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一叶总关情

——《曾国藩家书》的家国情怀

文||夏峻

      《曾国藩家书》收录了曾国藩入仕之初道光元年至同治六年三十余年间，写给家人的书信。有写给先祖的，有写给父母的、有写于弟兄们的、有写于子侄辈的；其中书信的内容有长有短，有交代家事，有叙写乡情，有涉及亲友，有关系弟兄；有些地方简单一笔带过，有的地方叙述繁琐交代细致；有本人对时势的分析，也有为官的心得；对先祖的信，谦恭有加虚心请教；对弟兄们的信，披肝沥胆语气诚恳忠言相告。因为是“家书”，收信人都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写信的也就无所顾忌直抒胸臆，或详或略点点滴滴，一枝一叶无不流露出曾国藩浓重的“家国情怀”。

一、《曾国藩家书》的时代背景

       “道光元年”是公元184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清廷由盛转衰的开始，导致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鸦片战争”在这一年爆发。对这次战争的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道光皇帝旻宁，虽然清正廉明用人有方，但他本人却志大才疏孤陋寡闻。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执导的大型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中有一个细节，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到了家门口，可以说是强敌压境兵临城下，而尚不知英国在何方的道光帝，竟敢指斥英国为“弹丸之地”，其盲目自傲闭关锁国的心性，由此可见一斑。而这时候的英国，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摆脱了天主教教廷的桎梏，国人的思想观念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社会发展得以提升，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的成功进行，致使生产力得到改变，生产工具不断革新，生产水平日新月异，物质经济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当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受地理位置国家疆域的影响，英国的国内市场有限，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严重超过了整个市场的需求，供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产品过剩制约了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地大物博相对经济发展又严重落后于英国的中国，便成为英国人迫不及待需要开发的海外市场。英政府曾派遣使团和清廷谈判，企图和平通关，打开中国国门，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这便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曾国藩为官期间，不但经历了“鸦片战争”这样的外敌入侵，也亲历了太平天国起义的风起云涌。“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曾国藩还是一名刚刚科举及第进入清翰林院的待命官员，战争的发展及其战后的“割地”求和，都与他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则是起始于华夏本土，完全是“内乱”，而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混迹于清廷官场十余年，可谓一名老官僚了，而且由于他为人低调作官清正，十年间七次升迁，官居正二品，被“太平军”搞得焦头烂额的咸丰帝，危急时刻接受同为湘籍官员的左宗棠的举荐，下诏命曾国藩开办“团练”剿灭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军”由此应运而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成立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起了起义大旗，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洪秀全为太平王，其管辖的军队人称为“太平军”。洪秀全本人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也不通基督教的教义，二十四岁的那一年，洪秀全府试落榜，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在这次失意落榜后，他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位英国传教士，送他一本《劝世良言》，当时他根本没有将此书当回事，最后一次科举落榜后，洪秀全大病一场，醒来后“俱说天话”，洪秀全借机宣扬自己为“上帝的儿子”，开始秘密传道，组织建立了“拜上帝会”，利用宗教自身的神秘性凝聚民心联系会众，并打出了反抗清政府的旗帜，而且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封建君主制。中国历史上利用宗教问题聚拢民众，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洪秀全并非创举。东汉末年，张角就曾组织“太平道”，同样利用宗教，发动了“黄巾军”大起义，重创东汉政权，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时至今日，“宗教极端主义”更是造成地区动荡，影响国际局势的不安定因素，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则构成了国际社会三大邪恶势力，认真处理好宗教敏感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清政府也涌现出了像左宗棠、曾国藩等一批忠贞之士的卫国之举，特别是曾国藩的“湘军”，乃彻底消灭太平天国起义的罪魁祸首，而且清政府随后也有大臣认识到“外敌”入侵的关键是国力衰败，因而“北洋”派开始“放眼向洋看世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师以长夷而制夷”，更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维新”和“变法”行动，企图重振国威，但康熙、雍正、乾隆三世苦心经营的盛世光景，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面前，仍然成为“昨日之黄花”，最终还是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走向覆灭，任何“忠臣”、“精英”人物，都无法挽回封建社会轰然倒塌的历史命运。

