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姑奶奶是我爷爷的大妹子。

曾祖父的第一个妻子生下了三个女儿，大女儿结婚后她就去世了，曾祖父才娶了我太太，先是有了我爷爷，接着又生下我的二姑奶奶。那时，前面的三个姑奶奶已经去世了两个，爷爷的大妹子在姊妹中排行老二，所以我们才喊她二姑奶奶的。

二姑爷十二岁时娶了我二姑奶奶，二姑奶奶比二姑爷大三岁，也属于一个小美人。这是从爷爷和奶奶嘴里知道的。我十二岁时，还在小学里念书，放学之后除了拾柴禾打草挖野菜，就是跟孩子们去水坑里洗澡，或是捉迷藏，抓家雀……不知道当时已经娶妻的二姑爷，从私塾放学以后，是否也满世界疯跑疯玩儿，是否想到做好饭的妻子已经在家等他。

我小时候，婚姻法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岁才可以结婚。二姑奶奶和二姑爷是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末结婚的，那个年代，中国农村早婚现象还相当普遍。小我二姑奶奶十多岁的二爷，也是十二岁时结婚的，比我二奶奶小六岁。1915年，中华民国司法部已经制定了民法草案，有关婚姻部分明确规定：“男子未满十六岁，女子未满十五岁不得成婚”。二姑爷和我二爷，根本不符合法定的结婚年龄。那时候婚姻的形成，基本上都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完成的。

我结婚之前，二姑奶奶是我家最远的一门亲戚，距离我们村子二十多华里，属于文安县的下洼地。我三姑奶奶，舅爷家，两个姑姑家，姥姥家，距离我家最远的也没超过十二华里。农村有句俗语，“远女近地家中宝，丑妻薄地破棉袄”。我在生产队劳动过三年，知道“近地”的好处，半天时间可以送六七趟肥料，地离家远，也只能送四趟。我挖空心思，难以想象出远亲戚的好处。二姑奶奶属于小脚女人，结婚时别说汽车，自行车还没有，交通工具都是木头轱辘的小轿子车和牲口车。二姑奶奶回娘家，都是用牲口拉着小轿子车接送，土路十分颠簸，来回要用上一天。

男人结婚的早晚，跟家境有直接关系，房好地多的，一般结婚的早，生孩子也早，贫困人家娶媳妇晚，生孩子也晚，才有了“穷大辈儿”之说，家庭越穷，辈份就越大。二姑爷早早地娶亲，说明他们的家境相当不错。第一次到二姑奶奶家，是我上高中时，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去的，二姑奶奶家住着五间青砖的卧板正房，两间青砖的卧板厢房，院子很宽敞，房子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说明这个家在曾经辉煌过，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二姑爷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生的，我去的那年，二姑爷的母亲还健在，一个精明、利索、干练的小脚老太太，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见过世面的女强人。看上去比我二姑奶奶大不了多少岁，根本不像婆媳，可以说像妯娌。二姑奶奶忠厚勤劳，与强势的婆婆一辈子没有拌过嘴，吵过架，在村里落下一个贤惠孝顺的好名声。

那时候，二表叔一家已经搬到了东北，大表叔和三表叔已经娶妻生子，都有自己的住处，四表叔和五表叔与父母和奶奶住在一起，但东厢房出出进进的一家人，看着十分陌生。那一家人也不理我。我就问二姑奶奶，怎么不认识那一家。二姑奶奶告诉我，那是外人。我继续追问，为什么跟你们住一个院子？二姑奶奶偷偷告诉我，平分的时候，房子分给人家了。我才想起来，二姑爷家也是富农成分。我们村有九户富农，土改时被人分去了多少土地，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有被贫下中农分去宅基地的，被分去房子的，一户都没有。

二姑爷从地里收工回来，见到我很是热情。晚饭以后，二姑爷问我在学校里的学习和生活，然后又开始打听我们村的张三在不在，李四还正不正经，王五还当不当村干部……二姑爷提到的人，都是爷爷那个年岁的，基本上都知道，我一一做了回答。二姑爷对我们村子过去的情况，看来基本上有个大概的了解。

                     二

第一次见二姑爷，大概我刚念初一，清明节前，二姑爷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了，说是代表二姑奶奶来上坟烧纸的。农村里嫁出去的闺女，每到清明节和七月十五，都要回娘家为父母上坟烧纸。在我的印象里，“文革”十多年间，村里的坟地几乎都被铲平了，嫁出去的闺女为亲人烧纸的极少，从未记得在世的姑奶奶们回娘家给父母烧过纸，特别是女婿代表闺女上坟的更少。现在想来，二姑爷来我们家，烧纸应该是找的一个借口，也许是在家太郁闷想散散心，也许是想念我爷爷和奶奶，才来我们家的。

二姑爷那时五十多岁，身材魁梧，身板挺直，一米八左右的个头，眉宇间透露着一股凛然的正气，他的言谈举止，既有职业军人的刚毅和果敢，又有着文化人的修养和儒雅。如果换上一身干部的行头，肯定认为他是个县团级的人物，而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爷爷奶奶见了二姑爷，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亲切，有着拉不完的家常，直到天快黑了，二姑爷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事后奶奶告诉我，你二姑爷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在咱家吃住过。他当八路时，大多是半夜三更来敲门，都不是他一个人来，有时是三个，有时是五个，每个人手里都有枪。咱家那时候是四合院，住房宽敞。来了还要给他们做饭，一个个狼吞虎咽，像一两天没吃饭了一样。吃完饭，有时候住上三五天，有时候趁着天不亮就走。时间一长，你二姑爷不来，我们还挺惦记的，生怕他有个闪失，那可就苦了你二姑奶奶了。

二姑爷当八路军的那段时间，我家属于堡垒户。在抗日战争极端残酷时期，掩护八路军、地方抗日干部和伤病员或抗日机关、组织、物资的农户称之为堡垒户。那时候抗日提倡统一战线，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也不分贫富，也没阶级成分一说。我们村子比较偏僻，长丰镇有一个日本据点，还不属于一个县。我家日子比较殷实，不至于缺吃少喝，住房又比较宽敞，更不会为了银两而出卖打鬼子除汉奸的八路军。

自从知道了二姑爷参加过八路军，从心里就对他产生了一种敬意。

我成长的年代，是在革命传统教育中度过的。那时候的露天电影，基本上是以战争题材的为主，《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上甘岭》……上学时学的课文，也是《小英雄雨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谁是最可爱的人》、《黄继光》……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也是打鬼子捉汉奸……

