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中医药

   教育事业的发展

       盛华莉 口述   

       何永年 整理

      刘振民、盛亦如夫妇，是我的表姐夫和表姐，他们都在北京中医学院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善于言辞，文章更佳，成果裴然，双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出类拔萃的一对。盛亦如1994年任首都妇女联谊会理事，兼北京中医药大学女教授联谊会主席；1995年参与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妇女论坛大会的筹备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几次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团结中西医，共同发扬祖国医学，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周总理对中医的支持、扶植，尽人皆知，而且总理与许多中医大夫有着深厚的情谊。当著名中医大夫去世时，总理或亲自出席，或由邓大姐代为出席告别仪式。这不仅对亡者家属，而且对整个中医界都是极大的慰藉。每当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总会想起北京中医学院在创办初期的情景。我校祝谌予教务长是施今墨的女婿，他曾向我讲过如下的故事：  

      1953年春天，施今墨老先生应邀赴中南海，为总理诊病，施今墨有些紧张，根据总理的健康情况，他开了“加味保和丸”。总理笑着说：“你是让我加强保卫和平呀！一定照办。”总理的一句玩笑，让施今墨放松了许多。

       周总理说：“施老先生，我想请您做老师，谈谈中医的发展问题。”施今墨连称不敢。

       总理说：“您是专家，搞任何事业，不听专家的意见，那是要吃亏的。”施今墨建议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要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还要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提高中医的社会地位。施今墨是我国近代名医，是中国民主农工党成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

       周总理接受了施老先生的建议，立即批示北京市和卫生部着手筹建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正式成立，中医学院于1956年借用中医学校的校舍，招收了第一批中医大学生。建校初期，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办学条件十分困难。卫生部建议北京中医学院搬迁至南京。总理得知这一消息，严厉批评了卫生部。他指示，北京中医学院不能搬迁，南京也要成立中医学院。他要求北京市和卫生部为北京中医学院创造必要的办学条件。1957年秋天，总理在景山公园遇到北京中医学院的学生，关切地询问：课桌课椅是否已得到解决？同学们说已经解决了，也有了自己的校舍。总理很高兴，勉励同学们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本领。总理的亲切关怀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奋发向上的精神。

        当初中医学院在1956年创办时，周恩来总理提出北南东西建四所中医学院，即北京、广州、上海、成都中医学院，后来又指示南京也要办一所中医学院。但1958年教育大跃进，中医学院遍地开花，在资金不足、条件困难、校舍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运转了几十年。虽然1999年“扩招”后，各中医药院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但中医药主体专业并未得到改善，有限的教学资源分散使用于各个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矛盾，也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如果按当初周总理的指示，在东西南北中建五所中医学院，也许局面将大为改观。

       1958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始正式使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北京去世的老人去八宝山举行葬礼的并不多，一般都在厂桥嘉兴寺举行遗体告别，然后送八宝山火化。

       1961年，著名中医骨科专家葛云彬老先生去世，我作为学校派出的代表到嘉兴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列队时我在第一排中间。告别仪式设在嘉兴寺第一明厅，是天井式院落。大家站立良久，不见仪式开始。大约等了半个多小时，突然在我身旁来了一位领导，转眼望去，原来是周恩来总理。

       主持人宣布：周总理刚下飞机，是从首都机场赶来参加葛老先生遗体告别的，现在仪式开始。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注视着周总理。总理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还抽出时间亲自参加一位老中医的遗体告别仪式，对总理的景仰、内心的激动实在难以言表。我们和总理一道三鞠躬，总理围绕遗体，注目悼念，走向亡者家属，一一握手。家属亲友一声声“总理您好”，“谢谢总理”，感动着在场的全体人员。

       周总理听说蒲辅周老中医家的收音机破旧了，就将自已访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了蒲老。有一次，周总理患癃闭症，许多医生一筹莫展，后经蒲辅周治疗而愈。周总理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辅周答：“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周总理称蒲辅周是“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周总理曾指示蒲辅周的弟子高辉远，一定要把蒲老的学术思想和宝贵经验整理出来，继承下去。高辉远等人几经寒暑，整理出一部经验手稿交给有关部门。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这部手稿无人过问，竟被扔进废纸堆。高辉远费尽周折才把手稿找回并收藏起来。一次，周总理又问高辉远，蒲老宝贵经验是否作了总结，高辉远如实做了汇报。周总理让他把手稿拿过来，亲自翻阅，指示予以出版。1972年12月，《蒲辅周医案》终于付梓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