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猖獗引起的思考②（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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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推介】

目录：①树立科学的高远理想。②普及科学的基本常识。

普及科学的基本常识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猖獗引起的思考②

【邹琦新】

当今国内外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之所以猖獗，除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致使人们科学的高远理想逐渐消失，甚至丧失之外，还由于一些人在知识爆炸、技术跃进、信息奔涌的状态中无所适从，反而对科学的基本常识逐渐忽视，甚至漠视。因此，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就趁机反扑、乘虚而入。它们一方面从宏观上以“世界末日”进行恐吓，迫使人们“投身圣战进天堂”，另方面从微观上以“包治百病”进行欺骗，诱使人们“崇拜神道求长生”。

中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以及形形色色的邪教，无论北美的“天堂之门教”，还是南美的“人民圣殿教”，无论西欧的“太阳教”，还是东瀛的“奥姆真理教”，无论中非的“恢复上帝十戒教”，还是中国的“全能神教”，以及中东冒出的“伊斯兰国”等，无不妖言惑众，鬼话连篇，全都用“世界末日”论恐吓人们。九大行星连成一线，九大行星排成十字，彗星飞临地球，小行星撞击木星等，这些原本是宇宙的各种天体运行时经常出现的自然现象，它们竟然多次胡说将造成“地球爆炸”、“人类浩劫”。其目的就是逼使人们投靠这些教主创立的邪教，以求“登上天堂”避免灾难。因为教主们都自卖自夸，自吹自擂，有的是“八岁时就得到佛家全觉大师的真传”，有的是“十二岁时就得到道教八极真人的亲授”，有的更是“释迦牟尼转世”，或者是“穆罕默德投胎”……

古圣先贤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迷信就是傻子遇到骗子。新中国成立以前，我还在读初小，当“天狗吃月”时，也就是“月食”时，曾经怀着朦胧的虔诚心态跟随人们敲盆鼓碗，以震慑和驱赶“天狗”，让它吐出月亮。今天回想起来，那不过是一出荒诞可笑的闹剧而已。现在科技早已能够准确预测月食、日食、彗星、台风、暴雪、洪水等的时间、地域、强度。即使尚不能准确预报的地震，但也掌握了形成的主要原因、爆发的大概时段和波及的基本范围。当历史的脚步跨进新的世纪，有人从玛雅人的历法中又翻查出一个“世界末日”。不过，在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并未应验，人类并未遭受浩劫，大多数人仅仅将这一天当做又一个欢度“嘉年华”的“平安夜”而已。

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在中学和大学一直从事语文教学，仅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习过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而且大都交回了老师。不过，在文盲已经基本扫除，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的中国，人们应该不会完全抛弃和忘记小学和中学阶段所学的那些科学的基本常识。波兰的哥白尼（1473—1543）于1543年就发表了《天体运行论》，后来意大利的伽利略（1564—1642）利用望远镜对宇宙进行过大量观测，英国的牛顿（1643—1727）又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德国的爱因斯坦（1879—1955）更于1905年创立了“相对论”等等。远者距今已达470余年，近者距今也有110年。他们早已从理论上解答了很多宇宙的奥秘，揭示了很多天体运行的规律。在这些伟人的理论指导下，人类对宇宙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远的且不说，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利用太空为人类服务方面，就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57年10月4日苏联首次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次飞入太空。1969年7月16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首次踏上月球，2004年1月4日美国“勇气号”首次到达火星……我国在宇宙探索和飞向太空的竞赛中，原本落后于苏美等国，但也发愤图强、自力更生、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于1970年4月24日首次发射了“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于2003年10月15日首次将宇航员杨利伟送入太空，2007年10月24日“嫦娥号”奔向月球，2013年12月1日“玉兔号”登上月球……预计到2030年，我国当代的“吴刚”和“嫦娥”，也将在月宫捧出“桂花酒”，献演“霓裳舞”。

凡是了解上述最为基本的宇宙构造理论，知晓上述已经常见的太空实践过程的人们，就会一眼识破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邪教所宣扬的“世界末日”论的荒诞不经、荒谬可笑，更不会鬼迷心窍、神魂颠倒地跟随教主们掉进挂着“天堂”招牌的“地狱”了。因为今天我们每人每天大多要接触的卫星电视、无线网络、智能手机、汽车导航、北斗定位等科技产品，无不是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理论，在不断探索发展过程中结出的丰硕实践成果。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早在周朝就显示了突出的唯物色彩。当时的“尊天敬祖”，即尊重自然，敬重传统。到了周朝后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儒、道、法三家，就较具唯物因素。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且自己“不语怪力乱神”。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明确指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当代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更应该在当代弘扬儒、道、法等传统文化主体中的唯物因素。何况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更掌握了抵制、揭露和批判邪门歪道、鬼话谎言的锐利精神武器，因而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战胜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邪教的阴谋诡计。

宗教作为一种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时产生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歪曲的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虽然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说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极为复杂。为了传播教义，吸纳教徒，他们确曾有过一些佳言善行。比如我国佛教少林寺传授的少林拳和道教武当山传授的太极拳，只要恰当锻炼，持之以恒，确能强身健体。可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邪教，竟然对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佛经》和我国道教的《道德经》等，采用断章取义、歪曲篡改、胡编乱引、瞎扯捏造等卑劣手法来欺世惑众，敛财骗色。它们运用得最为广泛，最为常见的手法，除了前述以“世界末日”论勾引人们皈依其邪教之外，还用修其大法、炼其神功等达到治病强身为幌子，诱骗人们信奉其邪教，使教徒既从精神上，又从肉体上完全被它们愚弄和控制。