二、对曾国藩个人的评价

       曾国藩，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曾国藩这个名字是后来取的。曾国藩祖籍

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白杨坪村。曾国藩的曾祖父希九公，和一位当地的乡绅发生纠纷，官司打到县府，因为不肯给提笔代写诉状的“秀才”润笔费，结果被秀才捉弄，有理变成无理，败诉后那位乡绅得意洋洋地说：“家里连个秀才都供不起还想和我斗！”从此以后，曾国藩的曾祖父下决心，要让家里出个读书人，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只在晚年的时候，才得了个秀才的功名，惟有曾国藩虽数度落榜，却锲而不舍，最终金榜题名，在而立之年，跻身于精英聚集人才济济的清翰林院，开始了他十年七迁连升十级的官场传奇生涯。

       曾国藩接受的是儒学教育，儒家的思想在他心灵深处根深蒂固，无论是居家苦读，还是京城做官；无论是处世为人，还是领兵打仗，他都用儒家的理念指导他的人生。在为人处世和与人交接方面，他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待人宽，律己严，不管经济宽裕，还是生活拮据，他都是薄来厚往仁义相待；交往的对象，也不管是邻舍乡亲，还是官场同僚，都是一视同仁，儒家思想极力推崇的“仁”，在他的一生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按照儒家的处世哲学，曾国藩的行事作为，也几近完人，可谓孔孟之后的“亚圣”。曾国藩为官清正廉洁自守，作为翰林京官，在他的家乡，他是被人们崇敬的，地方官员对他推崇备至，他却从来没有向他们伸过手；在清政府的官场，他低调为人不事张扬，不贪不腐无欲则刚；日常生活中，他衣着朴素节俭度日。据说有一次，他面见道光皇帝，身穿的衣服竟然打着补丁，连一向提倡廉政的道光帝，都觉得他有些“作秀”的嫌疑，并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质疑。曾国藩却神色坦荡，一笔一笔详细地向道光帝列出他的收入和日常开支，表明他并无贪腐，而实际生活真的如此清贫，道光帝由此对曾国藩大加赞赏，这也是他后来在官场不断升迁的原因。由于他的奉公守法生活廉明，在初入官场的清翰林院，官至检讨，相当于一名七品县令，如果在地方上，一名七品县令的收入，可能不至于像曾国藩这样的“天子”脚下身为“京官”的寒微，以至于他的捧禄，除了给家里的生活费外，所剩之余几乎维持不了他在京城的日常生活和对外的社交来往，竟然迫使他在门口张贴“告示”，声称自己“出身贫寒，长相不雅，箱内无银。虽然检讨一职，却是七品小官，捧禄有限，除衣食住行，已无盈余。即日始，凡京官上宪、同僚座席陪酒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请帖亦不收存。见谅”。由此足见他当时的生活窘迫之状，可谓是捉襟见肘。曾国藩作为一名晚清重臣，在当时的清政府中官居要位的汉人官员，之所以能够不断升迁，于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官场屹然不倒，不仅仅是他的谨小慎微勤政廉洁，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的朝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历经“鸦片战争”和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深受皇恩的曾国藩，是清政府中为数不多的几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他深刻地洞悉是时社会存在的危机与问题，而且敢于大义执言直陈时政，对于当下京城的官风痛加斥责。清政府的官场也是等级森严，在服饰及轿饰方面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绝不可越级享用，若一旦发现，就要受处分，甚至革职、充军等惩处。已经升任二品官员的曾国藩，按规定他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他却不为所动，每次出行依旧坐先前的四人抬蓝呢轿，也因此弄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来。有一次，曾国藩坐着他那顶破旧的蓝呢轿出门，后面一顶绿呢大轿八面威风地冲上来，轿夫们骂骂咧咧：“前面的轿子赶紧闪开，没长眼睛吗？”曾国藩的轿夫不敢怠慢，乖乖在路边停下，曾国藩缓缓揭开轿帘，不怒自威地询问怎么回事，后面的官员一看是比他官品高的曾国藩，赶忙跌出轿来道歉不已。曾国藩训诫自己的弟弟们：“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秉承着“忠君”的思想，能有这样的为官理念，实在令我们今日官场上的一些贪腐分子感到汗颜不已。

