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在武汉（散文）
刘水清
江水卷走江汉关的钟声，留下钟楼承接岁月的回响。
一声惊叫爆出，刺痛了回响里的岁月，93年前的惊叫。伫立关前的我，今天听来也是一个激灵。惊叫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也。1931年4月24日傍晚，国民党特务突然向他围了过来，在他“啊”的一声惊叫中，硬梆梆的枪口深深地戳疼了他的脑门。
同天早晨，红色牧师董健吾，手持两张船票来到关下。一张是顾顺章派人给他买的“建国”号轮，一张是朋友给他购的“洛阳”号轮。钟声响过，他抬头看了看钟楼上的钟盘，时间虽然充裕，但心情依然紧张。两张船票，选用哪一张，决定着他的生死。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声响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响彻云霄。这是一支献金的队伍发出的声响。他们从武汉“八办”出发，沿着沿江大道，直逼江汉关而来。队伍中，有两名超级无名英雄。
献金台搭在钟楼下，台框两边的对联和上面的横批特别醒目：捐寸纱可显抗日志，献分银能表救国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中共代表团为抗日组织的轰动全国的捐赠活动。
第一个登台的是无名英雄之首周恩来。他先捐，1000元，这是中共中央的党费；后再捐，240元，这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任职的一个月薪水。此时的他，其内外身份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第三个上台的是被毛主席笑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的李克农，他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的是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此时，他的头衔是3个秘书长：对内长江局秘书处秘书长，对外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假如这一活动提前半年举行，接手陈赓担任第二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潘汉年就赶上了。他是1938年1月7日从香港坐船来到武汉的，其使命就是到“八办”向长江局汇报上海、香港的情报工作。周恩来力荐他担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副厅长，协助担任厅长的郭沫若工作，可惜被国民党否决。对于武汉，他这个江苏宜兴人并不陌生。12年前，他已经两次来到武汉，一次是1926年代表中国济难会上海分会到武汉出席该组织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会；一次是“四•一二”政变后，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他从上海到武汉，本是文人的他，担任了一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职务——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革命法庭庭长。
“八办”位于长春街，我站在旧址4楼电台室门前，里里外外张望久了，似乎听到了警惕的问话声、忙乱的脚步声和急促的打斗声。打斗的一方是李克农，另一方是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陶铸。他们两人都知道对方但都没见过对方，此时前者误会地将后者当特务而打斗。蓦地，我发现我错了，此事发生地不在此而在彼——电台室搬到此处之前的汉口安仁里“董必武公馆”。此处现为民用，打卡的人不少，遗憾没有一块确认的铭牌。
李克农的身影在我眼前消失。当然，他不是像7年前“消失”在国民党中统内部。那时，他是以党小组长的身份，与“龙潭三杰”的另外两杰钱壮飞、胡底一道战斗在中统的心脏。他已戴好眼镜，穿上整洁的八路军军服，带着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3位小兄弟，奉周恩来之命赶到汉口火车站，去“接驾”一尊共产党的“大神”——3年前另立过中央的张国焘。现在的张国焘的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主席。他是借公祭黄帝陵之机，擅自行动，不回延安，出走到武汉。相关情报告诉李克农，张国焘此次到汉，十有八九是要背叛共产党，投靠蒋介石。
紧步潘汉年后尘，进入“八办”的是在敌人心脏战斗14个春秋的沈安娜。小沈同志是从浙江来到武汉找党要工作的。她先进了董必武的办公室，再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她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了秘书长朱家骅的办公室。从此，她以速记员的身份成为了“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她的丈夫、同样是中央特科成员的华明之，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急匆匆从浙江直奔武汉，任务是指导、配合、掩护安娜工作。只是他还没有站稳脚跟，日军的炮火就烧到了三镇的周边，他不得不妇唱夫随地与她一起，坐在了去重庆的轮船上。
