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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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论屈原
──学习鲁迅评论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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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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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怎样评论作家作品，怎样开展文学批评，鲁迅发表过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他在谈到文学批评时指出要全面地、历史地评论作家作品，他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是鲁迅评论作家作品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完全符合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
所谓“顾及全篇”，就是说要用全面的观点，把作品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鲁迅反对那种“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摘句”式的评论，因为“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引文出处同上）如果不“顾及全篇”，就恰如瞎子摸象，以局部代替整体，只能得出片面的甚至是非常错误的结论。
所谓“顾及全人”，就是说，必须对作者的经历、思想和著作作系统的研究，作出全面的因而也才是正确的评价。譬如陶渊明的诗，“除被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引文出处同上)
所谓要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就是说要把具体的作家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联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去分析和考察，这样才能正确和科学，不至于把他本来没有或不可能有的东西附会在他身上。
鲁迅躬行实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屈原及其作品，既顾及“全篇”，又顾及“全人”，还顾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避免了评论作家作品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达到了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所不能达到的高度，为评论作家作品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现在让我们看看鲁迅是怎样具体评论屈原其人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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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论屈原思想和精神的主要内涵
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1902—1904年，鲁迅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购买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而其中就夹杂着一本线装的在日本印刷的《离骚》。后来，鲁迅赴仙台学医时，就把这本书赠送给许寿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与屈原》中曾回忆鲁迅对他说过的话:“《离骚》是一首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这可以说是鲁迅对屈原作品的最早评论。
鲁迅论屈原的专门著述只有《汉文学史纲要》中一篇《屈原与宋玉》，其它几处有关屈原的评论大多见于他的论文和杂文中。虽然鲁迅评论屈原的文章数量不多，言辞也极为简要，但其评说屈原的观点之奇警独特，至今仍可见出鲁迅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知道，长达373句、2490字的《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基本上是以诗人从政、流放和以死殉国三段经历为线索，通过上天入地、求神问卜、证之前圣、寄兴花草等方式来抒发诗人的生命情感，展开诗人的心灵世界。关于《离骚》的题义，自古以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如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引者注:解“骚”为“忧”，未解“离”)班固《汉书·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说:“离，别也；骚，愁也”，解“离骚”为“别愁”(离别的愁思）。在《汉书·杨雄传》中，杨雄则解“离骚”为“牢骚”，即发泄心中不平之气。持“离骚”就是“牢骚”之义的学者很多。近人范文澜、姜亮夫、林庚、冯沅君等人均力举此说。林庚、冯沅君在《中国历代诗歌选》中说“离骚”等于“牢骚”，“离骚”、“牢骚”是双音词。鲁迅的解释与“牢骚”近似。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谈》中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不平则鸣，一鸣就难免会有牢骚。由此可见鲁迅修养之深邃和观点之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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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这一观点，鲁迅后来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更是予以强调和深化。《天问》全诗共370多句，1500余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中，认为《天问》的重要贡献是将许多神话和传说保留了下来。他指出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问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鲮鱼何所?鬿堆焉处? 羿彈焉日，鸟焉解羽?’”(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等均可视作神话与传说的雏形。虽然鲁迅对《天问》的重视，看似落实在形式层面，实际上又何尝不是看中其内容和实质。在《天问》中神的世界也普遍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神话内容表现出非理性、非道德的倾向，神话与历史是同质的存在。他所关注的问题，与其说是“历史的”，还不如说是“神话的”，或者说是“历史的神话”，或“神话的历史”。鲁迅正是以神话阐述历史，或者说是以神话思维的方式对远古的历史进行诗意的反思追问。
