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我的两年代课生涯

四十九年前，我去代课，这是摆脱人生囧境的关键一步。这两年使我懂得了很重要的人生哲理：您困厄时，关键时刻帮您的，也许是您命运中的贵人；困厄者需要您同情和帮助时，关键时刻帮他一把，您也许就是他的命运贵人……

第一年，虽代着课，但不算代课教师

1975年下半年，父亲早年好友顾尧洲老师邀请我去代课。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也有人说过，人生转运一定会有贵人相助，我想，我在开始代课和代课转场期间所遇到的这几个人，是否算得上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贵人？

第一位就是父亲好友顾尧洲老师。他与我父亲情同手足，早年我父亲落难（被划为右派），他很难受，但无能为力。这一次他尽力为我争取了一个代课机会。报到前一天，他夫人特意来我家，陪着母亲上供销社买来布，说一定要亲自为我缝制一套报到时穿的新衣服，图个体面吉利。

后来，我一直称呼顾老师为阿叔，称他夫人为阿婶，像自己的亲人。

代课学校离我家乡二十里，是两个村校合并的，顾尧洲老师是学校负责人之一。两村合并后建造新校，抽教师专管基建事务，于是空出一个教学岗位，聘我去顶岗，工资24元，用基建费列支，领“工资”时，与其他代课教师不一样，不在他们的工资表系列，严格地说，我还不算正式代课教师，因为代的不是编制，而是学校因基建请的''帮工''。那些年，正式代课教师，工资花名册是与正式教师列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代课教师也分等级，发工资与正式教师列在同一花名册的，代的是编制，意思是上面应该给教师但没有给，只承认这个位置是正式岗位。代编制相对稳定，且有转正希望（但很难），如果入另册领工资的，则是临时代课，很不稳定。如果是既在生产队记工分，同时又领学校补助的，是队聘教师——而我，第一次代课什么都不是，只是暂时顶岗的。

当年的代课教师，无论哪一种，与正式教师的待遇，天差地别，工资极低（一般24元），没有公费医疗，没有请假权利，课务承担最重。有时学校为了省些费用，在放假时被解聘，在开学后再续聘，且在学校之间赶来调去进行调剂。而我，更是临代，需要与否，随时听候吩咐。

我代课的是一所小学，叫隆山学校（隆顺村和小山村合并后各取一字），内设“戴帽”初中。我教初中语文兼任班主任，报到后第一次去上课，教务主任虞士川老师不放心，我进教室后，他坐在后排想为我压阵，怕学生捣乱。我因为担任过几年民兵副连长工作，已经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一上讲台毫不怯场，开口就说：

''同学们好！我是新来的老师，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也就最讲认真，我也是！'' 说完，一脸严肃，学生被镇住了，教室里鸦雀无声……

坐在后排的教导主任微微一笑，起身就出去了。事后问他为什么走了，他笑笑说：“你一开口，我就不担心纪律问题了，还坐着干什么呢？”

我虽谈不上是代课教师，但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除了上课，我还带着学生参与建校劳动，主要是搬砖。有一次，到距工地半里地的砖场挑砖，我一担装了六十多块，每块约四五斤，在教师和学生眼里成了大力士，连路边田里劳动的农民，也喝起彩来，看到学校老师居然能挑这么重的担，惊诧得瞪大眼睛。他们不知道，我几天前也是农民，与他们一样在田里劳动，作为农民，挑二三百斤的担，是很正常的事。挑砖让我大出了一把风头，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很纯朴幼稚，以为力气大知识就多，从此对我很敬服，乐意围着我转，师生关系更加融洽了。

我所教学生大多住在学校周边村里，我去家访，遇上家长在生产队插秧，于是我也脱掉鞋袜，跳落田头与家长们一起边插秧边交谈。我插秧的熟练程度，一点不比他们差，他们惊得心服口服，我与家长的距离，也就一下子就拉近了，话也好讲了很多。

我也在这一年开了节语文公开课，内容是初中一年级的《海螺渡》。这是一篇很感人的课文，故事中那个勇敢的海峡摆渡小姑娘，形象一直留在我心中。

在这所学校代课，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她也是代课的。

第二年，代课中得到逆袭机会

一年后，学校建成了，我的顶岗任务也完成了。因为这个学校大部分是代课教师，几乎在村里都有背景，不好辞退，而我才是个代课教师中的编外人员，所以只能离开。离开那天，很多学生依依不舍，有的家长也来送行。我的阿叔（顾尧洲老师）鼓励我说：

