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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结婚证的那些事儿

——人“拿青春赌明天”，我“拿爱情赌前程”

　　　　　　作者孙明铎

我敢说，天底下领取结婚证像我这么难的，我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我1963年8月应征入伍，到吉林蛟河XX军XXX师，新兵连训练结束，被分配到师直属队通信连。三年服役期未满，下连2年8个月入党，2年9个月提干，排职，行政23级。提干前，每年都评为“五好战士”，获无线电台报务员“二级技术能手”，参加过沈阳军区无线电通信大比武。

我的个人前途开始走向辉煌的历程。

同时，我美好的人生，也来到不可抗拒的“史无前例”历史节点上。

指导员催促我赶紧找对象，快结婚。

1967年6月初的一天，连队杨XX指导员找到我，说：“你看，你提干是不是一年多了（我入伍四年没回过家），可以享受休假了。你看看，如果想休假的话，你写个申请，我给你批了，回家看看父母。”同时，他特别“关心”我的婚姻大事，重点指出：“也可以考虑考虑个人婚姻问题，有合适的定下来就结婚（这么快太突然）。”我心里有些陡然，听这说话语气，感觉这次批我休假，好像就是督促我回家找对象快结婚（正常情况下，没有这么做的）。

我喜出望外的同时，经他这么提示，让我想到曾经认识的一位龙井姑娘，于是，趁休假期间去了她那里。通过交谈，她表达对我的看法，一是有满意的地方，二是还有点不如意，主要是嫌我个子矮，长得黑，家里穷，还是个“兵头官尾巴”。她把心中的疑虑对她继母讲了，继母说：“各项条件都不错，男人中等个儿可以，男孩子黑一点，这有啥！关键是他家姊妹多生活困难，你得自己考虑好再决定。”

两天后我和她分手时，她表示可以保持联系。

指导员用预备党员转正要挟我，不许我和她谈恋爱。

我探亲结束回到连里，指导员急不可奈地问我：“婚姻问题怎么办了？”我如实做了汇报。

这个时节正是我预备党员转正时间到了，没想到指导员翻脸不认人，反咬一口，说我私自谈恋爱，不向组织汇报。他暗地唆使几个党员，在讨论我转正问题上，大会小会批评我找个“资本家的女儿”、“资产阶级臭小姐”当老婆。

讨论我转正时，指导员事前唆使几名党员率先发言，讨论意见一边倒，就是不能按期转正，结果把我党员预备期延长一年。

事情过后，指导员还在我面前买好说：“你看，你转正的事儿，领导本来想让你按期转正，但是，党员群众不答应。”他接着说：“你也看到了，讨论你转正那天早晨，我和你们费台长（我入党介绍人）谈话，你从旁边路过，大概也听到了（其实我知道谈我转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听），我还让他做做战士党员的工作，说服大家同意你按期转正。可是会上群众党员不答应，这你怪不得领导。”为了验证指导员这番话的真实性，过后一天，就我和费台长在一起，我试探地问他：“我问你一个事儿，你能不能实事求是回答我？”他略加思考，然后回答说：“我能。”然后我问：“讨论我预备党员转正那天早晨，我看到指导员和你谈话，在说我转正的事儿，他当时跟你说的是让我转正，还是不让我转正？”他略停四五秒钟，十分肯定地说：“说的不让你转正。”

既然延期转正了，我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写信告诉她断绝一切来往。

然后的一年多，他们还是拿我转正卡我，到期不讨论，过期讨论转正通过也批准了，我追问几次，指导员支支吾吾不回答我。因为师炮兵室赵主任需要这个信息，我一再询问指导员，还是转弯抹角拒绝回答我，一直到批准转正两个多月以后，才编造理由答复我说批准转正了，说完还威胁我说：“以后你再不和她断绝关系，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军官恋爱结婚，需要组织审查批准，这个规定我清楚，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审查我的军婚时，却颠倒是非，造谣中伤欺骗我。

预备党员延期批准转正以后，我强烈向领导提出，请领导做一次调查，审查她家到底是否符合军婚条件。

领导表面装出对我“仁至义尽”，先后三次发涵或派专人前往龙井，前三次的调查结果略有不同，因为调查结果对我有利，领导编造其它理由，对我说就是“不批”。

1967年7月4日，第一次调查信发走了，7月30日回来的。8 月3日晚指导员找我，先把调查信给我看了，信上的家庭成分写的“小资产”，还介绍了她父亲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她本人各方面表现，并明确注明她本人生活作风没有问题。我看完以后问他：“小资产这个成分有什么影响没有?” 他说：“小资产本身没什么，问题是看她家公私合营前，有多少资本，雇人没雇人。”然后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试探地问：“我听从组织的，组织是什么意图呢？”他接过去说：“两个方案，一条是你去封信断了算了。二是根据你个人意见，如果不同意断，就再给你调查一下。”他还向我交底说：“要是没雇人就差不多，（公私合营）资本要是五、六百元也差不多，要有三千元两千元的就够呛。”我说：“既然到这个地步了，就请组织把这两个问题再调查一下。行就处，不行就拉倒。”他说：“那就再调查一下，把那两个问题，弄清楚就行了，别的都清楚了。”

事后听妻子说，这次调查，谈话人找了龙井农机修造厂（当时妻子所在单位）描图员郭桂芝，她是妻子的邻居，也是发小，调查问话内容，带有明显倾向性，其他问题都搞清楚了，问话重点是反复询问妻子的生活作风问题，郭桂芝显然有反感，不耐烦地说道：“关于耿桂英的作风问题，我敢保证，她没有这方面问题，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谁不知道谁（他们幻想，假如证明她有作风问题，我自然就放弃了）！”

他们没找到她不符合军婚的理由，仍然不死心，告诉我，还要发第二封调查信。

距离上次谈话过去十来天，我问指导员：“调查信发没发走？”他说：“没有，不准备发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过些日子准备去个人。”经过我的交涉，

他答应马上发第二封调查信。过几天调查信真的发走了。这些情况，都是我们连在师营房大门口收发室值班的H排长告诉我的。和我同在电台的老兵郑仁善当时在收发室对面的“支左办公室”工作，他告诉我，在收发室看到过这封信。她当时从龙井给我的来信中，也告诉我部队去信调查的事情。从以上三个渠道都证实，第二封调查信回来了，指导员却欺骗我说：“你那个事，第二封调查信还没回来，又派一个人带了一封信去，结果信没回来，人也没回来，等回来再说吧（没抓到不符合军婚的理由，故意拖延）。”

各方信息都证明，他的此番话完全是在撒谎。派人去倒是真的，当时派的是紧挨我连的师直警卫侦察连连长李XX（朝鲜族），他家住在龙井，李东山找的是龙井公私合营百货商店党支部书记宋金玉。李XX还对宋书记说：“（参加公私合营）一千多元，这不算啥。”当时，在我内心里已经知道，第二封调查信回来了，没找到不符合军婚的理由，不随他们心愿，我心知肚明。我当时之所以没把指导员撒谎的事情向他戳穿，因为这个时候，我还没把他们（他幕后有个团队）想的那么坏。

第三次调查信回来，还是没有抓到不符合军婚的确凿证据，情况对我有利。但是，他们寻找各种借口不批，命令我和她立马断绝关系。我为了下一年能按期转正，不敢和领导对着干，只好和她中断一切来往。

他们每次找我谈话，我都按照已知的她家历史事实，一一做过解释或说明，期间她也先后两次来到部队，想把实情向领导一一澄清，领导们不是拒绝接待，就是阳奉阴违，推诿扯皮。在决定要开除我党籍的时候，她再次来到部队，和他们谈了三四个小时，这帮人拿不出理由回答，竞耍起流氓手段，对她说我“不喜欢她”，背地对我说：“她作风不好”。并命令说：“你俩必须断，马上断，我们不听任何条件。”

他们这样做，对其他人说，是对我仁至义尽，实则是给我挖坑，让我在政治上深陷泥潭。

后来事情发展，我才明白，原来指导员要为我包办婚姻。

1967年10月16日，指导员假装“十分关心”地找我谈话，他先问我：“……你现在又找了没有？”我如实回答说：“我的同学为我介绍一个，不过我不认识这个女的，没见过面。”他说：“看一看，如果能行的话早点吱声，好给你发调查信。”停了一会他又说：“将来在蛟河给你找（请注意，是他给我“找”）一个也容易……。”从他的话语中我猜到几分他的用意，我心里在画魂揣摸：“他是不是要把师直属队工作科干事王T甩掉的那个王XX介绍给我，让我去“顶包”？

我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关于王T和王XX的故事。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从朝鲜战场撤回国内以后，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移到和平环境里，部队建设总体开始出现“松、懒、散”苗头，一些军官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思想。这种状态，不是一个部队，一个军兵种，一个军区存在。

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一次到武汉视察，就敏感地发现，武汉军区这种情况比较突出，于是下指示給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部队从将军到师团领导，每年要拿出一个月时间下连当兵，和战士一起同吃同住同操练，体验基层部队生活，体察战士疾苦，从而加强部队基层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电影《列兵邓志高》就是反映这方面题材的。这项活动后来在全军推广，一直坚持若干年。

我所在部队归国后也一样，一些干部工作干多干少不知道，一天无所事事，闲谈莫论的时候倒很多。

X X X师师直机关、师直属队和随军家属，同住师部一个大院，一些军官和随军家属经常凑在一起拉闲话，嚼舌头根子，爱管家长理短。部队回国时间长了，和驻地老百姓混熟了，认识人也多了。军队转入和平环境下，实行军衔薪金制，待遇高不打仗，想在军队里找对象的人也多起来。部队年年都有退役军官，也有新提拔的年轻军官，社会上的大姑娘开始把眼睛盯在这些年轻军官身上。

直工科干事王T是哈尔滨入伍的城市兵，长得油头粉面，书生气十足，能说会道，会写文章，在那个年代也算个文化人。王T在科长张GQ的手下工作，张感到得心应手，成为他的得意门生。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俩关系相当亲密，给人感觉很不正常，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关系，一般人不得而知。

直工科科长张GQ，是1942年参军的老革命，无功自傲，仅凭倚老卖老，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科里一切动用文字笔墨的事情，就得靠王T，王T自然成了张GQ的红人。

王T是个玩弄女人的老手，在蛟河部队提干不久，通过我们师后勤部安副部长在蛟河五金公司工作的老婆介绍，王T认识了五金公司职工王XX，两人开始处朋友谈恋爱。王T经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王XX家里去。王XX单身一人，在单位有一个女同事姓侯H，两人关系亲密无间，属多年闺蜜好友。姓H的家住吉林市，休息天闲来无事，也经常到王XX家去。三人在王XX家里经常碰面，一来二去王T和姓H的混熟了，三个人互相之间，成了分不开的三角朋友。当三人到一起的时候，王XX有时不在眼前或下厨做饭，王T和姓H的在屋里闲聊，开始眉来眼去。两个女人在容貌长相上，姓H的要比王XX更胜一筹，姓H的在王T心里逐渐占据上风，王T便产生喜新厌旧心理，偷偷和姓H的好上了。他俩日久天长感情逐渐升温，由好感发展到萌生恋爱关系，王T干脆把王XX给甩了。

