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辉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 310012)

关于伏羲初兴在距今10000年前的观点，我在《伏羲文化研究》2016年1期刊发的论文《伏羲年代的考察-以八千年为基线》中首次提出；2019年又在《文旅融合与天水文旅产业发展新路径》再次提出；并且在刘红岩教授主编的《陇上重镇莲化城·序言》及该书收录的《伏羲生于甘肃秦安莲花考》有专题论证。本文是新近的一些思考，愿与各位分享。

由于《师赵村与西山坪》一书早出，影响大一些，当年我引用的材料正是来源于此。由于渭水上游的史前年代序列是以秦安大地湾遗址、天水西山坪和师赵村为代表，这是因为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年代要早于师赵村一期文化，且遗址面积大，出土文物丰富。师赵村一期文化渊源于大地湾一期文化，而且是紧密衔接的。更重要的是“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地层系列是目前所见甘青地区唯一的最完整的地层系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个地层系列指西山坪一期（大地湾一期）至西山坪七期，即从距今8200年至距今3000年的长达5000多年的完整地层序列，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

《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是大地湾发掘的正式报告，作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其权威性不容怀疑。但是，在年代方面在不认同距今8000的观点。《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在结语的年代部分提出：“大地湾遗存为甘肃史前考古树立了距今7800-4800的断代标尺，”其中，大地湾一期文化“年代约为距今7800-7300年”；“二期年代约为距今6500-5900年”；“三期年代大体约为距今5900-5500年”；四期“大约距今5500-4900年”；“五期大约距今4900-4800年前后”。

另外，《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在结语部分的文化特征、性质和命名中称：“对于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的前仰韶时期早期阶段的命名，学术界意见纷纭。……我们考虑到大地湾遗址包含多种文化……所以主张命名为老观台文化。鉴于老观台遗址内涵前仰韶时期早晚两段，因此这一命名自然也涵盖了所谓的北首领类型。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妨暂时将上述遗存统称为前仰韶文化，争论各方大体均可接受。” 按照上述观点，大地湾遗址不能像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一样，称之为“大地湾文化”，而是“前仰韶文化”。

不过，学者认为可将大地湾一期单独提出来，称之为“大地湾一期文化”，还有直接称大地湾文化，本人就持此观点。

二、大地湾史前年代拉长的启示

伏羲初兴与伏羲文化的年代，依据过去的大地湾资料，证明时间虽然上没有问题，但关键在于材料仅止步于距今8200年，而且还不统一，更谈不上突破。伏羲是公认的人文始祖，现在的考古发现早已超出8200年的上线，作为无法回避的现状，是研究者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课题。

我们通过建模分析，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在距今7500年是一个明显的平台，曲线以下满天星斗，曲线以上正在逐步增多，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大地湾最新的考古发现突破了以往距今8200年的上线，拉长了历史的时间，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伏羲的初兴年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带来新的困惑。

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以大地湾为核心的史前文化区，早在6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延绵不绝，其DDW60探方自下而上共有六层，下层距地表8.5米，1-3文化层距今60000-20000年，发现有人类技术砸击的石器；第4文化层距今20000年-13000年，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第5文化层距今13000年-7000年，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距今7000年-5000年，以大地湾二期文化为主。大地湾二期的“年代约为距今6500-5900”。

大地湾最新的考古发现，令人十分惊喜，特别是大地湾一期陶片出现在距今20000-13000年的第4文化层，也就是说大地湾一期的上线进入到一万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新发现的距今13000年-7000年之间的第5文化层是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伏羲初兴之时当属于大地湾第5文化层的上半段，即距今13000-10000年之间的10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伏羲出生地在和大地湾相联的秦安县东北清水河与葫芦河交汇处的莲花镇一带，我在1998年为中央电视台第四套《华夏文明》节目作主持人时，就在该地清楚地表述过，只是人们关注不够罢了。作为距今10000年前伏羲部族最早的活动中心，来自于考古学提供的证据和大地湾最新考古发现的启示。

科学在发展研究在推进，对于伏羲年代的多学科探讨，已经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如我的师友伊世同先生通过研究认为：“伏羲时代，理应比太极既判的萌始年稍迟，也该比中国承传星象体系初成的年代更早，即伏羲应该是20000—10000年前的人文初祖。”伊世同先生是当代天文学家，他对伏羲年代的结论来自于对“大火”的研究。我与伊先生有过多次交流，我们二人曾经数次实地考察卦台山。在交流过程中，他多次谈及伏羲与天文学的萌始期当在距今12000-1000年之间。遗憾的是2008年7月，伊先生在登封周公观星台一带筹备博物馆时不幸病发离世。在此之前，我和伊先生在考察卦台山时有个规划，设想在山东泰山、河南登封和天水卦台山分别建立三处天文博物馆，如人肢体，观测天象。故人离去，惆怅不已。人生短促，逝者如斯。

