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记事起，我就知道，在当年的农村，要是谁家有人吃上了国家粮，那可了不得。听故乡父老说，我们萱洲凤鸣灰塘冲肖家大屋，凭本事考大学走出屋场的，只有解放前保长家有过一个，当时非常轰动，此人后来在好远的大城市工作，49年以后就再没回过家乡。所以，这位中过“进士”的乡贤，在我们这里，只是一个传说。解放后跳出农门的，也就我大哥少开和伯伯的儿子少才，他们是入伍当兵，然后吃上国家粮的，当然是很光荣的事。直到1979年，我考上了大学，才又引起了一场轰动，虽然是专科，但在故乡，这可是中“状元”。邻居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家祖坟开了坼。
我小时候身材矮小，脑袋大，这并非畸形，都是饥荒惹的祸。尽管发育不良，但不影响调皮捣蛋，与一帮年龄相仿的孩子，整天玩泥巴，打水仗，掏鸟蛋，偷瓜果，但就是不晓得要读书。
直到大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带我爬上家里三楼看了一箱子东西。
说是三楼，其实就是瓦与二楼间的隔空层，又矮又黑，一般没有人上去，所以有些神秘。
需要说明一下，我家的三层瓦房，是土改时分的，只有一间，其它包括堂屋、灶屋、猪栏、厕所，都是与邻居共有使用。父母带着七个儿女，还有奶奶，十个人就挤在一间房子的一二楼。
只记得是一天傍晚，父亲做缝纫回家比较早，夕阳正好。他说要带我上三楼看看，我异常兴奋，欢呼雀跃。搭好扶梯到了楼上，父亲指着靠墙一个箱子，问我:“你猜猜里面是什么？”我说:“是不是银花饼（银元）。”父亲笑出了声，说:“比银花饼还值钱。”于是我压住心头狂跳，借着明瓦的亮光，跟他走到箱子前面。他用一根大约三寸长的钥匙把铜锁打开，掀开箱盖，顿时露出一大箱子书。父亲说:“这是破四旧时你大哥从长沙部队挑回来的书。你挑几本看。”我翻了半天，选了一本薄薄的小说，叫《洋铁桶的故事》。
从那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书包里经常有课外书，我差不多读完了半箱子书。课间也不去疯了，人也慢慢沉静了下来。
其实，真正引导我读书上路的是聂老师。
聂老师名叫聂汉清，教我小学语文，他的身份是民办教师。我读书的学校叫凤鸣小学，名字有些诗意，教室设在大王庙，庙里的神像早就没有了；房子高大亮堂，还带天井，雕梁画栋，很有气象。但一到冬天，穿堂风透过雕花的木门，在教室里穿梭来去，感觉像住在冰窖里。三分之二的同学手上脚上都生了冻疮，随着气温变化，这东西使手脚红肿，再是奇痒，然后开裂化脓，最后结壳变黑，到春天才会长出新肉。只要是那个年代南方农村读书伢儿，都有着刻骨的印象。
当然，我也不例外地生了冻疮，手肿得像包子。但禁不住诱惑，课间也捧着小说看得入了迷。
一天，在课堂上，聂老师突然点我的名字。然后对大家说:“你们注意到没有？有个同学有非常好的习惯，爱看书。教室外面风那么大，那么冷，他都没有出去跺跺脚，暖暖身子，而是在认真看书。我告诉你们，当农民、工人、解放军，都需要知识，有出息的人没有不爱读书的。你们要比一比，看一看，看谁书读得好，好书读得多，能读出名堂。”大家齐刷刷地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
聂老师的一句表扬与肯定，让我“士气”大振，老师的这番话，我也一直记在心里，总是鼓励自己：我要好好读书，不给老师丢脸。虽然八九岁年龄并不知道什么是好书，怎样才算读得好，但爱看书的习惯却是慢慢养成了。
当我进入高中时，已经恢复高考。虽然那个时候，绝大部分农村孩子都做不成“大学梦”，但老师们却只有一个念头，把平生所学都教给学生，多考一个算一个。于是学校集中所有力量为我们创造条件，单身老师的宿舍要安排一个学生住宿；学生跟老师吃一样的伙食；晚自习停电要能及时点上煤油灯；科任老师尽量不要休假；本校老师解答不了的题目，要尽快到县城向其他学校同行请教……
当时条件确实很差，连统一的教材都没有。怎么办？丁觉荣校长要求老师们刻钢板自制教材。教语文的是王明俊老师，他身材高大魁梧，厚嘴唇，憨厚而热忱，声音洪亮，富有磁性。每次上课，要么发好几张自己刻的蜡纸，要么赶在中午把文章抄在黑板上，下午上课时给大家一一讲解。《劝学》、《师说》、《马说》、《六国论》、《为学》、古诗词等，很多我在自家书箱里《中华活页文选》中都读过，经过王老师再次讲授，更加深了理解，基本上都能背诵。记得他讲《劝学》时跟我们说:“以前读书无用，现在读了书才有出息。农村学生的出路在哪里？就是发奋读书。知识就是力量，大家记得哦。”后来在岳云中学，被选拔参加衡阳市中学生语文比赛，文言文就选了王老师讲过的《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那一节。比赛回来，我开心地告诉颜泽娥老师，《进学解》我学过，还背得。颜老师一脸疑惑，我说出原委，颜老师说:“你们萱洲王明俊老师了不起。”结果，语文知识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在岳云的时光，除了学习艰苦，生活更苦。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几乎每时每刻都感觉肚子饿，每天都要先倒好一大缸水，到第三节课喝了充饥，才能熬过上午的时光；学习压力尤其大，觉得同学们水平都比自己高，因为当时高考要预考，只有通过筛选后才有资格参加高考，所以特别怕淘汰。