1907年，鲁迅在长达24000多字的《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中，对屈原及其作品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屈原的诗歌扫荡了自《诗经》之后中国文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颂祝主人，悦媚豪右”的恶劣习气，也打破了文学作品不能写不敢写男女爱情的沉寂局面。正是在“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的情况下，屈原及其作品犹如破天荒似地出现了。鲁迅说:“惟灵君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反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殚，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突出地肯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屈原思想和精神的主要内涵。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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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鲁迅高度重视屈原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离骚》等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诗人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不顾个人的祸福荣辱；他终生奋斗的政治目标是祖国的富强和政治的修明:“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竢”(九章·惜往日》）“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他热爱祖国，对宗国故土怀有深沉的情愫，虽遭谗言诬陷，“通于汨罗”，却依然“反顾高丘”，宁死不肯离去。“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卜夫悲余马怀乡，蜷局顾而不行。”(《离骚》)“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而日远。”(《九章·哀郢》）“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他明知“鲧婞直以亡身”，“蹇蹇之为患”，却依然拒绝女鬚劝他明哲保身的忠告。始终是“忍而不能舍”。字字句句流露出他对祖国的热爱、眷恋和怀念。在他上下求索，挽救祖国的幻想破灭以后，神巫指点他离楚远游，但他坚决不肯离开祖国一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最终，自投汨罗，以身殉国。用高尚的节操、光辉的人格，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基于这种思想，屈原特别关心人民、同情人民、热爱人民。当他看到人民苦难深重的时候，他为受苦受难的人民而叹息、而流泪:“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是屈原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是鲁迅当时特别看重的，而这与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鲁迅当时身处异邦，目睹中华国土支离破碎，故国风雨飘摇，人民受苦受难，他忧心如焚，正想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因此在《摩罗诗力说》这篇介绍拜仑、雪莱、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等欧洲具有反抗精神的“摩罗诗人”的文章中，他还着力评说和推荐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很明显，“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笔法潜藏着鲁迅自己明确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动机。
其次，鲁迅也充分肯定了屈原对传统观念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
这种怀疑批判精神集中表现在《天问》一诗中。这篇作品产生在战国中期，屈原不愧为疑古惑经的先驱。他居然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通篇是对天地、自然、人世等事物现象的发问，内容奇特。正如鲁迅所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殚，为前人所不敢言。”屈原这些奇特的“天问”，固然与他所处的天命论非常盛行的时代有关，但我们更能触摸到屈原那关心楚国现实、政治的焦虑急切的情感脉搏。他政治上屡遭挫折，他内心极为苦闷忧虑，使他对传统的、自然的、历史的、宗教的、伦理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那一连串问号的后面，是失望和愤懑的情感波涛，是不倦求索的精神余响。“放言无殚，为前人所不敢言”，概括而揭示了屈原的独特性格。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屈原的诗歌也进行了一定的批评。鲁迅指出屈原的诗歌虽“放言无殚，为前人所不敢言”，但“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彥和所谓才高者莞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着意于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亦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振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鲁迅认为屈原的《离骚》虽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但毕竟不是能振奋国民精神的“伟美之声”。由此可见鲁迅的观点是辩证的。
二、鲁迅论屈原诗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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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学史。这时期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汉文学史纲要》特辟专节《屈原与宋玉》，又一次评论了屈原及其《离骚》《天问》等作品。
