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足迹

 作者：杨引丛

编者按：去年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爱是艺术的心》一书中，选入前些年写的《人生真情自丰盈》一文，此文开头回忆道：“1996年3月，上海<文学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报告文学<一个梦撑一生>，报道了甘肃漳县金钟文学社的感人亊迹，引起我的关注，立马写信与在贫困得连温饱还末解决条件下坚持文学追求的伙伴们联系，给他们寄去我们出版的书刊。他们编印的社刊《金钟》直到如今依然源源不断寄到我手中。”金钟文学社的主要创办者坚持创作近半个世纪的农民作家杨引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至今无怨无悔地坚持文学信仰，不懈耕耘，令我分外感佩！       以下特发表杨引丛近作《童年的足迹》，借以表达我们的致意与祝福。（桂汉标）

   为了和愈来愈空虚怪异的文风保持一定距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沾染装腔作势，似乎学贯中西，博雅得很，实则空无一物，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如常识堡先生说格非、余华、刘震云诸当红作家是“农耕时代的洞穴作家”，不仅眼界狭窄，知识老旧，且坐井观天，无知而自负。

   这样的作家群，这样的文风注定是云烟过眼，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这些力量牵着鼻子沆瀣一气，哪怕自己制造出来的小板凳再难看——爱因斯坦有关自己制作丑陋的小板凳的辩解就是对忠诚的独行者最大的鼓舞和宽慰——也是小板凳而不是把别的东西指鹿为马。要甘心于自己的小作坊里孤独寂寞地制作丑陋而结实的小板凳，绝不跟在洞穴作家身后，狐假虎威地装博学的文人。

   和洞穴作家的区别大概只能在思想认识上尽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行文习惯上，不觉间就入了他们的套，如今天这个“循着童年的足迹”的题目，显然就是受到时而假洋鬼子气十足，时而又满嘴老庄孔孟王阳明的那些装神弄鬼文风的影响，被大环境麻醉就做了他们的提线木偶！

   啰哩啰嗦一大筐，才要转入正题。

一，紧挨着甘南的村庄

     ——上斜坡篇

   昨天八月一号，天气格外晴朗，早晨就透着盛夏伏天特有的温热气息。在我们这海拔三千米的地方，一年当中能感觉到温热带来的舒服感的时间是非常短促、吝啬的，短短的伏天转瞬即逝，如果遇上多雨的一年，还没有脱下老厚的外套，伏天就匆匆过去了。

   这样好的天气不出门去走一走实在有点亏负了好天气，上帝垂怜，这两三年的蜗居于昏暗狭窄破旧老屋一角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但是，有什么办法！残破的身子过早提出罢工，哪怕你一千个不情愿，该躺倒的时候照样躺倒了。张承志先生在小说中写的那条“背叛了自己的胳膊”不就是所有粗心大意、信心满满的中老年人的通病？欲望的火焰尚未熄灭，雄心壮志与年俱增，可惜，身体不支持欲望和雄心，冷不丁开了小差，于是，正在努力气聚丹田时，一个踉跄，从又破又旧又低矮的小舞台上栽下来，乖乖地躲到身体瓷实的时候拼命想逃离开的地方来卧病！

   废话怎么如此多！难道大作家甚或小作家们真的除了废话就无话可讲吗？看看我的样子，大概是这样。自从有幸荣升为村级作家之后，说话作文，废话连篇，大话连篇，好在假话暂时尚未连篇，这样的文章，只配成为抽屉文学永难面世，要是还想炫耀拿给别人看，“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鲁迅先生语），徒增别人更多的轻蔑。

   昨天上午十点坐轮椅从家里出发，一口气跑到上斜坡村的庄下头，车子到了柏油路的尽头，甘南卓尼县拉路寺村和我们接壤的那段路至今还是土路。

   车子停在路边，看着柏油路和土路连接处，路的尽头——心里涌上一丝悲凉的情绪。这年龄，这身体，不也是正在接近尽头吗？不管自己用多么奇妙的方式忘却或设法诠释来日方长，毕竟马上就要跨入六十岁大关是不争的事实，随时都可能挂掉。那些“酒也喝得，肉也吃得”（武松语）的壮士们，冷不防一个倒栽葱就离开了热气腾腾极不愿离开的“幸福生活”，何况是我这样老牛破车的身体！

    坐落在西北方位的上斜坡村，远远看去如今也是青砖红瓦，屋舍俨然。不像二十户人十七个光棍，人口负增长，姑娘们都嫁到外地去了的景象，留在村里的多是腿脚不灵便的老年人以及无法外出打工的智障、肢体残疾之类老弱病残者。

   阳光照射着红色的瓷瓦上反射到暗绿色的草坡，村子里鞭炮声震天响，据地里锄草的人说是我的小学同学焦安生母亲出殡的日子。老太婆八十岁了，第一个老头去世较早，又招赘一个老头，第二个老头还是先她而去，难道这就是命？大儿子焦安生十多年前就离世了，现在家里是二儿子焦安忠，据说是个脑筋有点不太灵光的中年人。祖上留下来的白银——不知说白银会不会犯忌讳，还是叫“米”来的稳妥一点吧——焦安忠点不清数目。

   他的大哥焦安生不幸继承了父辈们费尽心机埋起来的家产，九十年代初，有蒙面人半夜三更在后院挖了几个深坑寻找银子（“米”），太平年间公然出现强徒，大大出乎焦安生的意料，从此得了神经失常的病。焦安生念书的时候就肺不好浮肿气喘，等到有觊觎银子的好汉们夜里光临曾经的地主家老宅，把我们这位富足了五六辈人的老同学着实吓着了，自此走路也不怎么穿鞋子，头发左一剪刀右一剪刀啃得豁豁牙牙，在附近的村子里疯疯癫癫走来走去……

   我们小的时候总觉得老辈人的话都是用来打发寂寞时光的，什么“房是招牌地是累，挣下银钱催命鬼”！听大舅爷讲，焦家上几代人都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能干农民。他们低调平和，积累了银钱以后，没有和地方上的其他大户赌气打官司，也没有花几百个银元求人买个三青团员来当当。当地有的富户，就是把先人好不容易积攒下的白花花的“米”，拿去买了一个国民党县党部的三青团员证。转眼间解放后，这几百大洋买来的证件，成了昼夜不安的定时炸弹，扔掉也不是，埋掉也不是，因此几十年不得安生。真是造化弄人，很多时候过分的精明，聪明人的一些未雨绸缪之举，未见得就是好事。

   趁着民国十七年关中大旱，陕西河南逃难来了那么多的人，身上或多或少有几个钱，就是缺少吃的物件。焦家的先人们打开粮仓，把存放了不知多少年的青稞、燕麦、羊皮、羊毛，换成满筐的银元……这是我们太爷的老婆老太太（焦安生的亲姑姑）生前讲的故事，自然比电视上那些名人们的“口述历史”可靠得多。

   我的老同学焦安生因万贯家产昼夜折磨，活了四十几岁，不敢娶妻生子，怕遭了女人及“外戚”的算计，真是一个好男儿！为了谨守祖上留下来深埋地下的那些“米”，毫不犹豫地采取了独身主义，如零零后一般地选择躺平，只是此躺平非彼躺平，焦安生同学的躺平是缘于家里“米”太多；现在的年轻人则是因为缺少“米”不得已而为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是“米”惹的祸！

