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我奉命调离校址设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到阿里地区工作。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内地正在进行一场疾风暴雨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西藏情况特殊，只进行和风细雨的“三大教育”运动(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虽说是和风细雨，但党、政、军各部门仍得抽调大量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奔赴农牧区开展工作。由于人员不足，特别需用搞文字工作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阴差阳错地去了阿里。

      阿里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地区的平均海拔为4500m，北面是喀喇昆仑山，中部是冈底斯山，南面是喜玛拉雅山，三座大山的耸立，使这片广袤3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成了世界屋脊上的屋脊。稀薄的空气，强烈的紫外线，漫长的冬季，光秃的山峦，贫瘠的土地，几乎成了人类生存的禁区。

      阿里又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神秘的地方：札达县的古格王国是著名的历史遗迹。古格王国建立于公元十世纪前后，是吐番世系的延续，这里曾经是一片绿洲，拥有10万人口并有着灿烂的文化，但在十七世纪时，被达拉克王僧格南杰所灭，国家被消灭了，国王跳崖自杀了，但这10万人呢，他们为何也在同一时期消失了？面对着几百年前留下的遗址和 一些早己风干的无头尸体，使旅游者产生无尽的遐想。

      著名的佛教圣地神山圣湖则在普兰县。神山实际上是冈底斯山的主峰，海拔6600多米。我们在《西游记》上看到的须弥山，就是这个地方。藏民则叫它冈仁波奇，印度叫它凯拉斯山。年轻的尼赫鲁曾经有一个梦想：越过喜玛拉雅山，到凯拉斯山作一次漫游。但后来的牢狱生活和繁忙的政务活动，他的这个梦想始终未能实现。佛教、印度教、耆那教、苯教，都认为这座山是世界的中心，甚至月星辰都是围绕着它转的，可见它在众教徒们心中的地位了。

      圣湖名叫玛旁雍措，清粼粼的湖水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是观世音的甘露之源，还是西王母的瑶池所在？据说，每当初夏时，各方的朝圣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朝拜神山、圣湖，他们先是手执转经筒， 沿着神山转，从日出到日落，又从傍晚到黎明，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也不停地转着，要绕完一圈得整整花两天的时间。朝拜了冈仁波齐，信徒们又直奔圣湖玛旁雍措 ，依然是手执经筒沿着圣湖不停地转着，又是几个日日夜夜后，才结束了这次朝拜圣礼。离开圣湖前他们都各自拿出早准备好的羊皮口袋，满满地注了一袋圣水，据说这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不信教，但我对这些朝圣者充满敬意，他们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那种对信仰的执着虔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给我们以启迪。

    玛旁雍措除了神山圣水外，阿里的任何一处山水都自有其特点。阿里的山高不高？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这个答案只是针对海拔高度而言，就相对高度来说，阿里的山势基本上都趋于平缓。人们可以骑着马或步行翻越山梁 。 一不小心,就爬上 海拔5000多米的“高峰”了。阿里的山光秃的多，但岩石缝隙处也会长出一些小草。一句话，这些灰黄色的秃山，既不秀丽，也不壮美， 似乎没什么看头。但就整体而言，它展现的气势，却是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此拟的。高原高原，山不高，原却辽阔无边。广袤无垠的“原”，其地表是由细沙碎石和泥土构成。它没有北国原野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丰饶，也不像戈壁沙的荒凉。五月初，大地开始解冻，嫩绿的小草像婴儿的胎毛破土而出，极目远望，一片绿茵，低头一看，稀疏的绿叶若有若无，真的如古诗所说：草色遥看近却无。即使到了七八月份，野草也不见得有多么茂密茁壮。所以这里的草原载畜量很低，我想这也是造成阿里地区地广人稀的重要原因吧。

      如果说阿里的山大多数都没有什么看头，那么阿里的水则极具魅力。这个地区较著名的河有三条，一为马泉河，二是象泉河(朗清藏布)，最长的一条则是狮泉河。狮泉河发源于其境内革吉县的雄巴区。水源从一个山穴涌出，逐渐由山泉而小溪而河流。河流穿过革吉县境，向西北流向噶尔、日土，然后流入印度境内，就成了世界闻名的印度河。阿里地区的首府，即建在这条河的两岸，其地名就叫狮泉河(原地址叫噶尔)。

      阿里的湖泊用星罗棋布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从新藏公路进入阿里境内，车行三四个小时后，一面碧蓝的湖水立即呈现在你的眼前，这就是班公湖。它应该是世界最高的湖泊了。它像一颗硕大无比的长形蓝宝石镶嵌在中国和印度交界处，在中国境内一段是淡水，印度境内那段是咸水。在自卫反击战时，这里曾驻有一支小小的两栖部队，我们经过那里时，部队早己撤了，但还有几只两栖船(车？)被遗弃在湖边(据说,现在那里又驻有部队了)。阿里的湖泊咸水湖居多，而且含盐量很高，有的湖逐渐干涸了，就变成了盐场，所以阿里还是一个盛产湖盐的地方。记得我到革吉县时，到商店去买盐，旁边的几个汉藏干部哈哈大笑，告诉我，这里的盐是不用买的，需要多少到食堂去拿。这里的盐不仅不用买，也不仅是自给自足，而且还要“出口”。每当秋季来临时，牧民们就到“盐场”去挖盐，然后把盐分装在用羊毛编织的袋子里，又把绵羊赶来把盐袋驮在羊背上，于是赶着羊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跋涉到印度或尼泊尔边境交换青稞和其他用品。这段艰难的旅程，往返约三个月，待他们回来时，已经是岁末了。也许有人要问：小小的绵羊能驮多少东西？据我了解，一只羊负重量大约10公斤，而百只羊千只羊呢，这道简单的数学题，一看你就明白了。那么为什么不用马驮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阿里地区的马，相对少得多，不可能集中成百上千匹马来干这件事；二是用马驮在路途上很难照管，马性野，经常会狂奔乱跑，而绵羊却温驯得多，只要牧民把盐袋往羊背上一挂(像旧时的搭链一样的袋子)，羊群就乖乖地跟着头羊边觅食边前行。晚上，赶羊人找一个避风处安稳睡觉，绵羊们仍然驮着它身上的10公斤盐觅食打盹。如果在路途中有个别羊摔伤了或病倒了，赶羊人就会毫不客气地把它杀而食之，它负载的盐由其他羊分而载之。牧民除了用盐交换青稞和其他用品外，还用少量体弱的羊交换东西，反正都是以物易物，各取所需两不吃亏就行了。

