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 上 还 是 好 人 多
作者 孙明铎
我说过心酸事儿，再唠唠阳光事儿。
我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因为找一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做老婆，我所在的部队支部、党委，第一步给我党员预备期延长一年。第二步，我转正了，开始整党我被“整”。起初找我谈话，说要劝我退党，时隔两天之后，再找我谈话，说我的错误非常严重，给“劝退”处分太轻了，必须开除我的党籍。我想，管他管不管用，拿笔给军政委刘光涛（不久以后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写信。经过刘政委给师政委打电话干预，最后决定给我留党察看处分，并被部队处理复员回家。
我失掉身上所有的光环，去到“资产阶级臭小姐”的身边，全家人没有嫌弃我，而是无声地接纳了我。
我去龙井是想在她那里找到工作，解决婚后两地分居，但是目的没有实现。
当年十月我回到老家，去县军转办一报上我的名字，几个人嘁嘁喳喳窃窃私语，大概率是议论我，年仅二十几岁就因为不听话，找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被部队清洗回家，太不值得。他们答复我：“你们这批复员干部，按中央规定，不给安排工作，一律下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那年初冬时节，有一天我去家乡天平哨小镇，遇上还不怎么熟悉的同姓孙继业，他主动搭讪，说话之间他知道我是谁家的，处在什么情况。他于是问我：“你没去找耿新仁吗？”我说：“我不认识他。”他想了想说：“我去找他哥哥，让他写封信，你带上去县里找他。”孙继业把耿新仁的哥哥找来，当我面写一封短信，我带在身上，好像拿到了救命稻草，心急火燎奔往县城。
下车后，我非常急迫地直奔耿新仁家。去到后，全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把来意说了，并把信递给他，他看完说：“好，等我给你问一问……。”我从他家出来心想，看他语气和表情，怀疑他能不能帮这个忙。过了几天，在县革委会大院，他看见我对我说：“你快到军转办去一趟……。”我去到之后，他们和我谈了一会儿话，态度显得比以前温和一些。
过些日子，我再去军转办，几个人显得对我关心许多，逐渐说些知心话，我心里好似一块石头落地。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试图为我找过几个接受单位，都因为我党内受严重处分，岳父有重要“历史问题”，没有一个单位敢要我。
就在这年冬天，宽甸县邮电局被县武装部军事管制，电台急招报务员，孙继业的女婿任福祥，海军退伍在县邮电局作报务员，他把我介绍给人事干部赵俊海，赵把我介绍给军管的武装部赵科长。赵科长年轻时在野战部队任报务员，电台业务是内行。他特意把我叫到报房，让我发了几十组报文。发完后他很满意，说：“挺好，收报我就不考你啦，一个称职的报务员，只要发报好，收报一般没什么问题。”
赵俊海和任福祥向我透露，他们去军转办看了我的档案，经过赵科长等领导研究决定，对我岳父的所谓“问题”，需要去延边做一次调查，如果是敌我矛盾，他们就不能用我。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影响对我的使用。他们计划，去调查的人不马上回来，给单位领导打回电话，让我立即报到上班。去的俩人继续留在那里，和龙井百货商量把妻子调过来，也按排进邮电局。
上世纪六十年代WG期间，我们国家和朝鲜关系有一段插曲，宽甸通往朝鲜长途电话国际交换台，需要换成汉族话务员，宽甸县找不到这方面人才。妻子朝鲜语说的很好，他们打算把她调过来，按排作国际话务员。
事后，邮电局派一位政工干部，和武装部李参谋前往延边。他俩临行前，没有到我原部队的计划。可是，路过蛟河灵机一动，下车去了我原来部队，结果我部队领导把我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就差没说我是一个“反革命”。
二人离开蛟河到龙井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把我岳父和妻子的“问题”说得比敌我矛盾还敌我矛盾。就这样，两个人无声无息地回来了。
我天天和任福祥吃睡在邮电局，焦急等待能有好消息，可就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
两个外调人员走后，我有心理准备，想到这个阶级斗争年代，调查结果有可能对我不利。
事情果然悄声无息了。
我不想无声无息下去，也为了将来证明我是对的，决定去找赵科长做最后一次谈话。我知道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但是我还不想罢休。那天上午，我去赵科长办公室，把我心里想说的，向他做简明扼要讲述，说到激动时，我一边说一边流眼泪。说完，我头也不回地把门一摔走了。