   太阳升到天空正中，火辣辣烤着大地上疯长的植物。这三千公尺以上的大草甸子，尽管紫外线强烈，好在时不时有凉风吹拂，不致太热。地边水沟里的金荞麦（我们这里叫苛塔叶、土大黄）长得有一人高，满身都是碧绿转翠黄的籽粒，风中摇拽着沉甸甸的腰身，仿佛有点不堪重负。原本低矮的大蓟草也许是借了地里化学肥料的势，一蹦多高，紫红色的花密密麻麻，黑头红身子的野蜂，围着带刺的花絮飞来飞去。

   从茂密的燕麦地里收起眼睛，朝着西南方向看过去，重山掩映，这些年青壮年大量外出，砍柴的人少了，那些灌木趁势挤挤挨挨成了气候，三十年前被人们剃成光头的山坡，生长起葳蕤的树木。过了那些山，该是藏巴哇乡藏民们的牧场，不知七十年代末从卓尼县车巴沟迁来的那些正宗藏民还在不在？兴许第一代牧民逐渐老去，第二代牧民也如麻雀般迁徙到大城市讨更惬意的生活去了吧！

   我驻足的公路通往上斜坡的水泥路蜿蜒曲折向北而上，我没有信心继续开轮椅往上攀。再说了，费九牛二虎之力到了村子，找谁去叙谈？眼下，能够认得我，且有喝茶情谊的恐怕只有王兔生一个了吧？且不知他现在日子过的怎么样？

　　 假如我是一只鸿雁，

   我将展翅飞向九天，

   去看望两年不见的周总理，

   为我们可又把白发增添

   假如我是一只银鳗

   我将……

　    我的记忆很差，但是，这段话不是通过百度，也不是查旧课本，而是脑袋里清晰记录着的。四十多年前初春的清早，校园里落了一层薄雪，在我们二年级教室外，有一个三年级的同学走来走去大声反复两个字一停顿地朗读这首诗，等他能够背诵下来的时候，我也记住了，而且一直记到现在。昨天的事到今天可能忘的一干二净，被人误以为是言而无信。二年级时候窗外那个矮个子，腿子有点毛病，面孔微黑，经常鼻孔里有蚯蚓爬动的男孩，当时的容貌和声音，依稀就是昨天的事。

   “假如，假如，我是，我是，一只，一只”……两字一组重复地背诵来背诵去。

   在我们教室外走来走去大声朗读的男生就是王兔生，比我年长四岁，属兔，而今六十有二，应该领农村养老金了。他也是孤身一人生活，落单的原因却不是焦安生的“银钱所累”，也不是当今城市青年那样甘愿躺平，是因腿子有毛病，无法适应农村中繁重的体力劳动。谁家里姑娘肯嫁给一个不能犁地赶车的人！因此之故，我的这位学长就成了天选之人——快乐的单身汉。尽管有的时候也像妻妾成群的人一样不快乐。有什么办法呢，有所得必有所失，人生在世，总难两全吧。

        2004年春寒料峭，我陪同下乡采风的韩记者一行人，从镇子上坐农用三轮车，到了上斜坡村。这个村上见过些世面的退伍军人王鼠生（顾名思义，该退伍军人是鼠年出生）殷勤地招呼我们到他依山而建的二层土楼上。煤油桶改制的火炉里牛粪熊熊燃烧，铝壶中的水吱吱向外喷着热气。我们几个人吃着他炉子上烤热了的油炸馍馍，喝着后劲十足的茶水，听王鼠生讲上斜坡村二十户人家十七个光棍汉，男女比例失调，姑娘们一长大就远走高飞……

   退伍军人平静地叙述着这些沙漠侵蚀良田般缓慢袭来的残酷现实，我们几个人吸着纸烟，吃饱喝足，辞别热情好客的主人，坐三轮车一路颠簸东去。

   后来，我在县城里偶遇鼠生兄，是他在我身后大声呼喊，转身看，是一个身着税务服的小老头。单薄的身子包裹在明显宽大的制服里，退伍军人麻利地给我递烟，说是要替办公室的人往别的单位送个材料。

   经过一番简短的攀谈，知道退伍军人的儿子在县城教书，他爱人到城里带孙子，退伍军人一个人呆在天荒地老的上斜坡村，一来孩子们不放心，二来自己也觉得恓惶，于是干脆一咬牙一跺脚，弃农进城。托人找了个在税务局当门房的工作，全家人都进城了。无需退伍军人多说，我也知道上斜坡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稍微模样周正点的女孩，体质强壮点的男子，都朝着班车开上来的方向走出了大山，而且一般不会再回来。

   边上长满蒿草的当归地里探出一颗花白头发的人头，那佝偻的身影慢慢挪动，走到大路上，是一个锄草累了要去歇晌的老年妇女。头发稀疏凌乱，被汗水和泥土弄得模糊的脸上皱纹纵横，大约七十多岁了，在我们这样的乡下，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还是堪当重任的劳动力。

   我第一次来上斜坡，大约是十岁左右吧。马车接送的公社电影放映队到了上斜坡村，平时不大喜欢看电影的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还有我，走了半日，好不容易来到母亲的姨表姐家。这阿姨家里子女众多，加上来了几路看电影的亲戚，一霎时人满为患，阿姨一家的脸上看不到厌烦的神情——要是那样，亲戚们也就不敢郑而重之地举家跑到亲戚家又吃又住地为看一场电影了！

    活到现在这么一把年纪，差不多六十而耳顺了，早已失去了与人抬杠的冲动。每每听到有人真心假意地说过去多么不好，日子过得多么难。我就想纠正和补充一下：时代总是在曲折前进的，弱势的宋朝自有比盛唐进步的地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是，人们在哼哼唧唧赞叹现在吃得好穿的花样多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刚刚过去的并不遥远的几十年，那时候人的精神生活确实丰富多彩。人们在物质享受上尽管没有现在宽裕（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毫不足怪），可那时候的人们活得确实轻松自在，几乎谈不到有精神压力。否则的话，为了一场电影，亲戚们大老远蜂拥而至，主人一家非但不觉得添乱，反而为有众多的亲戚到来而欣喜，自豪。如今，城乡的人们居室越来越大，偶尔来一个亲友，脸上尽管堆满礼节性的微笑，心里直祈祷：求求您，快点走吧，千万不要留宿！

   现在的人们似乎都在抱怨压力山大，过分劳累，过度操心。要是把如今这没完没了“做大做强”的心思减少一些，有一点点当年放下家里的活计，全家人跑到亲戚家村上看电影的精神头，那日子准定是比较省心的。

   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到上斜坡看的那场电影叫《五朵金花》，糟糕透顶的记忆，又一次为我争气。一方面童年往事在脑袋里刻得深，另一方面，但凡是自己喜欢的事，就容易记住不忘吧。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原是此中人”。（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苏轼）

　　 （2024年8月2日）

二，我也想写一部《李家沟的变迁》

      ———下斜坡篇

   从慢子路到乔家咀这段路是非常熟悉的。念小学的时候走了几年，后来还经常走。九十年代中期移居镇子上以后的三十年，算是疏远了这条梦中时常出现的村道，近两年偶尔走一次，感觉世事沧桑，小的变大了，强的变弱了，一如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像是毫无章法，又像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若是有实力的话，也想写一部《李家沟的变迁》。

