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手工业之秦岭北麓的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代名臣，于谦这首荡气回肠的言志诗，说明了开釆石矿的艰辛，及石头只有经过烈火的煅烧，才能展现出其特有的价值。据有关文献记载，新石器时期，我国就有人烧制生石灰，商周时已经有了成熟的生产工艺。随着时间的推进，石灰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全国烧制石灰的地方，可以说是无处不有。秦岭北麓各峪富含石灰石，历来是烧制石灰的理想之地。然而各村堡何时开始，无人能说清楚。据栗峪口村96岁的耿志寿、潭峪口村90岁的明安琦，化丰村（原化羊坡）91岁的穆春胜，和烧石灰世家80岁的曹志杰推算，应该在清光绪年间，栗峪、潭峪、黄柏峪、化羊峪内就有许多石灰窑。民国年间，烧石灰的人家也不少，其中化羊坡（今化丰村）曹家经营的石灰窑规模最大。
据曹志杰老人回忆，他的祖父曹明林兄弟四人，父辈又是男丁众多。因不缺劳力，便租赁了化羊村位于刘家坪的南沟窑和长沟窑及几面山坡。每年秋播后，他父亲曹彦成兄弟数人，就带上土枪、砍刀、粮食，寄居于坡上人家。天天都在租得的山坡上砍烧窑的柴，捆成梱扛到十数里地的窑场，这其间的辛苦不难想象。一个冬天砍光一面山坡，窑场上堆起几座柴山。春节前人回到家，衣服全成了索索串串，棉衣袖子只剩下破烂不堪的里子，胳膊、腿腕上伤痕累累。还有周边的穷人们，也是整个冬天进山三四十里，砍柴背到窑场，换得米面度日。正月十六，大家又上刘家坪开矿。即在山顶含有碳酸钙的石崖上，用钢钎、铁锤打出直径三厘米，深七八十厘米的孔，装入黑火药，用麻纸卷少量火药搓成捻子引爆。一次炸下一两方石头，再用八磅锤砸碎大块。穷人们就用背夹、背笼向窑场背石头。背石者人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木拐，累得实在不行了，就用拐子撑着背夹，站着歇一会儿重新上路。 化羊沟炸山取石虽然危险而艰辛，但比起潭峪“千锤万凿”，用铁钎一块一块往下撬还算先进了许多。而栗峪沟因窑小，用量有限，则是许多人在河坝捡石头。这虽然相对省事，但必须“慧眼识珠”。耿志寿老人回忆说，当年常有初操此业者，累死累活背回去的是骨石（不含碳酸钙），再烧也变不成石灰。当年的窑称闷子窑，即在地上挖两米五左右的大坑，用石头箍成圆鼓形，留有火口。装窑时，先用大条石棚于火口之上，然后把石块一个一个立（便于火焰上窜）于条石之上，再平放一层，留有火道，再立着装。两米多的窑腔装三吨多石头（每斤石头烧七两灰），装满后用泥巴封了窑顶（留有气孔），几个人轮流守在火口，烧三天三夜。烧窑人身还边放一杆土枪，见有妇女路过，就朝天鸣响，警示不许靠近，说是见了女人石头就烧不熟了。别看这烧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把柴接不上就可能前功尽弃。而且要掌握好火候，火焰呈红色且有黑烟，说明石头还没烧透；如呈蓝焰，通红的石头往下流黑水，说明二氧化碳已变成氧化钙，就可退火了。若要用块子灰，就用泥巴封了火口，使之冷却十几个小时后出灰；若需要散灰，就大开窑门，使块子迅，速风化。然后掏干净下方的草木灰，让散石灰自然流下。出窑时，周边的男女老少都前来抢着背灰，山路上的人昼夜川流不息。穆春胜老人说他十二岁就加入了这一行列，大人一次背一百八十多斤，还有一些大力士背二百斤，他们这些孩子每人背五六十斤，走几十里山路到化羊庙二道坎收购点，过秤后，每百斤换一升（四、五斤）玉米度春荒。说是1945年的一天，窑还没凉透，人们就拔一撮蒿草衬在手上，抢着往下搬块子灰。其中一人踩碎了灰块，腿陷了下去，大家拉上来时，两腿的皮全烫没了。其时，户县南乡广泛植蓝（叶子能作染料的植物），几乎村村有蓝窖。蓝叶在窖中沤化后形成的汁，加入生石灰，用力搅动才能起化学反应，形成靛（染料）。故栗峪沟、潭峪沟所烧的石灰都肩背担挑，或地轱辘车推着走村窜乡，卖予打靛人家。而化羊峪曹家一年要烧二十多窑石灰，就远销西安、兴平、咸阳、长安等地，做建筑材料使用。曹家还套上马车送往县城北街董师、穆师和武术名家张金仲的灰店，也送向张金仲在西安西大街桥梓口开的灰房。曹志杰回忆说，1950年前后，他还常和父亲赶着马车走县城，过涝店到渭河边。船家把木板搭在岸和大船之间，他们吆车上船，向兴平李彦海家石灰店送灰。说是有一年，曹彦成在西安收了七八十个卖灰的银元，来到西门外一家饭店吃饭，一转身梢马不见了。这可是一整年的收入！没了这笔钱，他回去怎么向弟兄们交代？一家老小吃什么？还有那些割柴背石头，背灰的穷人还在等米下锅呢！他一时急出一身冷汗。就在这时，在桥梓口开武术馆（给杨虎成将军当过教官）的张金仲（长期来往的顾主）也来吃饭，劝他别着急，让其先到武术馆休息。不久，通黑白两道的张金仲果然提着梢马回来了，而且银元一个不少。1953年前后，陕西省建筑三公司在潭峪沟內建窑烧石灰，刑满释放而不愿回家者来此就业，两年后撤离。1963年村民崔凤仪建窑，作为潭峪口生产队的副业，提高了劳动日价格。1968年县水泥厂在栗峪沟，利用崖畔地形，用耐火砖箍直径一米五，高六米，工字钢作炉条的锥形快窑。用雷管炸山取石，用煤碳锻烧，产量很大，1970年停产。1971年石井公社利用这些窑再次生产白灰，1977年放炮时出现哑炮，炸死一人。釆矿时，洞顶塌方，三人遇难，也就停烧了。几百年来，由于长期取石烧灰，加上县水泥厂买断栗峪西坡采石，20世纪70年代后又大兴基建业，进山采矿砸石籽、制米石，造成栗峪沟中的石洞，大得能停放三四百辆汽车。所有采石者都是运走有用的，剩下杂石堆积于河道。1980年农历7月13日，大雨如注，山洪暴发，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而下。惠安二厂油罐被冲入河道，堵塞了桥眼，河水顿时猛涨，伴着沙石冲垮大桥。粟峪口村医疗站、代销店、焊条厂毁于一旦。杨纯德、董志玉家多间房子，连地基都没了踪影。村子的拖拉机、打糠机被冲出几百米远。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也明白了清代咸丰四年（1854），保峪坊、安善坊为什么要在潭峪口竖：“禁止潭峪沟永不得烧石灰”的碑石。看来，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烧石灰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生活的困境，但破坏生态也不可小觑。好在化羊沟虽至今还能看到五六十米深，两米多高的采石洞，但20世纪五十年代石灰窑已经熄火。1988年后潭峪、栗峪、黄柏峪所有石灰窑停烧。2008年政府又下令，禁止进山釆石，秦岭北麓生态得以保护，消除了隐患，人们过上了安心的日子。作者：沈秀芳：鄠邑区人，语文教师，退休后笔耕不辍，很多散文见诸于报刊。文风质朴，自然，生活气息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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