吃醋是女人的天性，王XX被甩以后，自然醋性大发，心里感到气愤不平，和姓H的由原来闺蜜好友变成了情敌，以至于发展为仇敌，经常厮打到一起。有一次王XX把姓H的手表给打碎了（那个年代，一块手表是相当贵重的一大件），又有一次姓H的把王XX的手表给摔坏了。打来打去，两败俱伤，致使姓H的有一段时间精神失常，休养好长时间不能工作。王XX不肯罢休，找王T理论。王T不改弦更张，两人僵持不下，矛盾日渐加深，逐步升级。王XX到部队大院找安副部长老婆，找张GQ科长，甚至找师里带号首长说理。张GQ对王T这一极端不良行为，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倍加纵容，更加激起王XX的不满情绪，拿姓H的出气，见了姓H的就打，对王T也不放过，到处散布王T和姓H的两人不光彩的恋爱经历。

蛟河当地老百姓，对这件事情反响很大，纷纷到蛟河驻军大院“支左接待站”找首长，要求对王T和姓H的进行严肃处理。特别是五金公司有些群众扬言冲击部队大院，揪出张GQ和王T，还组织一些小伙子，准备手拿大棒在街上堵住王T要揍他。这件事把部队大院乃至整个蛟河县城搅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影响很坏。师直机关和所有代号首长，都知道了这件事情。闹到后来，师政委和副政委，都站出来表态，师参谋长指示当时经手处理这件事情的“支左接待站”周干事，让他代表首长责令王T，必须和这两个女人都断绝关系，一个也不能交往，不管和哪个成了，组织上也不批。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安副部长老婆找张GQ，给他出主意，让他在大院里，再给王XX物色一个干部，那样，王XX不闹了，首长不追究，时间一长，王t和姓H 的关系就自然合法化了，到那时候首长就没有理由不批。

为了替王T摆脱尴尬困境，成全王T和姓H 的两人美好姻缘，张GQ 按照这个思路，开始在部队大院，广泛为王XX围猎年轻军官，如果找一个自身条件好的，王XX一看就满意，事件自然就很快平息了。所以，张GQ 极力在部队大院搜寻目标，先后介绍了好几个，其中找我们连无线电技师刘XX，运动通信排H排长，谁都不同意。张科长为了对得起王T，找一个又一个，最后找到我头上。他们为了保证成功率，找各种理由做为借口，千方百计阻挠我和别的女人来往，其中包括多次责令我和她必须断绝关系。

1967年7月初的一天，连队党支部委员费殿DC对李维祥说：“孙明铎那个事（军婚）没批，主要是直工科卡了（注意！此话千真万确，以“卡”为轴心往下思考，自始至终都犯“卡”）一下子。”随后一个星期天，费DC对我说：“支委会上研究（你的军婚）时说的，就是她家成份不行，别的没说。”

1967年7月10日晚，指导员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事要去信马上断，调查信都回来了，因为她家成分没定下来，要定也得‘史无前例’后期。”我当时问他：“第一封信回来咱不是都看了么，成分是小资产，今天怎么又说成分没定下来呢？你当时说小资产成分倒没啥，问题是（公私合营以前）看雇没雇人，再就看看资本有多少。你当时还说，雇人就够呛，没雇人就差不多……。”我说完，他接着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明天把两封信都拿来，给你看看，咱们再研究。”

第二天，指导员又找我，说：“事情就是这样，小资产这个成分就是不行，还是得断。”我接着引用他以前的话，说：“第一封信回来的时候你讲得很清楚，小资产倒没啥，就看雇没雇人，再就看资本有多少。你还说雇人就不行，没雇人就差不多少。资本有三千元两千元就够呛，有五、六百元就差不多。现在怎么又说小资产不行呢？如果第一封信回来说小资产不行，你们肯定不用发第二封信！”他听完，又改口说：“她家公私合营以后拿定息，‘史无前例’中，人家要给她家取消定息，她家还不干。”我反驳他的话说：“你说错了，事实完全相反，她家在她参加工作不久，就自己主动提出取消定息的。”指导员和在场的文连长都红着脸没话答复我。停了半天指导员说：“不光因为这个，听说这个女的在‘史无前例’中表现不好……。”因为我6月份探亲去过她家，非常了解这些事情，所以我反驳说：“不对，她全家人参加同一个群众造反组织，而且是延边驻军支持的呢！”他说：“军队支持还有支持错的呢！”他说完，我让他拿调查信看，他说：“调查信不能给本人看。”我说：“昨天晚上你不是说给我看吗？”他说：“这是组织上掌握的，组织上给你看你就看，不给你看你就不能看。”我说：“你不给我调查信看，我就不相信你们讲的事实是真的，这里面有假，你们撒谎！”他听后暴跳如雷地说：“你说谁撒谎来？你不相信组织，是你个人的问题，你考虑你是在和谁谈话！”我说：“我相信组织不等于相信你个人，就是你撒谎！为什么第二封调查信在6月初就回来了，直到6月末你还说没回来？”他说：“那它回来了，问题没说清楚有啥用（注意，又在撒谎）？”我说：“那就请你把调查信拿出来给我看看。”他说：“她家有一千元资本，过去每个月拿几元钱定息，这就不能批，信也不能给你看！”这里我要指明的是，这封调查信的回复材料正是龙井农机修造厂小郭给证实的，肯定她“没有生活作风问题”那份材料。我当时提出三点要求：“第一点，我们原来师直训练队有个董参谋，找个富农女儿为什么都能批？我们连有的干部，找个中农成份的女儿，怎么也能批？解放前后，一个经济上大体和中农相似的小资产，只不过是个小商贩，为什么不能批？”他没立即回答，用笔一项一项记录下来。我提第二点：“你们还有什么不批的原因，都一次讲出来，不要变来变去，今天一套，明天一套，搞突然袭击，来吓唬人！你们自己说的都自相矛盾。第一次说成分没定下来，定也得‘史无前例’后期。看看唬不了人了，改口说小资产这个成分不行，再看唬不住我了，又改口说拿定息不行，说她‘史无前例’中表现不好，部队支左还有支错的……。你们这些说法，根本不能让我信服。你们最好把所有的原因都说出来，我好作全盘考虑（如果说服我了，我当断立断）。”他听完，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一点我敢保证，别的再没有了。”我用赌气的口吻说：“那好，你们以后别的再也别提了，啊！”我提第三点：“信给不给我看，权力在你们手里，现在不给我看，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你们不要把它毁掉了，将来好有据可查！”他说：“你放心，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不能把信毁掉。”

1967年7月12日，我收到她的来信，信中告诉我，前几天她继母抱孩子上公私合营百货商店党支部书记宋金玉家，宋书记告诉她，前几天来个解放军（就是李DS ）问他，老耿家公私合营时有多少资本。宋书记回答有一千来元。李DS 当时说：“就这么点儿，不算啥！”她母亲让她告诉我的意思是，来调查的人都说没有事儿，让我别担心。

1967年7月13日，师直属队工作科蒋干事找我谈话说：“……看看你都有些什么想法，今天你都讲出来。”我便把指导员以上每次谈话前后的矛盾之处都指出来。他听后说：“这些我也解释不清楚，明天让科长来跟你谈谈吧。”

第二天，直工科张科长果然来找我，他先问我有什么想法，我错误的把他当作救世主，从头到尾把对蒋干事说的想法全对他说一遍。不料他说：“解放军支持的（群众）组织也不一定都好，部队支左还有支错的呢（假如，她参加的是军队不支持的群众组织，他们就会干脆说，她是反军派，更不符合军婚）！不光因为这些，听说这个女的‘史无前例’中表现不好。另外，你的看法也是非常错误的，你说她家小资产成分，和农村的中农相似，那能一样吗？……不过，我们还认为你这是(思想)认识问题，时间长了不改变，那可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啦！”

他说的认识问题，是指我这样看待问题，还是属于觉悟低，可以通过学习教育来提高认识。我要不改变看法，就是站在阶级敌人一个立场，就是站在党和军队的对立面上了。

1967年7月15日，她在龙井得到我部队调查完不批军婚的消息以后，特意来蛟河部队一趟。想找我的领导澄清一下情况，但是，连队和直工科领导都拒绝出面接待。

1967年7月16日早上，文仁义连长对我的战友李维祥说：“……你好好帮助帮助他（指我），他老想不通。”李维祥说：“我怎么帮？你们领导都讲不出道理来，都帮助不好，我能帮助好吗？”然后他问文连长说：“你说这小资产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文连长说：“谁知道哇，上级（指直工科）掌握全面呗！”

7月16日，领导不接见，她孤苦伶仃一人没处去，我不能对她坐视不管，彼此怀着沉闷的心情，没有心思谈笑，没有心情逛街，我俩上蛟河东山烈士陵园附近的树林里呆上一天。那一天，天气和我俩的心情一样苦闷，阴沉而黑暗，下一天淅淅沥沥的雨，我在那里陪她默默流泪，不吃不喝。

在我俩双方单位的道道门槛阻拦和层层关卡的约束下，在想爱不敢爱的政治旋涡里，在想见不能见的氛围下，谁都会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苦恼与煎熬！

我的部队就驻在蛟河火车站跟前，她从长春工作往家走，或从家去长春，必然经过蛟河，她想下车不敢下，想去看我不敢看。我每当看见开往长春、图们奔驰的火车呼啸而过，我就想她是否在火车上，她为什么不下来看看我？她每次路过蛟河想下车看我，却没有勇气，忍受内心痛苦随火车的铿锵声而去。回到龙井，同事没人敢接近她，对父母不敢说心里话，内心的苦恼不知对谁讲好。她想我的时候，当家人面不好意思看我给她的信，跑到仓房里或路灯下反复看我给她的照片信件。她一天到晚茶不思饭不想，人都消瘦许多。

我在部队里几乎失去人身自由，偶尔我背着别人去邮电局给她打个电话，电话里两人说着说着，我会情不自禁的哽咽无语，同时也感受到她在那边流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偷偷看她的照片。我不能写信，不能打电话给她，因为电话接线员就是我们连的战士，他们随时监听并向领导汇报。有一次我跑到邮电局给她打电话，尽管行踪隐蔽，还是让领导知道了。

因为她这次没和我的领导谈上话，这天晚上，我只好把她送到车站回了龙井。

自送她走后，领导们知道她会向我吐露军婚调查存在猫腻，在焦虑地想对策好对付我，整整一个月再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这件事情。

1967年8月16日，指导员找我，首先问我：“7月15日，她来蛟河对你都谈些什么（试探我的情报）？”我说：“没谈什么，不过有些问题我更清楚了（先向他释放信号）。”他又问我的态度怎么样。我说：“组织上叫我断我就断，这没啥。”

她回龙井以后，心里深知我的处境很难，又面临预备党员延长预备期，一直没有给我来信，我俩中断联系。

我为了预备党员延长预备期一年后能按期转正，我也主动和她断绝来往。

1968年9月，在预备期故意拖延14个月之后，讨论通过了我预备党员转正。

1968年10月，师田GW副政委带领工作组到我们连搞创建“四好连队”活动年终总评，他听干部战士反映，我找的对象家里有“政治问题”，亲自找我谈话，我两次和他谈了七个小时，全程他都未做任何反驳，一直耐心听。过后，一次在师直党委会上讨论宣传干事艾立春（和我一个车皮入伍的同班同学）的军婚结束后，他对党委委员们说：“还有个事儿你们记着，就是孙明铎的事情，他和我谈了，我听了一下，他的情况和小艾差不多，你们再调查一下，小艾我们批了，他那个也可以考虑。”