   电动轮椅按照杨大作家的提示做了一番调整，明显比前些天提速了。轻快地过了拉尕坡村的地界，走过长长的“山神巷子”（地名），似乎有点峰回路转，绕过大土包，眼前就是属于下斜坡村的分支——山神背后——一个有七八户人家的自然村，顾名思义，应该是山神庙背后的几户人家，山神庙遗址上仅剩两棵孤独的老松。

   说峰回路转，是因为很多要去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是“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远远看得见村镇，而走起来还有很长的路程。山神背后则不然，离开拉尕坡，满眼都是栽种当归、黄芪、党参的黑土地和平缓的上坡路，如果是初来乍到的陌生人，转过有两棵老松树的山脊，猛然间，一个小村庄横亘在面前，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桃花源之

   路边向阳的小卖铺门前站着两个男人，轮椅车越过了他们，我才反应过来，又折转回来打招呼。

    一个挽起双袖，露出粗壮的胳膊，眉毛粗重而长，他是小卖部的主人明山先生。他一起站着的是王俊安先生。称呼二位为先生，倒不是仅仅为了赶时髦，试图借着抬高别人来炫耀自己。明山先生曾经做过我小学时期的老师，当然，如果“食无鱼，出无车”，且没有取得学术成就，奢谈什么师生关系，如同住茅草房的人给高档小区业主们吹嘘自己的住处轩敞明亮一样滑稽。不过王凤姐有言：“大有大的难处”，我篡改一下即可以说：小有小的来历。菩提祖师是因为给孙猴子传授了大闹天宫的七十二般变化，才不敢让徒弟在外面提及自己的名字。我一个蹦哒了半生还没有学会一样子变化术的蠢货，师傅自然不怕爆出他们的尊姓大名吧！

   几十年仿佛是瞬间的事，绝大多数人和事都忘的一干二净了，可是，有些情景，如梦如幻总留在脑海。

   秋天的清晨，浓雾弥漫，沉甸甸的青稞穗子上带着朝露或微霜。从山神背后到乔家咀的山路上，“砰—砰—砰”的篮球声在雾中一直响到两扇旧木大门的小学院内。二十岁左右的明山老师喜欢体育运动，从家里到学校，一路拍打着篮球轻松到了。

   有时候则是欢快的唢呐声，别的曲子我记不大清了，《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滴滴答答自乳白色的晨雾中清晰传来。我们揉着惺忪睡眼走在通往学校的土路上，唢呐声成了王老师的定位器，听着那熟悉的曲子，就知道他此刻走到什么地方了。

   记得我们在四年级，需要注明一下是小学，不是大学！否则，我甚至可以逢人就说“兄弟在大四的时候”。一次上课，讲到刘胡兰牺牲的时候，老师情不自禁地流泪了。我正在犹豫不决，是不是应该也流泪，忽然听见有人偷偷地笑，居然是女生，而且是老师还要称呼她为小姨的一个话风机趣、不失刻薄的同学。

   我天性是很喜欢从众的，特别愿意追随老师（离校以后，就是类似老师的各种“权威”），而且已经看见邻桌有男同学也流下了泪水，被老师的小姨那该死的窃笑影响，我就这样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呜呼！半生都在试图拼命地追随效仿比自己阔气的那些人，结果要么成了东施效颦，适得其反；要么虽然决绝地宣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到头来是邯郸学步，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也丢了。更多的时候，是受到身边有人压抑不住的窃笑，间接地劝阻了自己，虽然当时怅然若失，后来思忖，反而需要感谢那些童真的窃笑，减少了一次次让老年回忆起来脸红的经历。

   王俊安先生穿着一件厚厚的黑色中山服，戴一副我们当地人称作石头镜的老式眼镜，长方形的大脸有点萎黄，他说自己近年患了肺心病，时不时水肿，气喘。

    给二位先生递烟，他俩半蹲在小卖部台阶上和我交谈。

    王俊安先生当年是斜坡村学的民办老师。七十年代，为了方便群众，每个行政村（当时还叫大队）都有小学，稍微偏远一点的大村庄还有村学，一般三年制。如今，不但村学早没有了踪影，就连各村的小学也一个接一个地雪融掉了。孩子们都转学到县城或大一点的镇子上去了，各地新修起不久气派庄重的校舍，成了雀儿们的俱乐部。有的校舍派做他用，有的长期闲置，像曾经花枝招展的女郎，岁月的锉刀使之青春不再，而今弓腰驼背，呆呆地立在夕阳下，追忆似水年华，慨叹世事多变。

         1977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乔家咀小学和斜坡村学的师生联欢。俊安老师带着他的三四十人马，举着红旗，敲锣打鼓，从斜坡通往乔家咀的白土路上欢天喜地迤逦而来。脸膛红润的蔡校长，领着其他几个老师和乔家咀小学的学生们在操场上列队欢迎，喊着“欢迎斜坡村学同学，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丝毫没有觉得我们读小学那时候的教育业绩和文娱体育落伍、寒酸，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时候才体现出了科学和进步，寓教于乐，全面发展。

   “那时候真穷啊！真落后啊！和现在比起来差远了”。

   这样的调子充斥在各行各业！大约是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特别喜新厌旧吧，喜新厌旧未必一定不是好事，也许有它的积极之处，但是，每逢新的东西到来之际，不管是一个时代，一个人，或是一个物件，人们在躬身施礼、艳羡、把玩新东西的时候，非得同时拼命刻薄一下旧的时代，旧的人，或旧的物件，如此行为未见得都是正确的。即便是真的由进步取代了落后，也应对过往的人事怀抱厚道的态度，拥抱新事物的时候为何一定要贬低、作践旧事物呢？

    其次，则是大众异常健忘！明明当初自己甘之如饴的事物，到了后来，有人站出来说那些曾经甘之如饴者又丑又臭，这样的结论要是来自有身份的人，那么，大家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改变口风，跟在有身份的人身后亦步亦趋。虽然也许怀疑过对方这么说不公正，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健忘这个祖传的法宝非常有效，需要它的时候就跳出来帮忙，慢慢地别人的记忆变成了自己的记忆，曾经甘之如饴，曾经如醉如痴的事物，成了臭气熏天，成了“痛苦的记忆”。

   我活了不多不少的这几十年，见证了太多善变的大人物、小人物。不要说几十年前的事可以张冠李戴，混淆黑白，即便是发生在昨天的事，也可能故意弄颠倒过来。

   如果我在这篇记述夏日出行的短文里，开中药铺子似的罗列出来一大堆五十年前的教育同如今比较之下的优劣得失，我自信有足够多的依据可供读者认真严肃地去辨析，并坚信只要是一个能够承认事实的人，最终即便不是心悦诚服，也能做到无话可说。但是，显然这篇短文难以承载太多的主题，类似的大道理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见缝插针地说了太多，并因此引起一些博雅的人不快。

    这篇小文章我原初的计划差不多是“啊，我家门前的小河”式的抒情散文。仅仅想在目睹故人而心生感慨之际，做一点粗糙而潦草的回忆。无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写着写着就脱离主题，扔下西瓜，拿起芝麻，文章还没收尾，已经感觉到废话过多，离题万里了。可是，但凡是性格中固有的东西，你有什么办法？不管是大人物，还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涉及到气质，气性，和骨头有关的方面，不要说区区一篇文章，哪怕是一生的穷通运命，也要给血性让道。

   如，有的人声若洪钟，身形长大，怎么看都像个豪杰之士，却头缩着不愿探出来。有的人一脸憨态，厚重少文，平素的行止简直像个真君子，一副堪托大任的样子，谁能料到离“时穷节乃见”还相当远，就露出了真面目。家里挂着“君子以自强不息”，信奉的却是有奶就是娘，甚至没有奶水只要外表阔绰就是娘。这些都与骨头有关，与读不读书，聪明还是愚笨都关系不大。