二、 渔猎情趣

      阿里的大部分地方是人类生存的禁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飞禽、走兽、游鱼，海陆空应有尽有。当你驱车在原野上驰骋的时候，成群的野驴也在你的车旁飞奔，似乎是在和汽车赛跑。野驴的个头比家略大，又比一般的马小。其肉味道鲜美，所以就成了人们猎食的对象。猎人或一般的干部用火药枪、步枪打，这种零星的捕杀，对野驴种群伤害不是太大。可怕的是人们大规模剿杀。记得有一次有一拨人开着一辆大卡车，车顶上架着机枪，在草原上一路驰去。不知好歹的野驴仍像往常那样随车狂奔。这时车子放慢了速度，野驴很快冲到汽车前面，可怜的驴群还以为自己是“赛跑”的胜利者，哪里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已经来临。无情的机枪手抠动扳机，嗒嗒嗒嗒嗒……几十头活蹦乱跳的野驴立即倒在血泊中。几个人跳下车来，把尚未断气的野驴扔车厢里满载而归，但在归途中仍然意犹未尽，发现旁边有几头牛，一个人又持步枪射去，击中了其中一头个子小的，于是又作为战利品把它抬到车上。这头牛不是野牛而是家养的牦牛。上述剿驴射牛的情况是我作为工作组成员在牧民家中了解到的，绝非虚言妄语。其实那时的人们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也没看到过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之类的文件，打一点野物在当时是算不了什么的 ，最多属于无知，但用剿杀的手段来对待这些可爱的野驴实在太残忍了。

      矫捷的藏羚羊是高原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藏羚羊的个子和一般的羚羊差不多，毛呈灰黄色，浅浅的，警惕性很高， 当发现有敌情时，立即逃离危险区域，一般的捕猎者很难猎到它。它敏捷中带有一股英气，头上有一对细长坚硬的角，这种羚羊角不能入药，但很有观赏价值。最为珍贵的是它的绒毛，印度贵族妇女肩上披的“沙丽”就是用藏羚羊绒织成的。“沙丽”柔软轻薄，据说一平方“沙丽”可以轻易地穿过一只戒指。既然印度贵妇把它当作珍品，价格自然不菲，近年来，尽管国家极力保护，利欲薰心的偷猎者，仍然利用先进武器捕杀它们，使藏羚羊的数字急剧减少，但愿阿里这片净土，能永远给这些珍稀动物留下生存的空间。

      最为普遍的野羊是黄羊，几乎每处原野上都能发现它们的踪影，为了生存，它们的奔跑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在阿里最大的野生动物要数野牦牛了。它们生活的地区极为狭窄，我在偏僻的雪岭下，曾看到过一些很大的蹄印，同伴对我说，这是野牦牛的脚印，上面有野牦牛。我说那我们上去看看，有的话就打一只。同伴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他进一步解释：牦牛皮厚力大，报复性很强，不是技术很高的猎手，不能一枪击中要害 ，那我们几个都休想活命了。另一个同伴接着说，牦牛肉不太好吃，粗糙，不过“牛鞭”却是极宝贵的壮阳药，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打野牦牛，主要目的就是要它的“鞭”。其实牦牛肉我是吃过的，肉质的确粗糙些，但放点八角山萘之类的作料，还是很可口的。

      不太好吃的是熊肉。阿里的熊是灰色的，数量不是太多。 当时我们单纯地认为，熊要伤人，狼要吃羊，都是害兽，打死它们就是除害，见到这两种野物，能打则打，是毫不留情的。有一次，我和藏族干部洛桑 在雄巴区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三只小熊仔， 出生才两三个月 ，纯灰色，十分可爱，也没有大熊守护。我们就把它们抱起来，放在羊毛编织的袋里，带回区政府。喂了几天，洛桑觉得玩腻了，而且还要花钱给它们买肉，不想喂了，于是扎洛就把它们拎起来，一个个地扔出墙外，活活摔死了。又有一次，几个藏族干部猎到两只大灰熊，用马驮回区里，一阵剥皮开肠破肚之后，露出两只雪白的熊体。原来熊皮下覆盖着的是一层厚厚的脂肪，取下来像肥猪的边油。去掉“边油”就全是瘦肉了。站在旁边的一个汉族干部说，熊胆是药材，我要了。我也说，熊掌是美食，千万不能扔掉。当天下午，大家动手，准备晚上的熊肉餐。熊肉切成丝，放进豆瓣、大蒜、干姜几样仅有的作料，用猛火爆炒。八只熊掌去掉毛后，用清水炖。当热气腾腾的肉丝和熊掌汤端上桌面后，一股臭味扑臭而来。我凑上前去再闻，臭气来自熊掌汤，我小心地夹了一块掌肉放到嘴边舔舔，奇臭无比，搞得我直打干呕。另外一人把它端起来，把它倒掉了。后来听一个厨师说，熊掌的加工程序较复杂，像你们那样做，只能炖猪蹄。至于炒熊肉，可以吃，但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异味。两只大熊的肉，我们几个人不知要吃多久，心想每天都要吃这种带有异味的东西，很不是滋味。过了几天，中午饭仍是炒熊肉当家，当我把第一箸熊肉丝放入口中时，觉得特别香，我问那个藏族炊事员是什么原因，他说，今天我把熊肉丝放进油锅后，用猛火不停地翻炒，直到肉丝呈金黄色，我才放作料起锅，原来如此！其他如野鹿、獐子肉也吃得不少，味道和牛肉没多大区别。有一次，因为赶路，我们一行人都快马加鞭疾驰。到目地时，一匹马劳累过度猝死了，于是我们又吃了马肉，味道也不错，并不像人们传说那样有酸味。

      阿里的飞禽品种不多，除了专吃腐肉的老鹰外，还有路过的大雁，最多的是野鸭。野鸭都栖息在水草丰足的地方，淡水湖里，狮泉河中都会有它们的踪影。有一次我们策马经过一个湖泊，突然从湖边的山坳里飞起一大群野鸭，飞起的野鸭把天空遮了一半。 藏族干部次仁把我们带进山坳，湖泊继续往山坳深处延伸过去，使山下的一片大草原形成一个半岛。“半岛”上密集的草丛中，罗列着一堆堆的鹅卵石。走进“半岛”一看，这些我认为的“鹅卵石”全是野鸭蛋。我们欣喜若狂，立即从马背上取下袋子装野鸭蛋。大约装了五百多个，袋子装满了，估计再多些马也驮不动了，才把野鸭蛋小心地放在马背上，各自牵着马满载而归。

上述捕猎野驴、羚羊、大灰熊等野生动物和此次拾野鸭蛋的行为，在今天看来，都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都是违法的。但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们也没有看到过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之类的文件，也没有什么生态平衡的观念，更没有看过《人与自然》、《动物世界》这类电视节目，应该说是情有可原。再加上当时交通极其困难，地方单位和部队的供给都极其匮乏，除了牛羊肉和酥油糌粑外，其他食品很难搞到，于是见啥吃啥似乎也是情 理中的事。

