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八十七讲

第二册 宋朝、金朝书法批评

第三节 蔡襄论书

蔡襄（1012 - 1067），字君谟，官至端明殿学士，世称“蔡端明”，其所著《端明集》流传于世。蔡襄乃是北宋前期重振书学的积极践行者，欧阳修视其为“今世知书者”，还时常与其一同探讨书艺。蔡襄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书法家，擅长各种书体。后来，苏轼评价道：“国初，李建中号称能书，然而格调韵味低俗，仍存有唐末以来的衰颓简陋之气。

其余之人未见有卓越超群能追配前人者。唯独蔡君谟的书法，天资颇高，积累学识深厚，心手相互呼应，变化形态无穷，遂成为本朝第一。不过，其行书最为出色，小楷次之，草书再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稍差。他还曾有意创作飞白，自称有翔龙舞凤的态势，识者并不认为其言过其实。”

然而，蔡襄的书学观念相较于欧阳修，相对而言继承前人较多而创新较少。从他为数不多的评书言论中，能够看出他对唐人观念的传承。蔡襄认为学习书法应当注重“神气”，他表示：钟、王、索靖之法相近，张芝则另成一法。

如今书法有规矩可循的是王、索，那些雄逸不常的，皆源自张芝。张旭、怀素都出于这一流派，大概是因为他们天资接近，学习起来容易入门。学习书法的关键，唯有获取神气为佳，倘若只是模仿形态体势，即便形似却无精神，那是不懂书法之人的作为。

他曾观赏《石鼓文》，喜爱其古朴质实，对其中的物象形势有所思考。待到获得《原叔鼎器铭》，又知晓古时的篆文，有的增多有的减少，有的左右上下挪移，全凭心意所欲，不过也有精巧与拙劣之分。自秦汉以来，仅留存一种体制，所以古文中能见到的也就这些，实在可惜！

他在唐朝书家的经验里感悟到，书法学习若要成功，“天资”不可或缺，天资相近则“易于寻得门径”。张旭和怀素天性狂放不羁，故而能够习得张芝之法。

蔡襄着重指出学书应以得“神气”居先，得“神气”自会形成形势。这是对唐太宗“先作意”观念的承袭。 蔡襄还察觉到《石鼓文》以及上古钟鼎文字所展露的自然气质，能够用心追寻并为己所用。这一观点后来被黄庭坚、米芾等人所继承。

蔡襄同样注重“工夫”。他表示：唐初，“二王”的笔迹尚存不少，当时的学者大多依循效仿。如今留存的寥寥无几。但看欧、虞、褚、柳，号称名书，他们的结体和字法皆源自王家父子，学王献之的多放纵，而王羲之落笔之处皆具神妙。我曾认为篆、隶、正书与草、行相通为一法。

吴道子擅长绘画，而张长史师从其笔法，难道有何不同吗！然而其精粗程度，取决于天性的聪慧迟钝、学习的深浅程度，古人有笔冢、墨池的说法，应当并非虚妄。

在此，他以唐人为例，阐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的字形结构皆从王羲之父子处获取范式，之所以能够成名成家，在于善于学习。书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天性的优劣，也在于用功的勤勉与否，正所谓笔成冢、墨成池的道理。

蔡襄还格外推崇“古意”与“法度”。所谓古意，即为古质。蔡襄评价篆书道：近世篆书，喜好标新立异，全然没有古意。唐李监精通于此，气力雄浑厚实，堪称篆书之雄者。学者应当如此认知，然后方可与之论篆。

我们无从知晓蔡襄是否擅长篆书，但从他其他书体所呈现的风格来看，也倾向于端庄古朴厚重，这一点在对柳公权书法的评判上与欧阳修意见相左。 欧阳修说：“唐世碑碣中颜、柳二家书作最多，而笔法往往各异。公权所书《高重碑》，我特别喜爱临摹，不失其真且锋芒尽显。

至于《阴符经序》，则蔡君谟认为是柳书最精妙的，说‘善藏笔锋’，与我的说法恰恰相反。”从这个小小的事例里，我们隐约能够体会到蔡襄对唐人书法中“浑厚”之气的偏爱。

蔡襄也如唐人一般重视法则。他讲道：古代擅长书法之人，必定先精于楷法，逐渐延伸至行草，也不会偏离楷正。张芝和张旭变化奇异无常，超出笔墨常规，神逸有余，而与王羲之、王献之不同。蔡襄近年大致明白其中之意，只是力有不逮，不值一提！

蔡襄的这些观点表明，北宋前期的普通书法家对于书法的观念基本沿袭唐人之说，强调“法度”与“风神”并重。

（此讲内容共计：1625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主编）

2024年10月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