1970年3月，宽甸铁路车站公安派出所所长，到军转办请求给按排十名复转军人当警察。那天我正好在军转办，他们没好意思赶我走，几个人拿出一螺档案，到屋外席地（地很凉）而坐，一方推荐，一方挑选，还特意用手指一指室内的我，向袁所长作一番介绍，结果因为我和我岳父有“政治问题”，拒绝接收我。
我最终去了县造纸厂，起初在车间干了一两个月，然后抽调厂部负责劳动工资，搞专案。
1968年9月5日，WG运动的造反派，在全国完成各级政府机构夺权，成立“老（年）中（年）青（年）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替代了十几年的人民政府称谓。《人民日报》发表《全国山河一片红》社论，中央广播电台夏青满怀激动播报社论：“……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夺权！夺权！”
然后，各个企事业单位都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宽甸县造纸厂革委会主任张峻山刚调到厂不久，此人工作即严格有魄力又雷厉风行，看事情眼光犀利，分析问题看准批透。我向他学习很多怎样认识问题，怎样分析问题，怎样判断问题，怎样解决问题等工作之道。
因为家乡穷我不安心，每次回家路过凤凰城去往宽甸，一路看到铁路两旁尽是小茅草屋，小孩光脚光屁股不上学，到处乱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所以总想调往延边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向张峻山提出调走，他说什么也不放。我找了好几个人，包括我婶子做工作，他都不同意。我认识他从前的同事，他几次到厂里，去一次能聊好几个小时，他俩一边吃饭一边谈，晚上吃完饭躺在火炕上还在谈，张峻山就是不吐口。最终说：“这件事，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把他妻子调过来。”还说，这件事情由组织出面给办。
我一看调走没有希望了，只好安下心来。
第二年4月末，县里出具商调函，我带上去龙井，把妻子调到宽甸。
1973年春天，张峻山调走，工业局派工作组进厂“抓革命、促生产”，精简行政人员，和我作同样工作的一个人，他姐夫是县委书记，就留了下来，我没有后台，精简下到锅炉房烧锅炉。
按干部使用规则，他是工人应该下去， 我是干部应该留用，但是我抵抗不了裙带关系。
我在锅炉房一人顶班，实行每日三班倒。每班要拉五六吨煤进锅炉房，一锹一锹加进锅炉，燃烧后的炉灰渣子，再一车一车推进渣场。
这年秋天，工业局保卫干部胡骏，看我被“大才小用”，为我打抱不平。
正赶上公安局布置一项特殊任务，他请示局长同意抽调我去协助他工作。
我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写出总结报告，公安局的人看完问：“这个材料谁写的？这人我们要了。”
我和胡骏一生保持来往，一直到我俩先后调到市管单位太平湾同一个边境口岸两个不同协作单位。他去世以后，我和妻子经常看望他老伴，和他的子女来往至今。
在日后交往中得知，胡骏和我家祖上有亲戚，我称他二哥。
当我决定调去公安局的时候，组织部人说，大集体员工不能进国家机关。
我想来想去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县财贸部副部长耿新仁，一个是县委副书记吴玄珠。这两个人有一个站出来说句话，这事十有八九能成。要是两个人都说话，这件事就一定能成。
耿新仁以前在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到财贸部以后，是主管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副部长。那时，全县财贸系统，成立由耿新仁带队的一支文艺宣传队。为了宣传第二百货商店秦经理的先进事迹，特意编写话剧，成立乐队选演员，把妻子选去饰演女一号。
在财贸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期间，耿新仁私下对妻子说：“咱们姓耿的都是一家子，以后咱得多走动。”
这回我对妻子说：“你找你一家子，只要他对组织部说一声，这事就能成。妻子用演出机会，对耿新仁说了这件事，他答应了。
为了保险起见，我对妻子说：“咱再找你老乡吴玄珠书记帮忙说句话。”
吴玄珠是龙井茶条沟人，朝鲜族，解放前参加革命。史无前例前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任理论教员。史无前例初期，派他到宽甸县委任副书记。他的妻子在第一幼儿园任党支部书记。妻子调到宽甸百货三商店，吴玄珠和他妻子听说龙井来一位老乡，他妻子多次特意到商店去认识老乡，邀请妻子去家里做客，说好一起休探亲假，搭伴回龙井。我曾劝妻子说：“你就去串个门，她那么主动，也不是咱攀高枝，作为朋友相处呗。”三年时间妻子一直没去过。
