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猖獗引起的思考①（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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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推介】

目录：①树立科学的高远理想。②普及科学的基本常识。

树立科学的高远理想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猖獗引起的思考①

【邹琦新】

世界上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及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纠结在一起，制造了大量的、连串的、残酷的暴恐事件。仅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暴恐事件之后，最严重的就有2002年10月23日俄国莫斯科近郊剧院、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等一系列暴恐事件，到2014年6月30日，他们成立的“伊斯兰国”，更是以现代战争的形式攻城略地，残酷杀戮。我们中国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及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纠结在一起，近年来就制造了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2014年5月8日山东招远等一系列暴恐事件。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在国际国内的猖獗，其产生的土壤，其发展的气候，既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宗教、历史、观念等不同层次进行探讨。由于学识和能力有限，不能进行全面分析，所以我仅从理想和志向角度进行些许思考。因为很多投身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暴恐分子，既非由于遭受剥削压迫而进行反抗，也非由于文化低下而被蒙蔽。他们不少是主动、积极地进行暴恐活动。比如“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原本是沙特豪门的富翁，“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原本是巴格达大学的博士。西方一些情报机构统计，投身“伊斯兰国”的暴恐分子，除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西亚、北非地区之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暴恐分子来自英、法、德、西、美、澳等发达国家，通过视屏播放斩杀被绑架的美国记者的凶手，原本是英国伦敦的一名歌手。又如我们中国，制造山东招远“5.28”暴恐事件的张立冬，拥有几处房产和几辆汽车，大女儿张帆“考上了大学，还曾经去美国留过学”。制造新疆轮台“9.21”暴恐事件的吐尔逊买买提也是中专毕业，因“承包工程，收入可观”。他们的理想和志向都是反科学、反人道的所谓“圣战殉道进天堂”，“伊斯兰国”更是妄图建立一个不仅覆盖整个西亚、北非，而且要覆盖西达西班牙、东至中国内蒙古的宗教王国。

关于理想和志向，先秦孟子说：“士贵立志，志不立，则无成。”明代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本之根也，水之源也。”当代邓dèng小平特别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这些论述说明，人的理想和志向，在人的一生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理想和志向，有宏大与渺小、长远与短浅之分，有高尚与庸俗、美善与丑恶之别。古圣先贤们无不提倡和鼓励树立宏大、长远、高尚、美善之志，鄙视和指斥渺小、短浅、庸俗、丑恶之志。一个人如果树立的是科学的高远理想和志向，那么就会化为精神的支柱、行动的目标、力量的源泉、毅力的基础。孔孟主张为实现仁义理想，不惜“杀身以成仁”、“舍身而取义”。他们自己就曾经身体力行，周游列国，历尽艰险。诸葛亮说得简洁明白：“志存高远”。他为了复兴炎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反复强调：“盖为一人立志者，不过数十年；为一国人民立志者，可数千年；为世界人民立志者，可数千年，以到万年。”他的一生可谓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最后还谆谆叮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认为当今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之所以猖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以后，国际国内都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唯物发展史观研究、传播、教育、弘扬减少了，人们不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淡漠了，而且有些不坚定者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反之，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则趁机反扑，乘虚而入，以“世界末日”进行恐吓，以“宗教天堂”进行欺骗，不但魅惑了一些没有坚定树立科学唯物发展史观的中老年，而且蛊惑了一些还未树立科学唯物发展史观的青少年。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说过：“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刘liu少奇、邓dèng小平等人出身的家庭，虽非高官巨富，但都是殷实之家。开国元帅中，朱德1922年在德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已是师长，彭德怀1928年领导平江起义时也是团长，叶剑英1927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时早就是军参谋长，贺龙1927年指挥南昌起义时更是军长。他们投身革命后，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了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树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远理想，决心首先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朱德嫡孙朱和平将军说：“我爷爷31岁当上少将，36岁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在当时是高官厚禄。他为什么还要抛弃一切投身共产党闹革命，爬雪山、过草地？就是因为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

新中国这些开国元勋们，跋涉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幸运地见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然而，还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远理想，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比如大革命后牺牲的夏明翰（1900—1928）和邓恩铭（1901—1931），他们在《就义诗》和《诀别诗》中说：他们胸怀着“主义真”的“壮志”，“不惜唯我身先死”，坚信“后来人”定会“后继频频慰九泉”。又如“左联”诗人殷夫（1909—1931）的哥哥为国民党的上将，《红岩》刘思扬的原型刘国誌（1921—1949）的哥哥为香港富商，他们都拒绝了其兄要他们叛党的优厚条件，情愿“做个普罗米修斯偷给人间以光明”，“我们死而无愧”。再如牺牲于东北日寇刑场的赵一曼（1905—1936）和牺牲于重庆特务魔窟的江竹筠（1920—1949），她们在遗书中分别对儿子说：“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盼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他们为高远理想而义无反顾、慷慨捐躯的精神，感天动地，不言自明。

