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山不会忘记——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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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虎山不会忘记

——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75）

边一峰书记和赵一川县长离开马棚后，按照县委的指示按排，王荣苏代表党组织到磁村找王仁山进行入党组织纪律谈话，明确宣布党的保密工作纪律：“党员身份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不经组织同意和介绍，党内绝不允许发生横的联系。”

谈完话后，王荣苏把一条浅灰色的围脖拿给王仁山，说；“我从大哥王荣华的店铺里拿了两条围脖，你一条我一条，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为了提振抗日军民的信心和精神，淄川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淄川矿区职工会特务队，在翟干臣队长的带领下，策动矿区“产销队”为内应，里应外合，将洪山北斜坑、沈马庄六坑、破桥坑、北斜坑南风井四个敌炮楼的32名伪军解除了武装。随后又协同县独立营营长韩寿堂策反洪六坑十余名伪军反正，击毙日军2名，反正的伪军经过教育全部自愿参加了山东纵队，奔向抗日战场。

在淄西打击震慑敌人，给在萌水张家庄牺牲的8名烈士报仇。

淄川县委县政府在镇门峪开会研究，从八区（商家）区中队、县大队和公安工作队中抽调20人组建武工队。布署巩固八区（商家）、开辟七区（萌水），制定了消灭刘佩水的汉奸武装（俗称二五子）通讯大队和直属秦启荣领导的“铁血锄奸团”作战计划。随即在魏家庄附近消灭了“二五子”通讯大队，击毙队长刘佩水和刘佩同、王光滋等5人，有效地震慑了汉奸武装的嚣张气焰。

1941年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发布命令：推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严令属下“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

蒋介石则采取“保存实力、消极防御、反共灭共、等待胜利”的总方针。造成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队接受日军“招抚，”相继投敌。还先后制造了“皖南事变”和多起反共磨擦事件，各地土顽反共势力有恃无恐，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腹背受敌。加之山东1941年起连年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虫灾，农粮欠收、经济困难，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较1940年缩小三分之一，人口由1200万减少到750万，八路军人员减少四分之一。

1941年3月起，日军在淄博铁路、公路沿线采取“分进合击、梳篦清剿、铁壁合围、纵横扫荡”和“三光政策。”建立反共自卫团和“保甲制，”清查户口，实行“良民证”、身份证、旅行证管制，发展乡村自卫，配备伪村长、伪保长、伪乡长、伪镇长。宣传“归顺皇军、和平共荣”和“大东亚共荣圈。”对抗日根据地频繁进攻清剿，一个月最多时向根据地扫荡32次。严峻形势下，抗日队伍中力量开始分化，许多革命意志薄弱者接受敌人诱降叛变充当汉奸：

博山县七区区长孙伏武带领区中队9人携枪投敌、淄博矿区党委宣传委员孙化清、益都四区（现张店区沣水镇）区长邹民山、淄川区二区（洪山镇）区长孙俊礼、淄川县公安局长郭俊三、桓台县公安局局长王应声、短枪队副队长王玉树、公安队长张裕安、副队长张裕良、临淄县新独立营营长王立庠、长山县九区（现张店区卫固镇）区长郭里庭、区委书记邢明忱等相继叛变投敌。

博山孙伏武投敌后，日军委任他为淄川、博山、益都、临淄四县“剿共”队长，孙伏武极力效忠日军，又拉拢18名干部投敌，配合日军扫荡，抓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干部群众200多人。

为了坚持淄河沿岸的对敌斗争，鲁中区党委决定以益都县委、县政府为基础，建立益都、临淄工委和益都、临淄、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办。”

益临工委和“四联办”旧址

益临工委和“四联办”的管辖范围是：西起胶济铁路张博支线，东到潍县弥河沿岸，南到杨集山区，北到胶济铁路。但此时该范围内由于日伪军的据点连接成片，加上频繁扫荡，已经没有一个村庄属于我方的根据地，只能依靠少数的堡垒户，白天隐蔽，晚上和夜间行动。

根据鲁中区党委的指示，1941年7月，益都县委代理书记赵西林主持筹建了中共益临工委和“四县联办”。（工委书记先由赵西林代理，10月，张敬焘到任。冯毅之任四县联办主任）。工委和“四联办”以领导四县边区人民坚持抗日斗争，打通和保持鲁中区到清河、胶东地区的交通线为主要任务。

益临工委建立后，根据淄东和淄西抗日斗争形势都在日益恶化的状况，为确保清河、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将过去公开的交通站，一律改变为秘密的地下交通线。

管理协调方面，工委设立交通股，选择对敌占区地理熟悉、立场坚定，能当机立断的孙仲鲁担任交通股长；重视地下交通员的选择和使用，由相当于党支部书记一级的党员担任。

地下秘密交通线的规划和设置上，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具体规划设立了四条地下交通线：