       曾国藩的官场生涯中有二点，一直为研究他的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他的清正廉洁和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德。我个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是在高中时的历史课本中，在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史料中，提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侩子手就是“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说是“造就”曾国藩的时势，也可以说是今人指斥他的“污点”，但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应当用现实的眼光去评判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应当把这个人物还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作为深受儒学教育的曾国藩，本照着儒家学说所教育的“忠君”的理念，他自然应当维护清政府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直接冲击并动摇这个统治阶级利益的太平天国起义，在曾国藩的眼中就是势必剿灭的“匪寇”，这是他那个时代，作为官府代表人物必有的思维，用这样的眼光审视曾国藩的行为，我们就不足为怪了。用“革命”的眼光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我们会觉得洪秀全的行为，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抗，这种“革命”的行为，加速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崩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曾国藩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就不符合他这个人物的性格，就与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更会被当时的史学家称为“大逆不道”或“乱臣贼子”，而这一点，也是我们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注意的原则，否则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有可能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

三、乡情、家事、兄弟情跃然纸上

       按照儒家的思想观念，衡量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准，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些事曾国藩都做到了，只是“齐家”，因为他远在京城做官，分身乏术，对家乡和家庭的许多事鞭长莫及，深受儒家思想“孝为大”影响的曾国藩，对自己久在京城，“侍奉堂上大人有缺憾，久不能在父母身边逗笑取悦娱亲，内心十分惭愧，没有一天可以放下这桩心病”（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致诸弟.详述办理巨盗及公议粮饷事）。当获悉兄弟季洪“愿意尽孝道，惟亲命是听”后，便觉得“这尤其可以弥补我的缺憾”，从而可以达到“我能尽忠（对国家），弟弟能尽孝”的理想境界，曾国藩自己认为，这种忠孝两全的情形，“难道不是我家的祥瑞之气象吗”？忠孝理家的观念由此可见一斑（同上）。

       咸丰二年（1851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的母亲离世，这对曾国藩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予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无地自容”（咸丰二年七月十六日.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在包括此封书信在内，以及随后给儿子纪泽的三封信内，曾国藩对母亲的后事及亲朋讣告并自己与京城故旧们之间的经济往来，甚至他离京以后，来不及整理的书籍物品，都一一作了交代，让儿子纪泽仔细办理，从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处世的原则。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不是“道光元年”刚进京的官场“愤青”，十年的苦心经营，他官至二品，对当时的清廷官场有深刻的了解。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为官之道，即使官至要位，还是不贪不腐，以至于清贫如洗，竟然欠有外债，在处理母亲后事的时候，感到囊中羞涩，但他深知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算到亲朋中伸手借贷，也是有分寸的，那些人他张开口，绝不会不给面子，一定会认真办理；那些人目前处于困境，即使有心帮助，也没有力量，他就告诉儿子不要惊扰。亲朋中到自己跟前有借贷的，无力偿还，就是自己办理母亲后事急需款项，他也告诉儿子不要催逼，体现了他对人的宽容。

