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老调新弹（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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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老调新弹

【邹琦新】

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陈旧命题，似乎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基本取得共识。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曾引发广泛讨论；1979年11月，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又对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作过全面阐述；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更作出了明确论断。我之所以重弹这一老调，是因为最近有些这方面的论述较为引人注目。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有的论者认为莫言是中共党员，是中国军人，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因而是“与中国政府关系太近”的“国家诗人”。又如在纪念萧红诞生100周年和逝世70周年时，有的论者认为“萧红不是那种追求政治风向的作家”，而是因为“超越阶级论，人性内容较为丰富”，所以她的作品才具有“普世审美意义”。前者似乎拉近与政治的关系，就可贬低当代作家莫言，后者似乎扯远与政治的关系，则可抬高现代作家萧红，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老调新弹。

邓小平曾经指出，之所以“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是因为“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又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辩证论断。政治和文艺同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又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最为密切，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最为直接，最为有力。文艺则属于“那种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一般只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之后，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常常需要通过政治这一“中介”才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就文艺总体而言一般较难脱离政治。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如果从文艺本体，即从文艺反映的客体，文艺创作的主体和文艺接受的群体三个方面来考察，也可以厘清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文艺以整个客观世界作为自己反映的对象，而客观世界按照党的十八大的归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大的领域，政治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过去左倾政治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规定“文艺为政治服务”，显然是偏颇的。如果要求所有文艺作品都具有政治内容，甚至从那些花鸟画、山水诗、爱情歌曲、知识小品中挑拣微言大义，寻觅隐秘用意，更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因为有些文艺作品仅表现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内容，而不包含政治内容。在文艺发展史上就曾经涌现出一批与当时政治关系较为疏松的名家名作。比如诗歌中有佚名的《孔雀东南飞》这一叙事长篇和苏轼咏庐山和西湖的抒情绝句，戏剧中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小说中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等。然而，政治终归是文艺反映的客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政治制度和政治观点是同人们生活直接联系的重要方面，在文艺发展史上也必然涌现出一批同当时政治关系较为紧密的名家名作。比如诗歌中有屈原的《离骚》和杜甫的《三吏三别》，戏剧中有关汉卿的《窦娥冤》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小说中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人们的生活内容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作为反映人们生活的文艺作品的内容，自然也是千态万状、千红万紫的，仅就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言，也存在或多或少、或浓或淡、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纷繁复杂的状态。

文艺是社会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能动的审美反映的产物。作为原材料的社会生活必须通过文艺家头脑这一加工厂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加工制作，才可能成为适合人们精神需要的文艺作品，所以文艺作品是客观社会生活和主观思想感情相结合的产物。文艺家都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环境之中，必定受到其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哲学、史学、法学、科学和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的影响。文艺家在自己头脑加工厂对从生活中吸取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制作时，必然会渗透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体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就文艺与政治关系而言，文艺家可以在作品中很自觉地灌注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呐喊》和巴金的《随想录》等。文艺家也可能在作品中暗自觉地溶进自己的政治思想。比如萧红虽然说过，“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只对着人类的愚昧”。然而她在《生死场》中还是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通过主人公在抗日盟誓大会上，发出了“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誓言。又如莫言虽然说过，我“不善于对政治发表观点”。然而他的《丰乳肥臀》居然违背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歌颂国民党组织的还乡团，鞭挞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文艺家还可能在作品中不自觉地蕴含自己的政治认识。比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曹雪芹在创作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后来会为恩格斯“汇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会给列宁提供“俄国革命的镜子”，会被毛泽东认为“不读点《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文艺家也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其时代性、历史性、阶级性、党派性、民族性、血缘性、地域性和人性、个性等，都可能在其创作中有所渗透、有所浸润，只不过有显意识、浅意识和潜意识之区别而已。

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是为其接受群体，即读者和观众服务。接受群体作为时代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自然也会具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认识、评价和需求：在悲痛时需要抚慰，在快乐时需要欢笑，在紧张时需要调节，在闲适时需要咏叹，在激愤时需要宣泄，在挚爱时需要赞美……比如在春节晚会上，广大受众希望开怀欢笑，所以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吃面》、赵本山和范伟的《卖拐》等与政治联系较为疏松的幽默小品备受青睐。也必然有部分受众在某些时空中，喜爱某些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的文艺作品。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周克勤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受欢迎，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为广大群众说了真话，写了真事，抒了真情。又如当孔繁森和任长霞等优秀干部牺牲后，其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之所以大受赞扬，是因为广大群众将感情和希望寄寓在孔繁森和任长霞等牺牲者身上。文艺的接受群体有士农工商、老中青少、东南西北等多种类型和多个层次，自然有多样情趣和多方需求，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的文艺作品，也必然是某些受众在某个时段、某个环境，于某种状态、某种情绪之下的精神需要。

改革开放至今已达40余年，经历长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上的正本清源之后，我们已经可以不必再将文艺是否与政治相联系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主要标准，更不能当做决定性因素。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史充分证明，文艺家同经济、政治、哲学、人性等的联系，无论紧密，还是疏松，或者远离，其文艺作品的质量，都可能出现或优或劣、或高或低的现象。诗无达诂，文无定法。文艺创作这一极为复杂的精神劳动，其得失成败的原因，只能分别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何况不同受众还可能在各人的心目中产生不同的哈姆雷特和贾宝玉呢！因此，我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关键在于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艺作品若能达到以真为先，以善为重，以美为本，真善美统一得较好，都可能既符合时代精神，又满足人们需要。

（2013年4月28日起笔，5月9日四稿，2024年8月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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