长大了去当兵，是当时大部分农村青年最崇高的革命理想。

每年的冬天，村里都要完成一次征兵任务。征兵工作开始后，除了街上贴了大红标语，大队还要组织学生在村里游行，老师领着学生高呼口号：“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入伍——”现在回想起来，那纯粹是走形式走过场，做的无用功。可以说，那是几十年间当兵最吃香的一个阶段。一个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在生产队里每天挣十个工分，十个工分才三毛多钱，熬上一年，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当上三年义务兵，能在部队吃饱穿暖，每月至少有七块钱的津贴。在部队混好了还能提干，排级干部每个月能拿到五十二元的工资，当兵复员后大部分都能安排工作。当兵以后，家里会成为军属，政治待遇也会相对提高，吃赈济会优先，大队在春节前开一次军烈属茶话会，大年三十学生们去帮着军烈属打扫院子……

农村中的适龄青年，并不是谁想当兵就能当的。报名时先填写一张表格，写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包括姑姑，舅舅，姐姐，姨家的成分，出身于地主、富农、上中农成分的是没报名资格的，贫下中农当兵有优先权，中农次之。如果社会关系一栏中，有一家属于地主富农，或者是姑父、舅舅等人有历史问题，第一关的政审就被刷了下去，不如实填写，外调时也会刷下去。第二关是去公社由带兵的目测，瘸腿瞎眼的，智商有问题的……也要被刷下去，第三关是去县城参加体检，眼睛近视的、血压高的、嗅觉、听觉有问题的……统统被淘汰掉。第四关最为关键，因为一个村子体检合格有十个八个的，但分配的名额最多时也就两个，确定谁去当兵，几乎都是大队支书和支部班子成员说了算。当接到入伍的通知书后，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村上那些年当兵的，我基本上都认识，父母不是大队干部，也跟大队干部沾亲带故，或着是整天围着大队干部屁股后头转的。当兵走之前，要换上一身没有帽徽和领章的绿军装。离开家乡那天的早上，全村社员和学生们要为当兵的举行一个欢送仪式。人们敲锣打鼓，把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红花的入伍青年从家中迎出来。当兵的和家人走在队伍前头，高呼口号的人们紧跟在后头，送到村东口。当兵的与父母告别后，上了去公社的牲口车，人们才掉头回家。那场面，多么的气派，让人感到当兵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

那个年代，老师教的大都是革命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松花江上》……每当唱起这些歌曲时，就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一个睡不着的夜晚，回想着白天学的歌曲《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我就感到热血沸腾，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幅抗日战争时的画面：一位小脚的母亲，把儿子亲自送进八路军的队伍里，一位年轻的妻子，把丈夫亲自送到战场上……参加八路军的战士，胸前带着大红花，村人们为他们鼓掌，甚至是有人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三

我的二姑爷，既不是小脚的母亲叫他去打的东洋，也不是二姑奶奶送他去的战场。

二姑爷小时候读过私塾，后来考入文安县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二姑爷没从事教育事业，而是去了国民党文安县政府警备队，做了一名文职人员，那是他舅爷家的表叔介绍去的，他表叔在政府工作。那时候，农村有文化的人极少，有人给介绍，混一份官差比较容易。警备队负责治安工作，每人配一把盒子，工作轻松，旱涝保丰收，是当时人们十分羡慕的一份职业。

文安县历史悠久，始建于汉武帝时期，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九河下梢，恰似一片美丽的枫叶，大清河子牙河两河环抱，西临白洋淀，东靠东淀天津卫，大清河北有270多平方公里的东淀苇塘，大清河南是文安洼，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日下旧闻考》有“扼三关，掠京津，兵家瞩目”的评述，就是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滋润了这块1028平方公里的土地，养育了几十万勤劳、勇敢、智慧、朴实的古洼人民。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冀中平原全面沦陷。

文安县属于革命老区，1926年10月，经上级党委批准，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第一个特别支部。1938年5月，文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隶属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1938年12月日本先是占领了新镇，成立了日伪文安县公署，文安县国民政府主要成员逃之夭夭。1939年3月，日伪文安县公署搬进县城，文安全部沦陷，伪公署接手了县警备队，原政府的成员愿意干的留下，不愿意干的辞职回家。

文安从此存在两个敌对政权的局面，一个是公开的日伪文安县公署，一个是转移到农村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二姑爷亲自目睹了日本鬼子和警备队员扒掉了老百姓的砖房，逼着老百姓建起一座座的岗楼，挖出一道道壕沟，修起一条条公路，目睹了抗日学生和爱国人士被逮捕和关押，听说了在南堤子惨案中，日本鬼子杀害抗日军民84人，烧毁房屋500余间……二姑爷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热血青年，对残杀中国人的日本鬼子恨之入骨，也瞧不上为日本鬼子卖命，傍虎吃食那些伪军。

至于二姑爷是在师范上学期间，或是在警备队工作的时候，还是当了八路军后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我不大清楚，因为唯一在世的三表叔，文化大革命中看过二姑爷自己写的材料，哪年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了。

那个年代，警备队员穿着统一服装，除了夏天以外，服装都是黑色的，只有领子那里是白色的，老百姓就把替日本鬼子做事的警备队员称之为白脖儿，也就是汉奸的一个别名。日本占领文安后的几年间，士气正盛，当白脖儿也没风险，每个月能领一定的薪水，是老百姓又恨又羡慕的职业。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谣：“有了闺女寻白脖儿，光吃好的不干活儿。”但对于二姑爷来说，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了弃暗投明的打算。

1939年秋末冬初的一个夜晚，二姑爷与把守城门的警备队员打一声招呼，然后走出了县城，见到了等候在城外的八路军同志，扒掉了身上的服装，扔进路边的沟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二姑爷 趁着漆黑的夜色，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抗日的第一线。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文安古洼的土地上，又多了不计个人得失的一条抗日汉子。

二姑爷是家中的独生子，年轻的母亲早早地守了寡，大表叔那时只有四岁，参加八路军之前，肯定会反复考虑过后果，如果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意味着母亲会失去唯一的儿子，孩子会失去父亲，将来的生存会十分艰难……假如回家与母亲和妻子商量，百分之百地不会同意。假如我二姑奶奶有文化，是不是二姑爷走向抗日战场之前，也像林觉民一样，写一封《与妻书》：“……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縠？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鬼子和汉奸知道二姑爷参加了八路军，去二姑爷的村里抓过他几次，但都扑了空，后来就不了了之。

二姑爷参加的是冀中平原上的游击队，也就是电影里说的“土八路”。对于二姑爷来说，消灭日本鬼子，保家卫国，保卫祖先留下的田园土地，保卫人民的财产安全……感觉到是一个有志青年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八路军是在人民中扎根的抗日军，人民自然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队伍。当时的文安县抗日民主政府迁到农村，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游击队的战士们更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打鬼子，除汉奸，经常是昼伏夜出，今天可能是在县城最南边村子的老百姓家，也许明天就转移到县城东北芦苇荡里的船上。