人们追求健康长寿，这既是一种自然本能，也是一种社会愿望，毋庸置疑、无可厚非。人类是地球上的物质由无机到有机、由单质到多质、由水里到陆上、由爬行到直立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级、最复杂的生物。同其他的高等动物一样，必有喜怒哀乐，都有生老病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人类的寿命由原始社会平均20多岁，进化到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平均寿命80多岁，仅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今也有6000多年。当今世界上确有少量百岁老人，但真正头脑尚清醒、行动尚自如者，实属凤毛麟角，恐怕不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而是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我国古代帝王的物质条件可谓无比优越，但从秦始皇到清光绪，共计208人，平均年龄仅为38岁，年过80者只有5人。秦始皇和唐太宗千方百计追求长生不老，前者只活了49岁，后者也只活到50岁。

人类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平均寿命的延长，都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良好结果。回顾历史，清朝入关的第一个皇帝顺治福临，就是因患天花在24岁时去世，六世班禅由西藏赴承德祝贺乾隆70大寿，也因患天花在42岁时去世。自从利用接种牛痘的方法预防以来，世界上已经极少听说因患天花而丧命的消息了。又如传说蒋介石当年患肺炎，是美国用飞机送来盘尼西林（青霉素）才得以救命。可是现在生产的抗生素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品种之多，非医务工作者难以尽数，反而要反复告诫人们绝不可滥用抗生素。再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母亲于35岁时在抗日战争逃难中死于肺结核，我也在高中时患肺结核。当时可有“十痨九死”之说。2014年10月25日，我们于1957年高中毕业达57年之久的同班同学，相约回母校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参加110周年校庆，共有20多人团聚，全都超过75岁。其中有6人曾在中学阶段患过肺结核，竟然现在都生活得健康潇洒，而且有4人工作到70岁才退休。再如上世纪60至70年代，人们曾经处于闻肝炎而色变，患肝炎而悲观的境地。我女儿因患甲肝而住院，我儿子因患乙肝而休学。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改善、医术的提高，不但儿女都已产生了肝炎抗体，我和老伴也随之产生了肝炎抗体，自身都已具备了肝炎的免疫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同疾病抗争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战胜疾病，不断提高体质，不断延长寿命的历史。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因为鼠疫而夺走三分之一人的生命。我国清末在东北，也曾经因为鼠疫而夺走6万余人的生命。当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我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经常被要求严格注意、严密防范的疾病，如天花、霍乱、鼠疫、白喉、肺痨、肝炎等多种广为流传的传染病，虽未绝迹，但已经对人类不再构成严重威胁。即使于2002年11月开始曾经一度肆虐华夏，波及东亚的非典，但经我国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攻坚克难，终于将其歼灭。以此为戒，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预防机制和应急机制。

那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及各种癌症怎么又成为威胁人们生命的高发高危疾病呢？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判。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迅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早期发生过一些环境被污染现象。其次，我国随着各种流行疾病被逐渐控制，各种疫苗的早期接种，儿童的死亡率和少年的夭折率已经极大降低，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由建国初期的40余岁提高到新世纪的70余岁，那些中老年罹患的疾病就相对凸显出来了。再次，“三高”之类疾病之所以在我国中老年身上较为广泛存在，是因为我国进入小康社会之后，尤其是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有些人不注意健康生活方式而患的“富贵病”。我于1988年听说蒋经国因患糖尿病而去世的消息时，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惊讶。未曾想到我国大陆仅在20余年后，此病竟然也成为不少中老年人的疾病杀手。

一些人由于缺乏科学的基本常识，还存在过病急乱投医、病重易轻信的现象，竟然盲目拜服和虔诚崇奉那些胡说能“包治百病”和“药到病除”的巫婆的符咒仙水、邪教的法术神功、游医的祖传秘方。因此，我国曾经出现过胡万林的芒硝、张悟本的茄子和林光常的红薯等“神医圣手”的“灵丹妙药”造成的闹剧和悲剧。芒硝仅是一种药材，茄子仅是一种蔬菜，红薯仅是一种杂粮。有些人即使专门吃素，也得吃五谷伴百蔬，哪有只吃茄子和红薯就可维持健康生命的神话。中医是我国的一个传统宝库，仅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的药物就近两千种，方剂万余首，后世不断增添，已难以精确统计。因为今人非古人，今病非古病，今药非古药，凡是良医在治病救人时，即使运用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的经典名方，也会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对药品进行增删，对药量进行加减，以达到对症下药、辩证施治的效果。我认为凡是遇到鼓吹“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所谓神药秘方，求医问药者就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样。如果世界上真有人发明和创造了既可以治“三高”，又可以除“恶瘤”的“灵丹妙药”，此人若在各国申请专利，其财富必定在世界上超过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至少在中国超过李嘉诚和马云，何必在城乡串联，在街巷鼓噪，以骗取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费和救命钱呢？这是极为浅显、极为普通、极为明白的道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戳穿一切邪门歪道、鬼话谎言的武器。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邪教，无论以“世界末日”论进行恐吓，还是以“包治百病”论进行诱骗，我们只要回顾人类对客体宇宙和对主体自身进行探索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即可一眼识破其阴暗心理，一针刺破其狡猾伎俩。不过，既然现在仍然有人上当受骗，甚至供财献身，我们就还须不断普及科学的基本常识，将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邪教的鬼话谎言、邪门歪道暴露在科学的阳光之下，使人们自觉地掌握防范、抵制和清除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邪教的科学武器。

（2015年3月14日起笔，4月4日三稿，2024年7月删改）

推荐阅读“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猖獗引起的思考”①《树立科学的高远理想》。（后附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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