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张美大姐

文/毛韬

我妻子张萍有3位姐姐，张美是她的大姐姐。我与张美大姐的最小妹妹张萍认识，也是由她大姐积极牵线搭桥而结成夫妻良缘。

我之所以称呼她为大姐，并不是因为她是我妻姐的缘故，而是她在我的心底里的的确确确确就像是我的一位亲姐姐，就连她的独生女儿黄琼从小到大，乃至直到今天从来都不叫我是“姨夫”，而是一直称呼我为“阿舅”。所谓“阿舅”的称呼，也就是称呼自己母亲的亲弟弟。

张美大姐，她在“青春年华、蹉跎岁月”之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她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由于勤奋好学，经过去正规医疗单位学习培训之后，她很快成为上海崇明岛上东风农场一名和蔼可亲的连队医生，凡是有农村乡民和知青患病，她都会主功上门送药治疗，甚至在雨夜乡村产妇急于待产婴儿，大姐也独自帮助产妇生下孩子。

我与大姐相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相识，那时候，上海市内航局要创办组建一个直属内航局的黄浦江游船涉外服务机构，所谓“涉外”就是指主要是接待外国来宾来上海游览黄浦江而特别设立的。

当初由于它属于市属行政管理机构下属的一个涉外接待服务部门，所以在组建创办之初起名为“上海浦江游览服务站”。又由于创办这个新的“上海浦江游览服务站”的机构是高层次的涉外接待单位，所以当时上海市内航局的钱镇东局长亲自兼任了我们这个服务站的站长，另一位局领导季福根同志担任钱局长的助手。而我们这批小青年们亦是从当时上海市内航局直属系统单位的共青团组织推荐挑选出来之后，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位于上海外滩的中山东一路海关大楼报到，并且接受任务，从此大家组成了一支青年涉外旅游接待的服务团队。

那时候，我才24岁，而张美大姐比我大6岁，所以她就成为我们这支上海黄浦江游船涉外接待团队的领队和主心骨。大姐曾被调任“春江号”游艇的涉外服务团队的领班，所以大姐曾参与负责接待美国国务卿黑格、日本首相竹下敦和朝鲜中央领导金正日等众多外国元首和外国政府首脑。那时候，我们这些年青同事们和周边人都非常喜欢与大姐一起工作，这是因为大姐的人缘特别好，待人很厚道，宁可自己遭些苦、受些累，也要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后来，大姐退休了，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这个涉外服务接待单位的主要领导之一，所以工作很忙，又由于我们的单位属于水上船舶客运单位，因此我时常需要在单位夜间值班，巡查夜间游船靠泊的安全工作，大姐就主动帮我把我的小孩毛人杰抱回她自己家过夜，以便于我大清早再去把孩子送至我妻子单位一一解放日报社的托儿所，小孩的托儿所离我家较远，而离我单位很近。

在我岳母去世之后，大姐又承担起我岳母照料家庭的工作，她主动联络舅姨兄妹之间亲情。为此，这么多年来，我妻子既把她当作自己可以依赖的大姐姐，又把她当作自己娘家的小姆妈。在大姐的女儿和女婿去国外学习工作之后，大姐又帮助她们照料小外孙女，直至有一段日子她觉得身体很不舒服，经过检查已是癌症中晚期了。大姐在医院里做了二次大手术后，仍旧每况愈下。最后只能采取尽可能减轻她癌症痛苦的保守临终安抚方式，医生给她打止疼针剂，并且不断加大针剂注射剂量，但她仍旧疼痛不止，这让我们看了非常难受。在大姐去逝最后三个夜晚，都是由我陪护她的。张美大姐于2015年5月24日夜里19时55分去逝了，享年只有65岁。

张美大姐是与我们共和国同龄，但是她却没有许多共和国同龄人一样的健康和幸福生活，她患病期间不愿意拖累丈夫家人，独自一人回到她出生的虹口区吴淞路长安路老房子的亭子间居住。那时候，我和妻子经常去探望她，她很虚弱且很孤独，所以我俩心里也非常非常难过。

张美大姐生肖属牛，所以她的这一辈子，真是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地甘当大家的孺子牛。这正如大姐的女儿黄琼在最后送别母亲时痛哭说道：“亲爱的妈妈，您在家中省吃俭用，照顾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而您身体不好，却始终惦记着我们海外游子生活的困难方面，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照料年幼的孩子；甚至于在您病重住院期间，还经常打电话询问我们生活的困难之处，真是为我们操碎了心。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亲爱的妈妈！由于是我们的疏忽和对您的照顾不周，没有让您疾病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也无能无力帮助您减轻一些病痛的折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亲爱的妈妈！由于我们没有好好照顾好您，让您遭受了这么巨大的病痛折磨，如今您那些日日夜夜遭受病痛折磨的阵阵声瘖，已经成为我们母女隔世相诉,难以忘怀的永远心痛┄┄。”

虽然大姐去世已经有近10个年头了，但是我与妻子张萍每年清明节都会去滨海古园看望张美大姐，向她敬献上一束最最美丽的鲜花，并且带去我俩对她思念的心语，张美大姐姐，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简介: 毛韬，1955年7月出生，上海南汇人，旅游经济师，现在担任民建上海市委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