田副政委说的艾立春情况和我的那个她情况一模一样。

田副政委说话过后，师直属队党委书记张GQ顶着不办。张这个人，平时就不把田GW放在眼里，他在干部战士面前鼓动说：“领导怎么的，领导不好，我们也可以贴大字报吗么（当时史无前例期间，除了军事院校，为防止军队混乱，中央军委严令禁止野战军开展“四大”，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得“大串联”）他还到处散布说，田副政委倾向批准我的军婚,是因为他和我“同病相怜”，原因是田副政委找的未婚妻，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据知，后来也批了）。

说到田GW，我有必要作以下交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全国解放扫平道路。

林彪领导的东北野战军（也称四野），在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外围白老虎屯的主力，是四野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连，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GW 。九纵后来改编为X X军。

田GW1941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参加大小游击战上百次，曾一次带领一个连歼灭日伪军四百多人。有一次带领一个班掩护部队转移，负伤20多处，多次荣立战功。解放战争，他和陈学良率领一连十多次攻打锦州白老虎屯，全连185人（有说183人）仅剩下37人，被誉为“三十七勇士”，一连荣获“白老虎连”称号，田GW 陈学良被誉为全军战斗英雄。田GW在历次战斗中，荣立三等功2次，大功1次，被授予“毛泽东奖章”。1950年、1956年两次出席全国英模代表大会。2005年6月25日，参加中央军委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受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我退役之后，他由师副政委一直晋升到X X军副政委。

中央电视台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决战》里，有两集篇幅多次表现白老虎连激战白老虎屯场面，演员扮演的田GW、陈学良的名字多次打在电视画面上。

其实，田GW那么高的职务，我作为最基层的军官，没想也没求得和他有交往，更没有任何私人交情。我那时候心里唯一的精神依靠，就是相信组织，更相信人民军队，认为党是正义的化身，军队处事肯定公平公正。田GW作为一个领导者考量我的军婚问题，在党委会上，他只不过说了一句客观公道的话。我哪里知道在军队里还有那么多不公道的人和事儿。

根据以后的实践证明，田GW是个非常有理性有政治头脑的人。在我复员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国京剧团担任领导，直接受中央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领导。“史无前例”期间，江青抓京剧革命样板戏抓出了一些名堂。田GW那时候如果一味想往上爬，完全可以拜倒在江青面前。但是，他并没有成为江青身边红人，反而认为不能在江青身边久留。日后不久，在他一再要求下，毅然调回X X X师。

有一句至理名言，叫“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事情过后，我反复想过，如果田GW当时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的军婚肯定批准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既让我意外，也让我有所预料。

有一次，张GQ以工作组组长身份，给全连干部开了一个小时会。会议结束后，指导员把我留下，让我找一张蜡纸，为他刻画一张《选拔干部苗子登记表》（以前没有电脑、打字机情况下，用铁笔和蜡纸在专用刻字钢板上刻字印刷）。我印完几十张交给他后，准备回宿舍休息，刚转身要走，他把我叫住了，接着就和我进行一番长时间的谈话。他假装特别关心地问我：“又找的那个对象谈的怎么样了？”我说：“没什么进展。”他又问：“她今年20几（岁）了？”我说：“今年22了，比我小一岁。”他说：“你看，年龄有点大了吧？像你这么大年龄，找一个20左右的正合适！”我一听他话中有话，猜想他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摸清和证实他的意图，我便笑着以话套话对他说：“对了，我也有这种想法！”他带笑不笑地说：“不过大一点儿也好，大的会体贴人！” 我为了弄清楚他到底要讲什么，便顺水推舟笑着对他说：“可也是，像个老大姐似的，也挺好,是吧?”他看我像是要上钩，然后，便慢吞吞地拉上他谈话的主题。他说：“新站(蛟河附近一个镇)康复医院有一个，不过那个地方别扭。吉林209医院（军队医院）有一个，不过长得不怎么样，我没看上。我看上的人还不多呢！”我一边听一边感到，这些话都是引子。果然他简短的一带而过，后面才是他要讲的真心话。紧接着，他全部要说的话，就滔滔不绝的一股脑讲给我听了。他介绍的不是别人，正是被王T甩掉的那个王XX。

关于王T把王XX甩了的事，我早就知道一些。指导员和我这次交谈之前，张GQ把王XX就介绍给我连H排长。他对H说：“王XX条件多好，你就同意吧（逼迫同意），结了婚以后，你们小两口，一个月挣那么多钱，要吃啥没有，穿啥没有？……不说别的，将来有了孩子，都不用买奶粉！”我年轻，对这句话困惑不解，后来我问别人才明白，他是说她胸大。当有一段时间H排长不想处下去，向张GQ提出和王XX分手，张GQ对H大发雷霆，气急败坏地训斥他：“你们就想把人家给拆散呐？……”然后，紧接着就把王XX介绍给我们连无线电技师刘XX，张GQ对王XX说：“我们刘技师那小伙可好啦，无线电技师，技术可过硬（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词）啦，那可是铁饭碗呀，将来到哪个国家都有饭吃！”这话和指导员对我说的是一个腔调，说明是他们事先有统一口径。

领导们看看把王XX介绍好几个人都没成功，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过程中，也把张科长对H排长说过的话也说给我听。指导员极力为王XX大说好话，他继续对我说：“这世界上我能看上的人还不多呢……。嗨！就王T以前的那个人，那条件真好，要叫我，说啥也干了。多好的条件，就那么一个人，有房子，是党员（不是党员），政治上也可靠。又很会过日子，有时一天就吃那么两顿饭，早晨做一顿，连晚上都带出来了……。一个月挣四十多元钱，可能也攒下几百元（钱）了（那年代已经不是小数目）。以前王T到她家去，把鈅匙都交给王T手里，问王T买不买车子，要给王T买自行车。……你看人家赵XX（我连前三排长），这次回家找的那个对象，回去就把手表带回来了。不管怎么样，那玩意儿痛快！……王T就嫌弃人家长得老一点，其实年龄还不大，就不要人家了。结果现在找的那个（指姓H的）浑身是病……。”说完，他没马上问我愿不愿意，一直盯看我脸上的表清。我只是一边听，一边笑嘻嘻地不吱声。他似乎感到有一点门儿，就逼进一步说：“你看，这个星期天，咱们去看看怎么样？……嗨！要叫我，说啥也干了！”我仍然笑嘻嘻的不吱声。他又接着说：“这个事（张）科长知道，……这个星期天咱们去看看，要行就定下来（迫不及待）！”稍后，他似乎扭转话题说：“现在（指年终总评），有的战士给干部提意见，说什么小小的23级，一个个皮鞋擦的那么亮。星期天皮鞋擦亮一点，上街也可以么！……（和她）行了以后，星期天可以去，平时也可以去么，注意一点影响（不让别人知道）就行啦。别人不知道，自己还把事情办了（很久以后，我才想明白，他是在引诱教唆我越轨），多好！”

其实，他和我谈的这些事实，被他歪曲很多，把王XX不是党员说是党员，把26、7岁说成24岁等等，可见他们多么迫不急待！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是怎样曲折变化的，据说是因为王XX和谁都没处成。H排长迫于领导压力，俩人勉勉强强走到一起。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们电台的同志，在报房讨论年终总评的有关事情，中间休息时，别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屋，指导员进屋小声对我说：“你那个事儿，我对（张）科长说了，他同意。科长说这个星期天就去看，行，就定下来（还是迫不及待）！”我当时不好意思马上拒绝，假装半退半就（也想看看他往下怎么演戏），向他点了点头。

1967年12月10日，星期天，吃过早饭以后，我反复考虑不能去和王XX见面，如果见面了，我不好向他（她）们表态，同意和不同意，都会让我非常难堪。我考虑再三，心想我唯一的办法，还是找借口回避一下吧。

我为了不见王XX，这天吃完早饭，就和我的台长邱国春一起上街去了，而后又和他去了他“支左”的单位——蛟河粮库呆了一天。临走前我告诉李维祥说：“如果今天指导员找我，就告诉他我和邱台长上街去了。”果然，晚上李维祥告诉我说：“今天中午12时25分，指导员到宿舍找你没找到，我说你和邱台长上街了。”

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一天，张GQ、杨SR已经将王XX领到我们师部大院，准备让我见她。我心里彻底明白了，原来他们这是要我替王潼“顶包”！

过了几天，指导员看见我，问我：“那天你上粮库去了？”我说：“嗯。”他说：“你走到哪都招风，听说那天还有女同志和你抢毛主席像章（“史无前例”期间互抢像章是一种时尚、跟风）？”我只好笑笑。

指导员应该看出我不想上钩，又怕我揭他的短（指蒙骗我，说她不符合军婚条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找我谈这件事情。

1967年12月27日晚上，我到文连长那儿汇报完工作刚转身要走，指导员叫住我：“孙明铎，你等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我站下来，他停了半天才说：“那天晚上我说的那个事儿，是你听错了，还是我说错了？”我迷惑不解地问他：“什么事儿我听错了你说错了？”他说：“就那个事儿。”我琢磨一会儿，领会了他的意思，说：“啊，就是介绍对象那个事儿呀？”他又停了半天才说：“我说的不是那个，是百货大楼里，进门往右拐，卖玻璃那块儿，有个短发的……。”如果我当时不是个军人的话，我真能骂娘，他为这件事跟我讲了那么多话，和我周旋了好几个月，他竟然用这么一句话，就想把他做的那些事情全盘否认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也暴露他心里有鬼。文连长听完也感到迷惑不解，似乎从中也嗅到了什么，他急忙问杨：“你怎么认识的？”他说：“服务社小苏（军人服务社营业员）对我说的。”因为我不认识小苏，第二天，我将此话告诉老兵郑仁善了。为了验证是否真有此事，我让郑仁善问一下小苏。过几天，郑仁善告诉我，小苏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文连长自那以后，发现端倪，态度有所改变，就不想以组织的名义参合过问我的事情。后来他调出连队回来再见到我，本来应该不在其位不问其政，他却以个人名义关心的语气，问我军婚审批有没有进展。并向我表示，如果我和她向组织申辩的情况是真实的（资本是两家的），就可以批。

在我和文连长接触中，虽然一开始，他也主张我放弃这门婚事，但是他的出发点和别人不一样，是出于善良和关心。这一次过问，更是他一次真心表白。我认为他的人品就跟他的名字一样，是个“仁义”好人。

1967年12月下旬，她从龙井给我来一封信，说元旦期间她要来蛟河一趟，问一下部队领导到底因为什么不批我们的军婚。因为她继母对她说：“你是个女孩子家，不同男孩子，就算跟他不成的话，将来再找一个，也好向人家讲清楚因为什么，要不，你俩整的四邻扒开的，这算什么事儿呀？”接到信以后，我28日晚上特意向指导员作了汇报，说：“她这次来，我自然不能推托责任，我要继续做她的思想工作，说服她与我断绝关系。领导也得出头露面，对她讲清楚为什么不批的道理，必要时，把所有不批的原因，都给她端出来，让她心灰意冷，乖乖地回家去，免得她老来找你们麻烦。”他听完我的话，耷拉着脑袋不吱声，一门儿在抠手里的烟斗，足足有六、七分钟不言语。最后不得已地说：“到必要时侯，就得那样啦。”住了一会他又改口说：“等研究研究，看看怎么说好。”我问他：“和谁研究，是不是和直工科研究？”他说：“嗯，和直工科研究研究。”我又问他：“调查材料不是都有吗？把三份材料综合一起，到时候都挑明了说，让她消除幻想，不留任何侥幸心理。”他很为难地说：“哎呀，材料都不在啦！”我问他：“材料都哪去啦？是不是都毁掉啦？”他说：“嗯，都毁掉啦。”请各位看官们看看，对我有利的，他们都给毁掉了！

