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湖北首义之地官员的做派与风格

——张难先生平侧记之三

 

作者：张铭玉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首义在湖北省爆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共和国。然而，近二十年来，官场风貌的变化却不尽如人意。张难先却绝不随波逐流，秉持“纵使身在深渊底，也要抬头迎月光”的信念。

 

    1930 年 12 月初，蒋介石召见张难先，告知他将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浙江省乃蒋介石的家乡，历来对于浙江省政府主席的人选都极为慎重。何应钦等蒋介石的亲信先后担任过此职，彼时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正是被蒋介石尊称为“我的良师”的张静江。

 

    面对如此重要的封疆大吏任命，张难先深感困惑。他向来不依附任何派系，更非蒋介石的亲信。因而，对于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张难先力辞不就，先后五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去此职，却均未获同意。

 

    原来，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渴望在任内多创政绩，却未能量力而行。他在各个方面皆有举措，致使机关林立，负债竟高达四千余万。彼时，刚刚结束的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耗费了巨额钱财。在国民党新军阀的连年混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迅猛发展，已建立大小十五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至十万人。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后，掉转兵力，准备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又急需大量军费。其中央政府财政一时呈收紧态势。张静江在浙江省难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局面实在难以为继。

 

    面对这个负债累累的残局，鉴于张静江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继任者极难放手为张静江收拾烂摊子。蒋介石苦于在亲信中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又不愿其他系统的人插手浙江事务。在这左右为难之际，蒋介石看到张难先从不依附某个派系，派他去可不必担心其他派系插手浙江。唯有派张难先接任，才能使浙江的事务不致陷入僵局。所以，尽管张难先五次辞职，蒋介石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

 

    无奈之下，张难先只得答应前往浙江。他想到 1928 年与严立三、石瑛在湖北省政府共事，皆为政清廉，相互支持，事业有成。此时严立三在庐山隐居，难以请出；石瑛隐于学生之中，不问政事，在武汉大学任教授。张难先恳请蒋介石任命石瑛为浙江省建设厅厅长，获得批准。

 

    1930 年 12 月，石瑛接到张难先寄自南京的信和聘任书，聘他为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张难先在信中的语气不容商量，一定要他去浙江任职。石瑛对张难先的为人、为官之道十分敬佩，难却老友的面子。张难先见石瑛来到杭州，十分高兴，高声说道：“蘅青，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谢谢！”石瑛笑道：“义公是邀弟来做官的，何言谢字？”张难先微微一笑说：“你去庐山访严立三，我便知你犹存隐居之心，只是尘缘难了，故打算在校园‘隐居’。是我打破了你的清静。这份面子，岂能不谢？”谈话中，石瑛得知张难先来浙江，随行的只有刘南如、聂国清、贺有年等四位幕僚，他还兼任民政厅厅长。除建设厅外，其他原任官员各安本位，摒弃任用私人的官场旧习，这让石瑛十分赞同。他笑道：“义公是省府主席，仅带幕僚四人，弟为厅长，自不能也带四人，暂定三人吧。一个是李振凡，这是个年轻人，大学毕业，英语很好，曾在湖北建设厅任水利局会计专员，为人忠诚，不世故。二是郑尧夫，曾在原武昌大学任过我的助教。我曾让他代管过学校财务，账目清楚，一笔不错。拟由他管理建设厅审计工作。三是胡忠民，此人你是知道的，拟请他来管水利。”张难先连声说好：“蘅青任用之人，定是正直、干练、廉洁之士。蘅青，我之所以请你来，只因一省之财政开支，建设厅是最大的，若用人不当，误国害民不浅也！我虽不敢说要在浙江留下多大政绩，也不能让浙江百姓说我湖北人来刮浙江地皮！得让世人看看我湖北首义之地的官员是何等做派、何等风格！”

 

    郑尧夫上任建设厅审计主任不久，就办了一件令张难先称赞的事。原来建设厅在定海办有水产学校，学校拥有两艘渔轮、一家罐头制造厂。校长是前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女婿。他依仗张静江的关系，平时只申报渔轮出海、燃煤、燃油等支出，却不将捕鱼、制罐头等收入上报。他以买渔具之名到日本旅游，花费数百元，回来到建设厅报销。郑尧夫不予报销。张静江听说后，自认为虽然已不再是浙江省主席，却还是国民政府最早常委之一，蒋介石还以老师尊称，于是亲自给石瑛写信：“请厅长看在昔日同居法国、患难与共的情谊上，手下留情！”石瑛在信上批示：“依法追究。”张静江得知后，气得说不出话来。

 

    1930 年 12 月 13 日，张难先来到浙江，省政府安排他入住澄庐。张难先进入澄庐，见其穷奢极侈，决定另寻房舍租赁安家。几天后，他看好城头巷的一处民居，随即搬家离开澄庐。公安处见张难先与普通市民杂居为邻，提出派人警卫他家，张难先坚决不要，他说：“我家大门半夜洞开，也没有人来偷东西。”