文安县被日本占领后，建立起县、乡、村的各级伪组织，命令老百姓修公路，建岗楼。不到两年的时间，文安县修建的岗楼由三十九座增加到八十个。当时处于“抬头见岗楼，迈步蹬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那时候的村长也不好当，白天应付鬼子和伪军，晚上也接待八路军的同志，两边都不得罪。

1942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纠集数万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由于文安洼常年积水，扫荡时间推迟到7月1日，日伪军纠集了一万余人的兵力，向文安境内大举进攻，机枪大炮，狂轰乱炸，实行拉网式的包围和长途奔袭。文安县的八路军游击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躲藏在二百多平方公里的东淀苇塘，二姑爷和另一部分抗日游击队，先是转移到白洋淀，后又转移到了太行上上。坚守在文安县的游击队，在日本的扫荡中损失了一部分兵力。关于冀中大扫荡，从官方的资料上得知，八路军伤亡人数达到一万六千八百余人。具体到文安县，有多少八路军伤亡，没有查到可靠的资料，只知道我们村在那次扫荡中有一位牺牲的八路军烈士，烈士的母亲，活到七十多岁，我喊他王奶奶，村里还有一位八路军战士，解放后享受着残废军人待遇，也是在那次扫荡中受伤的。

看了抗战的故事片《地道战》以后，我曾经问过奶奶，咱村里挖过地道吗？奶奶告诉我，说咱家西厢房就挖过，地道口就在柜子底下，半人多深，有一间屋子多长，能容下六七个人，谁家住八路军，必须挖地道，鬼子来了，万一跑不掉，就让八路战士躲进地道里。你二姑爷和八路军住在咱家，一次都没赶上鬼子来过。咱家的地道，主要是藏东西和藏粮食。那时候，一听说鬼子来了，人们就牵着牲口，带上值钱的东西，领着孩子就跑，老百姓叫跑返。鬼子汉奸一是来抓八路军，如果有人告密，谁家藏过八路，肯定会受到连累，弄不好会把小命儿搭上；二是鬼子汉奸四处抢老百姓的东西，抢粮食、抢钱……看到好看的闺女也抢，所以呀，一听说鬼子来了，老百姓撒腿就跑，等着“平安无事喽——”才回来。

奶奶继续说，那个时候，八路军冒着生命危险，替老百姓打鬼子，住在谁家，谁家也是给八路做好吃的，你二姑爷最喜欢吃我做的大酱。每次来后，吃饭之前，你二姑爷总是说，嫂，你做的大酱还有没？端上半碗来，准备几棵大葱，大伙吃你的葱蘸大酱都吃馋了。

从我记事起，奶奶每年的开春都做一盆大酱，现在超市里卖的六必居、海天，东北大酱……绝对吃不出奶奶做的味道。奶奶做大酱的秘方，传给了我妻子，也传给了我大姐和二姐，二姐又传给了儿媳，不知还要往下能传几代。

奶奶主动告诉我，那年八路军在王各庄打鬼子，咱村都能听到枪响，听人说打死了很多鬼子和汉奸，八路军也死伤了不少人，我和你爷爷都坐立不安，担心死伤的八路军中有你二姑爷。你二姑爷如果牺牲了，你二姑奶奶还那么年轻，带着两个孩子，可怎么混呀！傍晌午打的仗，后半晌你爷爷就跑王各庄去问了，庆幸死伤的八路里没有你二姑爷，我们才把心放了下来。

王各庄，距离我们村子八华里，邻居家的闺女就嫁到了王各庄，闺女家的儿子叫李永良，是我童年时的伙伴。我后来在廊坊日报上看过《青春之歌》的作者，作家杨沫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早已忘记了，只记得杨沫说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在文安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得了一场伤寒，住在王各庄的一户老百姓家中养病，好像说那家老百姓对她伺候的不是那么周到和耐心。

据史料记载，关于王各庄伏击战，发生在1944年5月2日，鬼子和汉奸共计二百多人，押着牲口车从文安县城出发去大城县城，八路军提前得知了这一消息，决定在王各庄打一场伏击战。八路军战士在县大队长褚国恩的带领下，提前埋伏在文安去大城的王各庄路口，等鬼子和汉奸的牲口车进了伏击圈，就朝敌人猛烈地开火。战斗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消灭了三十多个鬼子，打死三十多个伪军，缴获两挺机枪，还有十多车军用物资，剩下的伪军做鸟兽散。讲述人是亲自参加过此次战斗的徐边村的徐福顺，关于八路军战士伤亡的情况，他一字没提。

二姑爷在王各庄伏击战中，毫发无损，等于又逃过了一劫。

                       四

小时候，每年征兵工作一开始，报名参军的人都那么踊跃，为抓住当兵的机遇，几乎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当时曾经想过，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上战场杀敌，老百姓一定也是十分积极，像歌曲中唱得那样，“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披红戴花，欢送当兵的场面一定热烈而壮观。高中毕业，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以后，才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认识。

我曾经当过一个秋季的场头，搭伙的是我们东邻的李振同，跟我爷爷同岁。那时候，每到麦熟和大秋，生产队里都要安排两个场头，麦熟也好，大秋也好，从地里收割后运到场里，要有专人看管，看管的人就叫场头，场头白天跟社员们一起干场里的活儿，吃饭时两个人轮流回家，晚上要睡在场屋里。夜晚场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知道我的嘴比较严实，哪儿说了哪儿了，特别愿意跟我说村子里的旧事。谁家做过贼，谁家养过汉，谁家吃喝嫖赌，谁在平分时折腾的最欢……也说闹日本鬼子时村里发生的事，他对我说，那时候跟现在不同，谁也不愿意当兵。当了兵就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打仗，枪子儿又不长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打死。上级号召“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分配到村里征兵的指标，老百姓就摊东西，日子好过的人家，都不让孩子去当兵，日子比较穷的人家，为了那些东西，才让家人当兵的。李振同说的情况比较属实，因为村里那些军属和烈属，几乎住得都是土坯房子，当过八路军的，几乎一天学也没上过。

“五一”大扫荡以后，咱村谁也不想去当兵， 村干部就向老百姓多摊东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知道咱村的谁谁吧！我点了点头，他家里属于贫下中农，但住的是青砖房子。李振同说到这里，朝外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说，他参加八路时，正是日本鬼子闹的最厉害的时候，全村给他家摊的粮食，拉了三大车。他家把粮食卖掉，买的檩条和青砖，扒掉了土坯房，就盖起了现在还住着的砖房。谁会想到，去了才三个月，他就当了逃兵。咱村人都知道这事，八路军来村里抓过他两次，但都扑了个空，因为他当时不敢回家，逃到了外地，后来也不抓了，他才敢回到村里。