   废话暂时打住，言归正传。

        1977年的六一儿童节，是我平生参加最有意义的一个儿童节。操场上一百多师生，附近来观看的农民群众围在操场四周。斜坡村学的集体舞《军队和老百姓》我记忆犹新。那个我们从小叫他“聋子”的刘姓同学（恕我忘记了他的官名）显得孔武有力，他的脸上化了妆，饰演一个红面孔，白衬衣扎在裤腰带里的解放军战士。他双臂挽着另外两个同学，左右大幅度晃动的舞姿，颇有撼动山岳的气势。

   说来“聋子”这个称谓现在看来对刘姓同学严重不敬，本来他的听觉有障碍，说话声音小了听不见，叫人家“聋子”不是歧视吗？那时候的人可不这么想。他是下斜坡村的，外婆家在我们村里，从小在我们村里出没，他的外婆舅舅们直呼其为“聋子”，另外好像再没有名字吗？那时候的大人们就是那么粗枝大叶惯了，谁还想起这样是对于孩子的不尊重！每个家庭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孩子，老大管理老二，老三背着老四跑，小蜘蛛似的一长串，不知不觉间都长大了，叫聋子也好，叫跛子也罢，自然天成，小孩们都茁壮成长起来，没有一个孩子离家出走或想不开寻短见的。

   有人把那时候说的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如果承认我们是比动物高级的万物之灵，难道这些在现代人看起来应该得分最多的精神卫生；青少年从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焦虑症，齐刷刷都像白杨树一般健康成长；上学的时候半玩耍中就学到了知识，由于非常重视文娱体育而身心健康。复旦大学王德峰老师在自己的抖音平台上说，如果他有一天有幸成为杨浦区人大代表，他的提案是给学生大量增加文体美内容，而减少所谓主课负担。

   有心的家长难道不应该思量思量？被摸黑的那几十年，果真像伤痕文学说的那样除了饥饿，贫穷，就是人整人？我们这些赶上了前三十年尾巴的人，偏偏就记住了那时候明媚的阳光，安全的食品，互助互爱的人际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教育。几乎就是陈嘉庚先生到了延安，看到的都是阳光和希望，阴暗面和困难不是没有，但却是晴天里的小部分阴影，是前进中的困难。

   我时常惊叹：斜坡村学的王老师怎么能排练出来那么好的节目呀！要知道他只是一个当地初中没有读完的学生，放在教学岗位上，不仅称职，而且是相当地优秀，出色。这让我想起战争年代那些压根没读书或只上过几年学的泥腿子出身的军人。在有着先进思想的部队大熔炉里，经过一番锻炼，放在任何岗位上都能胜任。那么多的元帅、将军，特别是将官以下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们，既能集流成河，排山倒海；又能独立自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个连排长就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司令员。

   睁眼说瞎话的可怜虫们喜欢吹嘘什么黄埔军校，可惜，黄埔军校的高级人才几乎都被泥腿子出身的将士们请进了功德林。一个不可一世的王朝的覆灭，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的兴起，难道不值得人们对胜败双方的教育理念深长思之吗？当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青少年精神疾病成倍增加，大学教育成为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现象已经严重到全民不得不正视的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回过头去审视前几十年行之有效，硕果累累的社会主义教育观？是时候到了大家拨开迷雾，摈弃成见，静下心来，认真思忖一番今后该怎么办。

   我和两位王先生在炙热的太阳下，沐浴在洋芋花香的阵风吹拂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半天，得知明山先生的孙子正在兰州上三加二专升本的大学；前不久在金钟镇举办的青年篮球比赛中获团体一等奖，领回来一只羊羔作为奖品。看来，明山先生当年热心文娱体育活动，他的孙子兴许继承了这些优良传统，在漫长的求学路上，非但身体没有垮掉，打篮球能夺得一等奖，这便是正确有效教育方式的传承延续。

   从交谈中知道，俊安先生的孙子，专科毕业后签到了新疆上班，成了新一代边疆建设者。支撑我们这个民族的钢筋水泥从来不是故作高深的海归，脱离民众的高知，而是众多有了一定文化知识的一线工作者。我的眼前浮动着的四十多年前斜坡村学同学们的集体舞《军队和老百姓》，那些矫健的身姿，雄壮的音乐，同学们那种气吞山河的阵势，至今想来，依然热血沸腾，历历在目。

   此后多年，电视上看过无数节目，再也无法找到四十多年前一个小学和村学联合演出的六一儿童节那样尚武，那样动人心魄的舞蹈节目了。不能仅仅用个人感情解释我此刻的心情，自从离开学校，特别是这些年眼看着基础教育误入歧途的恶果井喷般出现，我一直都在苦苦思索：究竟是怎么了？西方取来的洋经文念的不够顺畅，举止失措之际，慌不择路，又踅进了应试教育的那条旧巷子。这条巷子被无数的范进，孔乙己，范爱农们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路在哪里？路就在脚下！先辈们窃来西方的火种，和我们国情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新路，是通往明天的康庄大道。

   （2024年8月3日——4日）

三，捉雏鹰的男孩们

  ——拉尕坡篇

    我还是2002年的盛夏之际去过一趟拉尕坡村，距离上一次（1977—1978年）已有二十多年时间。我们的村子离拉尕坡只有几个小山包相隔，搬到镇子上拼命冒充作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童年时留下美好印象的这个小村子。这在身体健康的人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对于我们腿脚不灵便的人来说却是常态。咫尺天涯，这个成语用在依靠拐棍蹒跚，或人生干脆定格在斗室里的残疾人，可不是矫情虚饰的文学词汇。

        2002年的时候，我的身体和现在比起来可以称得上很健康了。为了完成南京一个友人交给我的无关紧要的写作任务，避开嘈杂的小镇，回到老家来爬格子。一天顶多能写个三千多字，三万多字的任务打算十天完成。

   因此，即可以断定此生注定成不了好一点的作家。但凡能当作家的人，要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足够顽强的毅力。以前看到一个访谈类节目，似乎是作家阿城谈他的写作经历，当说到自己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需带上氧气，即便如此，一场写作下来，整个人都差不多虚脱了。听得我惊心动魄，几乎已经悄悄打消了成为作家的念头。即便是区区的业余作者，总不能像《上海文学》那位“述而不作”的主编，当教授的时候不写文章而整理课堂“真言”出书吧？这位主编门生弟子一大堆，有“述而不作”的资本和后盾，即便如此，还是招致了全网读者的普遍吐槽。鲁迅先生蔑视的“空头文学家”，基本上都如《西游记》里的妖精一样有些来历，要么师承名门，要么贩卖父母或祖父母的遗产，要么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东西。设若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想模仿那些金枝玉叶妄图做空头文学家，岂不是有点荒唐！

   有一天午睡起来，大约是喝了抗风湿药物的作用，觉得浑身灵活，全身不再那么沉滞僵硬，于是走出门去，顺着地边人们挑水踏出来光滑的小路，来到慢子路村祖祖辈辈吃水的泉眼跟前。在这里稍做歇息后，寻着弯弯曲曲的被野草和倒伏的庄稼枝叶隐蔽的乡间小路，往拉尕坡走去。