''我已看出你有能力，可以去更大学校自荐，莫恋小池，应去游大江大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其实他已看出因为自己的学校小，怕耽误我的前程，有意在让我去闯荡更能发展我能力的天地。

在他的鼓励下，1976年8月，我又遇上了命运中的第二个贵人，他就是我家乡的原武装部长，名叫沈天高，现在调到了自己的家乡——镇海县江南公社（过去称衙前）继续任武装部长。

他在我老家（邬隘公社）任职期间，检查民兵工作时发现了我的组织能力，曾力荐我担任村里的民兵副连长，每年公社民兵集训，聘我当他的得力助手。一年前我去代课时，他很惋惜，但理解我的处境，没有阻拦。不想我离开老家一年后，他也调到自己家乡，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他求助。他很热情，马上把我介绍给当地教办。刚好当地中小学都在扩展，正需要师资，于是，我带着另一半，到新的地方去继续代课。而且我的另一半运气特好，她在小学得到的机会是代编制。

新代课的学校叫江南中学，我代初中语文课和体育课，并任班主任。初中语文我已教了一年，能对付，但体育课我却没有经验，好在当年提倡学工学农学军，体育课上成军事训练课也是很时髦的。于是，原来民兵训练中学到的队列、单兵进攻、刺杀和射击、投弹等科目，我又有了用武之地，这些都是我的强项。教室内讲解枪械知识和射击原理如数家珍，蒙上眼，我能拆装步枪机枪（枪是向当地民兵连借的），学生们很感兴趣；操场上，除了传授我自身也很不规范的篮球排球技能外，我干脆领着学生队列训练，并像模像样地走起了正步。除了这些，拿着步枪拚刺、单兵进攻、跪姿和卧姿射击等，也成了我授课内容，学生都学得特别认真。这些，正好与当年备战备荒军训进校院的要求相一致，学校正缺少这种老师，结果我歪打正着，体育课倒成了优质课了，并兼任了高中的军训课。

当时江南中学的校长是陈兵老师，他很看得起我，教学业务上对我要求很严，时时辅导我，生活上对我很关心体贴。他是个温而严，威而不猛的长者，在他手下工作，我心情舒畅。

一年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毫不犹豫地报了考。由于江南中学数年来很重视各类知识资料的保存，订的期刋很全，供我复习的资料丰富多样，还请资深老师对报考者进行辅导，而事后了解到其它地方代课的报考者，复习资料少得可怜，也没有组织辅导，这也许是我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录取率才4.7%）能成为77级大学生的重要条件。如今细细想来，当年要不是离开第一个代课地而进入江南中学，我可能考不上大学，因为第一年代课的学校仅是村校，复习资料几乎没有，这些，也许是命运早已安排好了的，我叔叔（顾尧洲老师）有先见之明。

于是，江南中学成了我人生转折的起步点。

数年后，中等师范学校也开始在代课教师中特招（这一年只准小学代编制的报考），国家意在逐步解决代课教师出路，创造条件给他们转正。我夫人正好代的是编制（查了当年工资花名册），有资格报考，于是，幸运也眷顾了她。她本来高中毕业，知识基础较扎实，经过考试，以超过分数线7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于师范，两年后也成了正式教师。

记恩他人，同情弱者，报效社会，这就是良心

我们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一个道理：人生道路有时真的会有难得的转机，但这种转机，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巧合。天时是大势，地利是你所在地能为你提供机会，人和是有贵人相助。你命运中贵人，有的远在天边，他们造就时代大势，例如邓公等；有的近在咫尺，在关健时候助你一臂之力，例，顾尧洲老师、公社武装部长沈天高、江南中学陈兵老师等，当然，还有当年的宁波教育局长徐峰（这是后话）。但当机会降临时，自己努力始终是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我更感恩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不然，我根本没有逆袭的机会。

正因为我懂得上述道理，所以我记恩着对我命运有恩的人，并善于同情不幸者，毕业后工作競競业业，因为，这是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