       在阿里捕食野物，至今还合理合法的，应该是抓鱼了。狮泉河的鱼主要有两种，一种有鳞，灰白色；一种无鳞，浅黄色，一般都有两斤左右。无鳞黄鱼其味不佳，通常 我们是不吃的，而有鳞的那种，其肉质肥厚，鲜美无比，是上等佳肴。初夏来临，河水解冻，这是钓鱼的最好时期。本来，我是钓鱼的门外汉，但偏偏是我这个门外汉每次都钓得最多。在那里钓鱼方法极其简单，一支细木棍或短竹竿，拴上钓线鱼钩算是渔具。钓鱼时带上手指头那么一小块羊肉或牛肉作鱼饵。然后找一处水深的地方，扔下鱼钩，三五分钟后，鱼儿就上钩了，把手中的棍子猛地一提，猎物就到手了。钓到第一条鱼后，就可在它身上割下一小块肉，作钓下一条鱼的饵料，一个钟头 可钩十来条，就可收竿回去了。以前藏民是不吃鱼的，有人说这和信仰有关，据我看也不完全如此。藏民家里除了盐巴酥油外，没有其他烹调作料，要做出美味可口的鱼来是不可能的。但由我们川籍干部操作，就会倒上菜油，放进干辣椒、花椒、豆瓣、大蒜这作料，味道就出来了。我常常邀请藏族干部到我家吃鱼，他们都赞不绝口，认为 比牛羊肉还好吃。顺便说一句，那里的鱼没有小刺，吞食起来一点都不麻烦。有一次我们到邦巴区一带工作，走到河边时，看见浅滩上许多鱼乱跳，这些鱼从上游下来，在这里搁浅了。我们跳下马，把它们抓起来，放进口袋，带到目的地美美地吃了一顿。剩下的二三十条，我们把它们清整干净，挂在帐篷处风干，随时都可食用。

     最绝的一次捕鱼是在冬天，狮泉河水面已冻结起三四公分厚的冰层。藏族干部强巴对我说，我们捕鱼去。我说，行。于是他又拉着次仁，带上一根钢钎，牵上一匹马沿着河边走去。我有点盲目地跟着他们走。到了一处地方，强巴说，就这里，河下的水不深不浅，是捞鱼的好地方。我好奇地想：莫非他要像爱斯基摩人那样凿冰捞鱼？只见他拿着钢钎，走到冰上用力地凿冰。他不是凿开一个大洞，而是沿着一条直线不停地凿。凿完了一条线，又转了一个90度的弯再凿，又转弯凿，一直凿成了一个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长方形，就说，行了，你们两个来抬这块冰。我和次仁走过去，站在他的左右边。他把钢钎插入洞中，用 力一撬，冰块就一头落入水中，一头翘起来。他又叫我们都用双手捏住冰块边缘用力往后拉。我们把冰块拉了约十公分，他叫了一声放下，我们就把冰块放下。这样冰块一头落入水底，一头靠在冰层上呈斜坡状态。强巴说，我们坐在草地上抽支烟，休息休息。一支烟抽完了，他说再等一会儿。我想一向性急的强巴今天怎么啦？他看出我的疑惑，就解释说：刚才我们敲打冰块，把鱼吓跑了，再过一会儿它们才会游回来。又过了三十分钟，强巴说，好了，你们都抓鱼去吧。他又向落入水底那头走去，走了10多米，举起钢钎猛力地拍打冰层，冰层下的鱼被拍打声吓得向斜放着的冰块方向急窜，由于窜得急，冲力大，就一下窜上了冰面， 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这样的捕鱼方法真是闻所未闻，我既满足于物质上的丰收，也对强巴的聪明由衷的赞赏。

三、迢迢万里

      从泸州到阿里，到底有多远，谁也说不准。具体说吧，从泸州动身乘汽车到隆昌，再转火车到成都，又转火车到宝鸡，单是在车上的时间就有约40个小时。而这段路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下面是从宝鸡乘火车经天水、兰州、武威、嘉峪关、哈密、吐鲁番到乌鲁木齐，车程是四天三夜或三天四夜。在乌鲁木齐一般要停留两三天，找车往南疆。茫茫的戈壁一望无际，偶尔一片绿洲出现在眼前，有了绿洲，就有人，有庄稼，有牛羊骆驼骡马，有葡萄园，甚至还有集市。这里当然就是停车休憩吃饭的好地方了。

       汽车穿过和硕草原，沿着博斯腾湖行进，就到了新疆中部的重要城市库尔勒。下面的路就就紧靠塔什拉玛干沙漠北线往西到南疆重镇喀什。再由喀什转叶城，整个车程一般六天。叶城的“城”很小，因为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拍摄地，加上十足的南疆凤情，所以小有名气。阿里地区在叶城设有接待站(招待所)，从内地赴阿里的人员，都要在这里休整几天，以缓解长途跋涉后的疲劳，并为新的“征程”作好充分的准备。那时叶城的建筑，都是 用土坯修建的低矮的房屋，一条土公路穿城而过。这里风沙大，雨水少。当一辆“解放牌”从你身旁擦过时，卷起的灰尘立即把人车都裹住了，既看不见车影，没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五六分钟后，你才能睁开眼睛。所以这里的房顶、树上和所有行人的身上都满是灰尘，在那里我们一般都是不上街的。

