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敦运 播诵：王强
编辑：杨建松
题记：“里”在地名中有特殊意义，它是历史不经意留下的印痕；恰恰就是这种不经意，才造就了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存……
史学家说：结合了“坊里”和“社制”特点的“里社制度”完善于元代，其中的“社”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设立的组织，通常50家左右构成一个“社”，不足50家的可与附近的村落合成共建。社内设有社长，由社众推举年高且通晓农事者担任，负责管理社内事务。
入清后的“里社”为保甲制度取代，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曾下令州县编置户口、牌甲，“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经过几年试点后发现这个“保甲”似乎不怎么好使，于是顺治五年再编审人丁，恢复里甲制度，“以百有十户（110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最初是三年编审一次，后改为五年[1]。
今天留在《武昌县志》中的“里”，譬如黄鹤里、依仁里等大约就是这一时期的孓遗。可见，那时由于人口不多，“里”都没有今天的“行政村”大，人口也没有今天的行政村多。
江夏县东乡（包括今纸坊、龙泉、五里界等地）当时有许多里，譬如：位于东湖街至港汪桥一带的上恩里；存在于凤凰山、东西坝、东西方咀一带的夹山里；涵盖宁港、郑店关山等地的黄鹤里；今童周岭、北咀、李家店一带的来苏里；以及被太平桥、陈家谊、无字海等地先民称作的龙泉里都是。百年前的东乡先民中有一说，道今天的五里界就因为坐落于这五个“里”的交界处而得名[2]。
这里的“交界处”不能理解为几何学上的精确描述，而应看作是先民们对地理信息的模糊处理，因为中国县界的勘定直到1996年后才实现，早于此的“乡”和“县”是没有准确分界线的。
《武昌县志》还委婉地告诉后人，“五里界”是咸丰年间（1851～1861年）形成的地标，之前那里是一个尽管兴旺，但占地却十分有限的“三家店”乃至“三家湾”。当三家湾华丽转身为“三家店”，继而吃掉东湖街发育成“五里界”时，它已经跃升成为江夏新六镇（金口、纸坊、青山、豹澥、法泗洲、五里界）之一了[3]。
正因为镇龄短，所以100多年来它的表现十分抢眼，不仅是拉动县东经济的引擎（在通往东湖街的路口上曾竖有一高3尺，宽2尺，厚1尺的“金五路”黄钒石碑），还是雄踞那个局部的政治文化中心，来过不少大人物（譬如瑞澄、黄兴、董必武、李先念、王任重、张体学、苗圩），出现过不少大事件，也走出了好几位影响地方文化的学子。不过五里界的高光时刻，还是非1958年的4月6日莫属。
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
因为五里界人的智慧操作引起了社会舆情的广泛关注，乃至一位伟人带着国宾于这一天来到这里参观视察。
多年后，曾任五里界区（几个月后才改为五里界指导组）山河乡党委书记的黄衍万清楚地记得：4月5日晚11时，县长祁曙东突然打来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区里碰头。见到了他们几位领导后，才发现旁边还有省、市外事处的负责同志。他们谨慎地告知：明天可能有中央首长陪同外宾到山河乡锦绣大队来参观水利建设成果，请务必做好接待准备。
谁？
是毛主席，少奇同志，还是周恩来总理？
黄衍万不敢问。
时钟敲过12下，省里才又派人正式通知：今天上午周恩来总理将陪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到达锦绣大队。
黄衍万的心有点慌了，这倒不是没有好看的内容，而是从五里界到山河乡只有二三里长的一条劣质土路，车队怎么进去，保卫工作怎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他不敢怠慢，急忙告别县长，心急火燎地跑步回乡，叫来所有干部，迅速喊醒各大队社员，马上抢修公路。
听说有国家领导和外宾要来，从梦中爬起来一千多社员扛起锄头铁锹，摸着黑就赶到了公路上，借着大大小小的“夜壶灯”，挖的挖，铲的铲，挑的挑，铺的铺，几里路一片热气腾腾。四个小时后，黄衍万发现往日的“乱蛇”已经被铲得平平整整，夯得结结实实，他悬着的心这才重新放进了肚子。
几位小队长风趣地对他说，我们要为周总理献上一条山河的“黄金地毯”！
为了确保安全，区里还抽调了部份基干民兵，加上山河、凤凰、高桥、大屋陈几个乡的普通民兵，一下子来了300多，密密地织就了一张安全网；祁县长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到（武昌）付家坡，通知县公安局紧急出警。
出于保密，他没有说清缘由，结果公安局误以为来了敌情，连忙派保卫科长陈楚汉带着一个排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还扛来了一挺机关枪。待他们弄清事情原委以后，大家一笑赶忙改着便服，分散到群众中秘密地执行任务。