人的名，树的影，看来当逃兵，在老百姓心目中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1945年5月，文安县全境解放。老百姓再也见不到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见不到耀武扬威的白脖子，不需要钻地道，不需要跑返了。日伪时期当白脖子的，有的卸甲归田，有的参加了解放军。奶奶说过，那两年，二姑爷再也没带着八路军来过我家。

文安县处于大清河以南，属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清河以北属于文安管辖的胜芳镇，以及霸州地界，属于国民党统治的敌占区。敌人经常到大清河以南进行破坏捣乱。因此，大清河上经常处于“敌我拉锯”的形势，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战斗时有发生。文安县的八路军属于晋察冀军区第十分区，为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文史资料记载里有胜芳保卫战，王口守卫战，清仓战役，板家窝战斗，大清河北战役……每次战役都狠狠打击了敌人，保卫和巩固了全县解放区的胜利成果。

二姑爷是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光荣负伤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视石家庄向解放区进攻的重要基地，加强了守军力量。1947年10月，经过清沧、保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形成对石家庄的合围之势。国民党军在原侵华日军构筑工事的基础上，经过连年加修，至1947年已构成完备的环形防御体系。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八米、深六米的外市沟和宽五米、深五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三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六千多个。内外市沟间的环形铁路有六辆铁甲车，并配有一个坦克连，可机动作战。市东北有制高点云盘山做依托，西北有军用飞机场便于空中支援。

1947年立冬的前两天，天空阴云密布，西伯利亚的寒流掠过冀中平原，收割完庄稼的田野上光秃秃的，树木都落光了叶子，只有一些没收获的白菜在冷风中瑟缩着。石家庄周围的郊区，一个个的坑道提前挖好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已经埋伏在了坑道。我二姑爷已经是一个小队长了，与他的战士中，在等待着上级的一声令下。解放石家庄，具体有多少解放军参战，我没掌握具体数字，只知道晋察冀解放区政府，为了支援作战，调集的民兵、民工将近十万人，担架一万多副，大车四千余辆。

11月6日零时，一发发炮弹划破了夜空，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正式打响。战士们按照上级的部署，先扫外围，攻占四邻，依托村庄，改造地形，从地面伸展交通壕，构筑进攻阵地。8日下午4时，解放军向外市沟发起进攻，在炮火和爆破密切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10日下午4时，总攻内市沟的战斗打响，11月11日夜晚，各部队向敌核心工事的战斗打响。经过六个昼夜的激战，至11月12日中午，石家庄守敌两万余人，除少部分突围到沙河被二纵队消灭外，其余全部被歼，石家庄宣告解放。这次战役共歼灭敌人两万四千多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用攻坚战术打下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也为以后进行城市作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解放军共牺牲六千余人，与我二姑爷一起参战的文安籍战士，一共牺牲十六人。

二姑爷是在10日傍黑总攻内市沟的战斗中负伤的，当时炮弹的弹片伤到了姑爷的头部，流了好多血，昏迷了过去，战友们以为他光荣牺牲了，那些抬担架的民工，看二姑爷没了气息，也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第二天清晨，村子里一位早起的农民，在众多死人中发现二姑爷还活着，就悄悄地叫来家人，冒着窝藏解放军的风险，把二姑爷抬回家。二姑爷那时候神智还不清醒，以为抬他回家的是敌人，还抓住人家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幸亏那时候穿着的是棉袄，只给人的胳膊上咬了几个牙印子。

那户人家待二姑爷不错，每天三顿饭有稀有干，伤口愈合后，下地走路时候一瘸一拐的，据说是伤到了通往大腿的一根神经，在人家住了两个多月后，身体才完全康复，二姑爷没有去追赶部队，步行六百多华里，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二姑爷曾经对儿子们说过，如果我后来不是富农，跟随部队也好，去南下也好，混上一官半职，无论如何，也要回去看看那户淳朴善良的人家，以报答人家的救命之恩。

石家庄战役打响之前，文安县作为解放区，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土改运动。各个村庄都派去了工作组或工作队，二姑爷所在的村庄也不例外。土改工作是按照全国土地会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土改的第一步是划定阶级成分，先找出村里谁家是地主，谁家是富农。地主，指拥有大量土地，并通过租赁、出租土地的农民或乡村富人。地主通常拥有较多的土地资源和财富，并依赖其他农民的劳动来获取高额收益。富农，指相对较有经济基础的农民，他们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大，劳动生产条件较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投资获得较高的收入。作为富农，剥削的主要方式是请长工。

二姑爷所在的万村，地广人稀，不足百户人家，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所在的村子，人均土地不足三亩，而万村人均土地能达到八亩。二姑爷家显赫的宽房大院是经父亲的手盖起来的，父亲去世后，二姑爷在外求学是一笔大的花销，走上抗日战场后的多年，给家里一分钱也没贡献过，还曾经卖掉十亩土地，给八路军购买了枪支弹药。到土改时的1947年，只剩下三十多亩土地，全家六口人（二姑爷的母亲，二姑爷和二姑奶奶，还有三个表叔），平均只有五亩地，远远低于人均占有的土地。二姑爷参加八路军时，大表叔才四岁，二姑奶奶和她的婆婆都是小脚女人，一家人需要吃喝，也要生存，家里又没有买卖，只能靠种地为生。万般无奈，家里的地只能请长工来耕种，请长工来挑一家人吃的水，来抹泥土的房顶子，来喂养耕地的牲口……当时请长工又不违法，按时给人讲好的报酬就行了。正因为二姑爷家土改之前请过长工，富农成分的帽子就被戴在二姑爷和家人的头上。

二姑爷因为参加革命，走上抗日战场，家里被划为富农成分，在中国的农村，并不是个别现象，著名作家孙犁，跟我二姑爷家的情况很相像。

孙犁，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犁加入抗战工作，曾任《冀中导报》编辑，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荷花淀”派创始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荷花淀》。二姑爷跟孙犁的年龄相仿，当他去参加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时，孙犁作为文职干部，于1947年秋后被派到饶阳县东张岗村参加了土改工作。东张岗村距离孙犁的村庄只有四十华里，父亲去世后，家里只有母亲和妻子，只能雇佣长工帮着种地，正因为此，孙犁家被划为富农，贫民团把他们家的牲口抢走了，他妻子的嫁妆和家里的两个柜子也被抬走了。孙犁十分郁闷，一气之下剃成了光头。孙犁搞土改工作和家中被划为富农的事情，凤凰卫视的大视野有过专题报道，牛庆欣《孙犁在饶阳》一书中也有详细记载。假如孙犁不是解放后到了天津，回到家乡当教师，肯定也跟我二姑爷一样的下场。

