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群策群力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面对敌人的残酷围剿和复杂的斗争形势，毛主席积极鼓励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表达自己的想法。当时，对于根据地的防御策略、军事训练方法以及物资筹集途径等问题，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从旧军队改编过来的战士提出了他们在以往战斗中积累的经验，比如在山地防御作战中如何利用地形构筑简易工事；当地农民群众则根据对井冈山地形的熟悉，指出了一些隐蔽的小道和适合躲避敌人追击的山谷。毛主席认真听取这些意见，将战士们的军事经验与群众对当地环境的了解相结合。例如在一次反围剿战斗前，根据一位当地猎户提供的信息，红军选择了一处敌人意想不到的山间小路设伏，成功击退了来犯之敌。这种对各方意见的重视，使得井冈山根据地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也让红军战士和群众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是被重视的，更加积极地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

（二）长征途中的民主决策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充分展现了让敢说话的人说话的领导风范。在遵义会议之前，红军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关于红军的前进方向和军事指挥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党内的许多同志都对当时的军事路线有着自己的看法，包括一些年轻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干部。他们不顾个人得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毛主席积极参与这些讨论，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了包括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以及基层军事干部的意见后，才最终确立了正确的军事领导，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使红军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在长征的艰难行军过程中，每到一处，毛主席都会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领袖、群众交流，询问他们关于地理环境、敌情等方面的信息。比如在经过彝族地区时，通过与彝族同胞的沟通，红军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顺利通过了这片复杂的区域，这一系列行动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倡导的让敢说话的人说话发挥了关键作用。整风运动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在运动中，各级党员干部被鼓励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进行深刻反思。无论是高级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能在整风会议上大胆地指出问题所在。例如，一些在实际工作中深受教条主义之害的干部，详细讲述了在执行上级指示时，由于不顾实际情况盲目照搬理论而导致工作失误的案例。这种公开透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全党上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促使党员们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整风运动中，对于不同的意见，毛主席并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引导大家进行深入讨论，使得整风运动在民主、科学的氛围中推进。

（二）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讨论

在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面，毛主席积极鼓励根据地军民参与讨论。根据地面临着敌人封锁、物资匮乏等严重问题，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工业自救以及进行贸易活动等，有着广泛的讨论。农民们提出了改进耕种方法、兴修水利的建议，比如一些有经验的老农提出了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土壤特点，选择合适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时间的方法。在工业方面，根据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针对简陋的生产条件，提出了土法上马制造武器弹药、生活用品的办法。毛主席重视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军民齐心，开展了南泥湾开荒等著名的生产自救行动，不仅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还建立了一些简单的工业生产作坊，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保障了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上，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者根据周边地区的经济形势和敌我双方的控制区域，提出了合理的贸易路线和商品交换策略，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灵活的贸易政策，加强了根据地与外界的经济联系。

（一）三大战役中的集思广益

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充分发挥了民主决策的优势。以辽沈战役为例，在战役准备阶段，对于先攻打锦州还是长春等问题，东北野战军内部有不同的看法。林彪等前线将领有自己的战略考虑，而毛主席从全国战局的宏观角度出发也有相应的部署。双方通过电报等方式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毛主席充分听取了前线将领关于兵力对比、后勤补给、敌军部署变化等实际情况的汇报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军事参谋人员也积极参与讨论，提出自己对战场形势的判断。最终，在综合各方意见后，确定了先攻打锦州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成为辽沈战役胜利的关键，也为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对于战役的规模、作战步骤、兵力运用等方面，毛主席与前线将领之间不断沟通交流，使得战役的指挥既体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又充分考虑了前线的实际情况，保证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加速了新中国成立的进程。

（二）解放区建设中的人民参与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建设也充分体现了让人民说话的理念。在土地改革方面，农民群众对于土地分配的标准、方式等有自己的诉求。有的地区农民提出要根据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质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配，有的则对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范围和分配对象有不同意见。毛主席和党中央重视这些来自农民的声音，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合理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不仅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踊跃参军支前，而且保证了土地改革在解放区的顺利推进。在城市解放后的管理方面，对于城市的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等问题，解放区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纷纷建言献策。例如在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中，工人提出了尽快修复被破坏的厂房设备、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的建议；知识分子则对城市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包括建立新的学校、图书馆等。这些建议被采纳后，有力地促进了解放区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广泛征求意见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制定，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农民对于合作化的速度、形式以及合作社的管理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富裕中农对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入股方式存在顾虑，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一些贫下中农则希望加快合作化进程以获得更多的生产支持。毛主席重视这些声音，派出大量工作组到农村进行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同时，地方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如何组织农民入社、如何解决合作社内部矛盾等问题的建议。在手工业改造方面，手工业者对于合作经营的模式、生产分工以及产品销售等问题有自己的想法。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综合考虑这些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造政策，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在稳定中推进，虽然过程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这种充分听取意见的做法保证了改造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促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民族资本家们对于公私合营的政策、企业改造后的经营管理以及自身的权益保障等方面有诸多想法，毛主席和政府相关部门与他们进行了多次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最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中的民主氛围