 

    “张难先居住在菩提寺路十二号，每日清晨，他常提竹篮一只，亲上龙翔桥头买小菜，往往和贩夫野叟、卖菜村姑谈论桑麻，询问丰歉。”

 

    《大公报》驻杭州记者及驻杭州办事处主任樊迪民（又名樊篱），署名“迪民”先后在《大公报》发表《浙省之财难》《浙省财政山穷水尽》《浙省政府提倡节约》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人家都说浙江是东南富庶之地，但是连年内战，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财政。因此，这个看似小康的地方，早已向人家借债度日，不过外观还好，正像一个空心大老官一样徒有其表，内里却是十分凄惨。”从《大公报》的报导可见，张难先面对的浙江省财政困境实在难以想象。

 

    代财政厅长王澂莹表示：“浙江财政业已濒于破产，开源既不能，只有从消极方面去节流。前省府十九年度预算，竟超出一千数百万之巨，而田赋之不能悉数收齐，则尚未注意及之。”因此，以张难先为首的浙江省政府厉行财政紧缩政策，积极应对财政困境，已是大势所趋。

 

    张难先于 12 月 13 日到达杭州，16 日举行省政府就职仪式。到杭州仅六天，他就对浙江省的经济状况有了了解，分析出问题产生的症结，理出解决的思路。19 日，张难先召开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 364 次会议，提出“本府各厅处月支经费预算及每月实支状况并组织条例提请核议修正案”“关于本省建设计划及现在进行情况并经费收支状况拟具报告提请核议案”以及“本政府行政人员任用数额应依据法令不得额外扩充请公决案”三项，得到会议通过。会议决定大规模紧缩财政，裁减人员。

 

    自古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上述会议决定后，张难先就开始烧第一把火。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第一把火竟是烧向他自己！

 

    当时的制度是省主席月薪 600 元，但兼职不兼薪，即他兼职的民政厅长是没有月薪的；省主席另有办公费 400 元。兼职的民政厅长还有兼职办公费 400 元。他的正当月收入是 1400 元。他提出办公的纸墨笔砚、车马交通等，省政府都有安排，不再需要办公费用。他每月只领省主席月薪 600 元，而省主席办公费、民政厅长兼职办公费共 800 元分文不领。对此，许多人疑惑不解，张难先解释说：我们的家用实际十分节省，我夫人生活极为俭约，绝对没有养尊处优之官太太的各种恶习，故一家开销有一二百元已足。至于每月的房租、日常必有的应酬以及各种善举需要的款项，我的月薪所余部分可供使用。

 

    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而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在 1931 年 1 月 17 日出版的《生活》期刊上发表文章“张难先之难能”。这样评价说：“张难先此次来浙，以紧缩为标榜，以节约示人民，对自身尤能贯彻以养廉之旨。主席兼民政厅长，虽兼职不兼薪，然均有公费可领，张氏以此项公费，等于领薪，改头换面，徒美其名，似非节约时期所应有，故特以身作则，提出不领公费之主张，将本人应领之公费，一例停止给发，自谓本人系一介寒士，得此薪给，已是一家生活之需，何必徒靡国帑，故决定不受……从前官箴有所谓‘清慎勤’，此三字固不能概括优良公仆所应具的条件，但亦却为优良公仆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张氏即取公费，亦为应得之款，非中饱括来者，原无伤於所谓‘清’，但在今日民贫官阔的一塌污糟中，张氏此举未尝不可使黑尽良心的贪官污吏，所谓‘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悉由侵蚀国家之收入，吮吸人民之膏血而来者’略知愧怍。”

 

    对于张静江留下来的摊子，张难先区别对待：

 

    对于有利于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项目，如杭江铁路，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张难先认为一定要造好杭江铁路，但缺乏筑路资金，工程被迫停工。他亲自登门拜访杭州市商会会长王竹斋，希望他能协助推销建设公债。王竹斋感于张难先的廉洁奉公，欣然许诺，并亲自向巨贾富室推销，终于使杭江铁路继续施工；

 

    浙江沿海，为防海潮建有堤塘，形成沿海防海潮的工程体系。杭州海塘为钱塘江北岸明清海塘（杭州段），分布于现在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及上城区、西湖区、临平区、钱塘区，全长约 125 里；萧绍海塘（杭州段）为钱塘江南岸明清海塘（杭州段），分布于现在的滨江区、萧山区、钱塘区，全长约 134 里。其中以浙江钱塘江口最为关键。1931 年 2 月 1 日，浙江省政府向报界通报施政报告指出：“杭海临平绍萧三段海塘关于江浙七郡人民生命财产，历朝均认为要政，所有三段海塘年久失修，危险堪虞。”