       母亲离世，这是家中大事。像曾国藩这种官至二品的朝廷要员，母亲的丧事肯定要大操大办，因此京城家中的直系亲属，除了留几位仆人照顾家，其余的人都要返回湖南老家，从京城至湖南，路途遥远千里迢迢，当时的世事不太平，怎样才能平安到家，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曾国藩都颇费心思。走旱路，“驮轿要雇即须二乘，尔母带纪鸿坐一乘，乳妈带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此外雇空太平车一乘，备尔母道上换用，又雇空轿车一乘，备尔与诸妹弱小者坐，其余三套大车”（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谕纪泽.携眷赶紧出京）；走水路，“到清浦江雇船，可请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广划子二只亦可，或至扬州换雇江船，或雇湘乡钓钩子亦可。沿途须发家信，……，以慰家中悬望”（同上）。这时候，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爆发，起义军锋芒甚锐，席卷大半个中国，不久之后，起义军已经对曾国藩的家乡长沙府，展开包围之攻势，以至于曾国藩不得不修书儿子，嘱咐家人暂缓离京，而母亲的丧事也仓促办理，“所有出殡的事，一切都从俭”（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谕纪泽.家眷在京须一切谨慎）。一向以“孝”为大的曾国藩，对母亲的丧事如此仓促办理，深感自责不已，使得后来已带领“湘军”奔波在剿灭太平军沙场的曾国藩，“清夜自思，局促不安”，一再考虑等到“江面渐次肃清，即当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致诸弟.在家宜注重勤敬和）。更对“荡平此贼”“决议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之事耿耿于怀。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对家人的行程做出如此细致的安排，一方面反映曾国藩看重自己的妻子儿女，对他们的安危甚为挂念；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当时的国家形势紧张，曾国藩这样官至二品的朝廷要员，家人出行尚不安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安危，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有四个兄弟，分别是曾国潢，原名国英，字澄侯；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曾国葆，字季洪，后更名贞斡，字事恒。曾国藩对自己这几位堪称“手足之情”的兄弟关怀备至，对他们的成长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曾国藩最小的兄弟曾国葆，也就是季洪，“有志于道义身心之学”，曾国藩知道后，“不胜欣喜”，明确指出“凡人无不可为圣贤，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致诸弟.详述办理巨盗及公议粮饷事），也就是说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并不在乎读书的多少，他这种“人皆可为圣贤”的观点，是对一般儒家“圣贤观”的提升，对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在读书方面，他建议自己的弟弟季洪，“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二书”，谈到读书的方法，曾国藩告诉弟弟季洪，“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贤于记诵词章之学万万矣”（同上），强调了读书的目的在于“行”，而不是“死读书，读死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十分崇尚儒家学说的清廷官员，能够发表出这样的“读书观”，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是一种颠覆，这在当时的儒家思想占主流地位的封建社会，拥有这样的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时也说明曾国藩和那些固执己见的“腐儒”还是有区别的。曾国藩的二弟曾国华，也就是“家书”提到的温甫，曾国藩寄予厚望，因为他认为“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但他发觉季洪这个人“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尤其是科举不中之后，“亦复牢骚如常”，甚至“数月不搦管为文”，曾国藩了解这个情况后，十分严肃地批评弟弟温甫，“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将来如果没有人继承先辈业绩促其奋起，其他兄弟都可以稍微地宽容其应负的责任，唯有温甫兄弟你实在是自己抛弃了努力。曾国藩还特别列举了他身边曾经出现过的两个怨天尤人的典型人物吴枟台、凌荻舟，就是因为牢骚太盛心情忧郁，把自己搞跨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弟弟以此二人“为眼前之大戒”。曾国藩接着指出：“盖无故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尤人，则人必不服”，就是说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埋怨上天，上天也不会答应；无缘无故地恨人，人绝对不会服气。曾国藩根据自己生活的实践告诉自己的弟弟温甫，“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稍减病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如果遇到想发牢骚的时候，就要冷静下来扪心自问：难道我的人生中果真有什么感到不满足的地方，从而导致我存下这种不平之气。这种猛然之间的省悟，会叫你果断地抛弃想发牢骚的心。这种做法，不只是平静人的心灵，叫人学习谦虚的功课，抑制人的感情，可以使人早得科名，而且还可以使人养心修性，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曾国藩这样的劝导，可谓苦口婆心，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充分显示曾国藩对兄弟们的关切之情，流露出曾国藩对兄弟的殷切希望，希望自己的兄弟在挫折面前，不灰心不气馁，平静自己的心态，修心养性早日成才。清朝政府对府、州、县生员选拔实行“五贡”制，曾国藩的三弟曾国荃，“优贡”得中，曾国藩为此感到“欣慰”，觉得家中喜事连连：二弟温甫妻妾都要生男孩子了；家中妇女、子侄勤奋有加；家乡全境丰收在望，“远近无警”，曾国藩自己征战“兵事平顺”，“又闻沅弟喜音”，曾国藩认为这是他们家高祖曾祖以来“积泽甚长”，他因此勉励诸弟“尤宜时时内省，处处反躬自责，勤俭忠厚，以承先而启后”（咸丰五年九月三十日.致诸弟.喜闻九弟得优贡）。对于兄弟们跻身官场，曾国藩向来低调，作为一名浸淫仕途多年的人，他已经看透了世态，深感官场之险恶，经常想到要及早抽身，以免惹祸，因着这个缘故，他特别告诫自己的四弟曾国葆，“处在大乱未平的时候，应当藏身匿迹，不可稍微在外面露头角”（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致四弟.不宜露头角于外）。从曾国藩在他母亲离世后，写给他儿子纪泽的信中可知，曾国藩饱读诗书，单他旅途没有带上留在京城的书籍就有《皇清解经》《会典》《通典》《乾隆二集》《五集》等，因此曾国藩深知读书的妙用，在培养下一代人方面，曾国藩也是不遗余力，舍得花钱请“明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分析了当时他掌握的情况，深感“实乏明师可以聘请”，最后和身边的几个人在一起商量，认为“近处惟罗研生兄是我心中佩仰之人”，这个人“学问俱有本源，于《说文》、音学、舆地尤其所长，而诗、古文辞及行楷书法亦皆讲求有年”，所以决定“聘研生至吾乡教读”，他还认为罗研生的“联襟”耦庚先生“明于风水之说”，“可在吾乡选择吉地”，“若果能来，足开吾邑小学之风，于温甫、子植亦不无裨益”（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致诸弟.读书宜选一明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家乡教育的重视。