   蚕豆的果实挂满了四棱形的茎杆，已接近成熟；盛开紫红色蝴蝶形花儿的小豌豆，枝枝蔓蔓，铺满一地。那时候中药材价格还没有现在这么暴涨，地里种的粮食作物占大多数。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地膜纸覆盖着依赖化肥增产的中药材，偶尔看到小小的一两块洋芋或油菜，反而是新鲜事。

   越过两个较为平缓的山头，来到拉尕坡村后。农忙时节，过午时分，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人。村中心的空地上，村里人集资埋来了山后的清泉。压力挺大的水龙头没有关闭，白天黑夜“哗—哗—哗”，向外喷射着清亮亮的泉水。

   我问闲逛的后连才，怎么不把水龙头关住，要这么浪费呢。他咧一咧嘴，用手擦一擦下巴上的口水，“有啥浪费的！这么大的水还怕淌完”？

   去的时候一时兴之所至，仿佛村庄还是当年的村庄，人还是儿时的人。到了这里，第一眼看到的是村西南方，昔日兴旺的松林十来年前已被人们夷为平地，顿觉这个记忆深处十分美丽的村庄缺少了很多东西，如同脸上失去了光彩的祥林嫂，拄着长长的棍子，丢了魂魄

   遇到的个把熟人，淡漠的表情，让我失去了寻根究底的勇气。看着老远地里忙碌的身影，好意思去打扰人家？找老同学叙旧的念头动摇了，正好有个外村来这里收购野柴胡的三轮车老板，坐上他的车颠来簸去回到慢子路村。

   这便是我阔别二十余年后的第一次“寻梦之旅”——多么俗气拧巴的一个词语啊！又是一次下意识地被粗鄙文学顺手俘获。这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喝了蒙汗药似的，不知不觉间放弃来自经典文学和火热生活中孕育出来自然轻灵生气勃勃的文字，而使用一些小时候避之唯恐不及的，传染性较强的黄水疮一般的语言，久而不闻其臭，反而为使用这些黄水疮文字而自鸣得意，呜呼！

   第二次去拉尕坡，是2018年的初秋。这时候我已经被上帝安顿在可怕而又可亲的轮椅上，再也不能像2002年那次，拄个短棍子循山路而去。

    这一次在该村见到了我想见到的人马世明。

   多年不见，时光老人已经毫不客气地改变了他。可能是顽固的类风湿因子作怪，他的腰疼病长年累月不轻不重地折磨，腰弯曲下去，当年白色的圆脸膛，变得瘦而窄长，颜色灰暗，只有笑的时候双目眯缝起来，依稀还有记忆中熟悉的样子。

   按照习惯，家里来了客人，非特别厌恶者，一般都要招呼到屋里生火，煮茶，拿烟。要是再重要一点的亲友，还要从地里叫回忙碌的主妇做饭待客。

   我因为爬上高高的水泥台阶太吃力，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和童年的好友老马交谈。他进屋端来馒头、暖壶、茶杯茶叶，还有一包高级点的香烟，据说是参加群众活动别人赠送的，平时没舍得抽，存起来招待来客。

   初秋西斜的阳光从歪歪斜斜的房檐上射过来，照得院子烘热。主客围着一个上了红色油漆的小炕桌，喝茶，吸烟。谈起彼此这几十年的经历，果然是一言难尽。通过交谈知道他的两个儿子都已成年，一个在兰州新区打工，老马有时候也去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帮着管管孙子。另一个儿子做了本村一家的上门女婿。

   我这几十年挣扎的粗略情况他是知道的，相距三十多路，虽然彼此再没有见面，我在小镇上如何艰难度日，他约略知道。

   正像很多曾经熟识的人那样，隔多少年再见面，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很多预备了无数次的话题，都被静默的抽烟和劝喝茶代替。彼此都有点拘谨，一些话刚到嘴边又怕唐突，咽了回去。

   当太阳光滑落下屋脊，院子里显得暗淡，我起身告辞，老马送到村口，看着简陋的轮椅车载着鬂已星星的幼时好友出村。我走出去大老远，回身看，老马还在村头立着，干瘦的身影被金色的夕阳拉得老长。

   这些年随着老去的速度如滚下山的石头那般快，总是想起一些幼年的人和事。经常计划着找他们叙旧，费很大周折终于见了面，却总被满腔热望之外的失望笼罩。时光将一切都改变着。惊诧于对方各种变化的同时，其实，自己的心态、情感、认识的今昔变化之大，在对方眼里也差不多。

   我和马世明的兄弟马世荣是同学，马世明那时候已经升学到大庄村读初中去了。记不清我俩是怎么相识的，大约是都喜欢看连环画、小说有共同爱好之故吧，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小的时候对交朋友有酒徒嗜酒一般的痴迷，只想把世间所有觉得合适的人都拉进自己的朋友圈。

   此朋友圈却不是成年人那样貌似亲热异常，实则处处藏着玄机的微信朋友圈。成年人的朋友圈刚一开始的时候，出于新鲜感，热络了那么一阵子。稍后，日本人由衷称道的老毛病就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真像岛国人揶揄的那样，只要有三个文明古国的人扎堆在一起，虽然江湖的范围只有茶杯那么大点，也一定要兴起波澜。请看看那些中老年人急不可待地“建起来”的朋友圈、亲友群吧，识了几个汉字的，转弯抹角，含沙射影，钻头觅缝地总是在针对同事、同学、同乡、亲戚朋友、亲族邻居，遮遮掩掩地卖弄，喋喋不休地抱怨；眼红对方比自己“多收了三五斗”，话里话外表兄表弟引以为豪的那点家底，居然是全靠了自己的功劳。鲁迅先生说封建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那点招数都悉数拿出来。

   不大会使用汉字的人就直接多了，亲热劲一过去，亲友群、朋友圈干脆爆粗口，倒苦水。无非是说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而对方却没情没义。岛国人非常欣赏的这些文明古国的成年人，针尖对麦芒，一个比一个嗓门大，一个比一个有道德感；占理的是自己，忘恩负义的是被指责的亲友。于是乎，亲友群、朋友圈，建得容易去得快，要么形同虚设；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亲友们从此再不亲切地打招呼；甚至连指桑骂槐，表扬自己贬低亲友的热情也逐日降低。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此处刚做完看客，着急忙慌去别的地方瞧热闹。

   繁忙的春耕快要结束，等到“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节，我们这里的一道美食就来了（那时候可没有后来这么时髦的叫法）。有点技术的大人和小孩，到山坡上、耕地里捕捉鼢鼠（我们当地人叫它瞎瞎，大概是缘于它离开自己的洞子就什么都看不见，成了瞎子而得名吧？），拿回来收拾干净，蒸炒煮炸。可能是当地人祖祖辈辈吃惯了，感觉味道鲜美，肥而不腻，在食物种类尚没有如今繁多的农耕末尾时代，大家能在单调的伙食之外寻找到别一种吃食，对于那时候的人们的确有很大的吸引，特别是孩子们，除了大快朵颐，还能体会收获的喜悦，成为一年当中的盛事。

   我的同班同学马世荣、马英喜都是捕鼢鼠的一把好手。星期天备上干粮，结伴到离村子较远的山林里去，背一捆自制的捕瞎瞎工具，大致是根据扳弓射箭原理，经过一番改进，将它安置在鼢鼠的洞穴口。鼢鼠在洞子里腾云驾雾般冲过来撞到机关上，就成了捕猎者的囊中之物。

