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成圣”真的重要吗
——读张宏杰先生《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摘记
文/张 勇
在张宏杰先生著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书里，他把曾氏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却也给曾氏增添了人性的质感。
平实而言，我是很尊崇曾氏文论的。先后读过《曾正公文集》、曾国藩《家书》、《日记》、《冰鉴》等有关的书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著，对曾氏的全部知识是“立德”、“立言”、“立功”的标准“完人”，还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读《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还知道曾氏又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这话说得多好。
我还尊崇曾氏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经史子集，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同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曾氏还有一个最大优点是坚守原则。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的曾国藩，从京城翰林官至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时，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他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这事还真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
书里说曾氏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坚持做“日课”。就是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检视自己的一举一动，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搁了读书，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对漂亮女人多瞧了几眼，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自我鞭策，立志自新，积苦为学，“洗除旧日腌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曾氏与众不同的脚踏实地践行着自己的志向。这种追求“自我实现”的思想状态，至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或军事家、思想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跳出盒子在外面思考，进行创造性思维可能更重要。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氏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传统的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基本精神却千篇一律。而曾氏要面对的世界却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尽管曾氏的思维实践成就了他后来非同一般的精明，“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这话，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是有分量的。然而，曾氏至多只能算一个“体制内改革家”和“非典型类清官”。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氏做了一辈子“日课”，今为少读一本书，明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可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想说，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老曾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商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氏。从前，有一个老头儿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又有一个老头儿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理想的心理倾向是要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天性，掌握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他们以“完人”为人生目标，却乎死得壮怀激烈，可歌可泣，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方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笼子不仅把民众，也把自己给装了进去。这种追求“圣人”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脏吏贪吏。骨子里虽然清廉刻苦，表面上却是和光同尘。也是，你实行“薄俸制”，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200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至少得400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过于动听的口号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导致弄虚作假。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去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氏也不大可能。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氏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氏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愤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如此，到晚年，曾氏“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无望的时代，曾氏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作者简介】张勇，笔名訥言，1964年生，热爱生活，喜欢悦读写作，陕西商州人，大学文化。1982年以来已有600多篇论文、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体裁文章在《陕西日报》等省内外数十家报刊平台发表。有30多篇论文、散文、杂文随笔及获省级以上奖励作品入选《中国“八五”科技成果选（三卷）》《商洛文学·获奖卷（1978～2022）》等版本。出版文集《案牍筆谈》。《世界文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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