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佛教在印度的兴盛与消亡
文/妙之门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末诞生后,在印度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关于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本文在“佛教诞生的社会背景”一节里已有叙述,主要是由于当时古印度群雄割据,相互攻伐,社会处于极度动乱之中。人们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社会环境里,迫切获得心灵上的安慰。然而,婆罗门教这个印度的传统宗教,只想维护自己的种姓特权,却无暇顾及人们的精神问题。而佛陀的说教正好契合了民众的精神诉求,以及上层刹帝利欲改革时弊,谋求安邦治国新道的要求。有了这些因素,佛教的兴起便有了顺风顺水的机缘。
佛教虽然应运而生,但它的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
佛教诞生二百多年以后,即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迎来了第一个大的发展机遇期。当时,孔雀王朝第三代郡主——阿育王笃信佛教,他为了支持佛教的发展,不惜调用国家资源广建塔寺,还派遣使团和宣教法师到域外布教。此外,为了整理佛教的大量经典,促成了佛教徒的第三次结集。由于雄才大略的阿育王统一了印度全境,建成幅员辽阔的大印度,佛教也就由地方发现到了全国。届时,盛极一时的佛教,取代了婆罗门教的国教地位。遗憾的是,阿育王死后仅四十年,孔雀王朝便灭亡了。继而代之的巽伽王朝和甘婆王朝,诸王均信奉婆罗门教而打压佛教。这两个朝代从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28年,共计统治了160年。幸运的是,在这一个半多世纪里,两个朝代的版图一个比一个小,给僧侣们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佛教的发展虽然受到了挫折,但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到公元前28年,甘婆王朝被南方的安度罗攻灭后,佛教的处境虽然稍有好转,却依旧摆脱不了受排挤的地位。直到公元一世纪,原在中国西北地区游牧的月支人西迁南下,在中亚地区(包括印度的西北部)建立了贵霜王国。贵霜王国第三代君主伽腻色伽信奉佛教,他效法阿育王礼遇僧侣,弘扬佛法,赞助并组织佛僧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来整理经典。因此,佛教又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
在这次大发展中,“大乘”派崛起成为佛教的主流,使得佛教面貌一新。其中有两个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是在理论方面,大乘佛教提出了一个关于菩萨的说教,将佛教的神明崇拜,与道德(善的最高境界——慈悲)崇尚相结合,为佛教争取到了无数的善男信女,并对佛教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直到目前,人们对菩萨这个大慈大悲之化身的顶礼膜拜,依然是佛教信仰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是在实践方面,佛教开创了塑造佛像和菩萨像的历史。大乘佛教之所以提倡塑造佛像和菩萨像,是与当时贵霜王国居民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由于贵霜王国位于传统的“丝绸之路”上,而“丝绸之路”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之地,因此这里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率希腊军东征以后,就开始有希腊人移居。到贵霜王国时期,这里已经居住了大量希腊移民,并把他们塑造神像的文化传统带了过来。当他们皈依佛门后,也就很自然地把这个传统带进了佛教。大乘佛教审时度势,大力提倡塑造佛像、菩萨像。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迎合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另一个是让佛陀、菩萨走进了有形的神殿,供人们顶礼膜拜。由于这一举措满足了信众的精神诉求,因此塑造佛像、菩萨像很快便成为一种时尚,被广大信众所追捧。一个独具特色的“犍陀罗艺术”就这样渐渐形成,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总之,在这次佛教大发展中,佛教从理论到实践,都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使得佛教的繁荣与昌盛又延续了几个世纪。
到公元六世纪以后,佛教自身产生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部分宗教高层沉湎于琐碎的哲理探讨,从而脱离了基层广大信众。二是一些僧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放弃对佛教义理的探讨,抛弃传统的禅定、思辨等修行方法,反而以设坛场,举行秘密宗教仪式等低俗活动来代替修行,甚至用驱灾祛邪、降鬼捉妖的法事蛊惑信众。这种与佛教的原有宗旨渐行渐远的行径,必然会削弱佛教原本强大的人文气场,降低佛教神圣的感召力,从根本上改变佛教优良的内在特质。 相比之下,曾一度衰落的婆罗门教,却注意吸收其他宗教的有益因素,改革教规教义,创新本教理论,在励精图治中争取信众。到公元九世纪,已经复兴并改造为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东山再起,一举取代佛教的国教地位。从此,佛教一蹶不振,在印度不断被边缘化。
然而,屋漏又遭连阴雨,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阿富汗境内的穆斯林国家——伽色尼多次入侵印度。侵入印度的穆斯林为了打击异教徒,他们破坏佛教寺庙,劫掠财富,滥杀僧侣。佛教就这样,在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下,每况愈下,变得形只影单,破败不堪。到十三世纪,外来的穆斯林封建主统治了印度北部后。南方印度教徒在本地封建主庇护下,得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没有政治靠山的佛教惨遭灭顶之灾,寺院全部被摧毁,教徒在残酷迫害中统统遣散。从此,佛教便在它的故乡印度消亡了。
直到19世纪末,印度佛教又开始重建。不过,发展速度十分缓慢,至今信徒甚少,与9世纪以前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更无法与作为国教的印度教(新婆罗门教)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