    星期天把很多“弓箭”安置在鼢鼠通过的地方，翌日，天不亮起身到山里看一遍有中箭的鼢鼠没有，然后手上的泥土也顾不上洗一下，背起书包急急忙忙往学校里跑。上课的间隙，来自各村的男孩子们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捕捉瞎瞎的经验，有时候为了一个枝节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到了第二天，刚打过架的两个人又勾肩搭背，嘴对着耳朵说悄悄话，亲密得不行。

   马世荣他哥和我的交情远比同班同学的二马兄弟还要好。马世明会给我捎来一个纸条：

引丛老朋友：

   星期六你和肥子（马世荣的小名）、英喜（他的堂弟）上来（他们村子在我们念书的乔家咀村的上头），我们要炒瞎瞎肉，请你来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你的老朋友马世明

              1978年某月某日

    回想起这样稚气未脱，记忆如昨，富含后革命时代文化气息的书信，心底里就会涌上一股暖流，和听到那时候熟悉的歌曲一样，把心思拉回到宛如初春雪地一行儿童脚印踩出来的歪歪扭扭如诗如画的美好往昔图景……

    我自然会如约而去。放学后，我们几个同学行走在浓雾匝地、料峭春风吹拂着的傍晚的村道上。那些年多雨多雪多雾，特别是早春时节，排山倒海的大雾从西山后升腾起来，浩浩荡荡顺着溪流的方向，朝着东方奔涌而去。有时候如江似练的白雾磨磨蹭蹭，包裹住山峦，踟蹰不前。遮天蔽日，掩去山峰，村庄，树木，都看不见了，如混沌初开的感觉，仿佛走近了神话传说的世界。

   “叮当——叮当”，远处山上传来马脖子上铜铃铛清脆的响声，恍然才知我们仍在人间。

    八十年代后，天气逐年干燥起来，大雾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罕，那种童年春季常见的大雾吞吐天地的气象不见了。最近这些年，随着雨量增多，偶有浓雾重新排兵布阵，只是气势已大不如前。

   我们到了马世明的家里，晚饭时分，马世荣叫来村里的几个同学，大家兴高采烈地坐在炕上，围着油漆斑驳的大炕桌叽叽喳喳地吃鼢鼠肉。那时候我的牙齿还算可以，小而嫩的骨头，和大家一样地嚼碎了吃下去。1996年春末，央视纪录片之窗的编导韩君倩女士一行到家里，适逢有亲友送的瞎瞎肉，北京兰州来的客人们不敢下咽，县城里开车的司机说他当年下乡的时候吃过，见大城市的人如此胆怯，他演示一遍，韩导他们依然还是不敢吃“老鼠”。

   夜里，屋外春风吹得呼隆呼隆响，马世明家在村子西头，过一条细细的小河就是蓊蓊郁郁的松树林。夜风送来阵阵松涛，我俩讨论林海雪原上的情景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体验呢。我们那时候有说不完的话，一部电影，一本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谈论很长时间。叙述故事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杜撰，有时候会争论不休，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对方补充了自己漏记的部分而笑个不停。我困的支不住，睡了一会，翻身时睁开朦胧睡眼，只见老马（彼时还是一匹很小的小马）趴在枕头上，煤油灯放在近前，上身加盖着他的棉衣，聚精会神地还在看小说。我嘟囔一句连自己也未必听清的话，再入梦乡。

   次日，他们家里的大人们都去地里劳动，二马兄弟们也各自忙碌自己的活计去了。那时候的孩子们，放学在家，都不让闲着，总有一些适合各自年龄的家务活分派给你。

   村子里显得沉寂下来。我一个人拥被在热炕头，旁边是一堆马世明给我找来的连环画和小说。记得有一本纸张粗糙，颜色泛黄的《星火燎原》，记不起是哪一辑了，一个白天，加上夜里看了一点，一本书宣告结束。那时候囫囵吞枣，急急忙忙追逐着故事情节，把没有战斗和大发议论的章节省略掉跳过不看。如此想来，像我现在这样隔三差五发一通半通不通的议论，这样的文字，读者是没有兴趣看下去的。成年后，特别是进入老年之后，对过分细腻的故事情节和吸引眼球的热闹场景没有了往日的兴趣，反过来喜欢干巴巴的大段大段的议论，甚至是一些枯燥的纯理论——得罪，这里绝无卖弄自己的意思。

   只要不是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的伪理论，凡持之有据，言之在理的文字，再枯燥也愿意拜读。同理，要是故弄玄虚，或一肚子私心导致的歪理邪说，哪怕名气再大，文字再怎么花里胡哨，也一概不看

   夏天到来的时候，我再一次应邀到老马家去做客，从他家整整齐齐的干草垛边走过长长的草坪，一条自山背后斗折蛇行而来的小河，在茂密的小灌木林下淙淙铮铮地流淌，要不是走到近前，哪里看得见这里埋伏着的清溪。浅水处支棱着脖颈洗澡的黄脊梁野雀儿，拖着滞重的翅膀，扑棱棱飞向稍远处的松林，站在树顶啾啾叫着，仿佛是挑逗你追赶它。

   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呆想，跨过清溪，越过格桑花盛开的草甸子，不多远就是那片春季松涛阵阵的大林。林脚下茂密的草丛中就有星星点点或成片的野草莓，我是多么想走过去采摘草莓，特别是踏进那神秘的松林一看究竟。有多少好电影、好小说的惊险故事，都离不开高大的树木和让人产生无穷遐想的林间小道！

   可惜，天性懦弱，自小胆怯，后来才知道是与生俱来的神经衰弱症、强迫症一类，看见青蛙、蛤蟆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半天回不过神来。因此，直到现在，深一点的草丛还不敢涉足，生怕冷不丁跳出一只鼓眼睛的青蛙小哥，或阴森缄默的蛤蟆大婶来。

   夏日骄阳的烤炙下，风中飘来松林散发甜滋滋的味儿。难怪这里的蜂蜜红黄透亮，甘甜中带着辣味，与别处不同，据说就是松花酿出来的蜂蜜独有的味儿。

   听肥子（马世荣）他们讲，秋季庄稼成熟了的早晨，梅花鹿会探头探脑地踱出松林，到清溪边喝水，然后偷偷摸摸钻进燕麦地里歪着嘴，慢慢吃一长串一长串渐变红色的燕麦穗。……有一次，小鹿没有经验，被村里人追赶急了，慌不择路跑到人家里，关起大门逮个正着。

   夕阳西下时，去山里的人陆续回来。跟上大人采挖贝母的孩子们蹦蹦跳跳，唱着歌儿，头上顶着香气扑鼻的狼毒花编成的草帽，挽起裤脚，鞋子被露水打湿，脸上故意用野草莓涂抹得如关老爷。

    马世荣、马英喜他们的干粮袋成了百宝囊，一会掏出来一个乱蓬蓬的鸟窝，里面有几颗琥珀色的雀卵，一会掏出来一把酸酸甜甜的嫩杆杆，一会是一抔小猫眼珠色的叫梅棱儿的小山果……

   肥子他俩悄悄拉我到门外，说在林子里抓住了一个鹰儿子（雏鹰），带回来怕家里大人骂，他们用细绳子拴住腿，绑在小树岔子上。待天黑后家里大人睡了，去林子里拿回来，偷偷把它养大。

