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地方。这里曾经流传着一种崇拜光明的古老宗教——摩尼教，它源自波斯人摩尼的巧妙揉合，将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教义在这里交融，诞生了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

       摩尼教的核心教义是“二宗三际说”。所谓“二宗”，指的是世界本原存在的光明与黑暗两种对立的矛盾，二者交织构成了世界的本质。而“三际”，则是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对应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时间的发展脉络。这样的教义，既有对世界的深度理解，也包含着对时间的洞察。

       关于摩尼教的传入方式，有着陆上和海上两种说法。陆上说认为，此宗教在公元6至7世纪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之后又从新疆传入唐朝的都城长安。而海上说则认为，在公元9世纪，随着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繁荣，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和信奉摩尼教的波斯商人来到泉州经商和生活，摩尼教由此传入中土。尽管两种说法存在差异，但无可争议的是，到了9世纪，摩尼教已在泉州开枝散叶。这一事实有实物为证。

       时光倒流到1979年，大华严寺在草庵之前悄然兴起。建筑工地的喧嚣中，一口古井被发现，从中发掘出的“明教会”黑釉碗，是泉州摩尼教徒向晋江磁灶窑订制的独特器物。这不仅仅是物质的见证，更是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 

       历史的回廊里，唐朝武宗的一次大举废佛运动，使得摩尼教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然而，摩尼教并未因此消亡，而是转入民间，秘密传教。在与佛教、道教的长期交流中，摩尼教的教义逐渐融入了更多的地方色彩，也因此被赋予了“明教”的别称。在泉州城南的晋江华表山东麓，南宋时期，摩尼教徒在此结草为庵，故名“草庵”。这里不仅是信仰的寄托，更是文化交融的见证。走进草庵，迎面而来的是摩尼光佛造像，雕刻于正面崖壁上，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造像高1.54米，宽0.83米，由一整块大石头雕刻而成。身着宽袖对衽长袍的摩尼光佛，双手相叠，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背部的十八道毫光四射纹饰，犹如太阳般耀眼。整个造像雕于直径1.68米的圆龛内，圆龛象征着日月，与摩尼教崇拜日月的教义完美契合。

       令人称奇的是，造像的脸、服饰、手依石质自然分为三种颜色。这是大自然与匠人心灵的完美结合。摩尼教原本反对偶像崇拜，但在长期与泉州地方的佛道二教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它取法佛道造像，创造了“道貌佛身”的摩尼形象。这一尊摩尼光佛造像，是多元文化一佛共存的奇观。它不仅见证了泉州地区多种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在诉说着摩尼教在中华的兴衰史。

      公元694年，摩尼教如春风般悄然传入华夏。当时正值武则天女皇统治之下，由于她尊崇佛教，胸襟包容，欣然接纳了摩尼教在中国建寺的请求。一时间，其教义与佛教、道教共舞，构成了当时中国宗教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岁月沧桑变迁。玄宗皇帝的朝野中，安史之乱如火山爆发，乱世的氛围使得摩尼教陷入了危机之中。玄宗视其为邪教，铁腕之下，摩尼教迎来了在中国的首次禁绝。于是，与在欧洲的命运相似，摩尼教再次转入地下，潜伏于暗流之中。

       历史的翻书声中，唐朝逐渐走向落幕。五代十国、北宋时期，摩尼教如春梦一场，再次苏醒并复兴。其在北宋年间改名为明教，寓意追求光明之道。然而，命运多舛的摩尼教在之后的岁月里历经坎坷。明朝时期再次遭到禁绝，清朝亦步亦趋，延续了前朝的禁教政策。时光荏苒，到了民国时期，革命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摩尼教似乎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难以想象，这个曾在欧亚大陆上广泛传播的宗教就这样悄然淡出。回想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它们从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而摩尼教却成了一个例外。尽管它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辉煌过，但最终未能像其他宗教一样形成长久而稳定的影响力。历史的传承总是经过岁月的沉淀与变迁，摩尼教的兴衰史也是中华文化多元宗教格局中的一段精彩篇章。

       华夏大地，自古以来便是文化交融的熔炉。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如春雨滋润，使外来文化在这片广袤土地上逐渐融入华夏文明的脉络之中。在这文化交融的大潮中，泉州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尤为突出，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草庵作为昔日摩尼教的遗迹，它没有保持原始的宗教形态，而是通过与当地文化的交流融合，逐渐成为现代佛教传播的所在。这样的文化融合，历经千年，历经风雨，是不同文化间的深度对话与交融。而如今，草庵作为现代佛教文化的代表，其中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在草庵时期的作用不可忽视。他的智慧与洞察，使草庵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更加深入人心。

