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九十五讲

第二册 宋朝、金朝书法批评

第二章 "探析苏轼与黄庭坚：文人书法中的艺术意蕴与美学追求"

第四节 苏轼"萧散简远"的审美境界

苏轼一生论书的文字众多，其喜好的书家类型丰富多样。从年少至年老，他所学涵盖自杨凝式往上，到唐人徐浩、颜真卿、李邕以及东晋王羲之等人。其审美倾向跨度颇大，早年倾慕唐朝书法的骨气丰腴，晚年历经繁华后，转而服膺魏晋书法的平淡浑成。他评价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这既是对魏晋书法特质的精准总结，也是苏轼后期的审美追求。

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里讲道：予尝论书，以为钟、王的笔迹，萧散简远，妙处在于笔画之外。到了唐朝颜真卿、柳公权，开始汇集古今笔法并全力施展，将书法的变化推至极致，天下之人纷纷将其尊为宗师，而钟、王的笔法愈发式微。对于诗歌也是如此。苏、李的自然天成，曹、刘的超然洒脱，大概已臻至境。

而李太白、杜子美凭借英伟绝世的风姿凌驾百代，古今诗人皆被比下去，然而魏晋以来的高风绝尘之态也稍显衰落。李、杜之后，诗人相继创作，虽偶尔有悠远的韵味，但才华难以承载心意。唯有韦应物、柳宗元在简古中展现纤巧，于淡泊里寄托至味，这是其他人比不上的。

这段话兼论书法与诗歌。显然，就诗歌而言，相较于唐代的“英玮绝世”，苏轼更偏爱汉魏时期的“高风绝尘”。韦应物、柳宗元能够重振此风格，“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因而受到他的赞誉。“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便是他所说的“远韵”，其审美意味深长且深远，令人回味。苏轼对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的诗作多有称赞，甚至将他们置于李白、杜甫、韩愈之上。

苏轼在《评韩柳诗》中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之下、韦苏州之上。退之豪放奇险超过他们，然而温丽靖深则有所不及。可贵的枯淡，是外表干枯而内里丰腴，看似平淡实则美妙。陶渊明、柳子厚之流便是如此。若里外皆枯淡，又有何可取之处？” 又在《和陶渊明诗引》中说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而其诗质朴而实际绮丽，浅淡而实际丰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都比不上。”这些言论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他所倾心的作品，外在形式应当极为平淡、自然，甚至略显枯瘦，却有着令人玩味的意境。

苏轼将以锺繇、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与唐人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作对比，他指出 锺、王书法的精妙之处在于“笔画之外”，意思是不在“形质”，而是其“萧散简远”的风神。

当然，这种风神仍需通过笔画、字形来展现，所谓笔画之外实则是一种比喻。我们也能讲魏晋书法的妙处在于笔法之外，即当时的书作中笔画、字形的关系更为自由灵动，从而营造出全篇虚灵萧散的境界。其外表不绚烂，却令人有种难以捉摸、玩味不尽的美感，时间越久，韵味越浓。

而唐朝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优点在于笔画刚劲、字形规整，“风神”严谨有力。形式完备、规范了，可却缺失了魏晋书法的散淡韵味。相较于“萧散简远”的自然天成之境，“英玮绝世”显然带有刻意为之的痕迹。

前文我们知晓，苏轼对颜真卿极为推崇，重点在于其变法的新意，此处的遗憾则是针对其审美意趣。依凭这些观点，雄媚的外在形式反倒不利于更深远意境的表达，“英玮绝世”般的壮美不符合苏轼的至上理想。这和唐朝主流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

苏轼晚年愈发憧憬平淡自然。“萧散简远”之境无疑是苏轼审美理想的核心，也是文人艺术精神的一个象征。这种艺术境界在后续的书法创作中演变为虚灵、淡远，在绘画领域呈现为荒寒、简逸，成为艺术家追求的极致。“远韵”这一说法，与黄庭坚“韵胜”论契合无间。“萧散简远”的提出不单是审美视角的转变，也是审美主体分化的产物。

此前艺术美的品格不分雅俗，“萧散简远”式的审美内涵意味着将审美主体区分为雅、俗。“萧散简远”式的艺术并非供普通大众欣赏，而是为博雅之士的娱心之物。博雅之士作为审美主体，因其学识涵养深厚，自然要求艺术品更加简约含蓄、深邃醇厚，一点提示，便能引发无尽的联想。若面面俱到，则无余韵。

苏轼倡导“远韵”“淡泊”，这在创作心态上体现为“空”“静”。其《送参寥师诗》乃是针对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的激情豪迈而作。诗中言：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这段论述是对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的观点予以反驳。

韩愈觉得以佛教徒的空寂之心难以创作出生动的草书，而苏轼则认为空静之心更具容纳万境的包容性。就作品而言，相对静态的书作更能产生令人回味的美感。苏轼并非全盘否定韩愈的看法，而是指出其局限性。苏轼的这种觉悟与宋朝士大夫的阐悦风气相关。他和当时的禅僧交往密切，留下众多美谈。宦海的起伏让他从禅法中获得解脱，禅宗思想中对空寂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方式与审美判断。

苏轼所言的“萧散简远”“淡泊”并非是枯燥无味之意，而是蕴含着无尽韵味。以下这个记载可明其旨趣：苏二（苏辙次子苏适）处有东坡先生给他的书信：“二郎侄，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字亦有进，文字亦若无难处。只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辈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等等。

此一帖乃是文学的奥秘，学者应深入体会。由这则记载可知，苏轼强调年少时创作要竭尽全力，要历经“气象峥嵘，采色绚烂”的磨砺阶段，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而趋于平和，举重若轻，将一生所学的技艺自然而然地施展出来。此时的“平淡”是融合早期的“峥嵘”所得，看似平淡，实则是“绚烂之极”。这一认识和唐朝孙过庭《书谱》中的“复归平正”有相通之处。

苏轼并不赞同一味地峥嵘凌厉，而是认为应当以平淡进行澄炼。张旭、怀素草书的癫狂之态，令苏轼难以认可。在《题王逸少帖》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锺，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在此处，苏轼批评张旭、怀素草书纵横驰骋，有卖弄技艺之嫌，与“萧然林下”的魏晋高雅风范差距较大。此诗因王羲之作品而作，体现出苏轼对王氏萧散书风的尊崇。诗的结尾以“待我他日不匆匆”作结，虽是玩笑之语，却也表明苏轼强调写草书应如王羲之那般优雅洒脱，不呈匆忙之态。

他在《书张长史草书》的一则跋文中，进一步阐明了张旭与王羲之的差异所在，文中称：“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诸如此类，虽以书法为题，实则关乎人生理想，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一切皆自然天成，其中又蕴含着无尽韵味。

（此讲内容共计：2838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主编）

2024年10月1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