几乎是与沈安娜同一时段，又一个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可顶几个师”的人到了“八办”。他进了董必武的办公室，自我介绍他叫熊向晖，是来向周恩来报到接受新任务的。遗憾，周恩来不在，这只是他的第二个遗憾。他的第一个遗憾发生在前几天武汉大学礼堂。
我两次到武大寻找这个地方，无论男女，无论老少，看着我递上去的打印图片，没有一个不摇头说“不知道”。还是武大档案馆的人知道的多，告诉我这个地方就在距离武大老图书馆200米处。此处正在装修，我穿过脚手架，上到二楼，立定，对着70多年前演讲会场的照片，看了又看，一点不差。我不知道熊向晖当时是站在什么地方，听周恩来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的，只知道他在自著的书中说，他听了演讲非常兴奋，想上台直接请教，却未能如愿。
熊向晖接受的新任务是在胡宗南身边做“闲棋冷子”。“闲冷”七八年之后，爆发出核弹爆炸的能量，两次提供胡宗南闪击延安的重大情报，帮助党中央避免了两次灭顶之灾。
写到熊向晖，我也有遗憾，熊向晖祖籍虽然是安徽，但跟着担任湖北省高等法院庭长的父亲在武昌生活了多年，但怎么寻访，也没寻访到他在武汉留下的蛛丝马迹，就像寻访另外两位暗战英雄黄慕兰、张文秋的遗迹一样。
两位英雄火出圈的名声，一个是“最美女特工”，一个是“毛泽东双重亲家”。黄慕兰对情报事业的贡献，用官方的话说就是：“通过陈志皋父子的关系，配合中央特科将关向应成功营救出狱；通过陈志皋协助中央特科委托法国律师巴和，采取在报上刊登启事的方式，粉碎敌人伪造‘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的图谋；通过所建立的关系，及时获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被捕的消息。”
张文秋对情报事业的贡献：4次假扮妻子组织家庭，掩护湖北地下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收集情报，开展地下斗争，掩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安全召开。
有趣的是，她们俩有很多相同之处：少年时来到武汉是其一。黄慕兰的父亲是跟着詹天佑修铁路的，十一二岁的她从湖南浏阳老家来到武昌徐家棚定居十多年。张文秋14岁求学武汉，就读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母亲为照顾她，带着弟弟从湖北京山迁居武昌黄土坡。
在武汉投身革命是其二。她们投身革命的标志是：19岁的黄慕兰积极加入到美英烟草公司女工的罢工浪潮之中，继而加入共青团组织；十五六岁的张文秋与在汉京山籍学生组成13人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继而参加学生运动。
深受过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是其三，。黄慕兰去苏联学习，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出国。董、陈认为革命需要，硬是通过中央将她要回了武汉。董、陈分别是张文秋在女师的国文和英文老师，她的家是两位老师与女师的学生们碰头开会的据点；张文秋为京山县委到汉阳兵工厂购买百条步枪不着时，董必武为她解决了难题。
婚恋问题在武汉解决是其四。黄与职业革命者宛希俨在武汉恋爱结婚，1927年三八妇女节的当天举行婚礼。张与职业革命者刘谦初在武汉恋爱结婚，1927年4月26日，党的“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举行婚礼。时间相差仅仅49天。
她们的遗迹难觅，另一名女无名英雄关露的遗迹就更难寻觅了，即使在她暗战的主战场上海、江浙一带，我也没有找到一处。她的声名能够响彻上海滩，在于她打入魔窟76号与魔头李士群共舞。她是解放后于1951年9月20日，随文化部电影局工作队到武汉汉阳奓山四村搞土改的。我找人查了汉阳县志才找到这个村子，现在叫蔡甸新安堡村。寻觅到此，此村刚刚拆迁，唯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还在。我看到一对老年夫妻在房前走动，走近询问土改时驻村工作队的事，尽管他们自称都快80岁了，还是摇头说一点印象也没有，更不知有“关露”这个女队员。
饮恨台湾的朱枫走进武汉，是挺着大肚子与丈夫一起到的。1937年底，专为中共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的实体新知书店，从上海迁入战时首都武汉，资金捉襟见肘，负责人华应申带领大家摆地摊卖书，筹措开张经费。“逃难”到了武汉的朱枫，看在眼里疼在心头，把变卖家产的500元，以“投资”的名义全部给了“新知”，“新知”得以炸响开张的鞭炮。我到新知书店旧址江汉路联保里16号考证，里面都是住户人家，找不到丁点书店的痕迹，也难怪，日军占领武汉后，整个联保里成为了马厩和慰安所。
朱枫能够在中共特工史里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在于1950年初，为传递国民党军事方面的重要情报孤身潜入台湾，大功告成准备返回香港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血染宝岛。
