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

如是

老庙里，越来越清净，为给学校腾地方，老庙里只剩下一个老和尚念经的声音逐渐清晰，还有操场中央那棵巨树。

暑假，父亲教书的学校里，会逗我玩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波一波的走了，清晨看见父亲在给要走的老师们道别，还有毕业了的学生来拜别父亲，父亲除了鼓励他们参军就是劝导他们续读高中，还承诺读高中还来父亲的班。

父亲在打听到四级站有没有车，到会泽的车有没有，有没有到东川的车。

上海牌旅行包的拉链坏了，父亲用一根细细的铁丝把豁开的拉链口缝上，但是提手断了的一只，就只能是布条替代了。清晨，父亲笨手笨脚地给我穿衣服，是平时舍不得穿的哥哥的海魂衫，袖子烂了，是一个高中女生揪住我给我缝补的。这一早，我知道要回家了。

要回家见到妈妈的冲动让我兴奋地又去爬操场中央的那颗巨树，急得老和尚连忙栽栽跌跌去告父亲。父亲和老和尚抬头望向密不透风的树冠寻找我的踪迹，我却悄悄从雷打火烧空的树心中间爬下来了，偷偷揪了一下老和尚的袍子，把老和尚吓一大跳，然后我就疯狂的跑，父亲和老和尚就追，他们总是差我一步追不上，他们故作气喘吁吁，他们用强大的虚弱来换我青翠的童真。

巨树根部要五六个人才能围得过来，板根一片一片扎入大地，周围一圈条石砌成的围台早已被人们或坐或卧，磨得油亮，树中心有两个树洞，是雷打火烧空的两个树洞，沿着树洞就能爬到五六米高的地方再爬出来，那里已经是一个平台，那里没有父亲的唠叨，是我的游乐场，是我的天上人间。

学校起初是在老庙后门旁的一个水磨房里办了一个班，两个老师几个学生，后来学生越来越多了，老和尚就把空荡荡的老庙腾出来，给学校做校舍，开始只腾出几间诵经房，后来大殿也成为高中班的教室。

上课铃是一口银铃，铃口有脸盆大，挂在椽头下。庙门巨高巨大，门槛，像我那样的小朋友，跨一只脚进去，裤裆就担在门槛上。庙门用铁条将三层木板夹在一起，外层斜着拼接，两扇门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V形图案，铁条内外由拳头大的铜铆钉铆在一起，密密麻麻的铜铆钉，就和动画电影里的猪八戒山门一样，于是，抠着铁条和铜钉爬大门也是我的一项游-戏。

庙门外是卖酸萝卜的地摊，爷爷奶奶们都认识我，他们给我一片薄薄的酸萝卜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鸡屎糖和搅搅糖就得花钱买，父亲从来没有买过鸡屎糖或者搅搅糖给我吃，虽然我经常馋得哭起来，但后来我开始早早的帮爷爷奶奶们摆摊收摊，偶尔能挣来一丁点鸡屎糖或者搅搅糖，但我已心满意足。

临考开晚班，父亲没空领我，我就基本由老和尚领，领着领着就睡着了，早上醒来又是在父亲床上。老和尚住在后院的禅房，原有的一间禅房分隔成四间5米见方的隔板间，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老和尚屈居里面那间没有窗户的，父亲和雷老师分得靠外有窗户的房间，刘老师在里间，他的灯泡坏了，又迟迟没有发新灯泡，也没钱买新的，刘老师就把课桌搬到父亲窗户下批改作业和备课，父亲把灯泡挂到窗户上，里外都照亮，刘老师备完课后就用一张塑料布盖在课桌上，用砖头压住塑料布。

一排禅房都这样，一间分四间，一间一个老师，即是宿舍又是办公室，每间一个鸡蛋大的5瓦的灯泡，不允许用火，每周都会检查宿舍安全。学生住庙门两旁的二层土楼，二层土楼从庙门围操场转一圈都是，一楼是男生，二楼是女生，一楼男生大多欺负我，二楼女生大多喜欢我，所以我大多时候在二楼和女生玩。