二姑奶奶的嫁妆是不是被人抬走了，家中的牲口是不是被人牵去，我不大清楚，但家中的西厢房分给贫下中农，那是我亲眼所见，因为我第一次去二姑奶奶家，那房子还属于人家的。

                     五

二姑爷在沙场上征战了八年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没能回到部队，是因为身体受过伤，还是因为母亲的阻拦，或是放心不下三个幼小的儿子……我不清楚，三表叔也说不清道不明。上级也许因为二姑爷是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也许是认为他工作上有能力，让他担任了两年的村长。

二姑爷是在1948年至1950年间担任村长的。期间，文安县委接到上级的指示，曾派一批南下干部，组织上曾经找过二姑爷，希望他成为南下干部中的一员，二姑爷为何没去，而是甘心情愿地在乡村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在世的三表叔也不知道。三表叔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你二姑爷要是南下，起码能熬到一个县团级干部，我们会成为干部子弟，不至于成为“富农崽子”。文革的后期，二姑爷的两个关系密切的战友，曾经坐着吉普车来家里看望过他，一个是附近村里的，在南方的某个省里当厅长，给他带来了两瓶茅台，另一个是东北的一家国营厂里当党委书记，给他带来的是木耳和蘑菇等物品。

三表叔说的不无道理，凭着二姑爷自身能力，混到县团级也许不会有问题，假如二姑爷成为一名南下干部，家里的富农成分不会影响工作和升迁，因为解放以后，担任县团级以上的革命干部，百分之八十的都有文化，如果当初家庭困难，属于贫下中农成分的，根本没钱读书，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二姑爷进城后成为革命干部，儿子们的家庭出身，就不再属于富农，而改写成革命干部，表叔们也就属于红二代了。

假如二姑爷成为南下干部，我的三个表叔还是表叔，但还是不是我的二姑爷，就只能是两说了。解放以后，进了城的工农干部，一些在家有老婆的，为了摆脱过去封建婚姻的枷锁，追求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竟然抛妻弃子，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时尚。我在文安城关镇当职工教师时，认识了一位姓张的老师，他入党的材料就是我与镇文教室的王校长外调来的。张老师的父亲早年参加了革命，八十年代初，已经是国家某部的一位副部长了。听王校长介绍，那副部长进城后娶了年轻貌美的大学生，家中的女人离婚不离家，张老师就是小脚的母亲带大的，爷爷奶奶也是小脚的母亲养老送终的，父母去世时，副部长也没回过一趟老家。

当我说了有进城的干部抛妻弃子的事，三表叔对我说，你二姑爷的两个战友，就跟家中的妻子离婚了，一个对家中的老婆和孩子都不管不问，另一个把孩子带进了城里，因为还有其他兄弟照管父母，媳妇也就改嫁了。你二姑爷，就是进城，他可以抛弃老婆孩子，但绝对不会抛弃我奶奶，我敢肯定这一点，因为他对我奶奶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在村里是有名的孝子。“无毒不丈夫”，二姑爷已经没了当初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气魄，只顾了老婆孩子，看来还够不上一个大丈夫，但尽到了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也就无怨无悔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下太平了，国家也开始重视国民教育，农民也有让孩子念书识字的迫切愿望。二姑爷当初上的师范学校，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当上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乡村教师。“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一年又一年，在迎来送往中，一届届的学生来来去去，二姑爷依然恪尽职守，无怨无悔。当听说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张三担任了县长，李四当了地区专员，王五又去了新的领导岗位……心情偶尔也有过波动，但想到那些为了抗日，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长眠于地下的一个个战友，心态就完全平和下来，毕竟他还活着，还能教书育人，星期天和节假日，还能与老婆孩子厮守在一起。国家每月按时发薪水，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与整天下洼劳作的庄稼人比起来，日子就滋润多了。

“千帆过尽皆是客，洗尽铅华谁人知。”

如果处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二姑爷凭着有多年党龄的资历，凭着师范学校毕业的文凭，以及教学能力和学生的成绩，肯定用不了几年，就会由一名教师升任为一个学校的校长，甚至是一个乡镇文教室的校长……但阶级成分影响到了工作和升迁。人们不会在乎二姑爷哪年参加革命，哪年入党了，而在乎的是他这个教师是属于被打击的富农，在贫下中农成分的教师面前，基本上成为了另类。

1957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有人揭发二姑爷经常哼唱乡间小调：“不睁眼的老天爷刮起了东北风，刮的碌碡轱辘轱辘地，刮的磨扇贴烧饼，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说他对急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不满，对家庭成分耿耿于怀。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开除了公职，卷着铺盖回家了。当上了一个春种秋收，夏锄冬藏的农民，对于在战场上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什么样的罪都受过的二姑爷来说，耕耩锄刨也就无所谓，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家的富农成分，他的右派帽子，给五个儿子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厄运。

                    六

农村有句俗语：“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

二姑爷身材高大魁梧，二姑奶奶属于中等偏下的个头，年轻时也就一米五六、五七的样子。大表叔和四表叔的身高遗传了二姑奶奶，我印象中的大表叔个头不高，最多也就一米七，但他精明利索，待人热情周到，小时候，见得多的是大表叔。
   二姑爷所在的村子地多，生产队年年都种翻白眼的高粱，高粱秸秆分到各家各户，有的就当做饭的柴禾烧了，高粱秸秆还有一种用途，就是人们盖房时，捆成一个个的秫秸把子铺在房顶上。我们附近的村子，种翻白眼高粱的村子很少，盖房时就去集市上买秫秸。大表叔就把分的秫秸，用龟头车推到长丰集上去卖，好像是三到四分钱一斤，一车秫秸能卖七八块钱。长丰镇距离万村三十多华里，大表叔每次赶集，总是头一天的下午，推着秫秸赶到我们家，住上一宿，第二天早上再去赶集，我们村子距离长丰才八里，根本不用起大早。

大表叔生于1935年，十七岁那年参加了工作。解放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一部分人成了文安县各部门的领导，那些当领导的跟二姑爷曾经是一个战壕里出生入死的战友。二姑爷就去找了他的战友，大表叔就成为县公安局的一名年龄最小的工作人员。大表叔干事精炼，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领导每次交给的任务，都是出色地完成。村子里发生了盗窃、放火、杀人……的案子，大表叔也跟着年岁大的公安人员一起下乡。

大表叔与大表婶子就是下乡时认识的，可以说两人是一见钟情。大表婶子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那时候还不满十八岁，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村里的妇女干部。大表婶子十七八岁时的美貌我没见过，但我见过长相特别随母亲的表妹庆云，皮肤白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第一次见，就好像看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扮演者，但我表妹没有我大表婶子的个头高。