结婚也似乎有凑热闹的嫌疑。就在张文秋举行婚礼的当月，曾在上海暗战4年的陈赓也闹着要结婚。他的恋爱对象是一个上海姑娘，名叫王根英。她是作为上海代表前来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此时的陈赓是北伐军特务营营长，担负着暗中保卫大会之责。两人见面时，陈赓悄悄塞给王根英一张纸条，上写：“根英，我爱你，现在我正式向你求婚。”“我已经说了，现在还不是结婚的时候，你猴急干啥？”王根英居然将纸条贴在了一处墙上。他更是喜欢这个与自己个性差不多的姑娘。按捺不住，又写了一张同样内容的纸条给她。她仍不给他留情面地又将纸条贴在了墙上。多次无功而返之后，他心急也想吃热豆腐，竟然出了个下下策，对外宣布：“谁要是说动王根英同意与我结婚，我当众给他磕三个响头。”多日过去，大会已经结束，眼看王根英就要返回上海了，仍没一人敢“揭榜”。关键时刻，“揭榜”人从上海秘密来到武汉，他和她才得以圆房。这个“揭榜”人就是周恩来，他做通了王根英的工作。陈赓是否践诺给周恩来磕了3个响头，不得而知。
令人百倍痛惜的是，3位大特工的另一半都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婚后仅仅1年，宛希俨被捕就义于江西省委常委、赣南特委书记的任上。婚后4年，身为山东地下省委书记的刘谦初被捕壮烈牺牲。12年之后，王根英为返回村庄拿出装有公款和文件的挎包，被日伪军包围而倒在了枪声里。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我曾看到过两位是从武汉起飞的特工烈士，一个冷少农，一个徐楚光。近日，站在黄埔军校武昌分校旧址门前，我不禁遐想：96年前的冷少农、徐楚光在此一定交往过。当时18岁的徐楚光是这里的学员，曾在广州黄埔军校任周恩来秘书的冷少农，以北伐军总政治部成员的身份进入武汉，工作需要他几次到过这里。武汉，于他们好像是一棵梧桐树，栖息而养足了精神之后，他们展翅飞向了金陵。
冷少农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直接飞到南京，成了何应钦的当红秘书，将国民党3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绝密情报送出，为毛泽东指挥反“围剿”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徐楚光是在鄂豫皖、冀察晋转了一大圈后到了南京，策反汪伪警卫第三师成功，师长钟健魂率领3000将士宣布起义，后又成功策反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从而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栖身武汉，又一名超级无名英雄阎宝航露面。他在“东北救亡总会”（设在武汉）完成周恩来交办的各项任务之后，在参加追悼苏联空军阵亡将士大会之后，在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之后，特别是在先后把4个儿女明诗、明英、大新、明智送往延安之后，由武汉去了重庆，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红人，把探听到的有关德国闪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等天字号的国际战略情报，亲手交到周恩来的手上。
世所罕见的五重谍报王（中共特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日本间谍，青帮、红帮弟子，汪伪高官）袁殊对武汉的印象恐怕有点那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因“怪西人案”被逮捕判刑，在湖北省反省院坐牢两年多，因一时软弱便与“自首”二字挂上了钩；新中国成立后，又因“潘汉年案”系狱27年，最后的5年就是在武汉大军山农场“劳动就业”的。大军山农场看重他信念没变，对他特别照顾，为他提供了最为方便的申诉表白机会。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中写道：“袁殊说自己是旧上海滩平地滚起来的人，而贯穿他毕生经历的主线则是：跟着共产党走。他对一位领导干部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武汉，对他这个与李时珍同一故乡的蕲春人，无疑凸显了自己的包容与豁达。
中共正式的特工组织，源起于1927年的武汉。《周恩来年谱》记载：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5月，主持成立特科。特科分设特务、情报、保卫等四股，以情报工作为主”。
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内，办有《武汉国家安全教育展》，其中一张图表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下设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匪运股，顾顺章任科长，后被称为“我党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的李强担任特务股股长，中共第一部无线电台由他研制，当然，这是他在上海成立的中央特科担任第四科（交通科）科长时的事情。