   我被他们的秘密吸引，兴奋异常，看小说的心思也没有了。只等天黑后他们到林子里拿来那只神秘的雏鹰。

   谁料做事不周密，被马世荣父亲发现了端倪，一顿臭骂，像杨子荣押着小炉匠那样，二马乖乖低着头跟在他父亲身后，到村外的林子里把绑缚着的鹰儿子放掉了。回到家里，他父亲仍然心有余悸地说：“一个是狼儿子，一个是鹰儿子，万万不可往家里带。大狼和老鹰会闻着味道找来，为了它们的孩子，就要咬人，啄伤人的眼睛！”

   看不到雏鹰的遗憾被老鹰报复的恐惧抵消，夜里打破砂锅问到底地向二马和他们的哥哥咨询了很多很多和山林有关的知识，如狼儿子鹰儿子不能带回家；阴天一个人进林子，会被“迷魂子”（一种专门迷惑人，住在山林里的鬼怪）引到悬崖上跌下去……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掏雏鹰的男童，成了儿孙绕膝的半老头子。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们，就会在梦里循着童年的足迹，走近那片1990年代初被附近各村的人们剃成光头的松林……

   那阵阵松涛，那走出林子喝水的梅花鹿，那林间的贝母、琥珀色的雀卵、小猫眼珠样乌亮的山果，成了最美好的记忆。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宋.蒋捷）

　　（2024年8月6日——8日草成）

四，人才辈出的村庄

      ———乔家咀篇

   八月一日上午，我在山神背后小卖部门前辞别两个王先生，正要往上斜坡方向走去，身后有人大声喊我：“喂，喂，你要哪里去？”

   掉过头来，一个开浅绿色电动三轮车的半老头子，车厢里坐着他的太太。

   是乔家咀村的马兄，我外婆妹妹的孙子。

   递烟过去，问他去哪里。他说到当归地里看看，马上就回来，让我去他家里坐坐。我知道这时候的农人都很忙，说一会儿就回家来只是见了亲戚的客气话，不能因此影响到人家的农活。

   我给马兄其实解释不明白我此行要去哪里。就说去上斜坡，那么去该村干什么？“千里来寻故地”？既没有“千里”，更没有老人家“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旧地重游的豪情和重新点燃大众希望之火的谋国之重。我只是日子过于寡淡，出于克服寂寞的一点闲情逸致，到儿时留下美好印象的老地方走一走。这个理由若说给老兄听，出于对国人很少说真话的固有印象，他以为我是别有隐情的。于是含含糊糊地寒暄了几句话就告辞。

   从上斜坡下来，路过乔家咀村的时候，停下车子，透过一人多高的艾蒿，望了一会白杨树掩映的村庄。

   我们念书的时候，村里只有一些酸瓜刺树（初夏开白色小花，随后长出绿色酸果的一种茂盛的灌木），还有我们叫千层纸（树皮一层一层可以剥离，有很多层，大概因此得名吧？）的小乔木，这种树树龄很长，听老辈人说他们记得的时候就这么高，随便能活个一二百年吧。高处的树杈上有歪来扭去磊上去的喜鹊窝，不知已经建起了几层楼（据说喜鹊窝是逐年加高，如这些年人们盖楼房似的）。喜鹊窝近旁的老年人警惕地提防着鬼头鬼脑试图掏喜鹊蛋的男孩，和喜鹊比邻而居在当地农村看作是极佳的风水，谁要觊觎喜鹊窝就是对人家风水的蓄意破坏，事关风水，干系就大了。

   最近这十多年乔家咀庄里栽种起如此多的白杨树，感觉面目一新。房子修的越来越气派，一排排砖瓦房中间，再高耸起一两栋二层楼，这些年外出打工和种植药材升价，村民的收入不同于以往。

   我是1977年的正月到乔家咀小学报名入学的，家里到学校有四五里路，对我一个腿子有毛病的人来说太远，父亲几经努力安顿在他青年时候的好友姚伯家里。姚老伯属于农村中能工巧匠加知识分子型的人才，他没念多少书，因心灵手巧，掌握了很多农村必不可少的知识。他会木匠，能给人修简单土木结构的房子。他跟上师傅学了点医，老伯人很聪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很快就青出于蓝。附近村子有人头疼脑热、拉肚子、关节炎一类常见病，他会打安痛定、庆大霉素一类西药。

    他擅长的是针灸，那时候农业社尚存，全村人在一起劳动，外出办点事要向队长请假。姚老伯白天忙着生产队里的农活，晚上放工以后，经常被人请去看病，出门时衣服口袋里装着煮沸消毒的小铝盒、体温计、银针（我们当地人称它干针，区别于注射液体的“湿”针吧）、几支注射用西药，硬纸盒盛着的艾绒等工具。

    姚老伯回家来一般就迟了，到邻村给人看病，测体温，打针，开点西药片子打发病人家属到保健站取药，若病情需要的话，再用银针治疗一番，退针之后，用手搓的小艾炷挨个灸一遍。这些过程用的时间比较长，完毕之后病家会好吃好喝地招待一顿，那时候虽然人们吃的没有现在花样多，给请来治病的医生，都愿意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

   如果我和秀林、秀峰（老伯的两个儿子）还没有瞌睡，就能听见苍凉悲壮（现成形容秦腔的词句，我自己对它还没有一个觉得恰当的形容词）的秦腔声自乔家咀阴山面牌坊梁（地名）的路上清晰地传过来。1977年开始，被搁置起来好多年的一些今天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都重见天日，秦腔戏就是其中之一。自此，时代特征很鲜明的那些歌曲被秦腔替代。姚老伯嗓门洪亮，中气充沛，记性好，肚子里有大段大段的“乱弹”（西北农村对秦腔唱段的称谓）。山村寂静的夜晚，戍守三关的杨六郎，为弟报仇的刘皇叔，这些古人的内心独白，通过姚老伯一副好嗓子演唱，走进我们这些一出世就装满了新文化的脑袋。从此，古老的传统文化和已融入血脉的新文化，开始在小小的心田上同时生根发芽。几十年来此消彼长，互相抵牾，又互相融合，像我们吃进去的面粉、蔬菜，都变成了骨骼筋肉，以至于究竟哪一部分是红色食粮提供的营养，哪一部分是绿色蔬菜变化而来，谁能说清楚！

    姚老伯在我和两个小姚的眼里，最出彩的还不是别人看重的木匠、医生职业，而是他除了一肚子秦腔“乱弹”，还有我们沉迷其中的讲故事的本领。当地给吸引人的故事叫“古今”，或是“古经”？不得而知，总而言之把叙述《洪湖赤卫队》等电影情节，也称作“说古今”，这就是方言土语的特征。说它局限、逼仄也好，说它生动、亲切也罢，就是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沿用下来。

    姚老伯属于记忆力超群的那种人，他给我们讲述的水浒故事，后来到自己能看小说了，才惊愕地发现，人家连“清风寨”、“刘高”、“清风山”这样生僻的人名地名都没有说岔，至于小李广华荣、镇三山黄信这些知名度较高的名字更不在话下。

   文化不够发达的农耕时代，人们口口相传，硬是把一些经典故事一辈辈流传下来。姚老伯给我们讲的水浒故事不是很多，大概是他的仓库里存货有限，他从自己的师傅那儿记下来的也就这么多吧？我们三个男孩死乞白赖地纠缠，也就讲了那么几出有关水浒传的“古今”