 

    兴修堤塘工程当务之急是筹措经费。张难先、石瑛费尽周折贷、借。建设厅接到下面呈报称，修筑险塘所需要的黄沙，被商家以次充好，而监管材料的负责人员知情徇隐。鉴于案情节重大，决定将该案人犯一并移送法院办理，同时饬令工程处严格管束所属职员，不能玩忽职守。

 

    有关民生的，如自来水、电气厂等重要建设，仍然想方设法保证不停工。由于张难先要求这类工程一定要坚持做，而它们需要的资金量大，筹措资金又十分艰难。建设厅厅长石瑛感到，一边是建设经费如此枯竭匮乏，一边是张难先坚持要做，实在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遂向张难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张难先耐心劝说石瑛：我知道难为你了。去年初到杭州，我曾说，我们到浙江省，不能让浙江百姓说我湖北人刮浙江地皮来了！得让世人看看我湖北首义之地的官员是何等做派、何等风格！我们不是来刮浙江地皮的，再困难，绝不能“横征暴敛”，更不能“杀鸡取卵”！回想当年湖北革命，革命是一定要搞的，但是，湖北革命党不可能照搬南方革命的方略，出洋募捐、购买枪械……没有钱、没有枪械怎么革命？！急切中才想到投入新军，改造新军为革命军，终于武昌首义成功。我们再坚持一下，开辟另一条途径。如果我们尽心尽力了，还不能解决困境，那时，我不仅答应你辞职，还会“去则同去，留则同留”！石瑛打消辞意。

 

    开源节流是解决财政困境的办法。张难先在“开源”上“千方百计”，在“节流”上“大刀阔斧”：

 

    张静江开工许多工程，聘请许多洋顾问。这些洋顾问在杭州住别墅、拿高薪。前建设厅聘请的外国水利顾问，其开支竟占了全省水利经费的一半！张难先与石瑛商议后，石瑛下一道命令，辞退这些洋顾问。洋顾问不找浙江省政府，而是去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庇护”，企图以“外交争端”压服浙江省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就此事“函告”浙江方面“酌处”。石瑛坚决不收回成命。省政府轰走洋专家的事在杭州百姓中引起热烈反响；

 

    张难先决定采取减缩政策，停办不急不重的事业、合并重叠机关；事少了，将相应多设的机关都予以裁并；以前就有许多机关人浮于事。经过裁并机关，冗散人员就不少，张难先不问他们背景如何，只看事业是否需要，不需要的则一律裁汰。竟节省大量的政府行政开支。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国各省一律于 1931 年 1 月 1 日裁厘。厘金是清朝太平天国时期至 1930 年代民国征收的一种地方商业税，不利于营商环境。张难先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就对厘金的弊端有深切了解，也有进行税制改革的经验。

 

    1931 年 1 月 23 日（农历腊月初五），张难先在省政府宴请报界时表示，本省目前举办的营业税，人民大多不了解其内容。厘金为历来病民秕政，而营业税实为良税，但一般人都富于保守性，旧习难改，所以旧的虽然坏，日久已不觉得其苦痛，新的虽然好，仍不免观望怀疑，致新税的推行，还不能全无阻碍，“很希望各位帮忙宣传，能使人民明了其内容，这是省府同人诚恳拜托的。”随后，张难先邀请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作有关营业税的报告；同时定期邀请省内外商界领袖及经济专家举行会议公开讨论税制改革，根据会议结果出台了《浙江省征收营业税条例》及《浙江省征收营业税条例施行细则》，提交省政府委员会第 372 次会议通过，报财政部备案。

 

    ……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1931 年 8 月 15 日，自来水厂正式向居民供水。第二天召开杭州自来水厂成立庆祝大会，场面十分热闹。

 

     1932 年 2 月，杭江铁路通车至金华。

 

    张难先、石瑛继续筹资建设杭州闸口发电厂。1932 年 10 月 5 日，建成发电，总容量 1.5 万千瓦，是当时浙江省最大的发电厂。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日寇在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2 月 3 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次大会，同时出现南京、广东、上海三地各自召开国民党四次大会的分裂现象。广东的国民党四次大会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 12 月 12 日下野。蒋介石在下野前，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还按照自己的意愿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和甘肃四省政府。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江西省主席鲁涤平调任浙江省主席。

 

     12 月 19 日晨，张难先就和当初来浙江上任一样，只身一人，如同普通百姓一样，乘三等车离开杭州。当晚抵达苏州，投宿一小旅馆。

 

    张难先在离任时曾表示，他本人力薄能鲜，故未能积极发展，致许多事体想做而因种种关系不能实现，但过去一切，错误处固然不少，惟有意错误者，自信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