玩的游-戏很简单，有揍揍包弹脑门的，有翻花绷绷的，用象草叶编花辫子的，这就够了。男生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灰色调，即使补丁背补丁，也是深灰色盖浅灰色，脸是灰色，头发永远灰色和灰，女生们就大多白色，脸白脸盆白，人白衣服白，还偶有花色和香味。大多同学家庭条件很差，交学费是交扫帚，交烧柴，交高粱交苞谷，只要是学校需要向外购买的物资，学生家长都会用来交学费，一次交不够，就一个学期里一点一点拿来交，因为卖市场去卖不起价，交学校能抵比市场价高的学费，父亲记账，舍不得压价狠。

有一次，金沙江涨大水，一个学生家长去江边飞钩捞水淌柴，一飞钩勾到一条大鱼，比我还大的大鱼，家长舍不得吃，背来学校交孩子的学费，父亲认真问了市场价格，家长却一直再给父亲说，加一个礼拜，加一个礼拜，父亲在本子上给学生记账，就在不完整的正字上添笔画。

晚上，后院伙房煮了一大锅水煮鱼，每个学生有一大块鱼肉，香油是老和尚拿出来的，他那晚偷偷地又念起了经。同学们平时吃饭都是蹲在大树下或者宿舍里吃，那天他们是在操场上一边跑一边跳，一边嬉闹一边吃，我端着一大坨鱼肉跑去看老和尚念经，问他怎么不吃鱼肉，老和尚说：

“和尚不吃肉”。

我看见他滴下一滴眼泪，又问：

“你哭什么？”

老和尚说：“等你长大了就认得了。”

如今回想起来，他不会教书，他只能祈福同学们能天天吃肉吧。虽然他不吃肉！

蒙姑镇逢五赶街，在五里地外，逢街天，又逢周末天，父亲就会带我去赶街，离街还有两百米处过一座桥，名叫红军桥，二十来米长，六七米宽，这座大桥旁边十几米处，是一座真的红军桥，是铁索桥，红军曾经从此而过，也只有二十来米长，宽却只有两米宽，桥板早已全部腐烂脱落，铁索还泛着赤褐色寒光，其实，四级站那边还有一座铁索桥，两百来米长，三四米宽，桥板是新的，桥那头连着象鼻岭，来往的人都在铁索桥上过，晃晃悠悠的，可想着去桥上玩了。

“两座铁索桥相连的道路一直通往树桔红军渡，罗炳辉带着这一支队伍翻越乌蒙山从金沙江渡过四川去。”父亲不嫌唠叨，每次去赶街都给我讲，我如今记得深牢。

父亲带我去赶街，即使是我特别想要的新鲜东西，父亲都只向货郎要来给我摸摸看看，摸够了看够了就还给货郎，我也只能悻悻地跟父亲离开。肉是要买的，但每次只买薄薄的一片肉，当然，父亲炒肉就不能细说了，反正很难吃，但再怎么难吃，我也只是相比母亲的味道而言，比起学校伙房的菜食，那真是打牙祭。伙房一学期极少做荤菜，其他老师偶尔会买一片肉回来开小灶，父亲也买，为我开小灶，但父亲却总是说吃蔬菜利于健康，于是，父亲只看不吃，于是，父亲的小腿迎风骨就像刀片一样锋利，大腿也细得像小腿，两个乳头旁一棱棱的，不禁让我联想起猪肉摊上的排骨，也是一棱棱的，而且我还知道小手臂是两根骨头在里面，因为父亲的小手臂一眼就能看清楚内部构造。