       1933年12月，在传贯法师和性常法师的陪同下，弘一大师到晋江草庵过冬，住草庵东侧意空楼。而草庵位置偏僻，山林茂密，风景秀丽，冬暖夏凉的天然条件又恰好适合修身养性，钻研佛学。那时的草庵虽简朴，却成为了他心灵寄托之所。他将这段时光中的弘法活动详细记录，铸就了一部名为《行脚散记》的文化瑰宝。

       草庵之于弘一法师，仿佛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后来的岁月里，他多次重返此地，有时长住，有时短居。他对这片古刹情深意重，为草庵题写了两幅对联，有一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木刻对联，藏于晋江市博物馆内，让人印象深刻。上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下联“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这副对联不仅展现了弘一大师的高超书法技艺，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一字每一句，都仿佛在诉说着草庵的不凡过往。到了民国甲戌年（1934年），一副石楹联悬于草庵之门。大师亲笔撰书的对联“草积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不仅是对草庵的生动描绘，更是其仁民爱物、济世救苦情怀的充分体现。每一笔每一划，都透露出大师对世人的深深关怀。而在众多的文物中，《重兴草庵碑》石刻尤为引人注目。这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大师亲自撰并书的石刻，其书法清新隽永，犹如山涧清泉，让人陶醉。更为难得的是，这块石刻对草庵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民国年间“佛教化”的草庵记载尤为清晰。它不仅是一方兼具重大历史价值的石刻，更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记忆。

       时间流转至1935年的冬季，法师再次踏入这片圣地。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玩笑。在草庵中，他病倒了，一度病势沉重，发烧与昏迷交替出现，生命危在旦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他心中默念着古经，手中紧握着笔，甚至在病中写下了遗嘱。他的心愿是“愿以身伺虎”，若不能如愿被虎吞噬，便三天后就地焚化。他的心境纯净而又坚韧。幸而，草庵中的僧众及时发现并照料他，使得他的病情得以好转。这场大病之后，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往。他认为是自己的往昔恶业所致。于是，“草庵钟”成为了他病中的记忆与提醒。那口钟比他日常所用的要慢半小时，仿佛时间在此停滞，病痛与反省交织。

       康复之后，法师选择了将钟拨慢半小时。这是他对过去的怀念与反思，也是对生命的敬重与珍惜。无论日后身处何处，他都坚持使用这口“草庵钟”，时刻提醒自己那段艰难的日子。他人常奇怪为何他的钟不准，他却淡然一笑，称之为“草庵钟”。他发愿，将终身使用这口钟，直至生命的尽头。

       在这里，养病对于弘一法师而言，并非仅仅是一场身体的疗养，而更像是一场心灵与肉体的双重修行。每当有人前来探视，询问他的病情是否好转，弘一法师总是微笑着反问：“你问我病好没好，倒不如问我念佛了没有。”的确，病痛之下，他的每一天都在默念佛号，修身养性。他不仅自己清洗内衣，更是为佛堂换水，禅心不变。在这草庵之内，每一滴水都融入了他的虔诚与恭敬。

       关于病因，弘一法师有着自己的解读。他曾讲述，在1935年的一个冬日，他在乡间讲经时，身处阴暗之室，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自此病势来势汹汹，先是身体高热不退，神志模糊，后又伴随严重的皮肤病。这是对肉身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弘一法师的另一说法更为深邃。在给念西、性常两法师的信中，他坦言：“此次大病，实由宿业所致。”宿业，即是过去所行的不良或恶行，如今报应临身。即使在病榻之上，他仍自我反省，心怀愧疚。在病痛中，弘一法师更加坚定地认为修行念佛是对治身体与精神最好的方法。每一声佛号都是他对过去的忏悔，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当下的体悟。在这草庵之内，他与佛同行，与自我对话，病痛只是修行路上的一道考验，而他坚信自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这种坚韧与虔诚，使得他在病中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转年的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在这春意盎然之际，弘一法师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的生活回归了正常，饮食无忧，勉强行走。于是，他离开了久居的草庵，踏上前往厦门的旅途。 

       在厦门，弘一法师遇见了蔡吉堂居士，这位虔诚的信仰者将他引荐给了医术高超的黄丙丁医生。黄医生不仅医术精湛，更对弘一法师有着深厚的敬意。在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黄医生不遗余力地对弘一法师进行了连续治疗：药物调理、注射、电疗等，治疗费用高达五六百金。然而，黄医生并未收取分文，他的心愿仅仅是求得弘一法师的一幅墨宝。于是弘一法师特地为他制作了一个《大藏经》木箱，木箱上镌刻着黄医生施助的痕迹，以此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此外，弘一法师还亲手书写《心经》和其他墨宝数件赠予黄医生。他们之间的友情被铭刻在这跨越医术与翰墨的深厚情谊中。同时，弘一法师也没有忘记引荐他遇见蔡吉堂居士的恩情。他以自己精湛的书法技艺，赠送给蔡居士不少书法作品，以此表达他对这位虔诚信仰者的感激之情。翰墨之间，流淌着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和无尽感激。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弘一法师用他的医术和翰墨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友情故事。