学者们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认为大地湾一期文化与伏羲时代基本吻合，足以证实伏羲生于成纪的说法成立，并非向壁虚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过去以大地湾来直接对应伏羲，似乎过于简单，在没有考古学的古代，文献所记载伏羲出生于成纪说法难道就不能成立吗，显然不能。我们今天说伏羲出生于秦安县的莲花镇，首先就是来自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不是考古学的指认。考古学不是万能的，至少不能完全代替历史文献的记载。

远去的时间，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和不完整的碎片，包括后人对他的出生地的不同以前伏羲部族最早的活动中心。在距今13000年-7000年之间，长达6000年的时间，筛选伏羲文化对标点位为10000年前，确实不太容易，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而且单就一处发现而言，难免稍显单薄。因此，我们必须扩大视野，寻求新的支点。

三、 楚文化的互动

伏羲既然是人文始祖，那么，他的活动轨迹就不可能局限于大地湾一带。事实上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中国不少地方都留有伏羲的印记，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楚文化区尤为突出。

从考古学的维度考察，关于伏羲的图像和文字记录，最早在楚文化范围之内。考古发现关于伏羲的最早实物出现在楚文化圈内，有两次最为著名。第一次在1942年9月的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出土了令世人震惊的战国楚帛书。原来专家们的研究认为：

帛书横38.7、纵47厘米，四周绘有12个神灵，每边3个，头均朝帛画的中心，足部向外。……帛书中间部分是两大段墨书文字，四周的神像旁边都有一小段文字，共约九百字之多。这些文字论述了天象与人间灾异的联系，又涉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文字中还提到伏羲、女娲、炎帝、祝融等名字。

至于战国楚帛书具体的字数，根据李零先生参考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将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分为甲、乙、丙三篇，“全书共计字数当在九百三十六字以上，外加合文十二字，重文七字，可得九百五十五字。”其中有关伏羲、女娲等的记载在乙篇，并且是排序在最前列，可视为始祖。

帛书，也叫楚缯书或楚绢书。李学勤先生将其分为《四时》、《天象》、《月忌》，其中伏羲（包牺）是在《四时》篇中，其“首章叙述包牺的传说，开头一句‘曰古[黄] 熊包牺’，与《尚书·尧典》、《皋陶谟》及史墙盘例文相似”，而且是“咎（规）天步[地]”、“命山川四海”。还有，“曰古[黄]”之“黄”，有不同的释读，李零先生隶定为“赢”，即“曰古赢包戯”，并记载有“田”“渔”，与《易传·系辞下》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相吻合。

战国楚帛书出土后不久就落入长沙一中学美国教师之手，后被带入美国，几度易手，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我曾经前往考察，遗憾的是未能得见。

第二次在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衣箱上的漆画中发现了伏羲的画像。该伏羲是与女娲的蛇身人首画像，画在弋射图衣箱盖面弋射图像的一头边缘，并有漆书“兴岁之四”等二十字，象征着五谷丰登、“为政以德”等意义。该墓中出土的铭文纪年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 年，属于战国早期，距今已有2430多年。据此，曾侯乙墓中的伏羲女娲像，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最早的伏羲女娲画像，同样是楚文化的代表，并且再次得到战国楚简的印证。

对于伏羲文化的研究，我们能够利用的考古文献并不多，《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书》第二册的《容成氏》依然是可使用的证据。经过几年的研究，学者们已认同《容成氏》对中国古史帝王的记载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对与伏羲研究相关的内容有：

[尊]庐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㭏丨氏、壚畢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贤。

其中“㭏│氏”，有不同的释读，如“浑沌氏”等。而“壚畢氏”，廖名春先生“就读为‘伏羲氏’。”《容成氏》对上古帝王不同的排序与《史记》系统的排序颇为不一，应该是历史上对远古人物不同认识的结果，抑或是各学派传承的表现。有意义的是《容成氏》的排序却与《庄子》记载的排序比较接近，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与楚文化的关系。《庄子·胠筪篇》称：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

庄子又说：“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楚简《容成氏》的年代在公元前314年之前，与战国时期《庄子》的年代基本吻合。

庄子到底是哪里人至今争论不休，对于庄子所内涵的楚文化究竟有多少也在争论当中，但是不能否认，庄子与楚文化的渊源以及内涵楚文化的表现是客观存在，因为没有人说庄子具有秦文化，原因就在于没有渊源关系。将楚简《容成氏》和《庄子·胠筪篇》相比对，两者之间的古史系统是一致的，尽管有人释“㭏丨氏”为伏羲氏，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从《庄子·胠筪篇》考察，何尝不是一种说法，也不排除漏简错简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最早的伏羲形象出现在南方，而不是北方，更不是渭水流域，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其它原因。在我看来：至少证明南方在战国时期是伏羲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包括丰富多彩的绘画和乐器。利用出土乐器研究伏羲年代，过去我们做过，例如，以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发现的陶埙，对应伏羲8000年。现在，从楚文化区的考古发现考察，时间的确有些偏晚。