一天我在树上睡着了，晚了才下来，巧了，那天老和尚去给人念经，晚了才回来，主人家给了老和尚一把挂面，父亲以为我跟老和尚出去了，就没找我。我爬下树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回去，父亲还在上晚班，我偷偷摸去老和尚家，一眼看见人家给老和尚的那把面条，馋虫爬进脑子里，呜嚷着要吃面条，老和尚忽然忙手忙脚去伙房煮面，我就守着灶门凑火，由于着急吃上面，把火凑得旺旺的，父亲下课路过伙房门口，看见老和尚和我在伙房，才知道我睡树上没吃完饭。学校有规定，伙房不允许私自使用，为了给我煮面吃，老和尚犯了规矩，还浪费了柴和，但是老和尚是好意，第二天晌午，父亲带我去后山打柴，还学校的物资，下山来，遇见老和尚，老和尚也背了一捆柴，压得嘿吃嘿吃的，父亲背一大捆，我背一小小捆，回到伙房，在伙房的老师们看见我们，打趣地说：“诶呦，负荆请罪么？”，父亲咧咧嘴接话说：“找两个小桶来，让他挑一星期的水。”

我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候，跟母亲一起挑过水，桶里放几片树叶，水就不容易晃出来。早上我去水井边挑水，还在井边扯了两片蓖麻叶放桶里，刚挑进伙房，一个刚下课的老师摸摸我脑袋表扬我，他口干舌燥，舀起一瓢水就喝，结果坏了，他上着课就开始闹肚子，闹了不会停，后来老师发现，闹肚子的老师是喝了我挑来的蓖麻叶泡水，蓖麻叶杆上的白浆有毒，他中毒了。还好他反应快，发现也快，没有给全校师生做到饭里，从此，伙房就成为我的“值班室”，写了一张密密麻麻的规定叫我背下来，原来别门的木棍也换成一把锁，钥匙给了我。这是父亲的计策：“没责任就胡来，管了钥匙，就是责任。”成堆的苞谷面，成堆的土豆，少一个都不行，老鼠就成了我一生的死敌。

我不小心摔碎了父亲的钢笔墨水，学校发的，我躲到老和尚家去，父亲找到我，告诉我：“走，爸爸教你做墨水。”

我怯怯地跟出来，父亲找来一把锈铁钉，把茶杯里的茶叶和花盆里的泡过的干茶叶拿来和着锈铁钉一起用小铁锅煮，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沸腾的气泡慢慢变黑，煮浓后捞出锈铁钉和茶叶，滤除渣，墨水就成了，围观的同学发出惊奇的声音，我则得意得像是我的成绩一样，父亲当时在大殿台阶上现场讲课来着。

一个同学的父亲赶着毛驴上山砍柴，雨大路滑，驴失足摔下悬崖死了，他父亲把驴肉拿去集市上卖，还剩一只腿和一些内脏，就交来学校做学费，那一晚，学校伙房又得吃肉了，父亲还是给学生记账，几个老师负责忙伙房，那天大雨，就在大殿吃晚饭，大殿是高中班的教室，课桌拼一起就是一些同学的床，白天分开就是课桌，黑板是一块大大的木板，反过来做了大家的餐桌。三面墙都有佛像，为了不被破坏，用白布挂起来遮挡住。

大殿教室里的灯泡闪了几下就熄灭了。那天傍晚风雨交加，天暗得早，电线短路停了电，电闪雷鸣间，佛像从风吹开的白布后面露出脸来，又被闪电照亮，气氛突然不好了，不在大殿住的同学就纷纷回了宿舍，父亲和一些老师就壮着胆，陪住在大殿的同学一起吃驴肉，我感觉到那种压抑的气氛，又不想继续陪下去，就用筷子戳着一块驴肉，跑到大殿台阶下，淋着雨，啃着驴肉，嘴里喊：“大雨大雨大大下，小雨小雨我不怕，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别人有伞我有大头，又出太阳又下雨，青蛙出来讲道理……”

终于等来了四级电站有车到会泽的消息，父亲匆匆去集市上买了一对红糖狮子，据说花费了父亲一星期的工资。我想吃红糖，父亲不给吃，父亲想了半天，给我舔一下，我抱起一只红糖狮子舔了一下，很甜很甜，不舍地放下，对父亲说：我只舔了一只，不匀称了，另一只我再舔一下就匀了。然后笑嘻嘻的祈盼地等父亲点头。孩子的笑能熔化岩石。父亲瘪嘴斜瞅我一眼，嗯——！他同意了。