       在厦门治病的那段日子，弘一法师的心并未随着身体的康复而释然。他闭门思过，不断反思为何自己会遭此大病的“宿业”所致。他在给仁开法师的信中，笔触深沉，透露出内心的波澜。回忆起初入佛门时的教诲，他深感自己曾对佛门的敬畏与尊重。那时，他读佛书，知道不可轻举妄动，贻羞法门，更明白人之大忌在于好为人师。然而，谁又能料想到，当他踏入南闽之地后，竟失足于此，妄自尊大，自命为“知律”之人，轻易点评时弊，专说人非，却未曾深刻自省。法师认为，去冬的那场大病，仿佛是上苍赐予的一记重锤，让他真正觉醒。病后的他，虽然精力有所恢复，但心中却更加明了自身的过错。他又如一名浪人，在善与恶、是与非的边缘徘徊，试图找寻自己真正的归宿。他深知自己的过错——妄充善知识，引来无数的障缘。他觉得自己如同那片随风飘泊的落叶，任凭业力的风吹拂，居无定所。

       而这封写于鼓浪屿日光岩的信，更是对自己的一次严厉责备。为了警示自己，他在佛教刊物上公开声明，取消所有的称号，不再自称“法师、律师、大师”。这一场大病与反思，使他真正明白了“以戒为师”的深刻含义。他在病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如同一位旅人在迷雾中找寻方向。而这场大病与反思，仿佛是生命中的一次重生，使他更加明白自己的身份与职责——那就是不断地反省、学习、弘扬佛法，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充当所谓的“大师”。  

       除了弘一法师之外，瑞意与广空两位法师在草庵现代佛教文化的传承中，亦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时光回溯至1923年的某个春日，瑞意与广空两位法师共同携手，开启了一项充满历史底蕴的工程——修复草庵的摩尼光佛殿堂。这一决策的背后，承载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深敬畏与维系。在二位法师的不懈努力下，殿堂得以重现昔日辉煌，其宗教意义亦随之焕发新生。随着殿堂东侧的逐步建设，一个标志性地标——“意空楼”应运而生，于1932年立于天地之间。摩尼教寺院布局的规矩典籍《摩尼光佛法仪略》中的《寺宇仪》详细记载道：摩尼教寺院之布局包含五大核心建筑——经图堂、斋讲堂、礼忏堂、教授堂及病僧堂。这些殿堂各有其独特的功能与用途，为教众的修行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理山法师，现今草庵寺的住持，肩负佛教传承与发展的重任。她不仅深谙佛教经典，更以入世之心，将佛教的教义和价值观融入现代社会之中，传播佛教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在文化传播与教育方面，理山法师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她兼容并蓄，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广宣佛法，化导民心，利济苍生。她所倡导的慈善理念，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滋润着人们的心灵。长期的慈善扶贫济困活动，让草庵寺不仅仅是一个修学佛法的地方，更成为传播佛教慈悲大爱的文化圣地。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草庵的历史和现代佛教文化，理山法师组织编辑出版了文化散文集《草庵寻迹》。这本书就像一扇窗，让人们窥见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过这本书，读者们仿佛可以感受到每一篇散文背后的慈悲与智慧，领略到草庵这一世界遗产点的历史风貌。

       然而，理山法师并未仅限于宗教文化活动。她以佛法的精神，通过举办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弘扬佛法，惩恶扬善。她身在佛门，心系国家，时刻关注着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每当灾难降临，如汶川地震，湖南水涝等，法师都会率领信众慷慨解囊，捐款支援。这一幕幕都展现了佛教徒行善事、做功德、利国利民的精神。

       草庵虽小，却承载了太多的故事。这里的故事虽重如山，却不会让人窒息，反而以其沉甸甸的历史和文化让人心生敬畏。每当农历六月十三日的摩尼光佛“佛诞日”，当地百姓纷纷汇聚于此，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平日里，他们亦常到此祭拜，让信仰的情感得以流淌与延续。这草庵已然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成为他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衔接传统与现代，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这里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更是文化传承的见证者，见证了当地百姓与佛教文化的深厚情缘。

       泉州的文化特色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中孕育而成的。它不仅仅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还融入了海洋文化的元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风貌。这种文化特色反过来又促进了泉州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其成为了海内外闻名的文化名城。走在泉州的街头巷尾，仿佛能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深沉，那是泉州千百年来文化交融的印记。

        晋江草庵的故事，是泉州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见证了文化的包容与融合，也见证了泉州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历史与现代交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韵味，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在千年的岁月里，草庵摩尼光佛静静地守望，守护着这片土地的信仰与文化，也守护着每一个虔诚的心。        

作者简介：杨新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民盟泉州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泉州市政协刺桐书画院特聘画家，泉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丰泽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