       在治理家庭方面，曾国藩崇尚“勤敬和”的理念，明确指出“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无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致诸弟.在家宜注重勤敬和），曾国藩因此要求“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候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同上）。曾国藩是官至二品的朝廷重臣，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但他在给弟兄们的信中却提出“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以为儿侄之榜样”，他十分严厉地指出：“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要求弟弟们“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晚辈“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同上）。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国藩正带领他的“湘军”驰骋在征战太平军的战场，极力荡平他心目中的“贼寇”，为国操劳的同时，还要挂念家中的弟兄和子侄们，甚至连“一纸一缕，竹头木屑”，“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这样的日常琐碎之事，都要仔细教导，关心家庭，珍爱弟兄之情，天地可鉴。对自己的儿子纪泽，曾国藩关注尤甚，殷切教诲，惟恐儿子“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谆谆告诉儿子“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他担心自己的儿子过于淫佚。为免子女“不事操作”，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三个女儿，都已长大，能够给人做鞋了吧？因此“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官居二品的曾国藩，他的家在长沙当地也应该是名门望族，家里仆人侍女不在少数，像做饭做鞋这样的事务，绝对有家仆侍女们负责，似乎不应该让三个女儿和刚过门的儿媳妇，去从事这些家务事，但曾国藩却这样要求自己的子女们，就是恐怕他们奢侈淫佚，成为纨绔子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都做不了，谁还敢指望你做更大的事？从这里曾国藩教导自己的儿女们从小事做起，我们不禁联想到如今的官场，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们，依仗着父辈的余荫，大树底下好乘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最后的结果不但毁了自己，还坏了父辈的前程，坑害别人，又不利自己，可谓得不偿失。纵观今日某些被拉下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管好自己身边的人，致使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就是因为没有管好自己的亲人，才使他们私欲膨胀，贪欲之心作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失，自己更是追悔莫及。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很值得我们今日的许多官员们学习，倘若他们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则不但个人幸甚，国家和民族也幸甚！