首先，鲁迅认为屈原在政治上很有才能。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才华横溢。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迎遇宾客，应对诸侯。”怀王很信任他。战国中期，封建制正取代奴隶制。各国变法蔚然成风。屈原在政治上力主革新，一度得到怀王的同意。后来他在《惜往日》中曾经回忆过这段春风得意的往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竢。”(《九章·惜往日》)就是确证。屈原的政治主张和革新内容在《离骚》中也有所反映:“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屈原在内政方面主张“举贤授能”、“修明法度”，改革积弊，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在外交方面主张联齐抗秦，坚持合纵联盟。由于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不懈努力，怀王执政初年，楚国曾出现“国富强而法立兮”的政治局面。但是屈原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严重地触犯了楚国旧贵族权益，因此一开始就受到他们的妒恨和抵制。屈原奉命草为宪令，尚官大夫靳尚诬陷屈原居功自傲。昏庸的怀王竟轻信谗言，不仅疏远了屈原，而且把他降为三闾大夫，使屈原失去了在朝廷的政治地位。鲁迅是同情屈原的遭遇的，同时认为屈原在政治上很有才能。虽然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只借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句话，并没有详细分析和说明，但前人对屈原的政治评价，鲁迅显然是认可的。
其次，鲁迅高度评价了《离骚》。对《离骚》的评价，自古以来，褒贬不一。鲁迅说:“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及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薮，故其裁决，区以别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对《离骚》的评论，据初步统计，自汉至五四运动以前，较有影响的《楚辞》、《离骚》研究专著、文人别集、读书札记、诗话、词话多至数百家。这数百家的评论，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派，即“达观于文章”派和“局蹐于诗薮”派。“达观于文章”派主张从文章的脉络即文章的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认识、分析、研究诗文。明清时代的茅坤、孙矿、明七子、陈本礼，都属于这一派。“局蹐于诗薮”派，就是以儒家的诗薮为原则来评论诗文。一般是指“温柔敦厚”、“诗无邪”的诗教传统和“上以风化下，下一讽刺上”的规谏劝谕精神。自西汉的刘安以来，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刘勰、洪兴组、朱熹等，基本上是以儒家的诗薮评论《离骚》的。而鲁迅认为，《离骚》的出现，与屈原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密切相关。“屈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古自投汨罗以死。”(引文出处同上)也就是说，其主要内容紧密联系着屈原一生的不幸遭遇。鲁迅指出:“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引文出处同上)正是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充满了哀怨、奋激之情，从而通过诗作倾泻自己悲痛的心绪。“罹谗贼”一句可见鲁迅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对祸国殃民的奸佞贼子的痛恨。而“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睠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引文出处同上）的论述以及《离骚》最后一段诗即:“……抑志而弭节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更可以看出鲁迅对屈原热爱祖国的精神的强调和推崇。鲁迅认为屈原的人格是时人无法媲美的。他指出:“稍后，楚国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虽学屈原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怨，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引文出处同上)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宋玉、景差等人虽然从表面上模仿屈原文辞，但无法学习屈原“九死未悔”的精神品格。但是鲁迅还是尖锐地指出屈原写作《离骚》的基本目的，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引文出处同上）所谓“讽谏”，就是用委婉曲折的言辞规劝君王。在这里，鲁迅肯定屈原还能够向君王提出意见和批评，但此种批评、建议是委婉的，战斗性显然是不强的。这似乎又可见出鲁迅对屈原的一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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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鲁迅论述了屈原作品艺术上的独创性。其一，屈原诗作突破了《诗经》固定的体式，开创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体。诚如鲁迅所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诗经》的句子基本上以四言为主，而屈原的诗作“句不拘于四言”，彻底打破了四言的体式限制，形成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体。楚辞体的句式长短不一，形式灵活，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充。这种灵活性使得楚辞体在表达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此外，楚辞体中广泛地使用了“兮”字，这种语言和修辞特征不仅增强了诗中咏叹的抒情气氛，还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美，使得屈原的诗作在语言和修辞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二，屈原诗作富有神奇诡异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开启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屈原在《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中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象征、夸张的手法、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将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创造出瑰丽、绚烂的文学世界，表达深刻的感情和思想。鲁迅认为，屈原驱雷使电，呼风唤雨，上天入地，“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仙，呼龙虬，思佚女……”(引文出处同上)从而表现出神奇诡异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开启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此外，鲁迅在将《离骚》与《诗经》的比较中赞赏屈原诗作文辞的华美和比兴意藴的深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鲁迅指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离骚》与《诗经》相比，在文学特质上有许多超拔之处。首先，《离骚》中的比兴手法，和《诗经》中的比兴不同，它更为复杂和多样。其次，《离骚》展现了屈原纯熟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这使得它在文学上的影响超越了《诗经》。《诗经》无疑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但鲁迅认为《离骚》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这种评价反映了鲁迅对这两部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和独特见解。