新中国那时候刚刚成立才几年，提倡年轻人自由恋爱，农村的成分没有摆在恋爱和结婚的首位，大表婶子和大表叔恋爱，双方父母也没反对，认识很短的时间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的三年间，就生了我的大表姐和二表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7年二姑爷划成右派以后，工作相当出色的大表叔，受到了父亲的株连，从公安局被开除了公职，回到农村当了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了各自飞。从古到今，夫妻遇到大难后，劳燕分飞各西东的多得是。大表叔被开除公职后，但大表婶子没有那样做，而是跟着大表叔一起回家种地。大表婶子那时才二十刚出头的年岁，尽管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可她依然年轻漂亮，凭她自身的条件，扔下两个女儿，或者是带走一个，再找一个有工作的国家干部，应该没有一点问题，凭着年轻党员的身份，谋到一份工作，甚至都可能转为一名国家干部，不至于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大表婶子尽管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一名党员，因为嫁给了大表叔，大表叔属于富农家庭，就等于跟阶级敌人划不清阶级界限，划不清阶级界限，就不能得到重用，因此，大表婶子连村里的妇女主任都没当上。

我第一次见到大表婶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表婶子留着短发，衣服合身得体，让我想起了《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杜鹃山》里的柯湘，她根本不像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家庭妇女，而像一个县城来农村下乡的妇女干部。

我这一代和上一代人，结婚的仪式非常简单，无非是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而没有现在年轻人“无论贫穷和富有，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都将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永远。”的誓言，但大表婶子与大表叔做到了“伊不离，君不弃”、“执子之手偕老”。不得不让人佩服她是一个终于爱情，品德高尚的好女人。

“文革”中的哪年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天早晨起来，有小伙伴告诉我，“大白脸”的姨今天结婚，咱们去看看热闹？大白脸是伙伴们给那人起的外号，那人父亲是大队干部，我和小伙伴去时，送亲的队伍正准备出发，大白脸的姨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头，长相不难看，十分地高兴，麻利上了送她去婆家的自行车上。我听大人们说，大白脸的姨原来嫁的是本村一个富农家庭，有了三个孩子，嫌在富农家受气，就跟丈夫离婚了，一个孩子也没要。嫁到了文安县东北的一个村子，新的丈夫是村干部。结婚是为啥在她姐姐家出发，据说是她不敢面对孩子，抛夫弃子，毕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总担心守寡的母亲，扔下我们兄弟姊妹，找个成分好的嫁了，事实证明，母亲没那么狠心，不但把我们养育成人，还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

大表叔找了大表婶子，不得不承认，他是五个表叔中最幸运的一个。大表婶子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值得庆幸的是老大老二都是女儿，到了该找婆家的七十年代，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儿子找不上媳妇，女儿找在生产队里干活的社员，还是很容易的，如果高攀当兵的，或者混国家官差的，会有一定的难度。假如老大是儿子，在那个年代，大表叔肯定是让女儿给儿子换个媳妇的，那是所有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青年人的难以逃脱的命运。

                   七

二姑爷走向抗日战场，偶尔也能回一趟家。二表叔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出生的，据说降生的时候，二姑爷随着部队正战斗在了太行山上，等再次回到家以后，才发现炕上又添了个会坐着的胖小子。

当二表叔成年之后，二姑爷带着右派的帽子回到村里，大表叔也回到生产队当了社员。因为家庭是富农，二表叔尽管身材高大，勤劳能干，找媳妇并不是快茬儿。入社以后，中国农村的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但一些传统的农民，给闺女找婆家，还是喜欢根底正，家风好，过日子的好人家，富农出身的小伙子，还不至于找不上对象。

文革前的两年，经人介绍，二表叔与二表婶子结了婚。二表婶子是温辛阳村的，距离万村才几百米，几乎跟一个村差不多，对我二姑爷家相当了解，根本不嫌弃二表叔是富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二姑爷没有逃脱富农份子们应有的待遇，挨批斗，进学习班，扫大街……上级发给残废军人的证件，抄家时也被红卫兵没收了。当过八路军的，参加过解放军的，门上坎都挂了一块“军属”的红牌子，而他家却挂上了一块“富农”的白牌。

人们在那个年代，都是在生产队挣工分混日子。每个队二十多户一百多口人，生产队长到了年底，撂挑子不干了，就要重新选。富农成分的，根本没有当队长的资格。生产队的农活，挣同样的工分，有轻松干净的，有又脏又累的，生产队长经常把又脏又累的农活分配给那些富农出身的人来干。人们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一句话：“谁都愿意拣着软乎土来掘”。二表叔尽管已经结婚生子，但年轻气盛的脾气一点都没改。见队长一次次地把脏活重活派给他们兄弟，实在是忍不住了，就质问队长，为什么总把脏活累活让我们兄弟干。队长露出了欺软怕硬的嘴脸，贫下中农成分的，他们不干，我没办法，你们不干，我就有办法制裁你们。二表叔握紧拳头，真想冲上去把欺负人的生产队长揍一顿。

中国的农村，自古以来讲究族大人多。姓万的在村里属于大户，二表叔弟兄五个，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绝对不会受人欺负。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敢跟生产队长打架，一顶“破坏农业生产，不老实，不服从分配”的帽子就会被扣到头上，轻则会被游街批斗，重则会受到严格管制……二表叔每天必须到生产队里挣工分，每天都要跟生产队长打交道，心情十分压抑，时间长了觉得自己会疯掉的，没有与父母商量，就做出了逃往东北的打算。

前些年有三部比较火的电视连续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都是反映中国近代历史上人口大迁徙内容的，在观众的印象中，形成了山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福建人下南洋。作为一个河北人，小时候从大人嘴里知道了下关东这个词。解放以前，出了人命案子，为了逃避惩罚，拉家带口下了关东，有的到死也不敢回家，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缺吃少喝，为了活命，有个别人也下了关东。实际上，到了文化大革命，河北人下关东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我二叔的表姐一家，大表嫂的哥哥一家，我妻子的邻居一家，以及我后来认识的齐泊村的齐中培弟兄三个……都是在文革中下关东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出身于富农家庭。

二表叔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河北人下关东的先驱者。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一般不会有变动，因为他们要靠脚下的土地谋生。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因为熟悉的那片土地上，有祖屋、祖坟，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根。日本鬼子占领了文安县七年的时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一个因为日本鬼子的烧杀掠抢而背井离乡，而文革中竟有那么多人迁徙到天高皇帝远的东北，可以想象，富农成分的人，当时的处境是多么艰难。