       当时曾国藩的家乡有一股巨盗，首领叫左光八，对于这股为害乡里的“巨盗”，曾国藩的态度很明朗，“能除其根株，扫其巢穴，则我境长享其利，自是莫大阴功”，但他认为“湖南的会匪所在勾结，往往牵一发而全身皆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已经爆发，洪秀全在广西举起了反清大旗，在全国范围引起极大震动。曾国藩恐怕洪秀全的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这伙会匪在暗中发展壮大。曾国藩觉得，“左光八一伙，想尚非巨伙入会者流”，我们家乡在处理的时候，“不可过激而生变”，得悉这伙匪徒想请一些体面的乡绅保举，“改行为良”，去恶从善，“且可捉贼自效”，为朝廷效力，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按照曾国藩自己的想法，就是要采取“怀柔”政策，最好能将其收伏，比猛烈打击，断其后路，将其逼上梁山要好，如果真的不行，也要智取，不可用力太猛，否则引起其强烈反抗，收拾残局便不容易了。“公议粮饷”是件好事，如果真的是家乡父老的要求，那么带来的福利是极丰厚的。“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则我家万不可出力”，因为亏空的不是少数，是一大笔银子，“京城地区每户都要摊派千串”。倡导这件事的，不过几个大绅士一时夸海口，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急功好义”计议，将来各处分派的结果，仍旧是投机取巧的人、富有的人出得少，却在官府面前讨好，笨拙的人，弱小的人出的多，还不免受别人的勒索。最重要的是，“此风一开，则下次他官来此，既引师令之借钱办公为证”，“或亦分派民间出钱帮他”，“若相援为例，来一官帮一官，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曾国藩为官多年，对于帮垫亏空之事，看得很透彻，认为这件事，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是很大的损失，而且此风一开，后来官员，必照此例而行，变相增加了乡亲们的负担，曾国藩对这件事极力反对。对挽留地方官员的事，曾国藩认为，“此事若各绅有意，吾家不必拦阻；若吾家倡议，万万不可”。曾国藩觉得，按照清政府的惯例，官员补缺，皆有固定的方法，“何缺出轮何班补”，都有严格的规定，虽然有巡抚、藩台这样的机构，也无法改变这样的规定。“澄弟在外多年，岂此等亦未知也”，国潢弟在外这么些年，难道这样的道理也不知道吗？一个人“若不轮到班”，虽然帮他垫付了亏空，我们家乡所有的人都挽留他，却会因为成例，也无法实行；如果轮到班，虽然没有人为他垫付亏空，也自然不能不补这个空缺。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情况需要变通，总督、巡抚会专折奏请。也不敢大违现成的规矩。在这件事上，曾国藩告诫自己的弟弟们，自己家庭的人，绝不要参和其中，因为牵扯清廷祖制，将来上头追究起来，是很难脱干系的。

       曾国藩治家有方，在他的不断指点和教育下，诸弟及子侄皆自强不息勤俭持家，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当年无论公务多么繁忙，他都坚持给家人写信，给他们批点诗文，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曾家，男子“看、读、写、作”缺一不可；女子“食事、衣事、细工、粗工”须样样精通。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科举之路非常坎坷，后来还是曾国藩给他捐了个国子监生功名，他便留在家里管理家事，督促弟弟们学习。二弟曾国华，加入曾国藩的“湘军”，给予曾国藩很大的帮助，后战死疆场。三弟曾国荃，曾国藩也称其为“九弟”，因其在家族中排行第九，曾国荃后来也加入“湘军”，带兵吉字营，是“湘军”的主力部队，是太平军的劲敌，作战有方，杀敌如麻，后病逝，是曾氏兄弟活的最久的人。曾国藩最小的兄弟曾国葆也入“湘军”，先后参加安庆之战和天京之战，后病逝于军中。