        在叶城住了几天后，如果有车去阿里，就可搭便车进藏了。这类车都是货车，清一色的“解放牌”，车厢里装满了粮食、布匹及各种日用品。前面的驾驶室除驾驶员及一个助手外，还有两三个空位置，如果同时有三四辆车的话，我们这些“进藏干部”，就可结伴同行了。那时的人也的确单纯，坐这样的车驾驶员是从来不收钱的，运输单位也没有借此搞“创收”。一上了车，驾驶员乘客就成了一个同甘共苦同吃同住相互照应的小集体。车出叶城后，还有近一百公里的戈壁平地。两个多钟头后，就到了平地的边缘，连绵的高耸入云的群峰横亘眼前，这就是著名的喀喇昆仑山脉。一到山脚，车速徒然减慢，艰难地在狭窄的公路上爬行。这是一次没有尽头的跋涉，一段险象丛生的行程。翻越第一座山峰，从山脚到山顶，大约得四五个小时。这虽然不是昆仑山脉的最高峰，但他对进藏者的威胁最大。从海拔几百米的戈壁平原陡然攀上4000米以上的高山，没有中途的休整，没有缓冲的时间，没有逐步适应的过程，空气越来越稀薄，气温差距越来越大，高山反应也就越来越严重。有两个援藏干部就在这段山路上永远地倒下了。车到山顶后，放眼一看，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山谷，山谷对面又是另一座更高的山峰。下山的路当然好走一些，但速度也不能过快。公路大多是在绝壁上修建的，路面很窄，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悬岸。在这样的路上开车，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走钢丝之感。到了谷底，又开始爬另一座山了。照样是上山四个 来小时，下山 三个来小时，一天翻两座山 ，还得两头黑地赶路，即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上路，天黑后才到达当天的目的地，下车吃饭歇息。茫茫群山中，没有一个居民，在哪里吃饭住宿呢？新藏公路穿过昆仑山这一段，每隔百把公里，就设有一个兵站。兵站不仅供部队使用，来往的地方干部也照常热情接待。这段路大概要走三天，才进入阿里地区有人迹的地方。再有两天路程，就可到地区所在地狮泉河了。至于在县区工作的人员，还得另找汽车，再颠簸一天、两天甚至三天，才能最终到达他们工作单位。当年，从内地的任何一个地方要到阿里去，90％以上要走新藏公 路这条线，即先到乌鲁木齐，再转南疆，越昆仑到阿里：都得绕这么一个大圈子。那么，究竟要走多少天呢，这和车况、路况、驾驶员的状况等诸多因素有关，谁也说不准确。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了另一条线路从阿里回到 泸州。那是1967年底，已经吃过晚饭了，我和几个同志正在狮泉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汽车的轰鸣声，我们自然地走过去围观。说来好笑，在当时的阿里，无论是哪个县区，如果有汽车来了，人们都要去看一看，当然不是好奇，而是关心汽车拉了什么东西来，特别是有没有带来家人亲友给自己的信件。我们一打听，这两辆汽车要拉物资到改则县，然后再开到拉萨大修。停在这里驾乘人员吃点饭再继续赶路。我忽然灵机一动，我何不趁此机会，乘这趟车经拉萨回川呢？但我又考虑到当时离我休假的时间还有半年，领导会同意吗？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县长车纪红，编了一个理由说我要乘这趟车回家。车县长爽快地答应了，并顺手递了一张纸一支笔给我，叫我马上写个假条。我立即写好假条，他把假条拿过去瞄了一眼，在上面批了一行字。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批着：同意，请生产组办手续，车纪红。所谓办手续实际上是去领路费。按当时的规定，干部职工回家都可以先预支往返的路费--一般是500元，这可是个大数字。回单位后，照相关票据(汽车票、火车票、飞机票、住宿票)报销。我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办完手续揣好钱挎上行李包就登车上路了。从阿里到拉萨这条公路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地图上有这么一条公路线，从拉萨向北往安多(这一段属青藏公路)，转一个90度的直角往西延伸，最后到达阿里首府噶尔(狮泉河)。这可不是一条正儿八经的公路，绝少有车辆走这条“公路”。即使阿里党政军首脑要到拉萨开会，也走的是新疆--甘肃--青海--拉萨这条线。所以，这些与会者到拉萨时，往往是会已经开完了，只能由有关人员给他们口头传达一下，补补课，再领些文件原路返回阿里。这些人放着直线不走却偏要去兜圈子、绕弯路，为什么呢？这要从这条公路是怎样“修建”起来的说起。大概是1959年，拉萨有一大批物资要运往阿里，东西太多，搬来搬去，绕来绕去，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于是决定(决策过程我不了解)：调100辆解放牌货车，装上物资，经由安多往西开向噶尔(狮泉河)。除准备好食宿用品外，还给了一只指南针，叫车队按指定的方向开去。不知道车队颠簸了多少日日夜夜，一百辆物资全部运到了阿里，这简直是人间奇迹！由于这一百辆汽车的碾压，一条“公路”就呈现出来了，也印在地图上了。当然，这种“修路”方法绝不是随处可用的。从安多到噶尔，这一广阔地区属于高原上的“原”，大部是无人区，没有高山，有点小丘都很低矮平缓，也没有大河，有几条小溪常年干涸，即使有水吧，深不过膝，汽车能开过去。这种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修路”方法，实是亘古未闻。我走这条线路的时候，尽管路况极差，汽车颠颠簸簸摇摇晃晃也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到了拉萨，应该是很不错了。到了拉萨，如果走川藏路到成都，七天路程，票价120元。如果乘飞机，三个多小时，票价180元。按规定，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只能坐汽车，车票才能全部报销，要乘飞机吗，多出的60元就得自己掏腰包。我选择了后者，在拉萨呆了两天，参观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八角街等名胜景点 ，会到了曾经的学生桑阿、次仁曲珍等 ，第三天顺利起飞，当晚就到了泸州。

     “ 行路难”。在泸州—阿 里的往返途中经历的艰辛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许多细节我也不能把它们生动地描绘出来，但它们一直深刻地保留在我的脑海中。