入社之后，亲戚家平时很少走动，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互相走动走动，二表叔每年都要给爷爷奶奶来拜年，没来拜年，我才知道二表叔带着老婆孩子下了关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才有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把人死死地限制在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上，如果外出务工或做小买卖，没有所在大队的介绍信或证明信，一是用工单位不敢接收，二是做买卖属于非法。私自外出，等于盲流，抓到以后会被人遣送回到原地。农业户口的，如果要想从甲地迁往乙地，必须是由乙地的派出所先开一张准迁证，甲地的大队和派出所同意后，才给开一张迁移证，交给乙地的派出所，具体落户到某个大队，才合理合法。

二表叔和家人落户到了黑龙江省穆林县大马沟大队，户口迁移的手续是一个朋友给办的，离开故乡之前，他对大马沟根本不了解，只是听朋友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二表叔含泪告别了年迈的奶奶和父母，告别了兄弟，毅然决然地带着家人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

二表叔落户的大马沟，四周都是大山，是一个只有一百余户的一个村子，一半以上的人口是从山东和河北迁徙过去的，大部分属于富农成分，一小部分人成分不高，因为在家乡填不饱肚子，也逃难到了那里。一个村子成分不好的多了，谁也不会歧视谁，空气也比家乡自由多了。除了到了严寒的冬天，比内地要冷很多，但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不受欺负，不被歧视，该挣工分挣工分，该分口粮分口粮，二表叔在那里活得也像个人了，拉家带口下关东，他从没后悔过，感觉来对了。

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就是解决吃住。自己没有房子，二表叔和家人先是跟朋友一家挤在一起，第二年，大队划给了一块宅基地，二表叔从山上运回一车车的石头，从山上砍来一车车的木材，凭着吃苦耐劳，凭着村里乡亲们的帮助，在那里建起六间房子，为后来四表叔和五表叔来大马沟，为两个兄弟找媳妇做好了铺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二表叔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又生育了三个儿女。改革开放以后，在东北生活了十几年后，二表叔才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故乡那片土地上。

                       八

三表叔是五个兄弟中学习最好的一个，在班级里也是出类拔萃的。那时候小学上四年，高小上两年，初中还没有普及。三表叔没有想到，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上初中的权利被剥夺了，趴在炕上大哭了一场。

不能上初中，意味着上学的道路彻底堵死了，一切的希望都成为了泡影。早早感觉到社会对他的不公平，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上学时学过简单的中国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才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封建社会，《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有教无类’。南朝梁儒学家皇侃《论语义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五类也。”孔子提倡教育的对象不分族类，贫富，贵贱，年龄等条件的限制。中国不论哪个朝代，科举考试也没有家庭成分的限制，只要有本事，国家绝对不会泯灭一个人才。万万没想到，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被划分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竟然被剥夺了上学读书的权力，简直是一种社会的大倒退。恩格斯在探讨科学社会主义时，将启蒙理想视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前身，强调了理性、正义、平等、人权、民主等价值理念的重要性。恩格斯强调，如果不使每个人都得到解放，那么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

二表叔不能上初中，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二爷家的二叔，跟三表叔同一年考初中，因为富农成分，也被拒之门外。据我所知，年长我十二岁以下的，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子女，百分之百没有上过初中。不是他们学习成绩不好，是国家当时规定的一项教育政策。可以想象，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毁掉了多少年轻一代学习的大好时光，毁掉了多少栋梁之材。

雁来雁去，花开花落，三表叔长成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景，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遇到灾荒，天下的苍生都遵循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自然规律，都没有停止过人类的繁衍。

富农成分的姑娘，在家受够了歧视和屈辱，绝对不会再嫁入一个富农家庭里，贫下中农、中农出身的姑娘，就是爱上了出身于富农家庭的小伙子，父母这一关也通不过去。因为嫁到富农家李，对于弟弟或者是侄子来说，有了姐姐或姑姑家这样一层社会关系，想参军、升学、入党……都会受到影响。姑娘们都不想嫁给地主富农出身的小伙子，当父母的又不想看着儿子打了光棍，于是，中国农村才产生了大批的换亲和转亲。二姑奶奶没有女儿，假如有，肯定会给老大不小的三表叔换一个。

我们村子地少，每个生产队有时就种几亩甜瓜。二姑爷他们村子里地多，生产队年年都要种上几十亩地的打瓜。打瓜比西瓜的个头稍小一些，大部分都是黄馕，一肚子黑瓜子，据说打瓜籽晾干后可以卖给县外贸局，能给社员们增加一点微博的收入。每到打瓜成熟的季节，三表叔会用水管自行车给我们和二爷家送打瓜来，一驮就是两筐，筐上面还放上一麻袋，足有三百斤重。我们家翻盖房子，编笆的苇子是三表叔用自行车从天津的大港驮回来的，大港距离我们村子二百多华里，三百多斤苇子起码节省十几块钱。三表叔每次送打瓜来，都是利用中午人们打草的时间，在自己家吃完午饭，骑二十多里地的土路，放下打瓜还要赶回去，争取不耽误下午去挣工分。

奶奶每次见到三表叔，都要问他的婚事，三表叔总是摇摇头，咱这么个成分的，连提亲的都没有，找不上就打光棍。等三表叔走了，奶奶常对爷爷说，他三表叔多好的小伙子，要相貌有相貌，要人品有人品，要不是富农成分，大闺女随便挑。遇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人品多好也完了。

人留后代草留根。一个人来到世界上，连个媳妇都找不上，似乎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作为当父母的，哪一个也不想眼巴巴地看着儿子打了光棍。二姑爷为三表叔四处张罗着找媳妇，瘸腿瞎眼的也不嫌。有好心的媒人给三表叔上门提亲了，说姑娘的个头、身材、五官长得都好，唯一的缺陷就是人不精明，同意就见一面。第一次有人给三表叔说媳妇，三表叔也同意跟人见个面。见面之后，三表叔对人并不满意，回家就把姑娘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父母说了。做为当父母的，就劝说三表叔，如果这一个不同意，肯定会打了光棍，你打了光棍，我们死了也闭不上眼的，你后面的两个弟弟找媳妇都会受到影响。

三表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三表婶子结婚的。

三表婶子生下了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两个小表弟，都是一米八多的个头，长相遗传了三表叔，只是没有三表叔那么精明能干，性格上遗传了母亲。最让三表叔感到欣慰的是，两个表弟媳妇都能干，对三表叔也孝顺。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是在1979年1月，富农分子的后代可以参军可以升学了，三表叔那时候已经三十三岁。文化大革命中找不上媳妇的同龄人，我们这一带的村子，有的是从四川贫困山区，有的是从张家口一代，找来的外地媳妇，如果三表叔不是娶了我三表婶子，凭着三表叔的精明能干，找不上本地媳妇，肯定也能找个外地的，三表叔生育的后代，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九