1967年12月31日午夜，她从龙井来到蛟河。

我接到她以后，住进我们部队招待所。我事先让郑仁善告诉指导员说她来的事情。等到我汇报给指导员时，他假装不知道，问我：“来了吗? 我还不知道呢（他一贯撒谎）!” 然后他告诉我：“你要和她好好谈谈，领导最好不露面（领导怕什么）。”

我认为，他怕她揭穿他们为我军婚调查造假的事实。

1968年1月1、2 两日，她在蛟河的两天中，连里和直工科没有任何人出面和她谈话。2日晚，她准备回龙井上班了，我到连部找指导员说她要走，看看领导还有什么指示。指导员把我领到另外一个没有人的电报房，问我谈得怎么样。我说：“她还觉得有些问题没搞明白，想和领导谈谈。”指导员暗地给我下指令说：“不光是以前跟你说的那些事儿，人家反映她生活作风还有问题……。你还得回去跟她好好谈，到必要时，你就说你不干！……领导还是不出头露面的好。”等我回招待所找她时，她已经不在屋了，我到处找没找到，便急忙回连里，这才发现她已经自己找上门去，正在和杨指导员、文连长谈话呢。她把来意和要说的话都说完之后，指导员说：“你对我们谈的这些情况，我们原来都不掌握（又在撒谎），今天你找我们谈了很好。以后看一看，我们再调查一下，能批更好，如果不能批，你还得正确对待（还是得断）。”然后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谈话就算结束了。

她于1月2日回了龙井。

1968年1月3日，我去辽宁阜新接兵。

1968年3月13日，我接兵回到连队，这时，杨指导员已经调走。

在我和杨指导员四年多的工作接触以及私下交往中，我看准他，绝对是一个两面三刀，玩弄权术（玩的不算高明），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

1968年4月初，一天中午，文连长回到连队，这次听他口吻，是抱着关心的态度，关切地问我：“你那个事怎么办了？”我说：“我接兵临走时，杨指导员答应可以再调查一次。”文连长接过说：“是，可以再调查一次。”我问：“如果她说的情况属实的话，能不能批？”他说：“差不多，如果资本确实是两家（有她姨父一半）的，就可以批。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支部，也不代表党委。”然后我又进一步问：“她家到底有没有政治问题？”他非常肯定地说：“没什么政治问题，三封信回来我都看了，当时考虑就是有点资本。”

同年5月，老的连队领导都调走了，我抱有挺大的希望，心想换了新的领导，或许我的军婚问题会有新的转机。不料，新上来的一个更比一个狠。

同年5月4日，新上任的吕JY指导员对我说：”你那个事儿，最近和科里研究了一下，就不准备再调查啦。”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违心地说：”……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他还恶狠狠地说：“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再提可就是个阶级立场问题，那个时候可就要开除你的党籍了！”

至此，我和她的军婚审批再次告吹。

我俩的爱情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俩三起三落的恋爱经历，彼此牵肠挂肚，令人寸断肝肠。

那个年代没有情歌，只有红歌。只准唱红歌，不准唱情歌。

革命历史歌曲《松花江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唱起它来让我不能忘记东北沦陷的耻辱，也能体察东北人民倍受奴役之苦。它抒发了日本铁蹄下的东北军官兵以及东北难民流离失所远走家乡，心中无限凄凉悲壮和孤独无助。我在高中念书挨饿的时候，自己还不怎么会识谱，晚上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试着学会的。边唱边心想：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给我送点干粮？我想念她的时候，就用这首歌掩盖思念之苦。最后一句歌词是“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内心默念是“姑娘啊，姑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我身旁？”每每唱到这句词的时候，我的眼角就会噙满泪水。唱得遍数多了，我一点点默念成“想念姑娘”的唱词。

唱词大意是：

（男声）

我和她，相识在海兰江上。

她是个，美丽的姑娘。

没有谁，像她端庄温柔善良。

我和她，相识在海兰江上。

她是我，依恋的姑娘。

离开她，我心中迷茫。

那一年，有一天，从那个难忘的时候。

离开了亲爱的姑娘，从此后你我各一方。

念啊，想啊，每时每刻都在念啊，想啊。

哪年，哪月，才能够再去她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再见我那亲爱的姑娘？

姑娘啊，姑娘啊，

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把你忘！

日久之后我俩再见面，我把大意唱词念给她听，她说那时候，她也这样想我，也默念成自己一段“怀念情郎”唱词。

唱词大意是：

（女声）

我和他，相识在海兰江上。

他是我, 意中的情郎。

我看他，英俊潇洒又一身戎装。

我和他，相识在海兰江上。

他是我，依偎的情郎。

离开他，我心中惆怅。

那一年，有一天，从那个难忘的时候。

离开了可爱的情郎，从此后你我各一方。

念啊，想啊，每时每刻都在念啊，想啊。

哪年，哪月，才能够再见我那可爱的情郎？

哪年，哪月，才能够携手并肩诉说着衷肠？

情郎啊，情郎啊，

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我身旁！

领导不准我俩通信，断绝来往，我俩面对千难万阻不能相见，百般苦难不能团圆的时候，每天在各自心里默默地哼唱着“告别海兰江”自编唱词。

唱词大意是：

（男女声）

（男）我和她，告别在海兰江上。

她就是，美的画像。

失去她，心中充满着无比凄凉。

（女）我和他，告别在海兰江上。

他是我 , 倾慕的偶像。

没有他，我心中忧伤。

（男）那几年，黑了天，我两个相恋却不能相见。

（女）那几年，黑了天，我两个相爱却不能团圆。

（合）就像似身在牢房，对自由充满着渴望。

（男）渴望，渴望，

（女）渴望，渴望，

（合）每天每日都在渴望。

(男）哪年，哪月，才能够不再凄凉也不再忧伤？

（女）哪年，哪月，才能够和他牵手在海兰江上？

（男）亲人啊，亲人啊，

（女）亲人啊，亲人啊，

（男）什么时候，

（女）什么时候,

（合）才能欢乐在一堂！

在上千个日日夜夜里，我俩经历了牵挂不舍，无人倾诉，无尽的思念，痛苦的煎熬。

阴霾过后，经常播些《蹉跎岁月》《泪痕》《苦恼人的笑》之类影视剧，尤其听到主题曲《心中的玫瑰》，联想我和“带刺的玫瑰”之间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我俩就哽咽不停，泪落如雨。很长时间以后，我俩一看到这方面剧情，不是划走就是关掉电视机，因为剧情勾起历史的回忆，陷入痛苦不能自拔！

能爱自己爱的人，又能继续为军队奋斗，这是我最好的人生归宿，如果这两样兼得，我在以后的部队建设中，宁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我多想事业、爱情两项兼得呀！可是我们双方单位领导都极力阻拦……。我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彷徨，思来想去却难以作出选择，我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遗憾的是，没有人能钻进我心里看一看，了解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可是，我再有无限忠诚，他们也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想抛弃爱情，抛弃自己心上人，可是，经历过我和我的领导们这样马拉松式的拉锯，今后的路，他们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我的同学艾立春就是个例子，他当时已是宣传干事，在蛟河找个对象，家庭出身个体工商户，拖了好几年不批军婚。一天中午领导突然宣布批准他俩结婚，下午丈母娘做被褥，晚上由政委主持简短婚礼，同时下令艾立春立即调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结婚第二天就走马上任。我想，我既使和她断绝了恋爱关系，很大可能会步艾立春的后尘。

几十年过后，我再见艾立春，他告诉说,当年不批他的军婚，是师首长看中他的对象，想要娶回去作儿媳妇。玩出一场乌龙！

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矛盾，军队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我们连队属于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在编干部将近二十人，年轻干部占绝大多数，文化高素质较好。

战士里面也有很多来自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农村大山沟，有的入伍前都没看见过火车啥样。看见火车觉得很奇怪，问别人：“这玩意儿爬着走都这样快，站起来跑不是更快吗？”有的人，从没见过雪花膏，手里没钱还想打扮，不知办公胶水是何物，当做雪花膏往脸上擦。

当这些人在部队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到吃穿不愁，衣食无忧，尤其像我们连队生活水平较高，待遇又好，全部自产水稻细粮，每周宰杀两头猪，他们会感到生活很满足。如果能当上干部，挣许多薪水，那更是求之不得的人生梦。当他们看到一些人当了干部，从一个月几块钱一下变成五十多块钱的时候，心里非常羡慕发痒。尤其是提干以后很快找对象结婚，成立小家庭，那更是他们望尘莫及，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人经过几年奋斗，当看到这一切离自己越来越远，感到前途暗淡，升官发财无望，进而思想上由羡慕转向嫉妒，再由嫉妒转向憎恨，这就是“羡慕嫉妒恨”效应。它看不见，摸不着，它却实实在在的存在于一些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心理演变，是由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的，一心为公，大公无私，是人的最高境界，也是无产阶级提倡的做人水准。但是这种人少之又少。可是，当人们把对别人的羡慕嫉妒恨，变成不顾事实，不讲道理，无中生有，肆无忌惮，栽赃陷害，有恃无恐，就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思想政治倾向，尤其在政治运动中（土改、“反右”都是这样），它将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灾难。

把“整党”变成整人。

1968年11月下旬，我被批准第二次休假，回家之前我先去了龙井。我在那里刚住两天，家父接到连队电报，通知我提前结束休假马上归队。我回到连队一听，叫我回去参加整党。

1968年11月30日，全师决定在我们连队搞整党试点，到12月底结束。整党一开始，我闻到一股不祥的政治气味，预感要大祸临头。果然，在整党全部过程中我成了活靶子。

这次整党的主题词是“吐故纳新”。

整党过程分为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动群众阶段；按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义务对照检查阶段；用党员标准找差距订立整改措施阶段；最后是抓典型揪出几个落后分子，进行“吐故纳新”组织处理阶段。尤其是组织处理阶段，看当时架势不拿出一个或几个“落后”党员处理一下，似乎整党就没收到明显效果。这样看来，处分甚至开除几个“落后”党员是势在必行的了。

整党期间，整党工作组和连领导，回避主要矛盾，转移斗争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我这样的一般干部。一些人整党动机不正，目的不纯，抱着各种各样心态和动机参加整党。

在发动群众阶段，指导员吕jy就在会上会下讲：“这次整党可不得了，群众说了算，说吐谁就吐谁，说开除谁就开除谁（已经把锋芒指向我）。”

这纯粹是奇谈怪论，歪理邪说。在中国，历来是共产党领导一切，什么事情，尤其是党内的事情，群众能说了算吗？他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目的明显是蛊惑人心，挑起矛盾，给别有用心的人加油打气，挑拨干部战士对立情绪，把整党矛头指向我。有的战士发狠心泄私愤，说：“这下子老子该好好出出气了。……我非把孙明铎吐出去不可。”战士邹SG恶狠狠地指名道姓说：“……这次我要和孙明铎血战到底！”还说：“这回老子得解解恨，看你们一个个小小的23级往哪里跑？”

1968年12月5日，她给我邮来一封信和一件亲手为我织的毛背心，12月8日东西寄到连队以后，党支部一名支委如获至宝，打开看完，交给连党支部扣留，他们从信中知道我休假期间去过她家。

