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瑞



好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名字不太记得了，但其中内容仍记得大概。主人公是一个女子，为了抚养英雄的女儿，她负累受穷，背尽委屈，她不用一分钱的捐款，甚至将自己尚幼的孩子远送他乡，也坚持要把烈士的女儿留在身边亲自照料，似乎只有如此，她的心才能得到安宁，她觉得才对得住死去的同伴。

诚然，逝者已逝，但生者却因此彰显出一个普通人的伟大人格。苦难面前，决不示弱。于她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人格、境界的魅力。最令人敬重的是，主人公并没有抱任何的个人企图，仅仅是凭着她的良心与本能，发乎自然地做合乎良心之事。是呵，良知一起，无善不可为。王阳明的良知学似乎在她的身上自觉不自觉地得到了彰显。磨难中的她，生活极度困窘，本可以索赔的，她却选择了放弃，选择了对罪犯妻儿的宽容。她用自己的良心谱就了一则闪烁着人性之光的诗文。人格的力量在一个平凡人的身上灿烂如斯。

由此，我想起一则故事：长征路上，一位老战士穿着单衣冻死在雪地里，行军的战士愤怒地说，把军需处长找来。旁边的人告之，这位冻死的老战士就是军需处长，他把冬衣全给了战士。军需处长的死，将人格力量放大到极致，将人生境界升华到极致。

我以为，人格与境界的基础是良知。衡量一个人人格或境界是高尚或低下，关键看他的良知有没有生发，有没有落地？即有没有致良知？

良知于人，人人有之。悲天悯人，同情弱者，匡扶正义，弘扬正气，帮助他人，利他利人……这些品性，乃善良之本。但，随着商品经济泛滥，却渐渐成了奢侈之物，甚至成了被人诟笑之物。物质的诱力太大，为物所役的人不在少数。笔者对阳明文化有所研读，并以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大核心理念为话题做过一些文化讲座，每每我喜欢举扶跌倒老人之例来说明“致良知”这一命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倡导学习雷锋，那时见到老人摔倒在地，必定会跑出好多人来帮扶之。遇上学雷锋的日子，过马路或摔倒的老人不够扶。如今的现状是，老人摔倒，很少有人敢去帮扶。为什么？怕老人讹诈。其实，讹诈人的坏老人乃极个别，而以此为理由不及时对摔倒的老人扶助、施救，则无疑是没有“致良知”的表现。

诚然，见到老人摔倒，绝大多数路人下意识地会闪现一些念头：老人摔倒，有危险，当及时扶助……这是一个人有良知的正常表现。可现实中，迟迟不见这些有良知的人真正上前去扶助老人，最多是拿起手机打110或120电话，或者先找到一个人作证，用手机拍下扶助的过程来，才敢放心去施救。这种人有良知心，但没有做到知行合一，仍是没有致良知也。摔倒在地的老人，要不要去扶救？这二十多年来已成为困惑所有路人的一个问题。记得一个老朋友有感于世人的见死不救，愤然将微信名改为“扶起摔倒老人”，以表达自己的态度。

真正致良知的人，是见到摔倒的老人，内心不会有一丝的考虑，而是直接向前扶助之。这种忘我之举，才是大义之举，才是真正的致良知 。有良知心而无义举的人，或有良知心但需要考虑周全后再行义举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的致良知之人。

自然，致良知不易，行义举不易。所谓义，即行常人不能为之之美事。一般人担心被讹诈而不敢去扶助摔倒老人，而你能及时上前去扶助之，你便是大义之人、致良知之人也。

无可置疑，当下有爱心、行义举的人大有人在，如歌唱家韩红一生执著做公益，如袁隆平一生执著于研究杂交水稻，如张桂梅一生执著于奉献乡村教育，如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奔赴边疆去支教支边……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是现时代的一种值得讴歌的美好现象，是致良知的典范与榜样，其行为彰显了人生的价值，放射出人性的光彩，显示出生命的境界，也无可辨驳地向世人说明着一个真理：人人可以致良知！

良知、人格、境界，仍是生命世界中最感人的力量。这力量，足以驱散人心灵中藏匿的阴暗与龌龊，足以激发人置身于美好事业的勇气；这力量，呼唤着良知与善美，呼唤着真诚与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