蒙姑到四级电站要走六七公里路，我们要去坐的卡车是解放牌，我和父亲脚下踩着的也是解放鞋，我的小，父亲的大，而解放牌卡车能装下很多穿着解放鞋的人。

电站门口站着的是解放军，开车的人也是解放军，区别是一个拿枪，一个开车。路下边管道里电站内涌出来的水轰隆隆的奔流，卡车的发动机也呼噜噜响起。

卡车在曲折的山路上行驶，木制车邦缝隙很大，山下的道路蓬进来弥天的灰尘，父亲敞开衬衫捂住我的口鼻，半山腰下雨，父亲张开一张一米见方的塑料布盖在我头上，我蜷缩着蹲着，塑料布顶在头上，雨水打上来啪啪作响，然后滑落。父亲看着我，他鼻尖上一滴一滴的雨水晶莹剔透，我伸手玩父亲鼻尖上的雨滴，父亲就傻傻地笑，又搂我更紧。

到了家，我进门很自然大方，直接推开门，母亲带着哥哥坐在火塘边烧蚂蚱，听见我喊妈——妈，母亲几乎是把哥哥丢开扑向我的。我一边给妈妈和哥哥讲趣闻，妈妈一边从火灰里刨出烧好的蚂蚱塞我嘴里，又赶紧凑火，起锅烧油炸鸡蛋，煮面条，妈妈知道，我跟爸爸在学校，瘦了，父亲就在一旁浅浅笑。

父亲早就给母亲写了信，告知暑假回家的事，可是那封信是我们回到家几天后才由村里的李大爹敲门送来，他在城里当兽医，也在村里治人，每天骑那辆邮电局发给他的单车去农林局上下班，路过邮电局还要取信和电报，只要有。

父亲母亲分工合作，每个学期换着带我和哥哥，如果固定带一个，谁跟父亲谁就要一直瘦，父亲只有微薄的一点工资，还要攒钱。跟了母亲，桂朝2号大米基本能吃饱，家里养有几只鸡，每天能捡一个鸡蛋，母亲下地干活回来就能择来一些鲜嫩的蔬菜和野菜，还有蚂蚱知了一类的昆虫，昆虫是儿时农村孩子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可好吃了，还有村里谁家婚丧嫁娶，谁家春播秋收，谁家上梁盖瓦起地基，一村人互相出工出力，就村里的这些事，孩子们每个月总有几顿大肉下肚。村里谁家办席，大人要请到才能去，孩子例外，仇家的孩子也例外。蛋白质不仅以上，一次大舅打了一条大麻蛇，小舅时不时用弹弓打鸟来吃，小姨在稻田里抓鱼和虾，还有黄鳝泥鳅等等，外公还用铁猫——就是老鼠夹，抓过一只超大超肥的大老鼠，大舅来喊去吃耗子肉，母亲不敢吃没去，我吃完一路小跑回来告诉母亲，太香了，太好吃了，母亲听了直泛呕，一天不理我。

收假，父亲换带哥哥去蒙姑学校，寒假，父亲带着哥哥回来，哥哥还带来一支会发光的小手枪，父亲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父亲和哥哥的照片，哥哥就拿着那支小手枪，他们是站在那棵大树下照的，于是我就抱着那支小手枪憧憬着我也站在大树下照一张相。

又一年一天，父亲说，他用一对红糖狮子送给老同学，老同学帮忙找了路子平了反，寒假后，市里调动了工作，调到东川磷化工厂，不再去蒙姑了。

二〇〇〇年冬，母亲承受了巨大的病痛去世，母亲去世后，父亲消瘦了很多，一度饱满的衣衫逐渐松弛下来，也是看到清瘦的衣服，我恍然察觉，父亲的那一身藏蓝中山装是二十年前在蒙姑穿过的，二十年来，父亲没有添过一身新衣服，哥哥和我上学的费用，家庭的开支，母亲的医药费等等，父亲不敢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二十年来，我没有确实地好好看一眼父亲，母亲病重我也是浑噩中送走了母亲，直到父亲又再次回到皮包骨头。