整党工作组掌握我整党先前“私自”去过龙井，一方面着手派人去龙井调查她家历史和现实表现，非要揪出她家不符合军婚条件的理由和证据。另一方面，开始搜集往党外“吐”我的事实材料，双管齐下，一定要把我“整”出党外。同时，把舆论造到群众中去，说：“通信连不从组织上‘吐故’，工作就搞不好。”

我当时看出来这次整党运动气势汹汹，来者不善，觉得还是避避风头的好。所以我在各种会议上认真“检讨”，虚心听取“批评”，深刻表示“悔改”，争取得到党内党外大多数人的谅解，幻想能保留自己的党籍。

我为了要回那封信和物品，12月12日晚，去找副指导员季YJ和副连长王ZG，在交涉过程中，我问他俩：“同样都是小资产，为什么别人能批，我就不批？”季YJ说：“你那个事不批是有道理的，你应该相信组织的决定（毫无意义的空话）。”我问：“根据是什么？拿出事实和材料来！”他说：“材料都在。”我说：“都在，你就拿出来。”他既拿不出材料，也说不出不批军婚的确凿理由。

整党高潮期间，在多次党小组会和连续三天的党支部大会上，我一遍遍做深刻检讨，一遍遍接受大家批评（实际是批判）。有几个替领导冲锋陷阵的党员，批判我丧失无产阶级立场，找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当老婆。说她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说她爸是“漏划右派”，革命“叛徒”，“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批判我是腐化堕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我成了这次整党运动，众矢之的、万炮齐轰的活靶子。

整党历时一个月，把我批得体无完肤。我一个“小小的23级”，又有一年多在外面搞军训，不在连队，我怎么会成为连队建设的绊脚石呢？

时隔43年以后，我去蛟河看艾立春，他对我说这样一段话，艾立春和H排长（五金公司王XX的丈夫）都安家在蛟河，两人经常见面，也常说起我军婚审查事情，H说，他当年就听说，整党期间，电台有一个干部幕后秘密串联，上蹿下跳，鼓动几个台长报务主任和一般战士，对我群起而攻之。说如果不整倒我，他们就没有出头之日，我是他们升迁进步的最大绊脚石。

我回家努力回想好几年，用我的洞察力和对这些人的认知，应该收寻到这个人是谁，可是，怎么也抓不到。无奈，我利用排除法，把电台十来个干部，一个个反复排查若干遍，最后，有一个人浮出水面，他不是季YJ吗！他身上所有特征，都符合上面的条件（上蹿下跳）。这个山东昌邑人，表面对谁都是一个笑面虎，实则深藏不露，毒辣阴险狡猾。虽然是全师学毛著标兵，但对于他来说，心术不正，学了也没学好！

我的领导以为在这场“伟大的阶级斗争中”，抓到了“大货”，用这个“伟大成就”标榜“伟大政绩”，一方面坚决把田副政委支持批准我军婚的势头打下去，一方面寻找更大的后台支持，把我的“问题”直接汇报给师长师政委，师长在师直干部大会上特意说到我：“我们有个干部，在外面搞名堂，整党期间他哭了，表示悔改。可是，转过身就打电话叫那个女的来。这样的的干部要他干啥，赶紧开除党籍！”

整党期间，部队做了第四次调查，直工科副科长李SG和组织科科长叶SB一起找我谈话说：“这次调查结果，条条都不符合军婚。”

他俩向我说她爸的所谓“问题”，归纳起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她爸当过兵，后来开小差了，属于叛变，他就是“叛徒”。

二她爸1957年反“右派”时，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公私合营，现在看就是漏划“右派”。

三她爸贪污盗窃，有人亲眼看见他卖完货，把三元钱货款揣进自己兜里。当时商店差款三百元，他能偷三元，就能偷三百元。

四她爸投机倒把，倒卖过两台缝纫机，一台打草绳机和两副自行车胎。

根据我当时掌握，和后来以至现在看，这些都是不实之词。那时和现在，事实都十分清楚，尤其“史无前例”后期，单位已经作了澄清平反，更证明这里一切的一切,就是阴谋，天大的阴谋!

我写到这，不得不再一次向读者作如下澄清。

一所谓当兵叛变。

他们只说皮毛，掩盖实质。事实是这样的：

1943年她爸在延吉吃劳金被解雇以后，曾经一度生活无着落，回到山西交城老家住几个月，期间，正赶上日本侵略军扫荡晋中地区，当时的交城县，白天八路军不敢进村，在山上隐蔽打游击，没有粮食吃，夜晚偷偷派人下山动员老百姓上山送粮。由于日本鬼子监视严密，百姓白天不敢上山，只能夜晚上山送粮。有一次她爸也去了，并且已经把粮食送到八路军手中，准备下山时，正赶上鬼子扫荡进村，就这样没敢下山回家。由于八路军经常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大家参加八路军，她爸跟随八路军转战一段时间没回家。后来，她爸和另外几个人得了疟疾（一种流行性传染病），继续跟随部队转战不方便，这时鬼子已经撤出村子，八路军给他开路条回家了。他在日常生活中闲谈莫论时，无意识的讲过这件事情，如果不讲谁都不知道。“史无前例”中有人故意拿这事说事儿，无事生非，制造混乱，借机报复，用来达到陷害他人保护自己的目的。

二所谓“漏划右派”。

说她爸1957年反“右派”时，攻击公私合营，攻击社会主义。

事实是这样的：

1955年公私合营时，在公私合营商店里有业主、资本家、小商小贩等商界不同阶层人士。龙井公私合营商店有个慕维玉，是延吉县最大资本家，也是延边地区四大资本家之一。公私合营时，凡是谁家资本多的都给个头衔，资本越多头衔越大，在政协、工商联给安排个角色，还有的人当上公私合营商店经理。他们人多示众，歧视欺压小商小贩。她爸一次生病，在公私合营商店借十元钱治病，还钱时发现借条上10元变成20元。她爸不认账，和他们交涉争吵，愤怒之下骂道：“我X你们公私合营祖宗！”事后不久，开展反“右派”斗争运动，他们抓住这句话批判他，上纲上线，说他攻击公私合营。因为这件事，在反“右”后期给他定党内掌控的“中右”分子，事后政治运动被人抓住不放，说他是漏划“右派”。

实际上，运动中和运动后也没有“漏划右派”这个叫法。在反“右派”运动中，慕家兄弟四人以及姐夫、妹夫和孙家三兄弟一共九个人勾结在一起，他们平时有不满言论，运动一来预感不好，为保自己蒙混过关，他们把自己和别人的不良言行强加给她父亲，硬说是他讲的，搞栽赃陷害，人身攻击。后期落实政策，经过调查核实证明，根本不是她爸讲的。反“右派”后期，孙QY和孙J兄弟被定为右派。十年以后，在“史无前例清队”阶段，慕WY被揪斗，他自己交代出她爸的十元借款改二十元，是慕WY自己所为。

三所谓的贪污盗窃，“偷三元，就能偷三百元”。

整党过程中，领导对我说的三元钱和三百元，其实就是天壤之别两回事。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她爸腰里揣一元钱（那时一元钱就能买想用的商品）准备买东西，工作时间掏手绢，不慎将一元钱掏掉在柜台里地板上未发觉。过一阵子，忽然发现地上有一元钱，他以为是货款掉了，就拣起来放到商店货款钱匣里。等自己要买东西时，发现一元钱不见了，才想起地上的一元钱是自己的。他错就错在没向别人声明一下，就从公款里拿出一元钱揣进兜里，被开山屯一位顾客发现并检举了。经过党支部书记宋金玉调查证实，问题已经澄清并做了结。“史无前例”期间，有人为泄私愤，搅浑水，写大字报，再次提出这件事情，实为报复。所谓三百元差款，那个当时，她爸被推荐去党校参加学习几个月，不在商店，这笔差款根本与他毫无关系。

四所谓投机倒把。

其实，此事不是他们所说的两台缝纫机，而是来源于两个两台缝纫机、一台草绳机、两副自行车车胎。

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个两台缝纫机：有一次商店卖缝纫机，她爸同时买两台，其中一台自己家用，另一台是替隔壁老高家买的，价钱没多收一文。

第二个两台缝纫机：1967至1968年间，她家自己用的一台旧缝纫机不好使，于是通过正当手续拿到寄卖商店卖了。另一台是在1968年11月，她继母的山东掖县老乡王叔，住在龙井附近三峰洞，买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回家，还没做上十件衣服，他老婆病逝，欠下不少外债，机器放家里没人用，为了还债，就拿到城里让她爸代卖。同年11月下旬，卖给附近邻居姓张的，按照原主人意图，原价175元，收170元。第一天推走机器，第二天交一百元，另七十元答应过完春节付清。

草绳机，她家公私合营后，家里八、九口人，靠她爸一人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挺困难。为了养家糊口，买草绳机打草绳子卖，用作维持生活。后来她和继母都相继参加工作，草绳机闲着没用，所以就卖掉了。

两副车胎是，她爸在商店买来两副车胎准备自己使用，后来有一副不想用了，新胎原封不动拿出去卖了，没多收一分钱。

这些本来就不是事儿，运动期间拿出来，硬说是事儿！

“史无前例”期间，慕WY被揪斗，他为了表现积极，减轻自己过错，故意想把运动之水搅浑，以匿名信方式捏造事实举报她爸。部队调查时，龙井百货一商店幸灾乐祸，就把这些莫须有的所谓事实反映给部队，部队方面更是求之不得，如获至宝，拿这些不实之词，作为依据处理我的军婚问题，进而在整党中把我往死里整。

以上这几件事情，在当时算不上是问题，这是延吉县革委会主任、解放军X X 3师X X 7团副政委王继祖说的,我所在的X X X师政治部干部科杨副科长也说不是问题，现如今看，更不是问题。但是，我的领导硬说是问题——不符合军婚条件。

我复员回家的第一站去了龙井，在她家待了三个多月，我俩还有她的继母，一起或者分别到县军管会找县革委会主任，X X 7团副政委王继祖上访，他非常重视，专门指派工作组对她爸的所谓“问题”，做了专项调查，王继祖亲自明确向我们解答：“你爸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成立工作组进行了调查，现在查明，他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说过错话。但是，也不能把它当做现在处理问题的依据！”

我所在的师和 XX7团同属XX军关系密切的友邻部队，如果我部队真想把我的军婚，准确无误的调查清楚，为什么不去友邻部队军管会做一番了解，那样不是更可靠可信吗！

整党后期我深知，我受处分必定无疑，接着就该打道回府，哪来哪去。

1969年3月2日早上，我满怀愤恨无处发泄，电台小车司机黄明义修完车，叫我陪他出去试车，我俩带上长短枪和子弹，跑到蛟河郊区的大山里，瞄准几棵大树，当做祸害我的假想敌，打一阵又一阵，射出无数发子弹，感觉心里很痛快（那个年代，军队枪有数弹无数）。

我俩回到连队就听说，几小时之前，发生了珍宝岛中苏战争。按常规做法，国家发生战事，军队停止裁员，终止休假。当时我还抱有一丝幻想，部队会不会把我们这些复员干部留下来。结果我想错了，我们是被清洗出部队的“异己分子”，怎么会留下你呢（不久以后，部队就扩编了）？

