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昌龄家居蓝田下
辅民兄说王昌龄隐居石门山,我之所以不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王昌龄家居白鹿原,离八里原并不远,又为什么要隐居石门山呢?
关于王昌龄的籍贯,向有江宁、太原、京兆长安之说。江宁为昌龄曾任职之所,此说不足为信。而太原之说不仅有《河岳英灵集》和《唐才子传》为凭,而且王昌龄本人于《洛阳尉刘晏与府掾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中也说过"旧居太行北"的话。
至于京兆长安之说,证据更多了。
《郑县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中有一句"本家蓝田下",明确指出他们王姓所居之处同蓝田相邻,那么,地处蓝田以下的只有属于今长安区和灞桥区的咸宁县,其北和西通过白鹿原和八里原同蓝田县交界,海拔低于蓝田。
《灞上闲居》又说,“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轩冕无枉顾,清川照我门。”灞上,就是白鹿原,于西和北雄居灞水之上,所以叫灞上。史记中《秦始皇本纪》中说,王翦伐楚,始皇送行,别于灞上。《项羽本纪》中说汉王刘帮军灞上,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但白鹿原上没有过一个叫做滋阳村的地方。"滋阳村"又作何解呢?
从字面上解,“滋”指滋水,即灞河;“阳”谓水北,"滋阳村"就是灞河以北的村子,那这个区域就大了。确实,就在今天的临潼华清池旁边,有个芷阳村,同"滋阳村"同音,但它也不在灞上。
作者只不过通过谐音,告诉我们他住的灞上是唐时芷阳县所属。芷阳县,秦时所置,《长安图》“自骊山以西,皆芷阳县地,”盖秦时芷阳地甚广,不止霸上。唐时,一度曾分万年县(以后为咸宁县,即清长安县东半部分)白鹿原上部分为芷阳县,后又复归万年县。昌龄用"滋阳"指代"芷阳",实际是指他就住在唐之"芷阳"所在之白鹿原上,也就是今荆峪沟以北的狄寨原上。
王昌龄家居于荆峪沟以北的白鹿原北原上,也可以从他的诗中得到证明。譬如《独游》中说,“林卧情每闲,独游景常晏。时从灞陵下,垂钓往南涧。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荆峪沟位于狄寨原南,所以王昌龄称之南涧。荆峪沟沟深水盛,产银白色鲤鱼,迄今为当地乡民垂涎。
"滋阳村"既是托名,那它倒底在狄寨原上何地呢?
王昌龄另有首《别李浦之京》诗:“故园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这是说得更清楚,他家在灞陵西边。灞陵是汉文帝陵。附近又有母亲薄太后陵和妻子窦后陵。汉文帝亡时,薄、窦二人尚在,遗嘱三人后事说,其陵墓以后要顶妻背母。因此三人墓距离不远。这个狄寨原上乡民自古相传。今汉文帝墓已正式发现,就是被盗的江村大墓,位于薄太后陵北,窦皇后陵西,恰好背母顶妻。
王昌龄家在灞陵西何处呢?再看《灞上闲居》中的“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轩冕无枉顾,清川照我门”,鸿都客一语双关,一是指优悠自在的仙人,另一意借指秘书省,轩冕原指古时大夫以上官员的车乘和冕服,后引申为借指官位爵禄,国君或显贵者,泛指为官。该句是说,中第回家之后,众多当官者来屈尊看望自己。从这句看,这明显是王昌龄中第补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归家后的得意之作,就好象孟郊中第后的"走马观花"一样。既然皇都在西,从西而来,那么对着昌龄家门的"清川"是哪个川道呢?
北边灞川道原高坡陡,自古车辆无法攀登,往来只能走西边原坡东出长安的官道,按照就近顺道看望的常理,诗人的家应该在离大道不远的西边原坡上,而西边原坡正对着浐河川道,清川对面就是街坊纵横如棋局的大唐皇都,诗人家门向西而开,背靠崖坡,位于白鹿原西边原坡的坡塄上。
并且从王昌龄的诗看,王昌龄的家应处于薄太后陵西北方向。《长歌行》中说,“北登汉家陵,南望长安道。”因为汉文帝陵未起封土堆,没有明显标志,以致清代毕源将凤凰嘴误当成了灞陵。因此王昌龄所登汉家陵自然是靠西的薄太后陵。薄太后陵北一直是汉唐狩猎的原始森林与田地,南面200米处的长安大道。常人一般不会从北面登陵,只有住在陵西北,才会于北面登顶,观望长安道上人来车往,轱辘交错。这条道上,行人从长安西来,爬完十里长坡,于当年李广夜宿的灞陵亭驻脚歇息。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王昌龄所写的“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独饮灞上亭,寒山青门外。……古人驱驰者,宿此凡几代。”
众所周知,王维在辋川买下了宋之问的别墅后,进行了整修后,将之当作了自己的家,于是日间在长安上班,晚间再回辋川,就这样半官半隐。而王昌龄家就在鹿原,长安附近。当校书郎时,晚上可以回鹿原,又何必隐在石门山?
对此辅民兄解释,唐代官员都有职田以资俸禄,也许王昌龄的职田在石门山。我进一步疑惑了。职田是官田不是私产,可以取职田出产作俸资,但不意味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王昌龄又何以能建筑并于其上隐居呢?就好比今天的承包田,可以种收出租,但不能建房,是同一道理。这就是我和辅民兄意见分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