四、操练“湘军”，为国分忧

       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接受咸丰帝的诏令，带着父亲的教诲和好友们的期待，跪别亲人，和郭嵩焘一起前往长沙，而这个时候，曾国藩慈母新丧孝期未满，按儒家的规定，他应当守孝三年，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攻城掠地越战越勇，其势头席卷大半个中国，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者，曾国藩比谁都更愿意站出来积极地维护封建制度，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然而让曾国藩焦灼的是，当政者对这一切混沌未知，尤其是咸丰帝，虽然登基不久就下令征言，可事实证明那只是收拢人心的一场作秀而已。当时的清军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作战能力差，针对这种现象，曾国藩忠言直谏，提出裁兵、节饷、加强军事训练三项措施，咸丰帝对他的谏言漠然置之不予理睬。曾国藩对皇帝的这种态度深感失望，但他还是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力量，挽大厦于将倾，所以在接到诏令，虽然孝期未满，他还是迅速成行，赶往长沙。曾国藩是一名文职官员，他一生所学习的都是儒家的思想，与组建军队带兵打仗没有任何关系，但后来的“湘军”作战勇敢屡打胜仗，这与曾国藩本人的自身修养严于律己分不开的。他组建的“湘军”，大多数人都是他的湖南老乡、亲戚朋友，进入“湘军”之前，就是普通老百姓，属于临时凑合起来来的“团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属于地方武装，不是职业军人。这些人后来之所以能征善战，完全是因为曾国藩的严格训练，在治军这一方面，曾国藩绝对是“严”字当头，对军中那些违犯纪律，或者是“畏战”、“怯战”，临阵脱逃者，格杀勿论，曾国藩因此在军中有“曾剃头”之称。对士兵严肃纪律严格要求，但不等于缺乏人性，后来他手下一员大将塔齐布猝然离世，他悲痛之余撰联一副：“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章曾荐郭汾阳”，反映了他的带兵方略。面对强敌，他勘察地形排兵布阵，有为帅之谋；私下里，对亲人故旧，他有兄长的慈祥和亲情，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他也会家书不断，报告战场形势，教诲治家之道。《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致诸弟.在家宜注重勤敬和》，是《曾国藩家书》中收录的，他组建“湘军”后，辗转在与太平军征战的沙场上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书信，信中详述了“湘军”移动和战况，与家中的父辈及诸弟分享胜利的喜悦。曾国藩在“家书”中一直指斥太平军为“贼匪”，这与他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是密切相关的，因着他朝廷重臣的身份，他是坚决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从这一点看，反抗清朝政府统治的洪秀全及其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曾国藩这样的“忠臣”誓死消灭的死敌，所以从曾国藩的口中称太平军为“贼匪”，就不足为怪了。站在曾国藩的角度，他组建并操练“湘军”，与太平军进行争战的行为，完全是对朝廷的效忠，是他为国分忧的“忠君”表现。因为是写给兄弟们的书信，曾国藩在信中也就无所顾忌，可以说袒露性情直抒胸臆：“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折辞谢，想诸弟也必以为然”（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致诸弟.勿使子侄骄奢淫逸）。打胜仗了，朝廷赏赐，封他为湖北巡抚，相当于省长一职，“并赏戴花翎”，这是何等的荣耀，“皇恩”如此浩荡，曾国藩绝对应当感恩戴德，而且私心窃喜的，但曾国藩却似乎寝食难安，且决议辞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母丧未除”，按照儒学教导，他本应该守孝灵前，然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曾国藩选择效忠朝廷征战沙场，这样行绝不是为了“博取高官美职”，因此如果接受了朝廷的安排，他二年来的心血将付诸东流。他将怎样面对九泉之下的母亲？又将怎样面对父老乡亲？良心之中，又怎能感到平安？这样的心理状态，反映了曾国藩对儒家学说的崇尚，既然选择“忠君”，就用辞官的行为，表明他不忘孝母的心，他不顾孝制，带兵出征，绝不是为了什么高官厚禄，完全不是名利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对有“亚圣”之称的曾国藩，产生这样的思想，完全是正常的，非常符合曾国藩的人物性格。曾国藩组建“湘军”征战沙场以后，几乎每封“家书”的开头，都在汇报军情和“湘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每当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今天赞赏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的人，似乎就感到特别的压抑，就会觉得这个曾国藩“反革命”立场顽固，镇压农民起义心狠手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但只要想一想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想一想他的身份，就能理解他的作为了，同样的道理，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落在太平军的手里，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两军相战，各有自己的立场，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管曾国藩一介文人，组建“湘军”之前，从未涉足过沙场，但这并不证明曾国藩就一点军事常识也不懂，若不然“湘军”也就不可能和太平军相持那么久，在《咸丰五年四月二十日.致诸弟.述营中急需人才》的“家书”中，他已经看到，“此间自水师小挫后，急需多办小划以胜之，但乏能管带小划之人。若有实能带小划者，打仗时并不靠他冲阵，只要开仗之时在江过攒出攒入，眩贼之眼，助我之势，即属大有裨益。吾弟若见有此等人，或赵玉班能荐此等人，即可招募善驾小划之水手一百余人来营”。“小划子”是江河湖泊近水地区常见的一种小型水上交通工具，具有轻便灵活的特点，可以及时在水面狭窄的地段掉转航向，随时出入水面，关键时刻可以扰乱敌人的视线。曾国藩觉得这种小划子非常适合他们和太平军的水上战斗，但军中缺乏掌管这种小划子的水手，因此特意吩咐自己的弟弟们在这方面留意。从曾国藩信中的叙述，我们可以捕捉到三方面的信息：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和太平军水上作战的机会多；曾国藩以独到的眼光看中了“小划子”这种机动灵活的水上工具；急需掌管小划子的人才。曾国藩虽然组建了“湘军”，却没有将这支队伍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拥兵自重，他服从调遣，惟朝廷之命是从；在军中也没有进行党同伐异那一套，也没有嫉贤妒能，而是积极挖掘人才，他担心“义宁之战”后，罗山会回兵湖南“保全桑梓”，“则此间又少一劲旅矣”，如果能把彭雪琴调来，“当有起色”。可见这时候的曾国藩求贤若渴，急需各种能人，也显示了他“忠君报国”的坦荡胸怀。