从心灵深处讲，我报名参军时花费那么大的精力（走过弯路），入伍后做出那么大的努力，新兵下连两年八个月入党，两年九个月提干，当战士时每年都评为“五好战士”，是多么不容易。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军旅事业，可是，我已经把他们“得罪”凉心了，我就是在部队继续好好干，也不会有出头之日，我的前途命运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光彩夺目。更大的可能是步艾立春的后尘，调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我担心他们继续留我在部队，不放我走，又不批准我的军婚，永远处在无穷无尽煎熬之中。

于是，我为了发泄内心活动，放出狠话：“谁让我回家，我一步给他磕一个一个头，一直磕到火车站”。结果这句话也被他们写进我的处分决定里。处分决定除了我的这句话是真的，其他都是虚假的强加的，栽赃陷害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世上每个人都享有恋爱结婚的自由和权利，偏偏我和妻子被双方单位领导，剥夺了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她的单位和我的单位都极力阻挠我俩的婚事。现在，我俩经常回想说，假如当初领导能拿出切实可信的理由和证据，证明她家确实不符合军婚条件，我和她都会理解并且能正确对待，二话不说，分道扬镳。在他们拿不出证据，说不明道理的情况下，我俩思想反转为强烈的逆反心理，心想：“我的婚姻我做主”，凭什么别人说了算？所以，他们越是横加干涉，我俩的逆反心理越加强烈。逆反心理越强烈，越对对方有好感，越发加深对对方的理解和思念。他们越是企图加紧阻挠我俩相处，越是加深我俩之间的情感和信任，让我俩都看清单位领导的邪恶嘴脸和险恶用心。你们越说不好，我俩越觉得对方好，俩人结为患难之交。

在我和领导多次谈话里，我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别有用心，张科长一开始不承认。有人质问过他，他才不得不说：“当初是想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是孙明铎不愿意。”叶SB科长对我说：“我也看出来了，张科长是想拉王T一把，可是这事儿与你的事儿（受处分）没有关系……”我指出：“就是他们让我替王T“顶包”，才一直咬定她不符合军婚条件。

我的领导一切解释蒙骗，都否认不掉我的军婚黑案，起因就是“王T事件”。

请看王T一番话道破天机。

1969年3月，艾立春和王T先后调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艾立春曾患病，与疑是患胃癌的王T在哈尔滨同住一个病房。王T无人照料，由艾立春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王T在病重期间告诉艾立春说：“你回蛟河代我去看看小H，我现在已经没有脸面回蛟河了。我在蛟河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还坑害了通信连一个干部（指我）……。”

王T这段话，道破天机，让领导所有蒙骗狡辩欺诈都变得苍白无力。

艾立春这个人，做事向来是一锛（BEN，平舌）子、一斧子（锛子、斧子是从前没有电动机械的时候，木匠工人的手工工具，使用时需要稳、准），对事实不歪曲，不添枝加叶。仅举一例，2017年国庆之后，我和妻子从延边回大连，途中到蛟河看望艾立春，他两口子热情接待我俩。期间，他说，我们同学一起参军的，我俩再加赵喜成，关系是最亲密的，可惜赵喜成和我俩失去联系几十年了。他说我在辽宁，让我想办法，争取找到赵喜成。他还说，他手里有一本书，是四十多年前借赵喜成的。我听完以后，也只是随便应答了一声，心中没有谱，也没抱多大希望找到赵喜成，所以没敢满口答应。

我回到家以后，通过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战友以及朋友的帮助下，在本溪找到了赵喜成。

2018年9月，我和艾立春相约，一起去看望赵喜成，我发现他把40多年前借赵喜成那本书亲手还给赵喜成。我心里在想，难不成，你让我找赵喜成，就是为了还这本书吧（当然也有深厚的战友情）。

“艾立春”是他老实忠厚本分的代名词。

整党进入组织处理阶段，直工科组织科两位科长找我谈话指出：“她家这么多问题，你还和她保持这么长时间关系，说明你站错阶级立场，丧失革命斗志，错误极其严重。经过研究，决定劝你自动退党。”

我心理清楚，这些都是不实之词，我又无力反转当前的局面。

又过几天，他俩再次找我谈话，说：“和领导又研究一下，根据你的错误严重性，仅仅劝退还不够，必须开除党籍。”

这之后不久，领导决定让我复员。

我做出最后一搏，给XX军刘政委写信，申明观点。

我写完信，刘政委不能直接答复我。一天我和指导员闹点矛盾，师政委把我叫去，说：“……你的问题，本来是要开除党籍的，刘政委给我来电话，提议保留你的党籍，所以给你留党察看处分。”

1969年6月12日，连队发给我复员军人证明书，上面写着我是从宽甸县大西岔公社入伍，我拿到手之后有些迷惑不解，去找指导员倪FT，问他这样写对不对，他血口喷人说我：“你这是无理取闹，……就你这样的,回家还想找工作呀？”我本来就满肚子气，一听这话太刺激人。我对他说：“这个证件是哪个部门填写的？咱俩去问一问！”他不同意去，我就用手拽他，他还不走。他越不走我越拽他，最终他还是没去。我当时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后来听别人说，我把他的胳膊都抓得青一块紫一块。我拽倪FT不走，自己去师政治部干部科要求改写复员证。副科长杨根让，以前就知道我的情况，说：“你对象她爸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些问题都属实了，也不影响你的军婚。”他让我找吴剑政委谈谈。

当天，我去吴剑政委办公室，向他申诉对我的处理不服气，提出她父亲的问题不属实，给我处分和复员处理不妥当。他听完我的申诉说：“小伙子，你想一想，作为我们来讲，是相信地方党组织还是相信你个人？”这话从组织原则角度讲没有错，所以，我没有理由反驳他。然后我说：“这样吧，吴政委，对于我的问题，我保留自己的意见，组织的决定除了服从，我没有任何办法，在离开解放军这个战斗集体之前，我有个要求，就是将来地方党组织把她父亲的问题查清落实之后，如果和现在组织掌握的一样，对我这样处理，我没有怨言。如果将来落实的结果和现在掌握的事实不一样，不存在这些问题，我还回来找你，希望重新给我做结论。”他说：“好，你的要求我答应。如果那时我确实错了，我向你检讨。”

1969年6月13日上午，我在房间收拾东西，准备离队上车站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吴剑政委找我去他办公室。

我到了吴剑办公室，他很严肃地说：“听说你把你们指导员打了？”我问他：“是谁说的？”他说：“你们指导员来我这里了。”我就把事情缘由经过向他讲了一遍。吴剑听完说：“……小伙子，这次，我还保护你过关，你该走赶紧走你的！”

我从吴剑那里出来之后已快中午时分，我拿起简单的行李，满怀悲愤直奔火车站。往日战友都和我划清界限，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话告别，只有好友李维祥默默陪着我，一直送我上了火车，走在路上他问我：“你这样回去了，她还会不会跟你了？”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去她那里，看看她是什么态度。”

我就这样努力奋斗了六年，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事业发展开端，大概率以后会青云直上。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我的事业前途，从光辉的起点又回到原点。

我原部队领导审批我的军婚，奉行的是双重标准。

在审查我的军婚问题上，从一开始到最后，领导一直不说明白不批准我们为合法军婚的依据，今天这样一个理由，明天那样一个理由，有时说，就是因为家庭成分没定，别的都没有。有时说别的都不是问题，就差在小资产这个成份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断定，他们在审查军婚问题上，对我和对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有亲有疏，有远有近，奉行的是完完全全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我这样说有充分事实根据，下面仅举几个事例。

所谓“成份没定”、“成份不行”论。

延边是我国东北解放比较早的地区，“八一五”光复以后成为解放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企图占领全东北，进犯到吉林拉法新站一带时，被解放军拦截，在拉法打一个战役，被称作有名的“拉法战役”，这个战役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国民党占领蛟河延边的阴谋没有得逞。延边一直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土改是应该划过成份的。说她家没划成份，缺乏依据。

说小资产不行，我认为不是确凿理由，在延边以及其他地区小资产家庭出身的子女，嫁给军人大有人在。龙井她家邻居老毛家是小资产，女儿嫁给上海一个海军21级军官，也是“史无前例”期间派人做的调查，然后批准结婚了。龙井和妻子同在百货一商店一个叫戴XX的家是小资产，找对象是延吉某边防部队23级干部也批了。龙井妻子家对门张XX家是小资产，他的女儿张XL找部队干部也批准结婚了。X X X师政治部干部科高副科长曾经对别人说：“我岳父（公私合营后）还拿过定息呢……”他老丈人应该为类似小资产。

在我知道的军队干部战士中，也有很多小资产家庭出身的。上面说的毛XX的二哥，就是军队大校军官。在我的周围干部战士中，也不乏有小资产家庭出身的。和我一起入伍的丹东籍战士尹XX家就是小资产。我们师弹药库主任刘XX家是小商人。我们连哈尔滨籍战士王XX，家里公私合营后拿定息。难道军官的妻子政治条件要比干部还高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同样条件，别人军婚能批，我就不能批？

艾立春和刘淑华的军婚批了之后，张GQ私下对艾立春说：“小艾，批准你结婚，你可不许告诉孙明铎，不能给他通风报信，更不能同病相怜啊！”他到底怕什么？

2012年9月26日，时隔43年，我去蛟河看望艾立春，他跟我说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当年组织不批他和刘淑华结婚，更重要的幕后原因，就是有一位首长看中了刘淑华，想娶她做儿媳妇。这就不难理解，当初不批艾立春和刘淑华结婚的真正原因，不是不符合军婚条件。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解放军在全国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基层干部战士，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以班为单位列队集合，高举小红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反复背诵三遍。他们在审批干部的军婚事情上，做到“斗私、批修”了吗？

和我一起入伍进通信连，在一排当有线电话总机接线员的丹东籍战士MXX，平时交换台值班和蛟河邮电局总机女接线员相识相恋，被领导发现，两级领导，数次找他谈话，大会小会点名批评，让他断一直没有断，时间一长MXX在背后搞点小动作，直工科也默许了。最后，领导不但没追究，而且批准他在蛟河结婚了，MXX复员后，部队领导出面帮他安排在蛟河铁路工作。听艾立春说，最后MXX跟这个人也没成，而是和蛟河另外一个女的结婚，现在已经白头携老了。艾立春曾经问过他：“你是怎么做好领导工作，取得领导认可的？”他说：“你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没有社会活动经验。我参军以前就在社会上混了，比你们会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背后在领导面前‘做点工作’，领导就认可了。”

看来那个年代，就有人站在腐败的起跑线上，跃跃欲试……

王T看好那个姓H的，父亲解放前是个两次叛党的铁杆叛徒，出卖过地下党组织名单，在敌人面前写过坦白自首书，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汉奸走狗，并因此受过六个月劳动教养。师所有代号首长都站出来表态，王T在蛟河跟谁成了都不批。张GQ看出王T情绪不高，给他鼓劲打气说：“你怕什么？你们的事儿，我包了!”负责调查这件事的我连排长崔HW向陈学良参谋长汇报后，张GQ遭到一通批评。最终，王T没要王XX，和姓H的也没成。

张GQ就是这种办事原则，女方父亲真正是叛徒的可以批，不是叛徒的可以硬说是叛徒。

1968年1月3日，张GQ对一位干部说：“当初倒是打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是孙明铎不同意……。”这“两全其美”就是不怀好意，就有主观臆造。诱导龙井百货领导，故意给她父亲搞黑材料。

搞双重标准，就必然搞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真说成假，把假说成真，就是为了搞阴谋诡计！

想当初，在审查我的军婚整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出 XXX师从上层到基层，从机关到连队，意见就不统一，最终，还是邪恶战胜了正义!