        旅途多苦难，也有一些乐事，这些乐事给漫长单调的旅途生活带来不少情趣。这些或苦或乐之事-，有的是我的亲身经历，有的仅是耳闻，先谈我的亲身经历吧。1969年11月，又该我回家探亲了。当时正是内地武斗高潮时期，听休完假的同志给我们讲过内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武斗的情况，我的的心里是忐忑不安的。但企盼着和妻儿及其他亲人团聚的心情，我还是毅然地不顾一切地决定回家探亲。经过几天的翻山越岭到了喀什。一到喀什，就领教了文化大革命的滋味。首先是我们以往经过此地时常住的天南饭店被串联的造反派住得满满的，同行的“老阿里”老张说：我们只好住鸡毛店了。于是我们扛着行李跟着他转来转去。到了一条小街的尽头，有一个用土墙着的大院，院里有一块大坝，坝上摆满了汽车、马车，还有几只毛驴，几匹骡马和几峰骆驼。一股臭哄哄的味道扑鼻而来，脏乱差臭占齐了。到了这步田地有什么办法呢，凑合一夜吧。宿舍是大间通铺，床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我们一行五人找了一溜空床，把行李甩在上面，算是住下来了。找地方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人也累了，倒在床上和夜而卧。这一晚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找车。东奔西跑大半天，找不到去乌鲁木齐的车，只好又回到鸡毛店住下。怎么办，不能老呆在这个鬼地方吧？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地委组织部工作的小宁说：对了，李专员前天也到了喀什，他住在南疆军区招待所，他和这里的领导很熟，我去找他想想办法。我说，你快去试试吧，看李专员能不能使我们脱离苦海。三四个钟头后，小宁回来了。小宁说我们的事，李专员很关心，他带我去找了军区领导，军区领导打电话四处联系，都没有合适的车子，最后李专员拍板叫我们都乘飞机，后天他(李专员)也要和军区政委一起到乌鲁木齐，我们几个就乘这次班机。小宁又说，李专员叫我明天下午把机票钱给他带去，每张票83元，李专员还说，回单位报账时，机票全报销。这样，我们一行人才得以顺利到达乌鲁木齐。这也是因祸得福--既免去了长途跋涉的劳累，也没有多掏一分钱的腰包，这样的好事是难得碰上的。到了乌鲁木齐，沾李专员的光，我们都住在一个被叫做“八楼”的招待所。“八楼”是一幢八层高的大型建筑，就其高度和设施的豪华，在当时的乌鲁木齐都是一流的。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享受了乘电梯的风光。这幢建筑原来是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领事馆撤走后，就把它作为招待所 ，我这个属于末流的臭老九，居然住进了一流的招待所，真不可想象。在这里舒舒服服地住了三天，但我们都没有“乐不思蜀”的心情，“归心似箭”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我们在“八楼”的三天，天天都在往火车站跑，希望能买到几张火车票，但每次都失望而回。有什么办法呢？动乱的社会秩序早已使铁路运输陷于半瘫痪状态，当时的流动人员又特别多，要想回家，难啦！这种情况搞得李专员也毫无办法。又过了两天，烏鲁木齐—上海的列车开始正常运行，而且是早晚各发一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我们决定乘第二天下午的车返川。李专员属高干序列，有资格坐软卧，我们则可以坐硬卧。当天上午，小宁和小吴先去排队买票，中午他们回来了。小宁告诉我们，说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列车的卧铺车厢都撤掉了，买的全是硬座。我们几个倒无所谓，只要能赶回家，什么苦都能吃。但李专员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又是大官，坐硬座可能不行。我们就劝他改乘飞机。李专员却说，算了，大家就同甘共苦到底吧，退票也麻烦，我们一路走。你们几个到宝鸡下车，我到西安再改乘飞机。由于他的坚持，也只好如此了。于是我们早早地赶到车站，只见人头攒动，几乎是水泄不通。大个子老张在前面开路，我们几个左冲右突，才挤上了车厢。车上的情况此我们的想象糟糕得多。车厢塞得满满的，这哪里是硬座，完全足“硬站”。我们好不容易地在两列车厢的衔接处挤出了一块站的地方安顿下来。火车正点出站，想到离家越来越近了，心里稍微安定了些。由于是站着的，车子又不停地晃动，想打个盹都不可能。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挺得住，但李专员的脚开始肿了。我们都很着急，设法把几件行李摞在一起，让他靠着车厢坐下。但这也不是好办法，还是老张点子多些，他叫李专员把证件拿出来，说是要去找列车长帮忙找个座位。他还真行，半个钟头后，列车到了酒泉，列车长来通知我们，前面一个车厢有两个人在这里下车，他巳打了招呼给我们留下。我们高兴地连忙表示感谢，把李专员转移到前面车厢的座位上，另一个座位当然由年龄略长又劳苦功高的老张享用了。这样我们站的地方也宽松了些，一路平安地到了宝鸡。我们返川的五个人，在向李专员“拜拜”后，下车直奔售票处购买到成都的车票。这次运气好，一列西安—成都的加班车已经从西安出发，一个钟头后就可到宝鸡。于是我们顺利地乘上这趟加班车转赴成都。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秦岭的群山中，有一个叫燕子砭的小站，到站时车上的广播员告诉乘客，列车将在这里停留15分钟。我们几个立即跳下车厢，看见十多米外有一个厕所，就走过去小便。刚到厕所门口，汽笛突然响了，这是开车的信号，我们 回头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车子已徐徐启动并不断加速疾驰而去。我们目顿口呆惊惶失措。这时出来一个车站工作人员，叫我们不要看急，他们会想办法把我们送上该趟列车的。他解释说，先前得到通知，一列班车要过来，你们坐的加班车就得停靠让路，所以广播告诉你们停15分钟，但马上又得到新的通知，还离得远，在下一站错车，我们把你们送到下一站就能赶上那辆加班车了。说话间，一辆极其简易的清道车已开过来停在我们身旁，我们立即跳了上去。清道车的速度真快，还未到下一站就撵上加班车了。当然要进站后才能下车上车。当我们登上加班车时，车上的乘客连连欢呼。乘务员也把行李从他们的休息室里拿出来交给我们。原来他们早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了安全的地方。车到成都时已经是下午了。照老习惯直奔世菱家，六哥也在那里等我。叙谈、吃晚饭后，我告诉六哥和世菱，我要走了。世菱再 三挽留，但我坚持要走，并悄悄地跟六哥说，我身上有虱子，是在新疆的一个鸡毛店里沾上的，如果住在世菱家，后果不堪设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当晚我就乘火车走了。

      下面再补充一下对我们关怀有加，和我们同甘共苦的李专员的轶闻吧，这些轶闻基本上来自在行署工作的老张。李专员家住北京，这次回内地一方面是到京办公事，也顺便探亲，算是公私兼顾吧。听说，他到阿里前曾担任过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几年前调到阿里当行署专员。他一上任就到各单位办公室，干部职工宿舍查看了解下属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转了一大圈后，立即召集各部门的头头开会你们的办公室如此简陋，连一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干部职工宿舍更不成话，连床都没有，都睡在土坯垒的台子上……我们不是提倡长期建藏吗？不是要建设新西藏吗？连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却没有，就全都是空话。我过问了一下，上级给我们阿里的财政拨款还真不少。存在银行干吗，长利息？你们赶快派人到新疆、到兰州、甚至到上海给我搞点像样的东西回来，好好改善改善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李专员的话合情合理掷地有声，谁敢不听，谁愿意不听呢？两三个月后办公桌、会议桌、书架、椅子、木床、高压锅等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其中相当部分又运往下属各县区。

      这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秩序开始有点乱了。李专员下飞机后住进天南饭店。有一次，李专员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到喀什，同行的还有新疆军区的一个姓刘的副政委，他们是老战友，结伴同行自然都很高兴。这趟飞机中途要在阿克苏停降，刘副政委是到阿克苏检查工作的，就要在那里下机。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后，空姐端着香烟(那时乘飞机每人可得到一包五支装的中华香烟)点心饮料分发给乘客，空姐走到刘副政委面前，甜甜地叫着：刘政委，请抽烟吃点心！并超标准地把两盒烟和一大把糖放在刘副政委面前的小桌上。然后，又拿起一盒烟，几颗糖，丢在李专员面前，淡淡地说：你的。转身又给其他乘客分糖分烟。李专员压住满肚子的不悦继续和刘副政委闲聊。飞机很快降落在阿克苏机场，刘副政委要下飞机了，该空姐赶忙靠过去帮助拿挎包。刘副政委极其热情地同李专员握手告别说：