我家是1975年正月里翻盖房子的，如果不是怕一家人砸死在屋里，根本没有条件翻盖房子。1974年地净场光后，请人在洼里打了十摞大坯。盖房之前，大坯要用小龟头车一车一车地推到院子里。假如我和大姐二姐把大坯从地里倒腾到家里，半月二十天恐怕都倒腾不完，还要累个愁死。

已经是腊月二十三了，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都已打扫房屋准备过年了。二姑奶奶家的四表叔、五表叔，与大姑家的大表哥就帮着倒腾大坯来了。四表叔个头不高，眉清目秀，一个典型的碌碡汉子，五表叔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看上去浑身都是力气，加上我大表哥，都是属于农村中最强壮的汉子。三辆小龟头车从洼里往家倒腾大坯，大概有七八百米的距离，中间还要爬一个四十度的斜坡。两个姐姐帮着装车卸车，我主要是帮着往坡上拉车。一车土坯大概有三四百斤重，对于刚高中毕业，个头还不到一米六的我来说，根本驾驭不了那么一车土坯，而习惯了挖河的大表哥和两个表叔，推着一车土坯，健步如飞。寒冬腊月，总是脱掉棉袄，脸上一整天都流着汗。尽管推大坯比挖河还累，但吃的没有河工好，家里那时没有白面，吃的是小米蒸的丝糕和摊出的烙子。

夜晚，与两个表叔和大表哥躺在一条土炕上。我那时进入了成年，但还不属于光棍的行列，四表叔跟大表哥同岁，五表叔比他俩小两岁，连五表叔都已经二十三了，因为富农家庭都没找上媳妇。也许是相同的经历和遭遇，躺在被窝里，都叹息眼前的社会，让人看不到一点出路，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找不上媳妇。

我问四表叔，遇到过喜欢你的姑娘没呢？四表叔回答道，遇到过，但知道咱是富农成分，也就没了结果，然后他把属于自己的初恋，在那个寒冷的深夜吐露了出来。

农村那时候，收割完了秋庄稼，种上冬小麦，地里也就没农活了，但对于庄稼人来说，也别想闲在下来。县里每年都在本县内搞挖河的工程，具体在什么地点去挖河，都是由上级来制定。民工挖河，都是在附近的村子里找房子住，四表叔和几个年龄较大的民工，住在一户农民家里。那户人家男主人在县城的建筑公司工作，轻易不回家，女主人身体不好，家中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大姑娘比二表叔小两岁，挑水、挖猪圈肥、房子漏了……都是她干。四表叔从小就勤劳惯了，赶上房主的屋子漏了，就主动帮人抹房子，早早起来也帮人打扫院子……四表叔说那姑娘高挑的个头，眉眼也好看，两人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姑娘的母亲做了好吃的，就把四表叔单独叫屋里去。后来她父亲回家了一趟，向别的民工打听到四表叔家里的成分，姑娘对四表叔就开始冷淡下来。挖河结束时，姑娘送给四表叔一双亲手做的鞋垫，然后含着眼泪说，咱俩是有缘无份，你们家要不是富农，我肯定会嫁给你，这个就不行，我弟弟长大了，不能因为姐姐的婆家是富农，影响了参军和入党，也不希望我有了孩子，成为富农崽子。

富农成分，毁掉了四表叔曾有过的一段美好爱情。

腊月二十九，盖房的土坯全部运到了院子里。两个表叔对爷爷说，要不我们不回家了，吃完饺子在接着干活。爷爷说，闹了一年，还是回家跟父母过个年吧。大年初二，四表叔和五表叔就又回来了。翻盖旧房子，要比在庄基上盖一处新房子多花费一倍的力气。先把房子的顶子掀了，檩条和柁放在一边，扒掉房子外面的青砖，一摞一摞地码起来，房框子的旧坯用榔头砸碎，清理出地基，才能找人砸夯……四表叔和五表叔为我家翻盖房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从心里一直充满着感激。

四表叔和五表叔是我家盖房那年的秋后，背井离乡，投奔到二表叔那里的。迁移的手续是二表叔找人办的，如果没合法的手续，私自外出，那属于盲流。一人当盲流，一家人都不分给口粮，每个家庭都承受不住。

1979年，我在廊坊师范学校读书时，电影《小花》开始在全国各地上演，学校的大喇叭经常播放《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啊——花开花落几春秋。当年抓丁哥出走，背井离乡争自由争自由……”当我听着深沉动人的歌曲，想起自己在农村处处受到限制的日子，想起生活在东北的四表叔和五表叔，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下意识地朝着东北方向远望。

“赢得天下春常在，迎来家乡山河秀”。

家乡与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身于富农家庭的，也可以参军、升学……二姑爷恢复了党籍和工作，大表叔也恢复了工作。亲爱的四表叔、五表叔，你们在遥远的东北还好吗？

放寒假回家过年时，我终于听到了四表叔和五表叔在东北结婚的消息。两个表婶子都是山东人，也是文革中跟家人一起逃往东北的。两个表叔结婚后生活的美满幸福，家乡承包土地之前，与二表叔一家，又都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上。

                         十

二姑爷恢复工作后，干了两年就退休了。本该安享晚年，谁知一场疾病早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去世时才六十二岁。因为他是解放前参加抗日工作的，可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假如多活二十年，会为家庭增加多么大的一笔巨款呢。

我的家族和亲戚中，二姑爷是那个年代唯一加入共产党的，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毅然地走向战场，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曾变卖掉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九死一生。天下太平后，教书育人。二姑爷属于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有担当的英雄。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我觉得“一个把英雄当作敌人来打击和毁灭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为了政治宣传而树立起来的英雄是可耻的民族。”

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以及《南渡北归》中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都是民族的脊梁和英雄，可大都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二姑爷的同龄人，曾参加过抗日的严秀峰和赵波，一个是任丘人，一个是安新人，都自称是电影《小兵张嘎》的生活原型。严秀峰被几家省电视台请去做报告，赵波被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接受访谈，他们两个把小兵张嘎的故事安排在自己身上，欺世盗名，标榜为民族英雄。2003年，《河北青年报》的一个记者亲自采访了《小兵张嘎》的作家徐光耀，徐光耀十分生气地说，任丘的严秀峰，安新的赵波，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在暴风雨中真正救下他们姐妹俩的是被划成右派的哈斯朝鲁，而在报纸和书中把哈斯朝鲁说成了“偷羊贼”，救人者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

如今，五个表叔有四个已经作古，表叔的后代们和生活在古洼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有多少人还知道二姑爷曾经为抗击日本鬼子，为解放全中国所做出过贡献呢？

 二姑爷仅存的照片是他退休时与老师的合影，当时抱着的三表叔家的大表弟。                               三人的合影，中间是恢复工作后的大表叔，左边的是三表叔，右边的是四表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