吴玄珠分管政法和外事工作。我对妻子说：“这件事情求你老乡说句话，肯定能成功。”妻子显得很为难，说：“咱从来没去过人家，现在有事去求人家多不好。”我说：“反正现在，是决定咱家大事的关键时刻，成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了。”
经过几天思想斗争，妻子勉强同意去吴玄珠家走一趟。这天晚饭后，我和妻子领着大的，抱上小的走出家门。路上我对妻子说：“你去他家以后，看情况，人家是县委领导，家里如果有人，或者人家显得不怎么热情，你就少坐一会儿，把事情说明白就回来。如果家里没有外人，人家又挺热情，你就多呆一会儿。一个原则，把意思表达明白，时间掌握在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我和孩子就不要进屋了。”
妻子去了以后，我在马路边哄俩孩子。半个多小时以后，大老远看见妻子笑眯眯走过来，我心里有谱了。我问妻子：“怎么样？”妻子说：“人家说的挺好，他说什么集体全民，只要工作需要就行，等我跟组织部说一说。你回去等着吧。”
两天以后，公安局通知我办理报到手续。
我回厂办调转手续时，厂领导说我：“咱们厂子不错，你就别走了呗？”我说：“我既然决定了，还是走吧。”
我穿上警服（当时县公安局只有两名外事民警着警服）走在大街上，武装部赵科长满脸狐疑看着我，脑随我转目送很远。
吴玄珠耿新仁让我改变了人生。在那个年代，我年轻无知，不懂上门感谢。但是，人家并不挑理。我家住在长途汽车站对面，事情过后，吴玄珠下乡，不带秘书，不坐专车，独自坐公共汽车。发车前等车时，看我站在家门口，特意上我家小坐一会儿，和我拉拉家常。
吴玄珠史无前例结束以后，调回辽宁省委党校。我没机会当面感谢他，却在心中默默不忘他夫妻俩。
他们的女儿在丹东海关工作。
2011年5月，她临近退休，我去看她，让她转达对她父母的崇高敬意。
人生的好机遇可能会有，可能没有。有也就是一两次，如果不当机立断抓住机会，转瞬之间就会消失。
我借调工业局期间，做过专案，搞过冤假错案平反，WG期间我曾经被错误对待，深知被冤者的疾苦，所以，凡是符合条件的我都做了平反。事后得知，平反对象里有一位是我家亲戚，我管他叫舅。
在工业局期间，我接触的领导是局长田果行。
田果行原为辽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属于高干，我党延安整风时他就是搞专案的，WG期间被走“五七道路”，下放宽甸鸭绿江边一个生产队。
田家一次杀年猪，孩子炼大油，沸腾的油滴落到灶坑柴草上引起大火，瞬间火上房顶，引燃邻居房子。他在“公”和“公”激烈碰撞一刹那，毅然决然选择大公无私，夫妻俩叫上孩子，弃自家于不顾，操起工具去帮邻居灭火，自家房子家具被褥高档服装烧个精光。
田局长平日里就像隔壁邻居和蔼可亲的大叔，我每次起草文件，要经他审阅签发，他会小声把我叫到身旁，温情地对我说：“你看，这块儿这样改行不行？”或者说：“你看，这样改是不是更好？”
短短七个月时间，我向田局长学习人格魅力，学会做人礼数。
在我调进公安局之后，田局长调回省城。
我后来由于单位转制，第二次入伍，进入武警边防部队工作。
十多年以后，一次省委老干部旅行团到鸭绿江太平湾发电站风景区观光，田老在车子里看到我在指挥大坝警卫部队执勤，还向我招招手。
田局长爱人穆枫是我妻子单位党支部书记，她就像隔壁邻居家可尊可敬的大婶儿，平易近人善解人意，见面总是主动先说话。
我家和她家只有一墙之隔，我家的鸡经常翻墙“越境”飞去她家，雀占鸠巢蹲窝下蛋，起初穆枫搞不清是谁家鸡，后来知道了，每天把我家鸡下的蛋拣到一个小筐里，积攒多了绕道二百多米远给我家送来。
耿新仁在我调去公安局两个月以后，调进公安局担任政委，对我一直挺好。后来他调县财政局任局长，我所在的武警大队财务和县财政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县财政准备拨款建宽甸县第一批机关干部住房，应该没有我单位的，他建议县委县政府领导，考虑警民关系，在他运作下，分给我一套两居室楼房。
我和妻子一直对他念念不忘，不论搬到丹东还是大连，有机会都回去看他老两口。每次去他家，都要叫上女儿和孙辈儿，陪我俩去饭店吃饭。
我俩最后一次去看他，临别时，他老伴，一位年近九旬颤颤巍巍老人，从六楼把我俩送下二楼，然后穿过长廊，快下一楼时，妻子说：“婶儿，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累着，就送到这吧。”我俩下到一楼回头一看，老人在缓步台低头弯腰目送我俩。我赶忙告诉妻子：“你快看看婶儿，还在低头看你。”当妻子回头时，她老人家说：“桂英啊，别忘了，这里是你娘家，啊……。”话虽不多，情深意重，既不是客套，也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亲情告白。
我俩顿时泪水涌出，一路哭到妻子的妹妹家。
我第二次从武警部队转业，我想，安排工作听天由命吧，我又不擅长求爷爷告奶奶，去四处奔波。