       李专员以后到乌鲁木齐一定到我家玩。一声李专员，使空姐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飞机再次起飞后，她又端上香烟糕点笑盈盈地走到李专员面前说：李专员，请用香烟点心！李专员微愠地一挥手(差点把空姐手捧的托盘掀翻了)说：不要，拿开，势利眼。空姐讨了个没趣，悻悻地走了。

       这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秩序开始有点乱了。李专员下飞机后住进天南饭店。当他入睡不久，就听到嘭嘭的敲门声，就起来开门一看，是几个戴着红袖套的造反派，他们说是来检查的，要李专员拿出证件检查。他们把证件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似乎没发现什么问题，就屁股一拍向后转。半夜三更，李专员正呼呼大睡的时候，嘭嘭嘭嘭的敲门声又响了。他翻身下床开门大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来人说，检查！他愤怒地吼道：刚才不是检查过了吗？你们简直是胡来，快走，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初期的造反派还没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来人被李专员的威势镇住了，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后来了解到，这场风波是刘副政委一个电话引起的。由于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刘副政委对李专员的安全不放心，就打电话给南疆军区说，阿里地区的李专员今天到喀什，你们要注意他的安全。南疆军区的人员又打电话给喀什公安局说，阿里地区一个姓李的专员住在天南饭店，你们要注意。这个电话漏掉了“安全”这一关键词，接电话的偏偏又是个造反派，认为李专员是个走资派，要他们去盘查过问，才 演出了两闯李专员住室 的闹剧。关于李专员的话题已经讲得太多了。我在阿里地区工作期间，和地专级干部有较多的接触。他们都很朴素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们和我们这些普通干部一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无怨无悔地为建设新西藏努力地工作着。后来，阿里地区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楷模—孔繁森。在学习孔繁森的同时，我希望人们也不要忘记数以几十万计的几代援藏人员共同创建的丰功伟绩，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李专员--他的名字叫李东旭。

四、牧区生活剪影

      有人曾经说过：西藏的政治是两个和尚，西藏的经济是二牛抬杠。这是民主改革前对落后的西藏政冶经济情况的 经典概括。两个和尚当然指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过去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达赖、班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又是两尊被人顶礼模拜的神，具有绝对的权威。二牛抬杠则言其生产方式的落后。当时，西藏的农区大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态。要种青稞了，就选一块地放一把火，把干草灌木烧掉。再牵两头牛，在它们的角上梆根木杠，木杠两端系上绳子，牵引着后面的木犁，把地表层翻松，再把青稞种播下去，就等着秋天收割了。原始的生产方式，粗放的经营管理，收获就少得可怜。一亩地约需40斤种子，产量只有100斤左右，除去种子，实收60斤。这是西藏农区的情况，牧区的情况还要差些。从总体上说，西藏的东南部和拉萨河谷地区，有山有水有树，气候条件相对好些，可以种耐寒耐旱的青稞，属于农区。而地域辽阔的西北部，地势更高，空气更稀薄，也更寒冷。这些地方除了长点浅浅的野草外，其他植物是不生长的，也就无农业可言，只能牧放马牛羊之类的牲畜了，这些地方就是牧区。

       牧民是如何生活的呢？一户三四口之家的牧民，如果有上百只羊，几头牛，甚至还有一两匹马，就可以过上温饱的生活了。但这样的牧户并不多，更多的牧户只有三五十只羊，三两头牛，马则没有。这些人就只能过半饥半饱的日子了。而被称为牧主的人，则拥有几百上千只羊，成百的马牛，生活当然很富足了。穷也好，富也好，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同但生活方式却差不多。羊是牧民生活的主要来源。阿里牧区的男女老少，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藏袍，绵羊皮是做藏袍的主要材料。男女藏袍的主要区别在于长短不同，男式的短，长至膝盖；女式的则长至脚背。贴身的一面是毛，外面是光板羊皮。富裕一点的则要在藏袍的领口、袖口和下面各镶上条状的水獭皮。无论春夏秋冬，他们穿的都是这身皮袍，夏天热了，就把上身褪下，男的就裸露出黄黑的健壮的肌肉，女的却要穿上粗布内衣。晚上，他们就把藏袍作被子睡觉。在地上铺一两张山羊皮，就是垫子(牧区没有床，所以不能叫床垫)。再补充一句，当时的藏民普遍是不穿裤子的，达赖集团叛国时，曾有一句口号：不穿裤子的人团结起来赴走汉人！阿里绵羊的毛较粗，是用来编织氆氇的唯一原材料。妇女们用手工把羊毛捻成毛线，再用手工把毛线编织成七八寸宽的氆氇。然后根据需要或缝制成袋子，或拼接成垫子、被子。制个加工过程全是手工，没有任何即使最原始的如纺车、织布机之类的工具。加工太费时，劳力又缺乏，产量就极低。这也是牧民宁愿以死板的山羊皮作垫子，用藏袍当被子也不编织物的原因吧。

      牧民的食物除了用盐和畜产品交换的青稞外，就是牛羊肉和奶制品了。青稞炒熟后磨成粉就是糌粑了。食用时抓一把糌粑盛在小碗里，再倒点酥油茶或放入一块酥油，用手反复地揉捏，使之粘合成团就可吃了。边吃糌粑边喝酥油茶，别有一番情趣。如果再有几块煮得半生不熟的牛肉或羊肉佐餐，就是极大的享受了。藏族同胞是不喜欢吃那种煮熟透了的肉的，也不喜欢把肉反复清洗再煮，他们认为没有洗过的煮得半生不熟的肉，更能保持原味。藏汉民族生活习惯差异大，我很理解，也能接受。例如买羊奶，牧民给你挤满满一缸子，然后还要拾一颗羊粪丢在缸子里，他们觉得这样才吉利，对此我毫不介意，拈出羊粪扔掉，照常大口喝羊奶。牧民喝酥油茶，吃糌粑的碗，不用水洗而是用干牛粪擦干净，我也无所谓，糌粑照吃茶照样喝，也从来没有因此肚疼拉稀。牧民杀羊宰牛不用刀，而是用绳子把牛羊的口鼻拴起来，两人用力拉绳，使之窒息而死，这样血液就全部留在体内，他们认为这样的肉更好吃。是不是这样谁也说不清，反正你们能吃我就能吃。不过有一种东西我吃起来总有点犯疑，这就是“血肠”。牧民勒死羊后剥皮开膛破肚，取出羊肠，用手把残存的羊粪挤出来，再喝一大口清水，包在嘴里，嘴对着羊肠，用力一吹，水就从羊肠这端进去那端出来，这就算清洗过了。又立即把羊腹腔内的热血灌进肠里，系好肠的两端，待血凝固后，就丢进锅里煮，这种“美食”就是我吃起来犯疑的灌肠。