在新中国的科技建设方面，毛主席高度重视科学家的意见。在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时，邀请了众多科学家参与讨论。例如在发展原子能事业方面，以钱三强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向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详细介绍了原子能技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了我国发展原子能研究的必要性和初步规划。毛主席认真听取这些意见后，果断作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为我国后来在核武器等领域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在航天、计算机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规划中，科学家们关于科研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议都得到了重视和采纳。在文化建设方面，毛主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文化工作者在文学、艺术、学术等领域大胆创新。在文学创作上，不同风格的作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新中国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理解；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问题可以展开深入的讨论。这种民主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毛主席一生都在践行让敢说话的人说话这一伟大理念，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等领域，这种民主的领导方式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凝聚了智慧、团结了力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1949年10月1日，在那段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开国大典”黑白视频上，有这么一个细节：当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有位戴着眼镜、留着短胡须、穿着西装的老先生，在镜头前晃了一下，从原站着的台阶上让出位置，将沈钧儒先生换了上去。这位让出位置的老先生，正是张奚若。

张奚若

张奚若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他的一生可谓传奇：他曾给辛亥革命买过军火；当面顶撞过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独裁；也给解放军带过路，保护京城古建筑，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了国号。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张奚若的一些故事。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

代表们在会上对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解释说：

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民主一词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都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大家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们在讨论新中国的国歌时，有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合时宜，建议另拟新词。张奚若主张仍用原词，他举例说法国国歌《马赛曲》的歌词就是“向暴政做斗争”，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张奚若的意见再次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2年，他成为了继马叙伦之后，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

1953年，政务院召开会议，讨论北京历史建筑的存废问题。会上多个知名学者主张北京的许多历史建筑“该拆、要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主张拆，他说：“有的牌坊柱子都朽了，不拆，大风一刮倒下来就要伤人命。”

吴晗

张奚若当即对吴晗的话提出反对意见：“说是‘三座门’等地方出了车祸，死过人，有民愤，所以要拆除，我很怀疑。北京市的车祸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深知张奚若一旦发言，就会被广为传播，他笑着对张奚若说：“你一宣传，牌楼的命运就更不长了。”

张奚若立即回答：“谢谢总理允许我这样说话。”最后在张奚若的力争下，北京的许多古建筑得以保留。

张奚若（左三）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邀请了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他说：

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有些部门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5月15日，张奚若再次在座谈会上发言，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16个字的批评意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是这么解释的：

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对于张奚若的尖锐批评，毛泽东并没有生气。在1958年1月28日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张奚若的四句话，他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好大喜功不行啊，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参加会议的张奚若马上站了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

毛泽东却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

1958年，张奚若卸任教育部长一职。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因患疾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终年84岁。

张奚若雕像

以下是一些毛主席让人敢说话的例子：

黄炎培与毛主席的“窑洞对”：黄炎培向毛主席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询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这一周期率。毛主席认真听取并给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回答。这充分显示了毛主席鼓励人们提出深刻问题和不同观点的态度。

梁漱溟与毛主席的争论：梁漱溟曾就农民问题与毛主席有过争论。梁漱溟提出一些关于农村建设和农民地位的观点，与当时党的政策和认识有一定分歧，毛主席以平等的态度与他进行交流和探讨，虽然观点不同，但允许梁漱溟表达自己的看法。

张奚若对“党八股”的批评：张奚若批评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文风等问题，毛主席对这种批评非常重视，并且积极推动对“党八股”等不良现象的整顿，体现了对不同意见的接纳和重视。

彭德怀的直言进谏：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基于对国家建设的关心和实际情况的了解，勇敢地向中央反映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虽然之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彭德怀同志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毛主席领导下的党内有一定的民主氛围让同志敢讲真话。

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的观点表达：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速度等方面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向中央反映，毛主席认真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尽管在具体的决策上存在一些讨论和分歧，但也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氛围。

王震对边疆建设的建议：王震将军在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建设过程中，向毛主席提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建议和想法，毛主席鼓励他积极探索和实践。

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李鼎铭是党外民主人士，他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高度重视并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积极采纳。

马寅初的人口理论：马寅初提出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和观点，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也反映出在一定时期内，学术观点的表达是被允许的，毛主席对不同的学术理论也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和思考。

傅鹰对科学研究的看法：傅鹰是著名的化学家，他对科学研究的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并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表达过，毛主席对科学家的意见给予了重视和关注。

钱三强对原子能事业发展的建议：钱三强作为核物理学家，就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向毛主席等领导提出了建议，毛主席积极支持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体现了对科学家建议的重视。