北线和西线以千峪村为中心，北线由杨集（工委驻地）—西崖头—千峪—官庄—张赵（现张店南定镇）—商家（现张店湖田镇）—张庄（现淄博市高新区西张村）—尚庄（现淄博市高新区四宝山办事处尚庄村）。地下交通员为张永俊（西崖头人）、王光茂、王光春、刘大东（千峪村人）、仇杰三、许允亭、李相远（官庄村人）、许佃弼（南韩村人）、赵立民、王忠孝（张赵村人），张乃修（西张庄人）、刘风泉、李子元（商家庄人）、张方伯（尚庄人）、邢本桐（军屯村人）。

南线，由杨集—郎庙—华庄—辛店。由地下交通员王自然负责。

东线，由杨集—益都—昌乐—潍南—安邱—临朐，地下交通员有秦立峰、张立梧、尹宗礼、温学厚、张健（女）等。

西线，由杨集—冯家岭—井筒—千峪—大王庄—藏梓窝—肖庄—台头崖—滴水泉（王宗顺家）—马棚（李云英家）—茶叶口（泰山地委驻地），地下交通员有许光明的爱人崔玉珍，晏兴堂的爱人魏宝珍、陈步云，井筒村的赵德成等。

这样，从1941年7月开始，滴水泉（王宗顺家）和马棚（邵大娘李云英家）的交通联络点就由公开和半公开，正式转为秘密交通联络站。

自此，马棚邵大娘（李云英）家原来交通站的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全部撤出，无关人员禁止介入接触。联络站（点）只接待地下交通员崔玉珍（翟干臣的表哥--许光明的爱人）和魏宝珍（晏兴堂的爱人）。这也是抗战时期仅剩的一条始终联结鲁中、渤海、胶东三大根据地没有中断过的秘密联络交通线（滴水泉王宗顺的家三次被烧毁，解放战争中，王宗顺同志南下后牺牲在战场上）。邵大娘（李云英）作为常年具体负责接待联络和保守党的秘密工作的安全责任人，其责任重大可想而知。

邵大娘（李云英）前辈遗像

当时，交通员和联络站的任务不仅繁重而且危险，没有坚定的立场、大无畏的勇气，反应灵活的头脑是不行的。所以，往来于“淄西通道”的崔玉珍、魏宝珍、陈步云等交通员都是借用跑生意作掩护来传递情报；而邵大娘（李云英）等联络站的工作人员除了做好保密以外，还要为了掩护交通员和秘密情报，千方百计与敌人周旋。敌人将交通线破坏了，他们再建，虽反复多次，但交通工作始终未断，一直坚持到三大革命根据地（清河、胶东、鲁中南）连成一片。当年，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同志，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淄西通道”中的一段

时任淄川县公安局长的晏兴堂同志，在为邵大娘撰写证明材料时写到：

晏兴堂及家人

“1940年时期，马棚庄以上是我们的部队常住在那里，马棚庄以下是敌人常住在那里。马棚庄是属于一个边沿地区，我们部队自从经过，经常到这庄活动以后，邵大娘就与我们接洽上了，除了给我们供煎饼，接待我们的同志外，她家实际上成为我们的一个接待处。

同志们什么时候去，他就什么时候为同志们烧水做饭，不分白黑地为我们工作。为掩护我们的同志，为革命不知跑了多少腿，受了多少风险。

……

1941年，县府驻到莱芜时，为了和淄川工委取得联系，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这样就得必须有一个交通员从地委（驻莱芜王庄）到淄川工委来回联系。我就叫我爱人作这件事情，逢西关集的前一天到马棚邵大娘家住下，第二天随赶集的人下来，下午再随东山里赶集的人到淄川工委，取得联系了解好情况后，到下一西关集、再随东山里赶集的人下来，下午再随西山里赶集的人回马棚到邵大娘家住下，第二天回地委。这样邵大娘就就成了我们的一个交通站，交通员的落脚点。这件事，我爱人做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就被我村的坏人韩三告了密，敌人要抓我爱人，她做不下去了。我们又找了一个陈大爷（陈步云的父亲），做这件事，但仍然是在邵大娘家作为交通站。

那个时候，我们部队同志们的家属去以后没处住，大都是邵大娘给安排住处。如李明清的爱人王洪玉、廖容标的爱人（汪瑜）、陈步云的父母等，都到马棚庄去过，不是住在邵大娘家，就是由邵大娘给安排在其他人家住下（其实都是住在三个妇救会委员的家中--编者注）。

……

一九四一年九一八大扫荡时，我们损失比较大，当时赵一川、周鹏斋，边一峰等带着一个连，从镇山岭（镇门峪）突围到了马棚山，因不了解情况不敢下山。邵大娘曾几次冒险到山上去给同志们送饭。两天后，我们的部队才突围上了铁道北。这是我去省开公安局长会议回来后，由赵一川同志告诉我的。

那时我们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在她家休息的是很多的，同志们生病在她家休养的也不是一个两个，邵大娘都是热情招待。因为这样，邵大娘曾被敌人逮捕过，被人保出，仍是积极为我们工作。总之，邵大娘为革命做过很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