       照我看来，酥油茶才是真正的美食，略带苦涩的茶味，浓烈的奶油香味，真是沁人心脾，使我至今难忘。酥油茶的茶像砖头大小，所以叫砖茶。藏民饮用的砖茶，大部分是在雅安加工后运去的。酥油是用牛羊奶加工提炼的。把牛羊奶加工提炼成酥油，方法简单，但极费时。说方法简单是因为只需把鲜奶倒进羊皮口袋，把口袋密封好，人席地而坐，把装着奶的口袋放在大腿上不停地摇晃。这样摇啊摇，一直摇到油水分离，就把酥油提炼出来了。把分解了的油和水分别盛在不同的容器里，油这部分已成了一块块浅黄的凝脂，水呈白色，放它晒干，就成了像爆米花一样的颗粒__奶渣。奶渣可以食用，酸酸的，没有香味，但不难吃。把一袋奶摇晃成酥油，差不多要一整天的时间，这种加工方法的确太原始了。牧民都住在帐篷里。因经济条件不同，帐篷的大小也就有差异，但都较为简易，完全没有蒙古包那种气派。一顶用两根竹竿撑起的帐篷里，中间有一两个用石头砌的灶，两边铺着或羊皮或氆氇的垫子，白天是坐垫，晚上就是睡垫。在帐篷里，你是看不到凳子、桌子、床、柜之类家具的。只是在灶旁摆着三两口铝锅或铜锅，喝茶吃糌粑的碗都由各人揣在皮袍里，所以也看不到摆着的碗。帐篷外一般都堆放着一摞摞的干牛粪，牛粪羊粪是牧民生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燃料。任何人在野地里看见了牛粪，都要拾起来揣在藏袍里带回家去备用。阿里地区雨水特别少，牛粪大多是干透了的。偶然遇到湿牛粪或新鲜牛粪，就把它翻过来，表示这块牛粪已经有主了，另外的人看见被翻过来的牛粪，是不会动手拾取的。至于羊粪，都在羊圈里，随时都可取用。

       牧民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的生活和简陋的家当，源于牧区的经济条件，也源于他们 迫不得已的生活方式。高寒地区气候恶劣，畜群赖以为生的野草也较稀少，牧民只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搬一次家 。这可不是朝发夕至的短途转移，而是一次徒步大迁移，在路上要走六七天才能找到新的住地。好在他们的家当少，只需一头牛(驮帐篷)十来只羊(驮其他杂物)就行了。有马的牧户，老弱病残就可骑马随同前行，没有马的，他们就只能拖着羸弱的身躯踽踽而行了。

      牧民的婚姻状况也很独持。男的可以有几个老婆但无妻妾之分，同胞兄弟可同娶一个女人做老婆。能娶几个女人的，一般都较富裕。有一个富裕牧民(阿里地区没有参与达赖集团的叛乱，就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但划了阶级成分)，我们到他住的大帐篷里了解情况。男主人病恹恹地半躺在垫子上，约六七十岁，老中青三个妇女则各自忙着手中的活计：老妇人捻线，中年妇人打酥油茶，年轻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了解完有关情况后，我们(同行的还有两个藏族干部)就边喝刚打好的酥油茶边同这个富裕牧民(富裕牧民相当于内地的富农，但对他们的政策要宽容得多) 闲聊起来。他坦然地告诉我们，这三个女人都是他的老婆，年龄最大那个，十七八岁时就和他同居了__那时是没有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之类的机构为他们办结婚证的。后来女人又和另一个男人睡觉，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十六七岁时， 就和这个养父同居了，女儿又和别的男人相好，又生了个女儿__就是那个正在喂奶的年轻女人。十多年后，他又占有了这个小他两辈的小女儿。这样嫡亲的祖母、母亲、女儿三代女人都成了他的老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两个女人不是你的呢？他有些尴尬地说，我没有生育能力。并指着那个吃奶的孩子说，他也不是我的。浓浓的血缘关系，相对自由的两性生活和富足的物质生活，使这三代女人在这个家里和睦相处，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吧？不过还有婚姻、两性关系等习俗和观念问题，就不在这里探讨了。

      还有一个名叫扎洛的小伙子，二十六七岁，挺英俊的，是个贫苦牧民，他也有两个老婆。年龄大的那个老婆已50多岁了，她三十来岁时还是单身，但有六七十只羊，几头牛， 生活还过得去。扎洛是个孤儿，女人把他带回家，以慈母般的爱把他拉扯到十七岁，两人就成了夫妻。后来，扎洛又有了一个年轻的相好，并把她带回家中。那个收留他养育他又嫁给他的女人，宽容地接纳了这个年轻女子，一老一少两个女性共事一夫，和谐相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扎洛身强体壮，机敏干练，又是贫苦牧民(他是以寄养在他人家里的孤儿的身份评为贫苦牧民的)，区的党组织准备把他吸收入党，相关手续都办好了，只等县委批复了，组织部长审查时，在材料上发现他有两个老婆，认为这不符合党员要求，就批复区委，叫他们给扎洛做工作，离掉一个才能入党。县、区党组织的意见扎洛坚决不同意，并明确表示：不入党没关系，老婆不能离。扎洛入党的事就只好作罢。这是两个一夫多妻的例子。一夫多妻的现象，在解放前的汉族地区也并不罕见，但妻妾之间明争暗斗，尔虞我榨，争风吃醋的事常有发生。既然汉藏两族都有一夫多妻的现象，而结果却迥然不同呢？社会学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倒可以研究研究。

      藏民的一妻多夫是指的一个女人嫁给另一家庭的几个亲弟兄。例如，有兄弟三人共聚一个老婆，老婆就成了家里的总管，晚上就轮流着和三弟兄睡觉。生下的小孩儿，管老大叫阿爸，管老二老三叫阿叔，非常自然亲切。弟兄之间绝不会为争女人打架斗殴，孩子对阿爸阿叔也无亲疏之感(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也无需鉴别)。为什么会有这种婚姻结构呢？是不是因为男方穷，没有各娶一个老婆的经济能力呢？当事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种婚姻关系可以牢固地维系家庭团结。确实如此，这样的家庭无妯娌纠纷，也不分家，妻子像一根根绳子，把几弟兄牢牢地系在一起。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夫多妻也好，一妻多夫也好，都不是很好的婚姻制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包括藏民族中的大多数)都实行一夫一妻制。