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质乐器之一，乐色拙朴独具韵味。《拾遗记》称“灼土为埙”。但是，埙在古代乐器当中属于比较简单的一种，早期只有1-2个音孔，能吹3个音。陶埙在大地湾及莲花城一带俗称“哇呜”，至今仍在生产和吹奏，且烧制非常简单。相对于埙而言，笛子不同了，《礼记·乐记》记载：“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乐器是骨笛，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舞阳，属于裴李岗文化范畴，贾湖一期距今9000年，在出土的四十余支骨笛当中分为2孔、孔、6孔、7孔、8孔，其中7孔最多。贾湖骨笛又分三种类型，其中早期骨笛距今9000年，中期距今8600年—8200年。对应以往的说法，贾湖一期出土的骨笛年代要早于大地湾一期8200年，二期的下限与甘肃大地湾一期的上限相同。但是，就大地湾最新考古发现而言，贾湖骨笛9000年的历史属于距今13000年-7000年的第5文化层的上半段，亦未超出伏羲初兴10000年的时代范畴。

举世闻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贾湖遗址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乐器，曾经震动了世界乐坛。谁都知道乐是通过乐器的演奏完成的，按照一般规律，伏羲制乐应该在乐器流行于社会，是在比较成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乐是人类进步的表现，由最初的情感渲泄，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古代中国，乐的作用非常重大，已超出正常的生活范畴。《乐记》称：“乐者，所以象德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可见乐与礼一样，宗旨都是为政治服务，不过乐的起源要大大早于礼的出现。

当人类还在蒙昧时期，就懂得喜、怒、哀、乐，并采取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而且肢体语言要大大先于文化语言。乐器最初是配合手舞足蹈舞蹈的附属品，包括利用声音（乐）来诱捕动物，满足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音和乐还成为表现情感和宣泄情感的重要手段展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庆祝胜利与寄托哀思时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贾湖骨笛的发现证明早在伏羲时代的先民们就懂得使用乐舞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特定的场合，如祭祀、战斗等，达到整齐步调统一意志的目的。直到今天我们在举行重大活动时，如奏国歌等，就是的具体表现。

伏羲是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代表人物，至少有十二项为其代表，核心有：造罔罟，发展渔、牧业；开田地，发展农业；发明生产生活工具；钻木取火；尝百草，制九针；制甲历节气；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创造八卦；创造书契；立九部，设六佐；制礼以教化天下；制琴瑟以作乐等。伏羲的十二项发明，基本上都与农业文明相关。农业文明与畜牧经济不同的是以定居和大规模的聚居为特色，安居乐业，只有在安居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庙堂之乐，如黄钟大吕、金声玉振、金石丝竹等等。所以，伏羲的第十二项发明，也就是最后一项发明正是制琴瑟以作乐，完全符合农业文明的发展历程。《礼记》载伏羲“作琴瑟以为乐”；《帝世谱》载“伏羲乐名扶来，亦曰立本”；《孝经钩命决》载：

伏羲乐名《立基》，一云《扶来》，一曰《立本》。

“琴瑟”，古为八音之一。八音者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其中琴瑟为丝，箫管为竹。而“立基”、“扶来”者均为伏羲发明的乐名，而不是乐器的器物名。《楚辞·大招》曰：“伏戏驾辨，楚劳商只。”伏戏即伏羲，王逸注曰：

伏戏古王者也，始作瑟，驾辨、劳高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辨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乐听也。

又《哀时命》曰：“上同凿枘於伏戏兮，下合矩矱於虞唐。愿尊节而式高兮，志犹卑夫禹、汤。”对此，吕思勉先生认为“伏戏遗声在楚，亦其本在东南之证”。吕先生所言极是，楚文化区确实保留了不少有关伏羲文化当中的音乐元素。毫无疑问“历史悠久而又异常瑰丽的楚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楚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以光大人文始祖伏羲最为突出，”而贾湖骨笛以及源远流长的伏羲楚音正是最好的见证。

宋兆麟先生认为：“从伏羲的命名，传说和淮阳人祖庙会所保留的风俗看，伏羲并不是拘构的神，而是充满着人性的英雄，如渔网的发明，琴瑟的制作，婚姻的改进等等，都是人力所能办到的。”我非常赞同宋先生的观点，因为有些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而且在不断地被证实。

考古学的数据告诉我们，如果认同伏羲制乐，那么，贾湖骨笛表明伏羲的年代至少要在距今9000年以上，方才符合伏羲制乐的发明创新，这也是我为什么多次提出伏羲文化初兴10000年的原因之一。

