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情

作者：王秋宁

我南京有位叔叔，虽是我父亲的堂弟，但对我们帮助很大，关系也很亲密，比亲叔还亲。要谈血缘关系，那还要从老家说起。

我们王姓是宝应县城的大姓，大概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号令，由苏州富豪迁到苏北的。

人地生疏，没有了田地房产，只好学手艺的学手艺，做小生意的做小生意，这样慢慢地生存，壮大起来。

比较近的有三家王姓：东门大街、东文庙、鱼市口。东文庙这一家，叔叔是唯一男的后代，其他几个都是女的。因此很是宠爱，听父亲讲，叔叔小时候脑后留着一根较长辫子，这是当时的习俗。

我父亲大叔叔九岁，因为家里做生意，经济条件好，于是也上了私塾，在差不多大的孩子中间，算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一定文化的。

我们两个家族，紧挨着，于是来往比较密切。叔叔也爱学习，时常和我父亲在一起游玩，还会求教学习上的事，听叔叔说，还经常询问我父亲认字，读文章。

解放后，叔叔随同他父亲，到了南京东南大学工作，定居了这里，两个人就好多年没有接触过。

我父亲五十年代初也到了江宁县（改成区是后来的事），在一个乡镇当老师，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做上了中心小学的教务主任位置。

叔叔也考上了南京林业大学，又参军入伍，工作在了雨花台区人民武装部。

文革风暴把我们一家刮到了偏僻的小山村，为了有个出路，父亲就把我哥哥送到了老家学木工手艺，哥哥在老家听说了有个叔叔家在南京，于是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叔叔，取得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是他们弟兄俩大约二十年后再次相见的情景。叔叔坐着军用吉普车，一身军装，气宇轩昂，经历漫长土路颠簸，来到了我们家。

两个人见面长时间的握手，然后是就坐谈，各自介绍了这么多年来的生活经历，还回忆了小时候的交往情景，家乡的风俗习惯与环境历史，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时间已近傍晚，我父亲热情留叔叔吃了晚饭再走，叔叔坚持要走，说怕晚上路不好走，父亲也只好作罢。

后来还是在农村，叔叔来看望了几次，还是两位长谈，还是留叔叔吃饭，叔叔还是不肯。

也许叔叔怕给我父亲带来麻烦，或许觉得我们当时非常寒酸，不忍打扰吧。

在那艰苦的环境，叔叔不忘亲情，多次登门拜访，是给我父亲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直到父亲调动工作到东山镇，两位走得更多更近了。

令我最难忘的是，为我儿子户口农转非事的操心，尽管现在不算稀罕的事，但在那个年代却是难于上青天，

我岳父母一家曾经在矿山待过，在五十年代末下放到了原籍，陶吴镇桃红大队花园生产队。到了八十年代末要落实下放政策，理由是要找到原始的下放前与下放时资料，虽然多方寻找，却始终不能找全，跑了一年多，问题被卡住了，办不了，眼见别人一家一家地上来，我们只能干着急。

期间叔叔利用自己的关系，也为我们解决了部分资料查询。也一再关心我们的进展。最后我只好把情况向他汇报了一下，他却什么也不说，主动地带上礼品疏通关系，因为这是可上可不上的情况，人家不认识你，也不必为此找麻烦，到底是叔叔的面子大，最后通过了，九一年几家老老小小，一共十三个人的户口转入居民。

要知道那是一笔不小资产。当时每个人的户口要值一万元以上，而我当时的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后面的上学，工作，成家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清楚记得叔叔说我的孩子，是我们王家的后代，不能一辈子都做农民吧。 他把弟兄情、血缘亲看得很重。

俩人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年，最隆重的要数叔叔的八十岁生日宴和父亲九十岁生日宴。

叔叔的宴席是在我家后面香樟园办的，我们姊妹几个都去了，叔叔坚决不收红包，只好各自带上寿包子。父亲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聚聚谈谈，两个见面当然是无话不说，同桌在一起，彼此关切，互道祝福。美味佳肴，投影摄影，气氛热烈，主宾尽兴。两位老人非常高兴与满意。

我父亲的生日宴席同样也是在酒店办的，是由哥哥操办。没有投影，但多了祝贺词与妹妹的摄影照片，那可是专业水平的，叔叔与父亲比肩而坐，笑容满面。过后父亲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窗下的书桌上，几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

人老了，病也来了。俩人后几年都一年不如一年，但都惦记着对方，由儿女带口信，互致问候。都不忍让对方知道病情。

父亲去年在医院里苦熬了三个月，不舍离去。叔叔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也走了，走得很安详，没有什么痛苦。两位老人如同相约一样而去，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见了。

我们做子女何常不悲痛万分？

我们永远失去了敬爱的叔叔，敬爱的父亲。我们背后的大山轰然倒塌，我们失去了依靠与寄托。

我们这一辈，还要继续这情份，这血缘关系，不能让他们失望。

怀念叔叔，怀念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