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乡村锣鼓声

“叭嗒，锵锵锵锵锵锵……” 

锣鼓响起来了。本文的背景锣鼓，看惯了戏的人，知道叫“急急风”，专用于舞台上武将们打斗，有激战正酣之感，也常用于戏开演前的“闹头场”。听到这阵锣鼓，记忆中的场景就如烟如雾而来：

旧时老家农村的锣鼓，有的是戏剧锣鼓，有的是喜庆锣鼓。轻重缓急，跌宕起伏，各种声音，至今难忘，它刻录着那个年代难忘的历史，林头方村也一样。

浙江宁波乡村锣鼓，主要由四种打击乐器组成：大锣、小锣、钹（又称镲）、鼓（或板），四至五人配合，能击打出各种扣人心弦的声音——我们村很多年轻人都会这一手，一般的凑凑场，我也能。

广袤的农村，往往用锣鼓宣示重要事情，锣鼓一旦响起，分布在村子角角落落的人们，注意力被吸引，自然会汇集拢来，俗话说：锣鼓响，脚底痒……

四十年前，乡村的锣鼓，平白无故是不会敲起来的，凡敲起来，肯定有事。

首先是村里做戏。看惯了戏的人，也能听出戏剧锣鼓敲出的剧情。但戏剧锣鼓比较复杂，只有戏班子专业者才会敲，我不会，但听到后会有条件反射，判断剧情。

1962年，我十岁开外，乡村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农民精神需求也相应提高，于是农村剧团又活跃起来了，农闲时一个村演三天三夜戏是常事。1962-1966，我不知看过多少戏，都是农村业余剧团演的，有古装，也有现代戏。66年以后，看的都是现代剧样板戏。

太凡乡村演戏，开演前锣鼓必先敲起来，称为''闹头场''，四村八乡的人们遥闻''闹头场''，纷纷向演戏村汇集，知道戏将在半小时后开场。''闹头场''的第二目的，是在预热气氛提醒后台演员抓紧化妆，准备登台。

“闹头场”的特点是“闹”，越热闹越好，所以执响器者往往敲得满头大汗。

戏曲锣鼓花样繁多，比较难学，但戏看得多了，凭听觉理解锣鼓（或板）所表达的语言，闭上眼睛就能判断出台上的戏已经演到哪种份上了。如果把大锣声象声为''刚''，小锣声为''太''，钹声为''采''，鼓（或板）声为''得''，那台上如响起''刚采太采刚采太采——'' 那一定是帝王将相踱着戏步出场或在台上转悠；如台上响起''得太得太得太太——''，那一定是丑角在走着丑步表演；如连续单一而急促的鼓板''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那一定是武生表演硬功夫，或原地连续翻跟头，或做难度很大的向后弯腰倒着叼花之类的。如果四种乐器打击在同一个点上，发出的声音是急促的''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那是武将们激战正酣。如''锵锵''声骤停，那肯定是台上人物亮相造型，旋即又''得得，锵锵锵锵……''起来，那是武将们或追或逃……（本文的背景音，反映的就是这种场景）

戏看多了，凭锣鼓（板）声就知道台上的戏情节是否到了高潮——

以上讲的是做戏。

除了做戏，村里平时也会有锣鼓响起，一般来说，是带有喜庆色彩的事，例如，送应征入伍者参军，年底向军属拜年；结婚人家迎新娘子，也偶有敲着锣鼓的；再有就是拥军爱民，各种报喜……那个时候，锣鼓声使人愉悦，节奏感也相对舒缓些，不像本文的背景音。

1965年初村子里响起的两次锣鼓声，第一次是迎来了来自宁波的第一批知识青年，第二次是迎来四清工作队。

但村民们不知道工作队来干什么，以为与十几年来过的土改工作队一样，但十几年前土改工作队来时没有敲锣打鼓，只挎着枪，这次的工作队却没有枪……又过了半年，村子里的锣鼓又响起，原来四清工作队要撤回去了，村里人不知道原因，朴素地认为他们是锣鼓迎来的，回去了，自然应锣鼓相送。但后来谁也想不到工作队被批斗了，说是刘邓路线，村里敲锣打鼓欢迎和欢送过他们的，心里沉重起来，怕被沾上边。