请看张GQ是何许人也。

1966年7月29日，蛟河群众造反派组织冲击我们师部大院，师直二、三百名官兵，互相手挎手，肩并肩，组成好几道人墙，死守营房大门和师部办公大楼。张GQ深知蛟河群众对他意见大，害怕挨揍，躲进大楼五天五夜不敢下楼。事态平息以后，他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说：“咱们，多坚守岗位，五天五夜不下楼……。”段景岳政委对他这段时间表现评价是：“革人家命拼命，革自己命保命。”在日常工作中，他自行其是，“史无前例”期间，组织决定派他去吉林市大专院校参加三结合，三个院校紧他挑，他不服从组织决定，哪也不去。后来首长让他去吉林铁路局参加军管也不去。经过段景岳再三动员说服才勉强去了。师里派杨SR去蛟河县公安局参加军管，张GQ拉拢杨SR不要去，在领导的一再做工作情况下，杨树荣才不得不去。

在我们连一次党支部扩大会上，有人提出战士中有人干工作动机不纯，带着私心往上爬。张GQ说：“带着私心往上爬也好嘛。”为这事，他提出一道题为“在连队里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大讨论，让大家发言。我说：“……应该提倡引导干部战士大公无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萃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当时学毛著最经典的一段话）……。”这本来是他们提出的一道发动大家集思广议，各抒己见，谁都可以发表意见的讨论题。可是，我发言以后，他们认为我顶撞了领导。张GQ马上反驳我说：“毛主席提的五种人是书本上说的，实际上没有这种人（张思德就是这种人）。”散会后，杨SR对我说：“你能那么对科长说话吗？不对，话不能那么说！”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我这话无论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错。如果每个中国共产党人都能这样做人，现在中国就不会有铺天盖地的贪官污吏！

在她嫁给我前前后后，她的党员三妹嫁给党员警察，他俩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入党了，她的四妹在工作岗位上入党，儿子儿媳都是党员。她的五妹嫁给党员警察。一家里这么多党员，需要层层政治审查，道道政治把关，都没查出他爸有政治问题，唯独我俩的军婚审查，审查出那么多所谓的“政治问题”。

那时和现在，我都在想，如果王继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的军婚肯定批了。

如果干部科高科长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的军婚也批了。

1975年11月5日，岳父得到平反昭雪。

一纸平反决定，澄清一切是非曲直，它昭告天下，我原部队领导的一错再错，我俩一路为真理而抗争。

说到这里，我有必要把前面讲述的事件全程梳理如下：

指导员启发诱导我找对象快结婚——我自己找的他们刁难不符合军婚条件——我被要挟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趁我和她断绝往来让我加塞儿顶包——看我没上钩利用整党横加打击报复——军地黑黑勾结搞黑材料——“坐实”不符合军婚理由——给我开除党籍又改为留党察看——清洗出部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冤有头，债有主。从军婚审批全过程，各条信息汇总一起，捋一捋，纵横观看，综合判断，从始至终，贯穿一条完整黑线。顺这条黑线追根溯源，归根结底，都归结到张GQ身上。也就是说，这场军婚黑案，总策划、总编剧、总导演，就是张GQ！

龙井百货是这起军婚黑案的帮凶。

在我和她恋爱过程中，龙井百货在她家周围安插眼线，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收集关于我的“情报”，而后反馈给我的部队，充当部队领导的帮凶。我写信打电话，偶尔去一趟龙井，部队领导马上就知道。

我先后给她写过十多封信，都被靠造谣中伤，污蔑陷害，投机钻营，混进龙井百货一商店革委会造反派头子毕ZR崔MS扣留拆看。她给我写信寄邮包，部队领导也给扣押。

整党期间，部队抱着“整我”的出发点，第四次去调查，龙井百货三名主要班子成员都不在岗，正是毕和崔两个虾皮蟹盖把持单位大权。军地双方臭味相投，都想搞黑材料，黑黑勾结，一方要黑，一方给黑，都想越黑越好。于是，这场军婚审查黑案就制造成功了！

龙井一百革委会有五名成员，好人张贵秀抽调县里搞中心工作，一位因公外出，主持正义的一把手金今顺在家养病。当时提供黑材料的就是毕和崔，这是一位主要班子成员事后告诉我俩的。毕崔只是领导班子小小的成员，却以党支部名义向部队出具不实证明材料，离奇。

我被解除职务，失去身上所有的光环去到她家，全家人不仅没有嫌弃我，还热情的接纳了我。

1969年6月23日上午，她继母对我俩说：“你俩反正都这样了，看看你俩就去登记吧。”当天下午，她找领导开结婚登记介绍信（那个年代这样做），叫上我一同去镇革委会，负责给我俩登记的是被打成“走资派”的姜镇长。

姜镇长刚刚落实政策被安排做一般工作。我俩走进办公室，他正在用朝族话对话，为一对朝鲜族青年登记。登记结束，他站起来说要去趟医院，都出了门口，进到走廊里，妻子以为他是朝鲜族，就追上去用朝族话对他说：“您能不能先为我俩登记完了再去医院，我还在班上，请假过来的。”姜镇长转回头走到办公桌前，他以为我俩是朝鲜族，就用朝族话让我俩出示介绍信。妻子纠正说“我俩是汉族。”于是我们改用汉语交流。妻子掏出介绍信递给他，然后他示意我拿出介绍信。由于我刚刚离开部队，还无处开介绍信，于是，我说明情况，掏出军人复员证，问他可不可以。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于是我俩就顺理成章的登记上了。

我俩结婚证拿到手里，还没等焐热，就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她回到商店，就有人问登记没有。不料过了几分钟，就传到毕ZR、崔MS那里，毕火冒三丈说：“没想到，给开个介绍信，她就登记上了。这事儿不算完，非得收回登记不可，他俩的婚姻不合法！”说完就去镇革委会，找到革委会主任和军代表，一起给姜镇长施压，扬言必须收回登记证。姜镇长搬出结婚登记条例，翻到有关条款，说：“我这个登记有根有据，合规合法。收回这个登记，出什么问题，你们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说的几人哑口无言，革委会主任说：“那好，那我们就顶住。”

一纸结婚登记证轻如鸿毛，可是拿在我手里却是沉重无比！

为了得到它，我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太大了！

过了几天，岳母问我：“你俩去镇政府是谁给登记的？”我说：“是姓姜的一个镇长给登记的”。岳母说：“哎呀，姜镇长我认识，那可是个好人！”不久落实干部政策，姜镇长改任天宝山的镇长。

毕和崔看收回登记证不成，再次把她老爸关进牛棚天天批斗，口头八次书面三次，让老人交代：我去她家干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穿不穿军装，戴不戴领章帽徽……她爸不交代就挨打。

父女同在百货公司，耿父在仓库，女儿在一商店，两个单位毫不相干，毕和崔专门拉耿父到一商店，批斗给自己女儿看。

这还不算完，他们勾结龙井专政大军，三天两头去她家查夜，问家里谁来了，来干什么，跟谁睡在一起……。查夜不查别人，专查她家。

毕ZR等同时扬言：“必须把姓孙的抓起来，关进军管会！”

居委会董街长（好人）怕我遭来更大的麻烦，对她继母说：“你快叫他（指我）走吧，他们说了，他不是个好共产党。”

在那个年代，我俩经过四年的爱情马拉松长跑，已经是大龄青年了。登记了合法了，我俩盘算着这婚怎么结？双方老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又处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思前想后，就对亲戚朋友说个比较时髦的词儿——“旅行结婚”吧，龙井这边对别人说，去到婆家办，回到我妈家，就说在龙井办过了。按我俩确定，哪一天走，就把哪一天定为结婚纪念日。

为了准备7月23日动身，22日傍晚，我岳母吩咐妻子买点糖果之类的摆在两个盘子里，准备有亲朋好友登门祝贺。人们为了和我们“划清界限”，结果只有她隔壁的同事加同学一个人送来一条床单，唠几句话。这是我俩收到的唯一新婚礼物。

龙井百货专拿我俩结婚之际，对她爸开大小批斗会，进行疯狂的打骂批斗，戴高帽，站板凳，做喷气式。

我俩带着对老人的无限牵挂，登上火车，妻子一路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不时会掉下眼泪。

我俩相识四年时间没褡过肩，没摸过手，趁火车过山洞隧道时，我主动用手摸摸她，有时她会趁机摸摸我，做一次心灵的交流：我俩终于结婚了。

到了农村我妈家，亲戚邻居听说我领回一个城里姑娘，都跑来看。

在我妈家那些天，她一想到自己父亲还关在牛棚，就以泪洗面，半天一天不说话，为了让她开心，我寻找话题，想逗她高兴，结果一逗她还哭了。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看了，背地叮嘱我：“别再跟她说笑话了。”

我当年所以对她恋恋不舍，是因为她的外在美和心灵美。

她从小长的并不出众，自己说自己是个丑小鸭。十多岁出落成容貌端庄，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要面有面，要形有形，齐刷刷的白牙，笑眯眯的媚眼，她那难买的一笑，让人看了不知所措，站在百十号人群里，男人的目光一下就会聚焦她身上。

龙井三天两头有人上门提亲，她都不予理睬，因而，人送她雅号“带刺的玫瑰”。

她爱好文艺，喜欢唱歌跳舞。初中毕业时，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到龙井招收歌唱舞蹈演员，经过演示，她被选中，回家一说，父母都挺高兴，过了两天继母告诉她：“咱不去当戏子。”怕被暗中领走，留家三天没让上学。

她参加工作后是单位文艺骨干，史无前例时，是跳“忠”字舞的领舞人，只要她领跳“忠”字舞，人们从大街小巷赶来，想先睹为快。她饰演话剧女一号，到处巡演，很受欢迎。她爱模仿明星说唱搞怪，有人说她演小品，能逼高秀敏改行。

我俩相识以后，跟她上街，吸引众多眼球，我幸福感满满。走在龙井延吉大街上，人们会投来羡慕的眼光，有人顿足观望我俩好半天。有一对年轻朝族男女，边看边朝我俩窃窃私语。我问她：“她说我俩什么？”她告诉我：“他们说我俩是标准的汉族人。”

去我家乡小镇，很多羡慕的眼光投向我俩，有人跑到我俩面前，好奇地问我：“你是谁家的？领这么漂亮的媳妇！”

她有军人情结，梦想选党员嫁军官当“军嫂”。

近年，网络流行一个视频，展示一位十八岁解放军战士，在对越反击战前线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时刻，他请求女护士说：“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姐姐，你能抱抱我吗？”女护士把小战士搂进怀里，将自己脸紧紧贴在他脸上，小战士慢慢闭上两眼。战争结束，这位女护士每年都去小战士坟前扫墓献花。妻子流着泪看完，转过脸对我说：“假如我处在那种情况下，我也会那样做！”

周围时常有人对她存有非分之想，或向她挑逗，或设圈套引诱，她都能机警察觉，冷静面对，最终化险为夷。

她公司一位经理，编造事由，妄图诓骗她外出行不轨，她冷静思考，婉转应对。那位经理很知趣，再未纠缠。

她说，她最瞧不起的，就是女人不守妇道，朝三暮四，对丈夫不忠，吃着碗里望着锅里，像馋猫似的偷腥。

她把贞操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为了贞操清白，性情刚烈的她，可以用命去赌。

我俩相知相恋，共同生活了五六十年，她作风有没有问题，我作为她的丈夫，能没有一点察觉！

她和我相恋结婚，忍受无端屈辱，吃过苦受过罪，仍对我不离不弃。

在我一贫如洗，忍辱负重情况下，她没有抛弃我，毅然决然嫁给我。

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你放心，自打我和你相处那天起，我就决心对你从一而终，绝不二心。”