新中国建立后，虽然面临百年屈辱和百年战乱造成的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但是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老舍、冰心等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毅然决然地舍弃国外的优越工作环境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冒千重险阻，破万里巨浪，纷纷回到祖国，就是为了新中国的民富国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血汗水。

在新中国创建过程中，还有一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献智出力。众所周知的就有于1936年达到延安，被称为“万能医学博士”的“洋红军”，美国人马海德（1910—1988）；有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加拿大医学博士白求恩（1890—1939）；有于1941年参加新四军的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1903—1952）；还有曾经是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研制投放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工程少数女科学家之一的寒春（1921—2010），于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年来到中国，后来同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丈夫阳早（1918—2003）一直在中国工作。正如寒春所说：“我们为信仰而来”，是“为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

当历史跨入21世纪时，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们，有条件、有理由坚信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比前辈更加全面和深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没有创建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主义的创立者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多。我们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时，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这一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党在当时的最低纲领已经基本实现。当时对党的最高纲领的理解是，社会主义仅是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才是高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苏联经验不多，我们经验很少。改革开放以来，邓dèng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们，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的经验，尤其是吸取严重教训以后，才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懂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这些普通党员才知道，原来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经历一个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而且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有一个最低纲领，我认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一个最低纲领。整体来说，就是邓dèng小平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具体来说，就是党章总纲的规定：“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1世纪前半期，中华民族实现两个“100年”的复兴梦想，不但已经成为全党全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且坚信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理想。如果说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还觉非常遥远，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尚存某些疑虑，在新旧世纪之交仍感较为艰难，然而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借用毛泽东的名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邓dèng小平规划的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早于20世纪完成。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这新世纪开局的10年中，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从一万余亿美元发展到二万余亿美元，再到四万余亿美元，直至八万余亿美元，可以说连翻3番，连超意、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位。尽管经济基数已经很大，发展速度将会放慢，但“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党的最高纲领，正如党章总纲第一段鲜明标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而且少先队也“是广大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少先队员的口号更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这些都明确规定，不仅共产党员，而且共青团员，包括少先队员，都要树立明确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呢？由于共产主义尚较遥远，因此不能描绘详尽蓝图，只能勾勒大概轮廓。又由于当今对共产主义的介绍较少，所以有必要掉书袋，简要摘介一些经典论述。马克思于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列宁于1917年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1958年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科学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到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从西方共产主义研究专家到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极其丰富。我学习了部分华章，觉得他们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基本相似：

（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资极大丰富，对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实行按需分配；

（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自觉地各尽所能；

（三）、社会各个阶级、国家、政党都已消亡，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已消失，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全面地发展。

刘liu少奇于1939年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明：“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和艰难的事业。”正因为“空前伟大”，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才有无数仁人义士，经年累月、前赴后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挥汗流血献身。正因为“空前艰难”，我国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才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才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从改革开放到新旧世纪之交的20年才整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从新旧世纪之交需要花20年到建党100周年之时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党100周年还须再花30年到建国100周年之时才能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空前艰难”的万里长征，是我们已经走过的历程和将要前进的方向。至于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全球化已经将人员、资金、物资、知识、技术、信息等连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所以中国人民只有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这一“空前伟大”的目标。

在先辈革命者用鲜血开辟的道路上前行，在前辈建设者用汗水奠基的大厦上攀登，我们除了敬仰和感激之外，更需要继承和弘扬他们志存高远，励志自强的光荣传统。在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远理想而奋斗的历程中，很多人不但没有享受小康社会的生活，而且没有亲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甚至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人类社会就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催陈叶，前代为后代削峰填谷，后代继前代铺路架桥，直至实现人类科学的高远理想。

从少先队员开始，经历共青团员，再到共产党员，都不断学习和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那么，面对暴风骤雨、暗礁险滩，都能披荆斩棘而攀登，乘风破浪而前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将无缝可钻，无隙可乘，不仅能够有效抵制，而且能够予以清除。

（2014年12月5日起笔，12月20日三稿，2024年7月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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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