       曾国藩虽然大权在握，并不滥用私权，他久居官场，深知仕途险恶，因此行事为人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他清正廉洁无欲则刚，在官场上淡漠名利，把升官发财当作极小的事，也从不为争权夺利结党营私，他直言敢谏，绝不会违心地去迎奉别人；家教有方耕读传世，身为朝廷重臣官居二品，但他的祖父、父亲、弟弟、子侄们，却一直住在湖南老家，善待乡邻低调做人；带兵打仗纪律严明，从不骚扰百姓，以至“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当然曾国藩并非“完人”，他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性缺陷，尤其是在处理“教案”时表现的屈辱求和，使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卖国求荣”的骂名；他的性情很脆弱，在晚清官场尔虞我诈的斗争中，他几曾心灰意懒，准备辞官还乡，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强而有力的进攻，他企图以“自杀”的方式了结自己的性命，总结起来，他的一生毁誉参半，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他在治家方面的经验和对子女们的教育以及他自己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却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和借鉴的。曾国藩是晚清时期朝廷中难得的几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因着他们的“精忠报国”，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之后，曾经出现了可喜的“同治中兴”，但封建社会历经数千年之久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些痼疾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发展规律，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共和代替封建的君主制，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是振兴中国的灵丹妙药，事实证明，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实现华夏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

       夏峻，原名夏建芳，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61年6月生于河南省灵宝市焦村镇东村二组，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三门峡市作家协会会员、三门峡市评论家协会会员，灵宝市作家协会理事。

       自幼酷爱文学，勤于写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已有小小说、诗歌、散文、新闻作品300余篇见诸报端。出版有长篇小说《窦家寨》《晨光》《驻村第一书记》《黎明前的风暴》。曾参加河南省“奔流文学院第六、七、十二期作家研修班”学习，在《奔流》文学期刊（2019年第2期）发表短篇小说《反哺》，哈尔滨《青年文学家》（2021年第2期）发表小说《请客》，第6期发表诗歌《早春素描》。其中，长篇小说《晨光》荣获第三届三门峡市优秀文学艺术著作奖；诗歌《我骄傲  我是一名中国人》获“仰韶杯”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诗歌《我骄傲，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荣获河南省离退休干部“不忘初心跟党走，赋能助理再出发”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诗歌创作朗诵大赛一等奖；小说《“老歪”正传》荣获第三届“香榭御府.青海拉面”全国小说大赛“创新奖”。

       2024年8月荣获都市头条官方井冈山群第四届“十佳明星作者”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