我复员回乡遭冷遇，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工作。

“史无前例”年代，按照中共中央等四大机关联合发文规定，我们被军队清洗的第一批复员干部，一律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地方政府自己有规定，凡入伍前有工作的，可以安排工作。

我去家乡县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一报上我的名字，几个工作人员便交头接耳，嘁嘁喳喳议论我，大概意思是在说我，年纪轻轻不听话，找了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当老婆，被处理回家。他们随口答复我：“……不给安排工作。”

在特殊年代特殊政治气氛下，我每次去安置办都不多说话，只说我入伍前是学生，我的同学大都是人民教师。我不当兵，也应该是个教师。

后来经过熟人沟通过话，安置办态度有所松动，答应我可以考虑。

我住在乡下父母家，每周一到两次去安置办。没钱坐车，都是运输公司的战友楚永德，交代几位长途公交车司机：“无论在哪儿，见到这个人，务必免费拉到目的地。”一年时间里我几十次往返免费乘车。有一次在火车上，兜里钱光了，我只好逃票。有看官会问我，“你不要尊严了？”我知道逃票无耻，可是我的尊严早已被剥夺精光，谁来还我尊严！

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我户口粮食关系无处落，没钱没粮，都是她偷偷积攒10块8块和几斤粮票寄给我。

我除了盼望工作安排消息，就是没有目的地的闲逛，蹲过马路，与铁路装卸工聚堆闲聊，睡过车站票房，大部夜晚和楚永德睡一个被窝。

只因我档案装有留党察看处分，安排去宽甸铁路车站派出所，所长一看档案，就甩了出去。县邮电局急招电台报务员，人武部军管负责人把我叫到电报房，考核发几十组报文，觉得挺满意，看完我档案，派人去我部队和龙井百货调查，结果俩单位都把我和她爷俩说的一无是处，就差没说是反革命！

军转办还安排我去其他单位，都无果而终。

天道有轮回。

1970年6月13日，我终于拿到安置介绍信。

由于岁月多舛，妻子的身心健康遭受巨大摧残。

1967年7月，她听说部队严禁我俩谈恋爱，去部队说明情况，领导不接见，我陪她到蛟河东山烈士陵园旁树林里呆坐，她一天没吃没喝，眼泪没干。

1968年元旦，她听说部队不批，再一次去蛟河说明情况，领导拒不接见，她避开我，闯进领导办公室，虽然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但是人家不为所动。我俩就是有一百张嘴，说一百遍，人家只当耳旁风。

1969年元旦，她听说要给我处分，第三次去部队申辩，半夜领导派三名年轻力壮军官，到车站对付一个弱小女子，试图劫持她不让见我。劫持者守在出站口，我站在其后五十米处。她发现三人不轨表情，没有左顾右盼，看我一招手径直奔我走来。我俩走进大街，告诉她有人要劫持她，她说：“我也看出来了。”接着商量我说：“看这样，我哪也不能去了，你就陪我在这大雪地里，呆一晚上吧。”我说：“傻孩子，这零下二三十度，还不冻死了！”我在附近找一家旅馆让她住下。

我回到连里，领导和几个劫持者恼羞成怒，穷凶极恶，劈头盖脸呵斥我：“不许和她见面！”第二天，几个连领导轮番轰炸，主题就是必须马上立刻一刀两断！她有理有据进行驳斥。他们耍出无耻又无赖嘴脸，恶语相加。更卑鄙的是，竟对她说“我不喜欢她”，对我说“她作风不好”。她忍受了女人的最大侮辱。

第二天，深更半夜，几个人威逼她离开部队，押送她去火车站。

1970年4月，她快临产了，继母说，女儿不能在娘家生孩子。她明白妈的意思，决定到我妈家坐月子。坐上火车，她在心中默念，如果我做了坏事，就叫我把孩子生在火车上。她继母自她离家，白天晚上站在院里，双手合十，面向日月星辰念叨，要是我做坏事了，就叫我姑娘把孩子生在半路上，要是我没做坏事，老天保佑她平平安安生在婆婆家。

她4月12日到家，后半夜产前阵痛，当晚子时顺利生下儿子。助产士是个二十岁左右农村女赤脚医生，只接过两个孩子。

没钱买补品，我把她给我的定情物，一块上海牌手表卖了。

她产假结束起程回龙井那天，为了给她吃定心丸，我说：“咱到县里安置办，问一下我的工作情况。”到那里，工作人员对她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小孙的工作一定安排的叫他和家属都满意。”谈完话，两位工作人员，把我一家送出县府大院，又送出一百米外的大街上。去往火车站，她回想来时只身一人，回去又多一张嘴，孩子爸爸没有工作，想起这些边走边哭。父亲抱着孩子，也跟着流泪。快要上车时，她回头对我说：“哪天你工作安排妥了，第一件事儿给我拍个电报，写信太慢……”

她到沈阳办加快，兜里剩两块钱。到长春换车，吃过饭只剩下三毛钱。忽然听有人喊她，回头一看是龙井县医院朝鲜族闺密好友金大夫叫她。她买多了排骨肉吃不下，叫她支援一下。她自从到我家两个月，就没见过肉。

她调到宽甸以后，有思乡恋家之苦，得过肺结核，古时称“痨病”，为绝症，传染给哺乳期的儿子，染上肺门结核。我怕娘俩遭遇不测，顶风冒雪步行30公里去农村，动员老乡，把留作过年的鸡蛋卖给我。那时好在有了特效药连霉素，妻子经过半年多休养治疗，肺结核渐渐痊愈，但是还不断咳血。防痨科隋大夫检查说：“你这个小媳妇，看脸蛋溜光，肺上净是疤瘌。”进一步确诊，得的宽甸地方病肺吸虫。

她经常跑医院，每次去，老远医生就打趣说：“林黛玉又来了？”也有人说：“你看，病西施又来了！”

遇见贵人，我的命运迎来转机。

有一次我协助公安局完成一项保密工作任务，并写出工作总结报告，公安局的人看了，他们提出要调我去公安局。当我决定要去的时候，组织部说我是大集体单位职工，不能进国家机关。在我心烦意乱时，想到一个人，就是县委吴副书记吴玄珠，朝鲜族，延边茶条沟人。

自从妻子调到宽甸百货以后，吴书记的爱人，就三番五次去认老乡，邀请她去做客，相约一起搭伴回延边探亲。勤劳本分普通百姓家孩子，不擅长“攀高枝儿”，三年时间，她一次也没去过。

妻子说：“从来没走动过，遇到困难去求人家，多不好意思。”

经过再三思量，一天晚饭后，往吴书记家走，她自己进屋说明来意，吴书记说：“……只要工作需要就行，什么集体全民，你回去等着吧。”两天以后，公安局通知我去上班，分管外事工作。

天道再一次轮回。

是延边人诬陷我跌落水深火热之中，又是延边人拯救我回到灿烂阳光之下。

一次意外邂逅，我重返军营。

根据国家形势需要，公安机关扩大边防警察编制，外事民警也改为边防警察。对越反击战以后，国家决定将边防警察转为现役，进入人民武装警察编制序列。

天道又一次轮回。

我再次走进军营，先后在县武警边防大队、中朝边境太平湾边防检查站、丹东市武警边防支队任职。

这次没人再说我妻子不符合军婚条件，也未说我不适合军队任职。

妻子儿女随军。

1989年，我再次转业进入政府机关任职。

我多次评先评优授奖，评为丹东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工资提前晋级。退休时，获司法部“政法工作30年”银质纪念章，建党一百年，获中央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

我焅倒两位政见不合、职位比我高、领导眼中红人的对面桌，被送进监狱。开庭时，我就坐在他眼皮子底下旁听。

我入党将近六十年，没给党丢脸，我做的都是日常小事，都是为人民的好事，所以我没有亏心事。

我一个小小的23级，一场普普通通的恋爱结婚，却遭到如此艰难曲折天崩地裂的过程，惊动了军政委，后来的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如今，我看就是一场天大的笑话。

三年审查军婚时间，我被一个十多人的政治集团，捆绑到他们的战车上，遭到一帮政治流氓群殴。我一个出身卑微，没有靠山和政治背景，政治地位低下的底层军官，单打独斗，必然遍体鳞伤，苦不堪言。

我早已把龙井延边看作第二故乡。

进入花甲古稀耄耋之年，我俩经常回延边走一走，陪陪老人，会会弟妹，逛逛一松亭帽儿山，参观图们口岸和民俗文化村，重游我俩年轻时洗衣玩耍的海兰江窟窿眼桥，看地名碑，追忆神话般的龙井地名之水源地来历，前往妻子母校龙井东山小学和龙井三中，回忆儿提时代的天真烂漫，到岳父母墓前祭奠先辈，去珲春防川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悲哀。

我俩经常走在大街小巷，尤其缓缓走在海兰江畔，嘴里哼唱重游海兰江，唱词大意是：

（男女声）

（男）我和她，漫步在海兰江旁。

这里是，美丽家乡。

现如今，莺歌燕舞又鸟语花香。

（女）我和他，漫步在海兰江旁。

这就是，难忘的故乡。

现如今，洒满了阳光。

（男）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一轮红太阳。

（女）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灿烂的阳光。

（合）国家在繁荣富强，人民为幸福在欢唱。

（男）欢唱，欢唱，

（女）欢唱，欢唱，

（合）男女老少都在欢唱。

（男）风雨过后，我终于迎来彩虹沐浴那朝阳。

（女）风雨过后，我终于家庭美满幸福也安康。

（男）恩人啊，恩人啊，

（女）恩人啊，恩人啊，

（合）这个时候，我已是儿孙满堂。

碧波荡漾的海兰江，见证了我俩坚贞不屈，雷打不垮的纯洁爱情。

清澈透明的海兰江，映衬出我俩儿孙绕膝，满怀喜悦，俏奔夕阳。

我俩都十分珍爱来之不易，形似一张大奖状的结婚证，时不时的取出来欣赏一番。我把两张结婚证翻拍洗印一份，给儿子女儿各一份，永久珍藏。

我告诉他俩，没有这份结婚证，就没有你俩和你俩的子孙万代，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这场制造与反制造军婚黑案中，我和我的十多位政治对手，无论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有的斗了半个世纪，几乎没有赢家。

都说“人生要善始善终”，在我的对手里面，那个阳奉阴违，专搞两面三刀的指导员，50 来岁一命呜呼；那个和我“血战到底”的邹SG，冲锋陷阵整我有功提干了，升到某团通信连指导员，30多岁，一次军人运动会上，跑完一个赛程下来倒地，再也没起来。其他，张GQ调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季YJ升任独立营政委（特坏，后续情况不明），其它人继我之后，基本都在连职岗位陆续复员。龙井百货靠投机钻营进革委会的毕ZR，40来岁“夭折”了。那个崔MS在一商店搞了四五个女职工，其中把一名军婚搞出孩子，住院做流产期间，被突如其来回家探亲的丈夫发现离婚了。事情败露，崔MS被捕判刑，捆绑游街胸前挂两只鞋，我妻子蹦高指他鼻子，骂他是最坏的大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