班主任是王纯生老师，他同时教我们历史。王老师的儿子跃良同在文科185班。我们想读书，但也在贪玩的年纪。学校后山上部队驻地晚上经常放电影，我们就结伙偷偷去看了两次。王老师知道了，并没有严厉批评大家，只是把跃良叫到讲台上，用一块厚竹板一个劲往儿子身上抽去。跃良不敢躲也不敢哭出声来，只是咬着牙流眼泪。王老师打完跃良，对着儿子当然也是对着我们，重重地撂下了一句:“晓得怎么做了吧？”教室里鸦雀无声。从此，一直到高考结束，我们再没有人敢违纪出去一次。
教我们语文的是颜泽娥老师，颜老师是典型的江南才女，内慧外秀，文采斐然；她先生李正南校长，更是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还是知名的诗人和书法家。颜老师特别崇拜自己先生，于是缠着要先生来给大家露一手。那天，他一进教室，就说要指导我们写议论文。而且要大家出题目，当场习作。我们都觉得新奇，又非常兴奋，于是七嘴八舌出了好几个。正南老师选了其中一个，开始讲授写作技巧：如何在开头紧扣要求，简洁明了地提出观点；如何选取有说服力的材料，通过分析论证来支持观点；如何归纳总结，提出建议和展望。他又告诉我们，要写出高水平的议论文，必须论点明确，言之有物，形象鲜明，条理清晰。然后一边让大家发表意见，他则一边思考，口说手写。不到30分钟，一篇精美的议论文就完成了，加上他极漂亮潇洒的板书，范文就像一件艺术品展示在大家面前。还有这样教书的啊？大家既惊讶又万分钦佩，觉得真是大大开了眼界。
临近高考，王纯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数学谭正修老师也在，两位老师要找我谈话。王老师先说:“马上要筛选了，我们希望你不会落选，但你的数学是个跛子。我和谭老师给你提个要求，考30分，行不行？”我心里没底，但看到老师期望的眼神和肯定的语气，点点头答应了。谭老师接过话说:“自从离开教育战线，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课了，你看我还不是霸蛮边学习边教你们。”我知道谭老师被错划为右派，遭遇不公正待遇二十几年，现在回来又在高三把关，心中愧疚又感激。王老师又叮嘱我:“既不能让数学成为短板，同时，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一定要超水平发挥。”老师的鼓励让我不再对筛选紧张害怕，从此吃了一颗定心丸，一门心思准备高考。果然，高考成绩出来，不计数学，其它四科总分达到了专科线。衡山是我的家乡，在那里，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六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末参加高考，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牛娃仅仅靠自己的努力要跳出农门，简直比登天还难。我的老师，靠深厚的学问站上讲台，教给我知识；更凭高尚的人格，教会我如何做人。后来，当我走上讲台，也总是去发现学生优点及时加以鼓励；也曾模仿正南老师，跟高三学生一起探讨作文奥秘，并现场写作；也曾为信心不足成绩提高不快的同学鼓劲打气；也曾在利诱面前不忘老师“做人要清白”教导，守住底线。我可以骄傲地告诉老师，虽然我的事业乏善可陈，但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育和期望。
几十年倏忽而逝，昔日的无知小子，也已两鬂飞霜；但是，任春风秋雨，我永远忘不了祝融峰下湘水之滨求学的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能一一记得老师们的名字，我的老师中，聂汉清老师虽然和善而勤勉，但他并没有如期转正，还是回到农村，继续当他的农民；王明俊老师命途多舛，孑然一身，三十几岁就精神分裂，独自离家出走，不知所归；丁觉荣、李正南校长，王纯生老师，还有谭正修老师，李孔昭老师，他们已经永远离开深爱他们的学生，长眠于他们挚爱的那片大地中；衡山苍苍，湘水茫茫，先生之恩，山高水长。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淡去。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爱我的衡山：“万丈融峰插紫霄，路当穷处架仙桥”；我爱我的老师：“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
肖长华，萱洲出生，衡山求学，央企工作。曾在中学任教，做过校长和企业行政管理。喜读书、跑步、骑车、游泳。热爱生活，怡然自得，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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