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观的时代价值

文/博华

通过《论语》这部历史典籍，我们知道孔子言及“利”的问题虽然不多，但在谈及“利”时，常与“义”对举。其中广为人们熟知的便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由此可见，崇尚君子之行的孔子，对不义之“利”是鄙视的。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将义利之辨看作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在崇义的前提下，追求理所当然的正当利益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并在生活实践中却演变成了“尚义求利”的价值取向，对此招来不少人激烈批判，认为中国人做事情，总喜欢道德绑架，将所做之事，置于道德的天平之上，用道德价值衡量一番。这让国人无论干什么事情，总是放不开手脚，内心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一度停滞不前。今天重新学习和审视儒家的义利观，还原其本来面目，对于我们现代人在创业之路上，面对世俗诱惑，在“义”，“利”之间，保持自我清醒，学会合理取舍，还是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

通过历史脉络与学理分析，不难看出“义”与“利”的对立并非必然的，也并非绝对的。义利之辨的形成与儒家学说的思想语境有着密切关系。通过《论语》中的一些观点，我们看到孔子对“义”和“利”并不是采取“重义”“轻利”的态度，也不是“崇义”“贬利”的态度，而是主张不求“不义之利”，追利要追正当合理之利。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是也。今天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认为孔子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导致人们思想保守，放不开手脚去大胆逐利，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其实这是不全面和有失公允的。《论语·子罕》篇中有“子罕言利”的记载，“罕言”并非不言，只是一般不直接讲而已，孔子间接谈的并不少。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如果财富可以追求到的话，即使给别人执鞭这样卑贱的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求之不得，那就遵从自己的喜好去做吧。富贵虽然可求，可必须是“见利思义”，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求利，是有先决条件和原则的。就是说，在获取财利时，首先要分析所求之利是否合乎“义”的准则：一是“义然后取”，即合乎“义”的标准，取之无愧；不合乎“义”的标准，坚决不取。二是“先事后得”，即首先付出劳动，然后才可以拿酬劳。没有付出劳动，获得的财富，是“不义之财”，不义之财是不能取的。这也现代观念所强调的“不劳动者，不得实”的原则是相通的。“不劳而获”是不正当的，不是君子品行，不值得提倡。这正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核心之所在。

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富裕和尊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君子是不能接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们，君子是不会去摆脱它们的。追求富贵和摆脱贫贱，是人所共愿，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无可厚非。但这要有一个是不是合乎“义”的问题，合之则得，不合则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儒家所提倡的义利观之本然。从《论语》中，我们可以感知，孔子对义利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富与贵”“贫与贱”显然指的是个人的物质占有欲与社会地位欲，皆属于私利；对于符合义的私利予以肯定。“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可求”指的是不违背义的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他甚至认为“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治理有方，社会安定地向富、庶方向发展，作为“士”为“谋道”而入仕求职的机会甚多，如果仍处在贫贱的困境，那只能说明个人在修养水平、能力与努力程度上有所欠缺，所以“士”以此为耻。不求不义之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无所抑制地“放于利而行”，偏离了“义”，必然招致“多怨”；“义以为上”，孔子认为应该把“义”放在首位。这是做人的精神根基，不能动摇。“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应该自觉把“义”作为内在的道德原则，一旦背离“义”这个根本原则，而以个人的私利为轴心，考虑问题必然患得患失，甚至“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什么勾当都会去做，都敢去做，内心而无所顾忌了，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自然危险就来临了。今日许家印之流，之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翻车，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义以为上”，还是“利以为上”，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也就是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所谓“成人”即完美的理想人格，要培养理想的人格，就必须经常自觉地见利思义，即使长久过着穷困的日子，也不忘“见利思义”“见德思义”。“见利忘义”是小人所为，因为他们眼里只有“利”，为了求得一己之利，不惜放弃人格尊严，没有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去得到所求之利，这样的“利”自然是不当之利，是圣人所坚决反对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所重民、食、丧、祭”，在回答子路出仕如何治理政事时，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利民、惠民为治政五种美德之首。孔子与冉有谈论治国之道时，主张先富民再教民，既增加公众的物质利益，又提高公众的道德品质，这才是完美的利民之举。舍利取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舍一己之私利，存国家、民族、社会之公利，舍个体价值，取群体价值，这就是被人们称颂的“深明大义”。但在公利与公义不一致时，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最重要的三项政事。当子贡提出如果不得已要去掉其中的一、二项，该先去掉什么时，孔子回答先“去兵”，再“去食”，保留“民信”，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公众的信义比公众的利益还重要。由此观之，孔子的义利观是在“义”的价值判断下，让人们在不违背“义”的原则，求得光明正大之利。只有在利与义兼顾的情况下，社会的运行才会平稳有序，且长久衡远。中华文明之所以永续传承至今，与此不无关系。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义”与“利”之间的失衡所导致的，对此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注意“义”、“利”之间的平衡，用良好的道德情操，规范自己的利益行为，是保障国家永续发展，社会长期繁荣的先决条件。

孔子义利观的基本特征是“义先利后，义利统一”，充分显示了儒家义利观的政治智慧。孔子认为在合理的私利、不违背公利的私利以及与道德精神相一致的私利、公利这三个层面上，利与义是不相矛盾的；在利义相悖中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即“放于利而行”，言利不及义，取利不顾义，造成整个社会“多怨”；在“蕴利生孽”积重难返的困境中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即以“义以为上”为修养境界，以“见利思义”为修养途径，当义利不可兼顾时“舍利取义”“杀身成仁”。孔子义利观中的精神智慧启迪了后世无数的志士仁人。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贪腐问题和见利忘义，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不良商家和官员，这些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党和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不断加大惩治力度。要想根本遏制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制度层面的完善，堵塞各种漏洞，另外还要做好舆论宣传，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汲取传统文明的优秀精神营养，摆正个人的义利观，知荣辱，懂取舍，守法纪，明事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既当弄潮儿，又不断砥砺自己的君子品行，成为一个于国于家，有作为，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