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 儿 王
作者：王玉权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儿王"。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处在饥饿状态。我家无隔宿粮，更无斗粮了。为了一口饭，只好去当孩儿王，别无选择。
1961年，我从三垛中学首届高中毕业。因《一张红票子》的作文"闯了祸",高考落榜，升学无望。整个暑假徬徨,颓唐。前路何方?一片迷茫。
“一张红票子″是我虚构的一篇歌颂“三面红旗”的作文。写一老贫农年年超支，1960年队里分红时，破天荒分到了一张红票子，激动地供奉在主席像前的故事。先被捧为文质兼美的优秀习作，后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说是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要不是上头有文，在校学生不得戴帽，我便成了右派分子。倒霉蛋的我，怎不把牛皮吹大些，小气夹夹地幼稚地弄张红票子(一元)来夸耀。说一百张一千张多好！要知道，那年月饿死人，哪有什么分红？子虚乌有，简直异想天开。报纸广播天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极“左”思潮害人，活该！
就在新学期开学前夕的一天,原三垛中学的团委书记俞志来，偕三垛小学校长陆竹修来访。原来俞已调任三垛学区负责人,特来邀我去当学区会计,并且立即走马上任。"天上掉馅饼"？世上真有这等好事？我喜出望外,一扫满天乌云,顿觉阳光普照天清气朗。
我在校几年，一直当班级团支书。还是当年老上级好,没有忘记我这个有点小才的学生。俞大校长当时才二十五六岁,少年得志,春风得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辞了老会计,找来称心合意的助手。人权财权一把抓，又有个能干的内当家陆竹修。这是任何单位一把手朝思暮想而不可得的天遇。
陆竹修,高邮教育界著名的实干家。1960年曾出席全国群英会,见过毛主席。为人笃实可亲,任劳任怨,有他当中心校长，做内当家，俞大校长才敢接下这独挡一面的重任。须知和一大帮知积分子打交道，自己又年轻，很不易的。
俞和陆,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有俞(“鱼”)有陆(“肉”)的日子,不就是天堂吗?我从出校门到踏入社会门,实现了无缝衔接。皆因运气好,遇上了贵人!
好景不长,一九六二年春,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凡不属于编制内人员一律下放。我在调整之列。可他们胆敢拖着不放，直到1962年下学期末,陆调司徒公社当中心校长时，俞才大笔一挥,把我纳入民办编制，跟随陆一起赴任，又是无缝衔接。
这回,我当上了真正的孩儿王。
这一年的学区会计,当得轻松愉快。古今中外的大部头名著，心仪的，买！慷公家之慨，纳入工会经费正当支出。业务工作不多，一个月花三五天就对付了。余暇太多。除了买，三垛文化站没什么人借阅的藏书，我几乎全包了。好读书的我，沉浸在书香中,快活得没处抓痒。
这年把的天量阅渎，让我丰富了不少。正如老夫子朱熹所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书如镜，映入人心的是大千世界的天光云影，尘世万象的阴阳诸相。这股源头活水，便是极为养人的人类智慧的菁华结晶。
除会计业务外，他们诸如汇报、总结等一应文字材料全推给我弄。我也乐此不疲，成了他们的秘书。内务全是陆,陆已离不开我,故要带我赴任。陆在司徒三年,所有计划、总结、汇报的文字均出自我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当孩儿王的第一站是司徒公社龚张大队小学。龚张是我乡季阮完小老校长姜庆棠的岳家所在地。他小舅子王竟时为大队会计。支书是司徒政坛新秀,年轻有为的马金魁。他们的孩子都到了入学年龄,几年来庄上走马灯似的换了几个教师,都不满意。嘱咐素有名望的姜校长为龚张荐个好老师来。
姜和陆是气味相投一对好友。接风宴上，姜和陆都向马支书力荐了我。时为1962年国庆节。从此,我又多结识了一个终生好友马君。天缘凑巧,风云际会，好像冥冥之中都有安排。
龚张是个古村，扼山阳河要冲。古山阳渎延接古邗沟，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北上争霸时所开的南北纵向河流。现为“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通道。为了让道，古村不得不搬迁了。龚张桥北方，一汪清水泱泱。不远处便是大村落官垛及其周围的万顷芦荡。国家曾在此设农场拓荒.留下了当时农村少见的几排青砖到顶的瓦房和整齐的漫砖大院。
择其一辟为教室，硬件之一很不错了。可空空荡荡,无一张学桌凳。墙上孤零零地挂着一块黑板,连讲台都没有。好在农场撤销时留下了两张乒乓球桌，成了孩子们四围挤坐的课桌。
有的学生搬张旧式学桌来,更多的是高凳作桌,矮凳作座。有的带了更小的娃儿来,学校又成了托儿所。
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自嘲:
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
语算音体美，各科都要通。
一到四年级，外加小屁虫。
纠纷不断头，体罚外加哄。
教员兼保姆，累得想罢工。
吃了一天灰，神疲力乏空。
月资七块钱，硬把大头充。
日供三餐饭，聊可当相公。
虽然苦和累，强似种田翁。
不当孩儿王，难道喝北风?