同样是《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自本次到武汉至1967年最后一次到武汉，40年里一共17次，建国前7次，建国后10次；时间长的半年之多，短的则一天而已。若专门讲述他在武汉的故事，恐怕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相关资料表明，1927年的中央军委在武汉的办公地点有4个，3个在汉口1个在武昌，唯武昌一个旧址仍在，但不对外开放。资料告诉我，周恩来办公处在汉口余记里12号，可惜现在其地名也不存在了，周恩来的办公处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特务工作科办公房只知在汉口花楼街，没有门牌号码，我来回搜寻，又到其所管辖的3个公安派出所查询，均像是寻觅落进历史缝隙里的一粒尘埃，再怎么忙乎也是白搭。
顾顺章这个共产党的大特务，不听董健吾赶快返回上海的劝告，硬是要在武汉表演魔术赚取外快，以满足吃喝嫖赌抽的需要，结果栽在了中统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手里，不打自招地首先供出了与他同到武汉的董健吾。若不是钱壮飞拆译从武汉发往上海的6封电报，中共中央上海机关和包括周恩来、王明、博古、瞿秋白、陈云等在内的领导同志，都将毁于一旦。但还是有中共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等七八百人因此或英勇就义或打入大牢。
他们到武汉的任务，是将张国焘等人从上海护送到武汉后，交由其他交通员护送到鄂豫皖苏区。
董健吾手持船票上船了，好险，“建国”号轮到了九江码头，大批军警上船搜捕，目的就是要“揪出”乘坐此船的董健吾。“真是幸运，我的爷爷此时正坐在‘洛阳’号轮船上。”董健吾的孙子董闯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不然，之后他就不能领养毛泽东的3个儿子，就不能给宋庆龄当信使——前往瓦窑堡向毛泽东传达蒋介石意欲探明有无国共再度合作的可能性；当“人使”——护送两名外国人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
武汉真是面照妖镜，真与假，人与妖，一照便知。顾顺章这个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在武汉照了照，确认是个妖孽；张国焘在武汉照了照，确认也是一个妖孽；认出顾顺章并参与抓捕者同样照出是个妖孽，他叫尤崇新，被捕叛变前从上海来到武汉担任武汉市委书记。被策反的国民党武昌梁子湖游击队司令廖易华、国民党第三战区情报人员罗讷，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由人还原成了妖，他们供出了徐楚光。徐在武汉被捕，后转押南京，无论怎样威逼利诱，始终不改自己的初心，真正是一个大写的人。
延安时，毛泽东就说过：“今后革命胜利了，应该给我们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发一个大大的奖章。”1949年，革命胜利了，为情报战线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吴德峰所得到的“一个大大的奖章”是什么呢？
吴德峰与武汉，血肉相连。他是湖北保康人，13岁到武汉求学，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支援武昌起义；他用自家的钱、房子、人力建立起崇实中学，以培养学潮中的骨干力量；他担任国民党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暗中保卫中共五大召开。避难离开武汉，他去了上海，挑起中央交通局长的重担，完成成千上万共产党人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生死护送；他去了开封，惩处导致成千上万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各类叛徒；他去了西安，建立起秘密情报系统，获取大量国民党军政情报，让驻守古城的军统、中统特务日夜不得安宁，以致敌人的杂志给他戴了一顶看似贬其实褒的帽子：“老奸巨猾！”
吴德峰回到了度过人生黄金时期18年的第二故乡武汉，以武汉市第一任市长的身份，身着灰布衣、脚蹬黑布鞋，昂首在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的主席台上；演说他的施政报告：“共产党有本事接管武汉，也有本事建设好武汉！”
无名英雄——红色特工，的的确确“有本事”破坏一个旧世界；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更是“有本事”建设一个新世界！
作者简介： 刘水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在《中国散文家》《啄木鸟》《长江丛刊》《法治日报》《长江日报》《羊城晚报》《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新闻、论文等各种文体作品240余万字，其中60余件(次)获公安部、湖北省、武汉市文学奖、论文奖、摄影奖、新闻奖等奖项；出版专著《骗局论》《诡谋论》《公安谋略论》、言论集《一个民警一根桩》、散文集《燃烧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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