李四光对地质资源勘探的见解：李四光在地质资源勘探、地质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见解和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和支持，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华罗庚对数学发展的建议：华罗庚是著名数学家，他对中国数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毛主席对这些建议给予了重视和鼓励，推动了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

竺可桢对气象学发展的观点：竺可桢是气象学家，他在气象学研究、气象观测等方面的观点和建议受到毛主席的关注，为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周谷城对哲学问题的探讨：周谷城在哲学领域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与毛主席有过哲学问题的探讨和交流，毛主席鼓励学术上的争鸣和讨论。

茅盾对文学发展的看法：茅盾是著名作家，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看法和观点有一定的影响力，也与毛主席有过交流和沟通。

老舍对文艺创作的观点：老舍对文艺创作、文学作品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等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与毛主席有过相关的交流。

费孝通对社会学的研究观点：费孝通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和重视，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荣毅仁对工商业改造的看法：荣毅仁作为民族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对一些政策和措施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推动了工商业改造的顺利进行。

陈嘉庚对国家建设的建议：爱国华侨陈嘉庚对国家的建设、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毛主席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体现了对海外华侨意见的尊重。

赵朴初对宗教政策的看法：赵朴初是佛教界的知名人士，他对宗教政策、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认真听取了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宗教政策。

侯德榜对化工产业的建议：侯德榜在化工技术、化工产业发展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见解，他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支持，为中国化工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孙冶方对经济理论的研究观点：孙冶方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观点，他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思考。

翦伯赞对历史研究的观点：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点等方面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与毛主席等领导有过交流和探讨。

吴晗对明史研究的观点：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对明史的研究和观点有一定的影响力，也与毛主席有过交流。

雷洁琼对妇女儿童工作的建议：雷洁琼在妇女儿童工作、社会福利等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建议，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对她的意见给予了关注和重视。

陈垣对教育和学术的观点：陈垣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他对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与毛主席有过交流。

梁思成对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观点：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他对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观点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和重视。

林徽因对文物保护的观点：林徽因是建筑学家和文化名人，她对文物保护等方面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表达和呼吁。

陈寅恪对学术独立的坚持：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上坚持独立的精神和观点，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尊重和理解。

陶行知对教育改革的实践和观点：陶行知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改革实践和观点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毛主席对教育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也给予了关注。

需要强调的是，毛主席始终倡导民主、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以推动党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些例子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有着一定的民主氛围和广开言路的态度，为国家的发展汇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应该基于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1. 早年经历与革命生涯：

张奚若出生于陕西朝邑县一个家境尚可的家庭，父亲曾是朝邑县商会的会长。18 岁时，他进入陕西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之一宏道书院念书，在此结识了后来的著名学者吴宓。受到邹容《革命军》的影响，张奚若毅然投身革命。在一次学潮中，19 岁的他带头赶走了两名恶毒的日籍教师，随后出走上海，就读于中国新公学。

在上海，张奚若结识了于右任、杨西堂等革命人士，并加入了同盟会，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先驱交往密切。杨西堂欣赏张奚若的才华，将长女杨景任许配给他。辛亥革命前夕，井勿幕派张奚若前往日本购买军火，准备举义。武昌起义爆发时，武器尚未运回，之后他再次前往日本将军械运回陕西，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功臣。

2. 留学经历与学术积累：

张奚若对知识有着强烈的追求，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起初，他打算攻读土木工程，但因对数学兴趣不浓，转而攻读政治学。在哥大，他与胡适、陶行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是同学，还结识了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1920 年，张奚若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这段留学经历使他深入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政治见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回国后的教育与学术贡献：

教育工作：

1925 年回国后，张奚若历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务。1929 年 8 月，他应聘成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清华，他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在教学过程中，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原著的研读。他不主张学生多读教科书，而是要求学生阅读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思想家的原著。他的课“好上不好下”，课上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随校西迁，担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学术著作：张奚若虽然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一生著述并不多。他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论著，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回忆 1931 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称赞其为“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4. 政治活动与社会影响：

抨击国民党统治：

张奚若关心国运，痛恨腐败和独裁。1936 年 11 月，他在《独立评论》（胡适创办）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独立评论》停刊数月。1941 年 3 月 1 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1946 年，他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猛烈抨击反动当局，指出当时中国政权为一些反动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引起巨大反响。1948 年，他与朱自清、吴晗等签名支持拒购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购证的声明，积极参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对新中国的贡献：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在讨论新中国的国号问题时，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更好，因为“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采纳了他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1949 年至 1973 年，他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在推动中法、中日建交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5. 人物评价：

张奚若终其一生，始终以全体人民的福利为中心目标，保持着仗义执言、坦诚耿直的作风，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着深厚的造诣，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政治活动中敢于直言，为国家的民主和进步不懈奋斗，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誉。他的思想和精神对中国的政治、学术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张奚若去世后，整理辑成的《张奚若文集》于 1989 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学术成果和政治理念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