鲁迅也明确地指出:“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盖荆楚之常习 ，其所由来者远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也就是说，鲁迅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这一文体不是凭空产生的，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出现不是偶然的。楚辞既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又接受了楚地民歌和楚国民风民俗的影响。然后鲁迅进一步指出，楚辞这一文学形式的革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春秋时代各国间的交往常引《诗经》为辩论根据或外交辞令，而这种方式却不能应对战国之间的复杂形势。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寖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竟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体式所能载矣。”(引文出处同上）也就是说，其时社会已有追求诗赋华美辞藻的风气。屈原作品华丽辞藻的广泛运用就与这种社会风气有关。
总之，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既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着手，又指出其独创的文学史地位，还能看到他与传统、后世的关系和影响。
屈原诗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但历代儒家对屈原及其《离骚》，不是贬抑，就是歪曲。他们用儒家的眼光观察文学，用儒家的诗薮评论《离骚》，认为屈原在《离骚》中“扬才露己”，“数责怀王”。宋代的朱熹更是责备屈原的“志行”违反“中庸”，“不足以为法”，《离骚》的“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鲁迅对《离骚》的评价，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鲁迅正确地剖析了屈原诗作的精神实质，阐发了它的积极意义，深刻地揭示了屈原“放言遐想”，“不遵矩度”的反抗精神，他的“怨愤责数”，“九死未悔”，则更是放射出他不屈不挠的战斗光芒。与此同时，鲁迅也指出屈原“孤伟自死，社会亦然”。他的反抗斗争只是孤军奋战，并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因素。
三、鲁迅论屈原及其诗作的阶级的历史的局限
鲁迅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评价屈原。如前所述，1935年，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谈》中谈及屈原时认为:“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这种深邃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方面确认了屈原的文学地位和贡献在于开创了一个文学史新时代的“楚辞”文体，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指出了屈原及其作品存在着历史的阶级的局限，那就是身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成员之一的屈原虽然受排挤和打击，他即使身处江湖而仍旧心在朝廷，对楚怀王有深情的眷恋。因此，他的牢骚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是对怀王的“恨铁不成钢”，并未也不可能达到对统治阶级的彻底决裂和否定。
后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又有这样的预设:“假使屈原不和椒兰吵架”，怀王仍重用他，让他担任有实权的高官，他也决不会“大发牢骚的”。这个论述极精辟。其原由，鲁迅有过分析。他说:“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只不过叫他献诗作赋，‘徘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鲁迅:《从帮忙到扯谈》)并认为，“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屈原“不得帮忙”立场的心态和局限性，屈原的不平正是不得帮忙的悲哀。不过鲁迅依然认为屈原“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鲁迅:《从帮忙到扯谈》)在《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中鲁迅还把屈原比作《红楼梦》贾府中的焦大予以深刻的阐述:“焦大以奴才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马粪。”鲁迅认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就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焦大是贾府的屈原，正是绝妙的比喻和联想。用现在的语汇说，屈原的悲愤和焦大的“骂”，对其主子来说，就是“第二种忠诚”。诚然，屈原与焦大的出身是不同的，但他们批评主子所持处的立场却是一致的。焦大骂贾府是怕贾府倒台，屈原批评怀王是怕楚国灭亡，他在《离骚》中“岂余之身殚殃兮，恐皇輿之败绩”的表白，正是对鲁迅这一深刻剖析的证实。鲁迅认为，屈原有文采，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作品的主流价值，他是“中国的脊梁”，但其思想仍未脱去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规范——奴性意识。鲁迅在这里对屈原及其作品局限性的揭示，固然是当时鲁迅反对“帮忙文学”，“帮闲文学”和复古主义逆流的需要，更是鲁迅全面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有机部分，它并不会降低屈原的文学史地位，反而对我们评价文学遗产和历史人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202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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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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