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当年将军下连当兵

 ——写在建军九十七周年之际

 王维佳

        近日在央视第四频道《国家记忆》栏目中看到一段早已淡出人们记忆的往事，不禁让我感慨良多。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军结束战时状态后，开始进入和平时期正规化建设轨道，部队普遍住进了营房。团以上机关上班进办公楼，下班回家属院，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和机关人员渐渐脱离基层官兵，产生当和平官和平兵、过太平日子的麻痹享乐思想，而当时我国在国际上正面临美苏两霸的双重压力，战备形势十分严峻。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深思和担忧，于是他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军队干部每年要下连队当兵一个月，体验士兵生活，听听普通士兵想些什么，有什么要求。既能锻炼自己，总结经验，也能更好地指导部队工作。”

        随后各军区纷纷响应，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司令员们带头脱下将军服，换上士兵装，下到连队，成为上士、中士甚至列兵，和基层官兵实行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简称“五同”），一时间在全军蔚成风气，传为佳话。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杨得志将军下连当兵时，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完全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连队日常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等各项活动，就连站岗换哨也毫不含糊，交枪、接枪、肩枪，动作一丝不苟、有模有样，与官兵们相处很是融洽。因保密需要，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以为是哪个单位的专家犯错误接受改造来了，也有的以为是报社的老记者抑或是电影演员到部队体验生活呢，惟独没有往大首长上想，开始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杨同志，熟了以后便叫他老杨，再后来干脆管他叫杨老头了。那时候部队思想之纯、风气之正、官兵之亲可见一斑。

        全军大比武时期，开国上将杨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次陪同英国蒙哥马利将军参观部队刺杀和射击表演，看到500人右手握枪，整齐划一，动作威猛，杀声震天，蒙将军不相信眼前的场面是初出茅庐的士兵所为，而更相信是从全军挑选的优秀军官扮成士兵糊弄他，便带着怀疑的目光提出要近距离看看这些战士，当他示意战士们脱帽、看到一个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额头时才放弃自己的怀疑。在观看完战士们的射击表演后，这位曾经降服“沙漠之狐”隆美尔的二战名将，似乎想在孩子们面前证明一下自己宝刀未，自信地接过战士手中的枪，朝着前方百米外的钢板靶砰、砰、砰连开三枪，枪响靶落，博得现场一片喝彩声，老将军的脸上也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让人意想不到是他突然把枪递给身边的杨勇将军，想当面考考这位久经沙场的中国将军，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舞刀弄枪在这位勇将面前只能算作“雕虫小技”。只见杨司令员接过半自动从右至左来了一次速射，9个靶子应声掉落靶壕，更象是一场秀枪法的射击表演，令蒙将军大为吃惊。后来他在评价中国军队时说：“千万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否则必败无疑。这应该成为军事家们的一个禁忌。”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称赞道：“杨勇将军，将军扬勇”！难怪面对美帝和苏修两个超级大国的咄咄逼人，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样的军队怎能不令敌人胆寒，怎能不让人民放心！

        回想我的35年军旅生涯，也曾有过几次下连当兵的经历。每次当兵参训都令我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至今仍记忆犹新。记得第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任23集团军作训处副处长期间，随何道泉军长将军到69师205团8连当兵。该连是有着辉煌历史的“红军连”，到这个连队当兵要比其他连队难得多，官兵们的集体荣誉感特强，战备训练、政治教育、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都不甘落后，都要争第一站排头，要想跟上节奏非得脱层皮不可。其实随军长下连当兵是多重身份，既要当好普通一兵，切实做到“五同”，体验战士生活；又不能忘了机关职责，搞好调查研究，通过解剖麻雀，了解基层需求；还要当好参谋，准确领会首长意图，创造性地落实首长指示，回去后向党委提交加强基层建设的建议方案。下连一个月深受基层官兵欢迎和好评，也得到了军长的认可和表扬。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任沈阳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期间，曾带领司政后装四大部的5名机关干部到64集团军192师炮团当兵。虽说炮兵不如步兵训练强度大，生活节奏也没那么紧张，但“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却是所有基层单位的常态，对于一个长期在机关工作、年过40的人来说，真正做到“五同”并不容易。作为领队我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做到蹲得住，同得了，帮得上。尽管部队距离沈阳很近，但大家都能一蹲到底，自觉参加连队活动，从未借故中途回家。团队铁路输送赴外地实弹射击演习，途中十多个小时，大家和部队一样坐硬板（硬座）、挤“闷罐”（棚车），肯馒头就咸菜。到达营地后和官兵一起构筑工事，架炮运弹，风餐露宿。下连当兵期间还通过调查研究，协调有关部门为基层解决了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受到部队广泛赞誉。