   从前走州过县的那些民间艺人，除了个别“家底”特别丰厚的人，大多数在自己的师傅那里只学来了有限的一部分。如说书，每个人能精通部分章节已经不容易了。如此想来，封建社会对于文字、文化等故意设置重重障碍，将其据为己有，享受小众垄断的特权，生怕老百姓掌握了文化、技术之后，他们自己没有了奇货可居的资本，把本应该属于大众的精神文化财富，由一堆可怜巴巴的精英们囤积居奇，当成私人的物质财富，锱铢必较地高价出售给老百姓。不是想着怎么推广给社会大众，而是千方百计“埋起来”秘而不宣，封建社会精英集团的小器和促狭，本该引起他们同时代人的愤怒或怜悯，谁料大家都沉浸在井底之蛙的合唱中，这是多么讽刺的现象！与之相对照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文化的大力推广，普及，抱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情，唯恐大众学习的太少、太慢

   衡量一个时代是否进步，只需看看是不是给大众毫无保留，无私地奉上知识和技能。如果仍然抱着祖传秘方、待价而沽的心态；仍然在科技文化上搞神秘化、小众化、盈利化的老一套，就证明着落伍和不人道。

   当地的农民秦腔戏班子是1977年开始兴起的，往前几年，这些后来很活跃的秦腔演员们一丝不苟地演着《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新戏，唱腔是本地人完全陌生的京剧。不得不佩服这些乡土艺术人才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仅仅就是听了些收音机里的唱段，经下乡来的工作人员一顿排练，竟然像模像样地能将前无古人（当地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京剧）的现代京剧演唱得有板有眼。秦腔一夜之间恢复起来，大众相对更轻车熟路一些，除了春节期间和各村庙会必须的秦腔戏，田间地头，庄头村尾，到处都是秦腔，其影响之广，深入到千家万户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锥处囊中，自然要颖脱而出。姚老伯通过饰演秦腔《十五贯》里男二号熊友兰，他在唱戏方面的潜能被大家认同，一场戏下来几乎就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十里八乡的人都在谈论这些骨干演员。那些年秦腔在西北农村盛极一时，我们当地的农民业余秦剧班子，过年的时候锣鼓喧天地到各个村庄里唱戏，最远一直走到甘南州卓尼县的柏林乡十大花滩等地方。听姚老伯说，那里的藏民对秦腔也很喜欢，潘仁美害杨家将的故事，由于他们演的过于逼真，惹恼了当地的藏民（甘南卓尼县的藏民不知何故有很多姓杨的），有人吆喝着要把饰演潘仁美的演员拉下台痛揍一顿，云云……

   姚老伯八十年代初做起了生意，在当地收购了野生中药材柴胡、秦艽、赤芍、防风等，几个人合租一辆解放牌汽车拉到陇西文峰镇药材市场去卖。

   在当地人心目中，那时候的陇西似乎比后来的深圳还要遥远而神秘。八十年代开始流行长头发，喇叭裤，录音机，迪斯科，胳膊上刺龙画虎，一个光怪陆离又热气腾腾的时代到来了。姚老伯属于勇立潮头的农村创业者，从陇西回来，尽管离我们只有百十里路，经过老伯说书人绘声绘色的一番叙述，感觉中陇西就成了电影、录像里的香港，竟然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那么多的探宝者，那么高明的骗局，神秘莫测的武林高手，南方过来的男女富商，大隐于市的神医神术，埋名隐姓的达官显贵……

   老伯说书人的天赋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如电影编剧，给听众们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提供了一个扑朔迷离文艺化的陇西。“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让子弹飞》），让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青少年望眼欲穿。

   姚老伯于去年正月离世，享年八十岁。老人去世后，让人不仅要感叹我们这个小小地方众多人们语言文字的乏味和无趣。同样的一些经历，姚老伯嘴里讲出来风生水起，曲径通幽，跌宕起伏，而让别人说出来，只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平常琐事。姚老伯是农耕时代末到工业化来临之际产生于农村中的文化人才，恐怕以后真的不会再有这样会唱戏，会说书的有趣人物了。文学市场化带来语言的普遍粗鄙，网络时代语言文字的越来越丧失诗情意趣，我们已经显著地感觉到读书人，甚至以写作为职业的人，语言文字干瘪得拧不出一点水来。即便是引车卖浆者流，由于手机电视的大量侵蚀，自觉不自觉地邯郸学步，再也难有王熙凤、孙悟空那样让人忍俊不禁，发人深省，妙趣横生的说话艺术了。如果说现当代科技文化进步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方便，那么说话艺术的丢失，语言艺术的“水土流失”过程，是无法避免的副作用？

   说完了姚老伯，好不容易才要进入与学校有关的话题。还不定然呢，大约是话痨惯了，博士买驴，多少张纸浪费掉了，还没有涉及“驴”字。

   有关我和乔家咀小学的故事，因生活的积累不足，几十年的时间内早已把过去的一点存货挥霍殆尽，小楼上听书的日子（十多年前草草成文，蒙友人抬爱发在他负责的刊物上）；音乐体育的年代（2014年该文参加征文比赛，也发表过了）；该村那些个性突出的“人物速写”式记录，也断断续续出现在拙文中，这么看来，几乎到了无矿可采的地步？非也！多少年尽管走马观花地说了一些人和事，但，只要有心，生活的海洋中总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只要愿意潜水，海底深处，有着比宽广的海面上更加丰富多彩的别一世界。

    本文开篇说到的姚老伯属于农村中难得的人才，说实话，这个不过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的确有不少人才。虽然离我们村子仅仅几里路，我十一岁初次从家里走出来寄宿念书，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村庄明显不同于我们的村庄，见到的大人孩子都是生命力饱满，说话有趣，举手投足间自带灵性，“乡里人不识货，货比货”，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和我们那个沉闷，压抑，呆板，机械，僵硬，滞涩的村庄比起来，他们刚好就是活跃，自由，灵活，机智，轻灵，通达！

    我们村子也是四五十户人家，大多数像阴山面的那两棵不知道树龄的古松，都是地地道道的老户，移民而来的仅一两家。乔家咀则相反，全村绝大多数人都是外来户，虽然他们的故土并不甚远，一旦经历了抛妻离子，躲避债主，畏惧仇敌的心路历程。一根扁担挑着寒酸的家当，爬山涉水而来卜居的新家终究是寄人篱下（他们多数是解放前迁徙来的，自然要屈居当地富户之下，看人脸色行事）。这样，就和我们那个灰暗停滞的村子形成反照，少了些保守，多了些创新；少了些木讷，多了些活泼；少了些坐井观天的自负，多了些四海为家的谦和；少了些锱铢必较的悭吝，多了些得过且过的豁达……

   可惜，我给这篇短文盘的底子还是太小，光是两个村子的对比，就可以写万把字，自然是容纳不下，姑且打住，如果以后有机会，专门写一下僵化的村子和灵动村子的内在区别。

　　原计划这篇稿子是要写写童年的林冲、鲁智深，“人才辈出的村庄”，姚老伯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然后再写几位印象颇深的中青年才俊，文章的核心是自己在小学遇到董超薛霸式人物，野猪林难以逾越之际，少年鲁智深从天而降，驯服了董超薛霸，帮我度过难关。如此感人一幕，因不善于调遣文字，如果再写下去就要主次不分，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了。只有就此停下，把人才辈出村庄的中青年才俊和我记忆深处的少年鲁智深另外成篇，给这篇拖拖拉拉，意犹未尽的拙作画上句号。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宋·陆游）

（2024年8月10日——15日）

　（图文来源于诗的红三角，责任编辑：桂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