陈淳先生在《当代考古学》一书中指出：“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器物，而是要通过它们来研究和了解过去人类的社会。从这点来看，无论是以重构国史为目的的考古学还是人类学的考古学，它们的目标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从物质文化中解读出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才谈得上真正的历史重建。否则，用原始材料堆砌的历史只不过是器物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我认为陈淳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考古学是研究人类与社会发展的一门综合学科。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简单的田野发掘，而是与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生态学等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采信与整合不同的资料，对于我们今天全方位多学科地深入研究伏羲文化的积极意义也正在于此。

伏羲初兴之地，正是距今60000年以来文化连续的大地湾所在清水河流域范围，包括与清水河交汇处的水洛河流域距今4.6万年的徐家城遗址，但核心在莲花城一带。现再次提出，是本人结合近二十年的研究心得，一是考古新发现在资料上的补充与丰富；二是有关伏羲年代的重新架构。伏羲是人，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部族首领，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则是永远传承的历史。（完）

作者简介

徐日辉：

男，汉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原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主要从事：旅游文化、伏羲文化、炎黄文化、大禹文化、史前文明、《史记》、秦早期历史文化、三国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主讲课程：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前文明、伏羲文化、考古学概论、考古与文物鉴赏、《史记》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史专题研究、城市发展与规划史、城市建设史、都市文化概论、姓氏文化等。

学术成果：

1、现已出版《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文化史》、《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史记札记》、《秦早期发展史》、《张良萧何韩信评传》、《伏羲文化研究》、《街亭丛考》、《中国饮食文化史-西北地区卷》、《秦朝至六朝时期的西湖》、《会说话的青铜器》等学术专著19部；

2、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

学术活动：自1998年以来先后做客于：中央电视台CCTV-4“华夏文明”、CCTV-10“家园”、“百家讲坛”等，2019-2020连续两年为陕西卫视一套直播“智山之巅 论道鬼谷”，以及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直播。并且在：国防科技大学、浙江人文大讲堂、海南国际旅游岛讲坛、名家论坛、天一讲堂、天中讲坛、陇右讲堂、文澜讲坛等作以下内容的演讲：

《丝绸之路—中华民族对外开放的大手笔》、《丝绸之路的回声-从长安到罗马》、《丝绸之路的创新—从洛阳到罗马》、《一带一路倡议—从洛阳到马德里》，《仰望文明—丝绸之路与帝国的崛起》、《丝绸之路的传承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感恩—迎接明天的“一带一路”》、《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浙东唐诗之路的战略意义》、《漫谈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丝绸之路与中国饮食文化》；

《以数智赋能为抓手以地方文化为核心创新全域旅游优质发展》、《大数据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县域全域旅游发展》、《全域旅游提质与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县域旅游规划为例》、《文旅融合—旅游业深度改革的再度创新》、《文化振兴与全域旅游》、《文化—对未来城市发展的影响》、《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以琼浙两地县域旅游发展为例》、《高位统筹，一把手工程，加速文旅融合与县域A级旅游景区打造的新路径》、《伏羲女娲文化的文旅开发》；

《乐山悦水—传统文化与旅游》、《传统文化与旅游开发》、《乐山悦水—旅游者的最高境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旅游文化》、《对话历史—文物考古与旅游》、《凝固的音乐-建筑文化与旅游》、《慎终追远—史前文明与旅游》；

《铁马金戈-青铜器与中国古代战争》、《中原地区的古代战役》、《礼乐兴邦—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面面观：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为例》、《说三道四—数与中国传统文化》、《司马迁与<史记>》、《中国饮食文化史》；

《诸葛亮治国谋略的启示-以用人识人为例》、《五丈原—诸葛亮精神的开始》、《家风与国风》；

《伏羲女娲的历史考察—从神话故事到智能化时的文明启迪》，《伏羲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甘肃天水麦积山伏羲女娲交尾图的新认识》、《伏羲文化—中华文化之源》；

《大禹与越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大禹治水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伯益与赢徐文化》；

《会说话的青铜器》、《会说话的陶器》、《会说话的石器》、《会说话的建筑》、《会说话的衣、食、住、行》等传统文化内容的演讲。

社会职务：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嬴徐文化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特别顾问；江苏省项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社会公益：① 常态化免费为社区、民间书院、医院等开设文化与学术讲座；② 常态化免费为西北、西南经济振兴地区做文旅融合指导；③ 自费为甘肃乡村振兴规划《莲花伏羲始祖文化园》，开发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创新经济收益模式服务，已初见成效。

社会兼职：现任省内外地方政府及所属机构等多部门的智库专家，以及北京天一博观、中国美院、浙商大等国内旅游规划、城市规划等设计院、乡村文旅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实体单位的学术指导和首席专家顾问。

（原载《伏羲文化研究》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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