1966年底起，农村的锣鼓声，似乎与以前的演戏或喜庆无关，越来越使人胆战心惊。

有一次锣鼓响起，是村子里一群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到一个寺院''扫四旧''，押下一个僧人。僧人颈上挂着一大摞佛经书，身子被压得向前倾着，戴着尺半高的高帽子，随着锣鼓声由村东一直走到村西，曰是''一切牛鬼蛇神''游街。这时候起，村民们对锣鼓声，开始感到陌生，并心生恐惧了。

因为从此以后，锣鼓声一次次响起，大多是公众人物被游街。游到后来，各村造反派互相支持，配合着押村干部互游。后来的游街，只有锣，没有鼓。锣由被游街者自己提着敲，敲一声吆喊一声：“我是×××分子，我罪该万死……”侮辱性越来越强烈。

一天，邻村（后洋）有个支部书记叫张惠元，胸前挂着半米见方的牌子，头戴高帽，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造反派押着，自己村游了还嫌不夠，游到我们村来了——也许他的高帽做得太小，戴不上，帽沿被撕开一个口子，一只耳朵就露在外面——这位书记大约四十几岁，据说在当地威望很高，红卫兵押他游街时，他正在田间管理生产，要求游完街继续让他回田头，红卫兵答应了，于是他不卑不亢地戴上高帽子，无奈帽子做得太小，于是他自己在帽沿上撕了口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套在自己头上。由于帽子套得很低，一只耳朵嵌在撕开的纸缝中，半进半出，煞是滑稽。游街时，他敲着锣，苦涩地微笑着，敲一记锣，说一声“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

过了几天，锣鼓声又响起，听说这次是去抄某户人家……

这个世界怎么啦，谁都说不清楚了。反正这些事，都是袖管上套着红袖章的人们敲着锣鼓进行的。

这几年锣鼓声密度特别大，简直是此起彼伏，一忽儿敲锣打鼓是因为''造反派''成立了，名字叫''××战斗队''，挂着红袖章，只不过袖章由''红卫兵''改成了''战斗队''。然后没几个月，被游街批斗过的支部书记也被''解放''了，但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他们都是“阶级敌人”，每天早晚得去某个地方挂着牌请罪示众……

折腾了几年，全村人被通知去五里外的公社所在地邬隘开“革命委员会”成立万人大会，说领袖指示：''革命委员会好''，''全国山河一片红''了，通知规定各村敲锣打鼓，按序进场，是政治任务。

出发时，全村数百人，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红旗引路，很有气势。社员们去参加，都能记工分，嘻嘻哈哈，巴不得这种机会多一些，愁煞的只是生产队长。

用锣鼓和红旗开道，公社召开这样的万人大会效果不错，于是定下规矩，每年召开几次，什么农业学大寨动员誓师大会、''九大''胜利闭幕庆祝大会、群众专政严打大会，等等，反正过一段时间不开会，有人就感到寂寞，很多人就盼望锣鼓响起来，大家去开会。但去前一定打听清楚，记不记工分。

各村都敲着锣鼓进场，万头攒动。十几个村的锣鼓集中在一起，名符其实的喧天。然后，齐刷刷听着主席台上的人慷慨激昂地讲话，宣读最高指示……

忽一日，人人耳语，出了9.13事件……一个月后，各村接到通知，又是敲锣打鼓去开万人大会，会议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成了万人唾骂的“国贼”。

1976年前，公社几乎年年要开几次万人会，村里每次都红旗开路，敲着锣鼓，浩浩荡荡地去，稀稀拉拉地回。大家久而久之习惯了，反正能记工分，不去白不去，总比干活轻松，还能看看又有谁倒霉了，有莫名其妙的快感。

1976年十一月，又敲锣打鼓去开大会，会上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是祝捷大会，记忆中，这也是公社召开的最后一次万人大会。

1977年以后，村里的锣鼓还是年年敲，但悸心的事没有了，恢复的是演戏的锣鼓声和村里的喜庆事。

但随着电视机在乡村普及，农村响彻旷野的演戏闹头场锣鼓声一年比一年少，因为大多年轻人，已经不喜欢看乡村剧团自演，宁可守在电视机前看播出，屏幕上的戏，比乡下农村剧团的场景和专业性强多了。随着现代化因素在乡村越来越普及，乡村锣鼓声，也日益式微下去，过了2000年，我老家几乎听不到锣鼓声了。

也许是年龄关系，我们这种老年人还是怀念过去的太平喜庆锣鼓。多么希望家乡的这种锣鼓能重新敲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