书生最无用，只好作冬烘。
哪有什么觉悟？小资调儿，满腹无可奈何的牢骚。有首诗，最能体现我彼时的心境。《赠姜庆棠老校长》内有这么几句，“三阳河短心欲怪，司徒乡偏自得失。唯有先生解斯语，青眼识得斗筲客。”
那时的工资待遇是国家月补7元,余为学费收入。记得一二年级一年四元,三四年级一年六元,随队里分红一起结算。你去算吧,可怜见的,但比一个壮劳力强些罢了。
那时国家穷,民办教师为中国教育扛起了半边天。贡献是伟大的.牺牲精神也是伟大的。
一个人教四个年级的特大复式，回想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好在当年才二十出头，具有旺盛的精力，否则是万万吃不消的。
我生平第一回吃起了百家饭。我们那里从解放前的私塾到解放后的村校，通常都只有一个教师。教师生活上都是一日三餐的轮饭制。早先几年是抺胡子，吃白大。后来，象征性地付点粮票毛票。社员们大度，个把月才轮一天，不介意的。
我在龚张三年多，后调明理三年多。"雁去留声,人去留名"无论在龚张,还是在明理,口碑至今不衰。
1967年大女儿出世,分了家。为了照顾家庭,69年底调回了家乡三阳公社。中心校起初将我分到小卢。周大枢校长陪我去,说是顶多一年。当时小卢大队张春柏支书倒也欢迎，指派了一所泥草房作教室。我不嫌简陋，初步打扫了一下,和了泥补缺塞漏。一无所有不怕,我在明理就是这么过的。明理是个穷大队，过去叫蛮子厍，名颇不雅，后才改叫明理。无固定教室，三年多，至少换了七八处。有的破屋大天光，受够了罪。张支书指定的这所空草房，虽破但不漏，比明理强多了。
可是我们村的秦支书不干，坚决要求我在庄上教书。秦支书可是三阳公社的一块硬牌子，我有篇《二斜瓜》专文写了他。文教上拗不过这个强势的支书，我便当上了村小民办教师。大队还从插队知青中选派了一名小女生梁文梅当耕读教师。她教低级，我教中级，上高小要去邻村季阮。这比我在司徒七年的特大复式教学轻松多了，幸福多了。
当孩儿王,体罚少不了。我习惯环起指头,给捣蛋鬼们吃"毛栗子"。有时气不过，也用教鞭抽打屁股。头不能打,屁股揍肿了家长也没意见。戒尺进课堂，是师道尊严的体现。古来如此，在中国是传统。
小学前后十年，当毛孩子王。以后三十年，教初中、高中，当大孩子王。其间，教过中师函授三年，当小学教师王。
1970年后,调到季阮完小、南浩完小，教"戴帽子"初中八年。这种教育形式是空前绝后的中国独创。那时有个口号，“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片，高中不出社"。文革期间小、初、高的学制为“5、2、2"九年制，织成了一张举世无匹的基础教育大网。头脑发热，大跃进得可以，也可谓之空前绝后。
师资从哪来？于是高小教高小，初中教初中，高中教高中，便成了普遍现象。高校停招，后来招了些保送的工农兵大学生，其素质可想而知。这些都成了历史教训。目前退休一族及在职人员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类人。基础不牢，基本功不扎实。这些人常写错别字，写语句不通顺的诗文，还自命不凡，跩得像个二万似的。我看还是谦恭些好，毕竟先天不足是事实，后天失养也是事实。人生遗憾。
教毛孩子，我定的基调是居高临下的保护。如家长似的既爱又狠，免不了敲打两下子，桑树条子从小抈嘛。一个人，单干户，横竖为王。
教大孩子，初高中学生，我定的基调是平等相待的爱护，万不可体罚。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毛头，若体罚，惹急了，他会反抗，让你自取其辱。严格要求，严厉管教才是必要的。“教不严，师之惰"也。
这一套，在某些“教育家"看来，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会搬出现代教育的许许多多理念来反驳。要搞什么愉快教育啦等等名堂，花架子而已。我的态度是你念你的灶王经，我才不得耳朵听呢。
从教四十年，我就当了四十年班主任。最大的“官"是教研组长。人家曾主动要我当教导主任，不！副的，担个名，不！我就爱当班主任！那辰光是没一文津贴的。慕名到我班来插班的外乡人，恭维我为“王主任"，我哈哈大笑。七品县令尚且是芝麻官，我这班主任算逑？笑死个人！人们意识里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难怪某些当了个针尖大职务的人会膨胀到发昏的地步。可怜虫一条。