       牧区孩子的成长过程似乎没有更多的故事。孩子出生后，哺乳期间，人奶、牛羊奶都吃。两三个月后就开始吃肉。襁褓中的婴儿怎么吃肉呢？是母亲先把肉嚼烂，再和着唾沫一起吐到婴儿嘴里，跟雀鸟哺雏差不多。孩子大点能爬了，学步了，就放在草地成沙地上仍其活动。孩子把青草，沙土或牛羊粪放进嘴里吃，大人也是不管的。四五岁孩子的玩具是牛羊的角或骨头。七八岁的男孩，一般是要送进寺庙当三两年小喇嘛的。当小喇嘛除了干杂活外，还要念经，念经就得识字，就得学藏文。因此，当过小喇嘛的人都能识点字。进入青少年时期后，就开始投入放牧之类的劳动了。牧区的劳动，妇女承担得多些。放牧、捻线、织氆氇、挤奶、提炼酥油这些繁杂的事，多由妇女来做。而打猎、挖盐、到边境交易、杀羊宰牛等劳务，则由男人干。而这些事情远远不如妇女干的活路烦琐费时 。因此，往往能看到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男人坐在一起喝酥油茶侃大山，却看不到悠哉游哉，无事可做的妇女。所以牧区妇女撑起的就不仅仅是“半边天”了。

       人死了，当然要处理遗体。谈到这件事，人们自然会想到“天 葬”。我目睹了一次天 葬的全过程，不知道是否具有代表性？死者是一个七十来岁的男性，家属雇来一个专门背尸体的人，用一根绳子把死者仰面朝天地背上山冈(就是我们所说的背毛尸板板)。这时，数以百计的老鸹早已聚集在山上聒噪着骚动着等候争食即将到来的“美食”了。到了预定的地点，背尸人将尸体放下，把死者脱得精光，然后退到旁边让老鸹们尽情地享用。顷刻间，死者的肉体内脏被啄食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具光光的骨架了。背尸人又走过去，把老鸹赶开，用坚硬的石头，将骨架敲碎，然后又走到旁边，让老鸹们再来啄食碎骨。碎骨被啄完了，还剩下一些无法吞食的大块骨头。背尸人再一次走过去，敲碎这些大骨，并和上酥油糌粑，让老鸹们把残余部分吃得精光。整个天葬仪式就此结束了，死者的尸体灵魂也随着老鸹“升天”了。

       有一次，我们工作组(共三人)随同几户牧民搬迁。已经走了四五天了吧，一个约五十岁的牧民因心肌 梗 塞，猝死路上。在确认该牧民已经死亡后，他的 儿子就把他的尸体抬到就近一个已废弃了的羊圈里，然后脱去他的衣服，让尚未完全僵硬的遗体孤零零地躺在羊粪上，没有哭泣，更没有跪拜鞠躬之类的告别仪式，他的亲人们就随同搬迁队伍继续赶路了。这是我看到过的最为简单的遗体处理方式了。工作组的两个藏族干部一个来自山南，一个来自日喀则，都说没见过这种方式。可能这仅仅是局部地方的习俗了。十多天后，我们回区里又经过那个羊圈，尸体已无影无踪，只留下那件破藏袍蜷缩在羊圈的角落里。

五、我的朋友们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阿里地区各级干部和职工不到一千人。不管是汉族干部还是藏族干部(以下简称汉干或藏干)，都是从外地来的，本地干部还来不及培养出来。汉 干 少数来自东北、华北和江浙等地，大多数来自四川、陕西、甘肃几省。藏干则来自西藏东部地区或川、甘、青几省的藏族自治州。这几百号来自山南海北的干部职工，又分散到地区、县、区开展工作。在地区工作的物质条件好些，人员多，人际间的交往空间选择余地就较大。县级机关则次之，但留守机关工作的人员也有三十来个，你来我住，也不会感到寂寞。最苦的是在区里工作的同志，一个区就配备那么五六个脱产干部，三分之一深入牧区搞群众工作，三分之一回家休假(按规定干部两年一次探亲假，假期连同路上往返时间为半年，所以有“西藏西藏，两年一趟”的说法)。留守区里的，往往只有一两个干部了。我的一个朋友是河北人，在区里当区长，曾经对我大倒苦水：我比鲁滨逊还要孤独，鲁滨逊还有一个礼拜五陪伴，我是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快把我蹩死了。我除了表示同情理解并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外，还能作什么呢？当时阿里的干部都纯正朴实，相处和谐融洽，极少有阿谀奉承，欺上压下，钩心斗角的现象。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和睦相处其乐也融融。那样的人际关系，回味起来，也的确令人留恋。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大约有十来个人，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们共事了近十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患难之交。

       我所在的革吉县，只有两对一起进藏的夫妻，其中之一就是何祥、杨菊仙夫妇。他们来自陕西宝鸡市，何祥是县公安局干部，杨菊仙本来是小学教师，到阿里后无书可教，就只好改行干些行政方面的杂务。何祥性格豪爽，有一股陕西人的“二桿子”劲;杨菊仙身材娇小，爱笑爱唱，要不要哼几句秦腔，挺有风趣。几乎是每个星期天夫妇俩都要邀约我和梁建国，张建邦到他们住处改善伙食。杨菊仙是做面食的高手:一只羊腿，三两斤面粉，在她手下三下五除二地就变成了佳肴。什么羊肉泡馍，羊肉水饺，麻食，攸面，胡辣汤，油茶......林林总总，香气四溢，食之忘我，谈之垂涎，放下碗筷，回味无穷。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可口的美食了。有一次我对她说，有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你的手艺又是怎样练成的？杨回答:这算什么手艺？这些平常的东西，我们陕西女子，从小就要学做，大一点自然就会了。陕西女子结婚第二天，一早就得下厨房给全家人做面条，有些当婆婆的，故意刁难新媳妇，在面粉里渗了些玉米粉，玉米粉粘性差，做起来难度就大，但手巧的人还是照样能做出细长的面条的。我就半开玩笑地对她说:那你就给我介绍一个陕西姑娘吧。她想了想说:恐怕困唯。我们陕西人差不多都在家乡找对象，嫁给外地人她们是不愿意的。陕西有句话叫做“陕西面条像腰带，陕西烙饼像锅盖，陕西姑娘不—对—外。”她故意把“不对外”三字拖得长声吆吆的，使人发笑。她又补充说:再说，陕西姑娘你也娶不起。我知道她的意思，就说:不是就是要点彩礼吗？她说:对，就是要彩礼，但不是“要点”而是要得多。我问:要多少？她说:一般说来，女方要彩礼，是按姑娘的体重计价的。比如说，姑娘体重100斤，每斤50元，彩礼钱就得5000元，你出得起吗？我笑着说:娶不起，聚不起，还是回去找个四川姑娘吧。大家嘻嘻哈哈笑了一阵，就转到了别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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