国概念的提出，是在将文学史中的东坡，与哲学思想史中的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对比后完成的。苏子是诗人，是凡人之中的一员，但其近乎完美战胜苦难的人生方式，却是晚明以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最为敬仰、最受仿效的“千古一人”(晚明徐渭评价东坡语)，文学中国之路与道学中国之路，其最大的不同，在于道学中国是唯圣人之学为学，唯圣人之说为说，从而僵化了后来者的灵魂，阻遏了华夏民族不断创造发展的创新道路。而文学中国之旅，则只要人类生命不息则日常生活常新，则以文学载体所承载的思想就会与时俱进，创造乃至无穷。这正是东坡所集其大成完成的文学中国使命的伟大之处。

苏东坡的文学中国思想体系，是相对于儒家道学理学的思想统治而建树的，如果将苏东坡的一生比喻为一棵根深叶茂、果实累累的树木，野性为其根茎，审美人生为其花蕾，心隐为其内核，文学中国为其果实。

欲要读懂苏东坡心隐人生道路的形成原由，还需要对东坡的独特人生心路历程给予深度的解读，才能实现理解的同情。应该说，正是这种超越时代的苦难，造就了超越时代的伟大思想转艾历程和超越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的产生。当然，东坡的这种飞跃，其过程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渐次升华。

元丰五年九月，苏轼写作著名的《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他批判自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想象自己在“夜阑风静”之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写得如此活灵活现，真实可信，以至翌日盛传子瞻“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这里似乎是用归隐否定进取，或说是用江海蓬莱仙界否定人间，但事实上，无论是仙去还是归隐，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当“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这一记载，和苏轼原词一起，形象地说明了苏轼以“野性”否定神仙和归隐的道路，也批判了营营奔走的仕宦人生。这是典型的心隐案例。

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演变来看，其中有一条清晰可辨的主线索:从中国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艺术，都呈现了从外形的墓写到内心心灭世齐的历程。就烟1乂子而言，两汉之赋，不见作者主观之情感、身世等，纯为外在物象之摹写，而建安文赋，开始出现以作者个人的身世为背景，融入作者个人的喜怒哀乐，以情贯穿，则其华美之词藻，皆有所附丽。而两汉洋洋大赋，却如同匠人拼搭积木，华美之词藻，皆无灵魂。其中原因与两汉时期禁锢个性的时代特征相一致，所以，两汉大赋虽然华美，仍然不能说是文学的自觉;就诗体形式而言，谢灵运代表的山水诗流连在山水景物外形的墓写，尚未能深入走向诗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

由唐入宋，以内心为根据而不是以外在物象为感发之肇始，必然出现轻视外在物象而重视心意的表达的思想潮流。苏轼不满于前人的某些画工之作:“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宋人变唐人画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变唐人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变唐人诗人之诗而为士大夫之诗。此三者，不仅有着共同的时代的、社会的文化背景，而且，与苏轼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种重视内心世界探索的思潮，在佛禅思想广泛流传并产生深刻影响的加持之下在明代中后期，遂产生了王阳明开启的心学思想和李贽代表的童心说和人学思潮。苏东坡的心隐人生历程的开启，可谓这一思潮的重要转关。

延续着苏东坡的文学中国和心隐之路，华夏民族将会继承先秦诸子百家以文学阐述哲学的文学中国之路，发扬光大唐宋文学中国的历程延续李贽童心说的人性解放之路，从而走向光明的彼岸--但这就不是后来真实的历史了。明清时代光大了程朱理学之糟粕，存天理灭人欲，文字狱钳制人口，遂使唐宋时代还能引领世界的华夏帝国，最终走向了晚清不可避免的沉沦。

与六经同源而生的文学载体，使得一代代士人转型而为诗人，在山水田园之间徜徉，在天地宇宙心灵之间逍谣。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是由于他没读“文学中国”中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思想不在哲学本身之中，而在文学中国的畛域中珍藏--先秦时代老庄，都是哲学的诗，诗的哲学;苏东坡的《赤壁赋》《定风波》°，则是哲学的诗文，诗文的哲学。它们不仅仅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代表，而且，是烛照未来指引人类走出迷途的哲学神杖。

登高鸟瞰，人类历史与末来，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启。就像是一个生命的诞生，临产的阵痛，让我们每一位亲历者，无不感觉心在流血的苦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但愿即将流逝而去的沉舟病树都成过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日年”，一轮辉煌的朝日不可阻遏升起于波涛汹涌的海面，生机勃发的春色已经孕育在万众厮守的除夕之夜。

说明:本文为《古代诗人仕隐情结史》选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