界上（时人对五里界街的称呼）也没闲着，由区、乡、镇干部带领的几百把扫帚、铁锹，在黑暗中也组成了环卫军……当霞光照亮屋顶时，这里已经焕然一新了。
早上8点半，孝感地委副书记王瑞生、武昌县委书记梁家瑞、县长祁曙东、五里界区委书记吴才生、锦绣大队支书曹华卿等齐刷刷地聚集在政府门口，静候贵宾。
上午11时，周总理和外宾的车队终于驶入人们的视线，但他们没有停留，而是迳直开向山河乡的郭家坡。王瑞生一见，马上带着大家一路小跑，紧紧跟住。
到了郭家坡，身着灰色哔叽中山装的周总理步履矫健、神采奕奕的走下了车，身边就是罗马尼亚的贵宾、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基伏·斯托伊卡·埃米尔和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阿夫拉母。
在五里界蹲点的湖北省长张体学，对这里十分熟稔，他将王瑞生等一一向周总理和外宾作了介绍。当介绍到黄衍万时，他忙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前向总理问好，总理握住他的手微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
接着由大队书记曹华卿回答了贵宾们的问题：锦绣大队有多少劳力、耕地、单产多少等等。站在一旁的周总理则随时帮助翻译员把亩数、斤数折合成贵宾惯用的公顷、公斤，使他们更方便地了解山河的锦绣。
在初夏的太阳下，总理与贵宾们看得很仔细，不仅看了吴才生和黄衍万俩合种的小麦试验，详细地询问劳动工分怎么算，是否亲自下地干活，下多少肥料等，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省、地、县、区、乡蹲点干部们合种的那块60多亩的试验田。当贵宾们得知驻队干部都能做到和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连连点头称赞。
太阳老高了，不知疲倦的周总理，又陪同贵宾参观了锦绣水库、百里长渠。此时水库工程正在收尾，工地上还有一两千民工在忙碌，大家一见周总理和外宾们，顿时热烈地欢呼起来。总理不断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并表扬工程做得好，群众的劲头高。
离开锦绣水库，总理一行走进了山河乡的小礼堂，观看了由区、乡合作主办的新式农具展览。面对着诸如栽秧机、割谷机、抽水机、单轮单铧犁、双轮双铧犁、园盘耙和丁齿耙等新式农具与对比展出的旧农具，在讲解员的介绍之余，周总理还用流利的外语直接向外宾做了部分解说。记得总理在介绍双轮双铧犁时：“这种双轮双铧犁可以深耕七寸左右，用两头牛拉着，一天可耕12亩地。若用普通步犁，一天只能耕地3亩。两者相差4倍。”
多少年过去了，黄衍万都觉得惭愧，自己长期与铧犁打交道，怎么就不知道这些？
三个半小时的视察结束了，临别时，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埃米尔热情地给展览会题字留念，周总理也欣然命笔，写下：“祝你们成功”[4]。
今天，五里界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的五里界人永远也不会忘记1958年的4月6日。那天，天是那样蓝，风是那样柔，花是那样美、人是那样亲！
因为苦干巧干，五里界凸显成了江夏地面上的一个辉煌地标；因为开国总理视察，五里界更成了百万江夏人心中那枚金色的徽标！
2024.7.13
注：
[1]童旭.国家与社会：明清的里社制与乡村秩序——以徽州“社会”为线索的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6期：43-52.
[2][4]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道办事处.五里界街志[M].武汉出版社.2022.4.
[3]江鄂鲁.新中国行政区划70年[J].史图馆.2021.4.22.
作者简介：彭敦运，武汉市江夏区人。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生。曾为武昌县第一中学教师、江夏区教科所科研员。
播诵：王强 ，中共党员，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武汉市菲尼克斯艺术培训学校执行校长，湖北省武汉市领航新启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编辑：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省朗协融媒体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朗协语言艺术研究与实践基地副主任，《都市头条》认证编辑，铁马豪歌平台创始人，三年阅读已逾一亿六千多万。湖北省第三届荆楚朗诵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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