我听说军转办把我按排在商业局储运公司，单位离家就隔一条马路，可是一想，我当初就是费劲巴力从企业出来的，我何必再去那里。
根据有关规定，军队转业干部转业当年，拒绝去接收单位报到的，本人档案年末退回原部队，下一年重新投档。
我妻子单位人事科科长杨爱光和她的丈夫赵华，史无前例之前是辽宁省和沈阳市建国前参加革命老干部，WG期间走“五七”道路，下放宽甸农村。WG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夫妻俩重新按排在宽甸县工作，杨爱光和我叔叔同在一个单位，入党的时候，我叔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他夫妻俩调进丹东市，赵华进财政局，又到市政府任副市长。
1985年，我调到鸭绿江太平湾边防检查站，妻儿随军。因为那里地处中朝边境前沿，虽然是个新建小镇，但是教育设施不齐全，孩子无法上学，妻子也找不到合适的接收单位。于是，我去省武警总队办理老婆孩子随军迁移，户口进入丹东市。妻子找到杨爱光，她非常认真把妻子的工作调转办妥，按排进自己单位丹东百货公司。从那以后，妻子和她相处得很好，两家保持常年走动。
1988年我再次转业时，我自己没着急，杨爱光特别替我着急。她隔几天问妻子：“你家小孙工作按排怎么样啦？”妻子说：“按排的单位不理想，他不想去。”她说：“等我回家，跟我家老赵说一说，叫他给找找人。”她在家隔几天说一遍，说得次数多了，赵副市长说：“知道啦，你得容我找个机会……”
因为我们这批第二次入伍的转业干部，入伍前多数在公安部门工作，转业都想回公安局。可是，那年市长下一道死令：“各级公安局一个军转干部不能进。”他大会小会强调：“我是市政府编制委员会主任，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工作。”
恰恰就在这一年，公安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每年要通过接受转业干部来补充自然减员。
赵副市长分管财政金融和政法工作。
在我第二次转业的年代，社会就业特别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都超编，一般情况不进人。就业上岗调转单位，一是花钱打点，二是找领导说情。
1988年12月下旬，赵副市长带领全市政法系统各单位一把手到省里开会，他向我转业要去的单位一把手做好疏通。
我回到边防支队办完相关手续，于12月31日，到市政府一个部门报道。
我和妻子，时常去看望两位老人，搬到大连也不忘。
2018年9月，我俩去赵副市长家，年近九旬的老两口陪我俩聊了两个小时。当我说起，我转业时，是他安排我去的接受单位，他说：“我都忘了这事儿了。”
他不像有人做事，有一回我第一次去武警部队一位我的直接领导家，刚一落座，他老婆就在一边小声嘟囔：“就这么空手来了，连点东西都不拿？”从那以后， 我再没去过他家，遇有重要事情需要汇报请示我直接去找省总队领导。
赵副市长领我俩，在宽大的房子里，挨个房间看，手指一个房间说：“你俩以后回丹东，别再住宾馆了，这个房间就给你俩留着，来了就住这。”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客套，也不是装模作样，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深意长。我俩知道做人礼数，当然不忍心去给老两口添麻烦。
我的成长之路有众多好人帮助，我们之间没有金钱交往，没有利益交换，纯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些领导干部，位高权重，但是他们能俯下身子，平等对待我们普通人。
我一生受到他们的眷顾，使我有一个比较完美的人生归宿，是我的福分。
我多么希望当今社会，人和人都这样相处。
我有时问妻子：“我们遇到的好人怎么这么好？遇到的坏人为什么这么坏？”
妻子说：“这个问题，一时很难回答，如果你非要我回答，言简意赅的说，那就是由人性本质决定的，好人好无上限，坏人坏无底限。”
好人都有好报，他们都儿孙绕膝，生活美满，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我天生就是个“哭命”人，我遇难落魄时哭过，哭完擦干眼泪继续打拼。看到好人做好事，我也会被感动落泪，往往哭的不能自理，如今我在书写家史或以往的好事与坏事，也时常伴泪水流。
已是耄耋之年的我，发出心灵的呼唤：好人们，你们现在都在哪里？
无论你们在人间还是在天堂，我都祝福你们：好人平安，幸福无边！
作者简介：孙明铎，从军25年，军旅文学爱好者。从事政法工作30余年，曾任《中国律师报》通讯员，在地区法学会定期法学研讨会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土律师的社会危害及应有对策》获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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