中山装线缝里还保存着时间的新鲜，线缝外面则透露出岁月的厉害。我这才顿悟：我那二十年耗尽了母亲，榨干了父亲，我真该死。

不，不能，父亲老去，我还年青，我死了，远在他乡的哥哥靠不上，父亲老无所依。也许这是我苟且的理由吧。

十年后，父亲中风躺倒了，醒来后，父亲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和记忆力衰退，单身的我无法照料父亲，只能将父亲送入医养结合老年中心。当地政府将老年中心建在半山，那里比起河谷地带燥热的城里，气候好多了。

坐在轮椅中的父亲，身形焦枯，发丝苍白。如果我从他身后走近他，父亲会在我还离一二十米远就忽然察觉，扭头过来极其开心地准确的喊我的小名：“忠忠来啦？”如果我正面走过去，父亲远远看着我或者猛然抬头看见我，父亲会“哦”“哦”“哦”的极力想我的名字，热情地招呼我却怎么也喊不出我的小名。父亲眼睛亮亮地盯着我说：“你来啦”。

球场边，父亲最爱看夕阳，因为我下班后去医养中心，正是夕阳艳红时。父亲唠叨的往事我已听过千遍，我不愿再听，就扶着轮椅站在父亲身后，蜷缩在轮椅里的小老头就开始了无尽的回忆。

有时我到一旁接电话，回来时，父亲的回忆已经到了另一个篇章。茂密的树荫下，啾啾蝉鸣，远处的晚霞似火，父亲的回忆一篇又一篇。

父亲有一房子书，一半是毛选邓选和资本论、十大名著一类的书籍，一半是俄文书籍和笔记，街边杂志只配堆在墙角，但是报纸却收拾的整整齐齐，一捆一捆的码在柜子上面。

父亲嗜书如命，笔记从毛笔到钢笔，从草纸到本子，信件从纸片到信笺，有家书和写给母亲的情书，有一箱子的申诉书；照片从爷爷的长辫子、奶奶的小裹脚，到我哥俩和家里的“四大件”合影，有蒙姑中心学校的师生留影，他们都会选择在那棵大树前合照，身后是那棵扭曲又挺拔的巨树。

翻看着父亲的书籍、笔记和照片，父亲也安静地油枯灯灭。

某年的一天，我去找蒙姑中心学校，凭着记忆，走在已然坦途的柏油马路上，参照山势和河沟水渠的样子走着。盛夏午后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慵懒的人们都闭不出门，我一个人走在凌乱的记忆中无果而返，车行致远，心存遗憾，摇下车窗，风沙灌如眼帘，一朵巨大的树冠在一丛矮房中央高高矗立。我立即掉头，直达学校门口，直直扑入参天大树，站在参天大树的板根前，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这棵树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父亲的青春和母亲的慈爱。它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都承载着我们一家人的记忆。

我沿着树洞爬上我的地盘，躺在那里，看向天空，却不见阳光。这棵树，就像父亲一样，经历了风霜雨雪，却依然坚韧不拔，屹立不倒。我闭上眼睛，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那声音在空旷的校园里回荡，是那么地清晰，那么地温暖。

我想起了那个暑假，我和父亲一起在操场上追逐嬉戏，老和尚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们。那些日子，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快乐和纯真。我还记得，每当我爬到树上，父亲总是担心地看着我，却又不忍心打扰我的快乐。他的爱，就像这棵树，默默地守护着我，给予我力量和勇气。

现在，我站在这棵树下，心中充满了感慨。父亲已经不在了，但他留给我的记忆，就像这棵树一样，永远地扎根在我的心中。

夕阳西下，天边的晚霞映照着这棵巨树，我坐在树下，静静地听着风声，听着树叶沙沙作响。我知道，父亲一定在某个地方，微笑着看我，就像当年他看着我在操场上奔跑一样。

我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走出了学校。我知道，我还会再来，再来看这棵参天大树。

作者本名：张承忠，笔名：司号员、忠途、如是，云南东川人，70后，现居昆明，作品《最是那一碗面》、《我和火车的那些事》、《粮票》等，散见于《昆明作家》《都市头条》《作家美文》《文学沙龙》等，闲暇之余，喜好阅读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