        还有一次是八十年代初期在军作训处当参谋时曾参与组织过一次军、师、团军事主官基础科目集训。中外瞩目的华北大演习之后，在全军再次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练兵。一场以“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训练在全军蓬勃兴起，团以上部队普遍开展以建制排、建制连为基本单位的比武竞赛活动。为此军党委决定组织一期“四长”集训，从30多岁的团长到50岁左右的师长、军长、参谋长，按连队建制编组，执行连队作息时间。他们中间不乏经历过战场血与火考验的老兵，更有六十年代初在全军大比武中过关斩将的训练尖子，对于这些基础科目有着一种与生俱来、难以割舍的情结。开训第一天，当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兵重新操起“七斤半”（56式半自动步枪重量为3.85公斤），仿佛回到生龙活虎的青春岁月，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与自豪。在接下来一周时间紧张而辛苦的集训生活里，让我第一次见识了这些军中骄子们强烈的带兵打仗意识和过硬的技术战术素养。透过那次不平凡的集训之窗，可以窥见继六十年代初大比武之后我军军事训练又一个黄金时期，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只可惜好景不长。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军队要忍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抖起胆子顾一头”等思想指导下，训练让位于经营，战场服从于市场，战略地位变成“略占”地位，给部队带来巨大干扰和冲击。特别是拜金主义和西方价值观对部队的渗透和影响，严重侵蚀着官兵思想。长期和平环境和优渥的物质条件，更助长了贪图安逸、不思打仗的厌战厌训情绪。

        九十年代初，人类第一场以信息化为标签的海湾战争惊醒了全球军界，我军一些有识之士更是站在时代前列，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热情为军队建设转型奔走呼号，同时也给我军军事训练注入了一股新风。于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纪之初，以原23集团军为改革试点的系列对抗训练，以原39集团军为开路先锋的科技大练兵，相继在全军推广并形成热潮。然而，这个时期正是“东北虎”徐才厚、“西北狼”郭伯雄“哼哈二将”穷凶极恶、兴风作浪的“至暗时刻”，上有卖官鬻爵、任人唯钱之好，下必投其所好、买官晋衔，不思战场思官场，不用能人用庸人。即便进入新时代在高压重典之下，以魏凤和、李尚福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身居高位的军中败类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困于名缰利锁而不能自拔，严重毒化了军队的政治生态，给我军建设造成毁灭性破坏和灾难性后果！相信在这些落马将领们的军旅生涯中，一定有过不止一次下连当兵的经历，然而他们从来不是基于部队建设需要，而是迫于形势或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做秀，人虽然下去了，他们的心却从来没有放在兵的身上，他们的魂早已游离于党的宗旨之外，徘徊于功名利禄之间。如此而已，老百姓怎能不发出灵魂之问：这样的人不清除能实现强军目标吗？让这样的人带兵能打胜仗吗？靠这样的人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吗？

        庆幸的是党中央果断决策，力挽狂澜，以雷霆出击之势伏虎擒狼，以壮士断腕之举刮骨疗伤，及时清除毒瘤，重走古田之路，政治建军，脱胎换骨，改革强军，涅槃重生，才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延续，进而重拾军心民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燃起新的希望。面对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丧心病狂地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台独分子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死心塌地认贼作父抗中谋独，我军面临反独促统和反霸维权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严峻复杂和迫在眉睫！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军指战员的坚定信念，有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坚实后盾，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及其走狗不过是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它们的倒行逆施犹如螳臂当车，必将被正义的力量和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百年建军使命任务连同她的尊姓大名必然永载史册，与日月同辉！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