想想干教书这一行，真是感慨百端。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活命是头一条。所谓饥不择食，很真理！当初是别无选择的。吃教书这碗饭起初确实是无奈的选择，当久了以后，便觉得这碗饭还挺有滋味儿，爱上了！
干一行，如果到了爱一行的地步，那么，恭喜你，命运之神已为你架好了天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便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了。这股好风中最主要的是自立、自力！没有个人主观的努力，一切皆空。“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就看你这“周郎”能否不失时机地借力这股“好风”了。
要成人，自成人，打骂不成人。老百姓的经典总结。阿斗是扶不起的，生子当如孙仲谋。我们的学生中，大都是能扶得起的，能担起父兄未竟的责任。当然也有极少数扶不起的阿斗，不足为怪。
我曾开玩笑说过，圣人三千弟子，贤人也不过七十二，优秀率占比可怜，还不如我们班高考升学率呢。多数人高考落榜是必然的结果。他们之中杰出者很不少，一个个成了基层单位担纲的好手。即使踏上了高枝，官做得并不大，最高者不过司局级。也有一些人成了教授、博硕导师、主任医师、中小学高级教师等等，平凡者也居多数。
当年跳过“农门”的大学、中专生，天之骄子，功成名就。"知识改变命运"。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有极少数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忘恩负义，狂妄地谩骂当年的校长老师，全然忘了当年的穷苦窘境。这是为师者的心头之痛。
从教四十年，“半瓶水”教小学生尚可应付。教了中学，尤其是高中，便左右支绌了。学高为师。我不过是高中底子，为了充电，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报名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在《重上讲台之路》一文中有较详介绍。
人一辈子免不了三灾八难。我四十岁上得了脑瘤。开颅术后，有幸获得新生。“刑天”这神话英雄被天帝砍下了头颅，他便“以脐为口，以乳为目，挥动干戚再战。”这种意象塑造了一种死不屈服与厄运抗争的英雄形象。我以刑天为榜样，激励鼓舞我为重返讲台作了种种艰难不懈的努力。
重返讲台后取得的一点成绩是一曲人生的奋斗之歌。在那年月，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竞争中，我班成了全县农村中学的翘楚。执教的初三班，年年中考大丰收，高中、中专的升学率届届夺冠。
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同时参加成自考，成了江苏省首届高等教育自考毕业生。要知道，我是个残疾人。脑瘤术后，面神经瘫痪，右眼失明，右耳失聪，左耳听力微乎其微，戴上助听器才能上讲台。是“刑天精神”支撑我去奋斗不止。那种艰辛非常人所能知的。泪往心里流，吃了多少伤心苦啊！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人生苦中甜。当了二十年老民办，我第一个民转公。先后受到了县市省的多次表彰，当上了市人大代表，评上了省劳模。入了党。享受全家“农转非”待遇。最让我满意的是顺利获得了中学语文高级职称。人生的高光时刻，苦后的甜蜜。
八十年代的城市户口是香饽饽，含金量高，是很吊人胃口的。俗话说，“三世修个城脚根”，我不知自己如何修的，从农窝窝里一步跨入了城中。三个孩子均安排了工作，三个孙子女均大学毕业并在大城市成家立业了。还添了个小曾外孙，哈啰，老夫四世同堂啦！
诗曰:
初当孩儿王,只为谋稻粱.
(混饭吃)
次当教书匠,照本宣科忙.
(混日子)
后有专家衔,花果可品尝.
(混出头了)
退休补遗憾,读写逛夕阳.
(朝闻道,暮
死,可矣。)
【作者简介】
王玉权，笔名肃月。江苏高邮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而不休，码字怡情。不钓名和利，只钓明月和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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