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和兄妹与伯父周恩来总理

作者：戴经邦

    周秉和与周秉建兄妹是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侄儿侄女，北京人，分别生于1951年和1952年，上个世纪60年代末，大张旗鼓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日益高涨，兄妹俩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先后奔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落户。

    他们牢记总理的谆谆教诲，在艰苦的乡村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饱经磨炼后，周秉和被招生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所、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工作。2007年，他与马运昌等几个北京知青筹集成立了中国知青网，现任中国知青网，担任理事长。展开了许多有益的知青活动。

    周秉建在辽阔的大草原插队8年，百炼成钢。她从大队团支书干起，到担任锡盟西乌旗团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文学所副所长、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锡林浩特市政府副市长、财政部财政监督司财政监察专员、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绩卓著，成为党的一位优秀干部。

                 

（一）严格的家规家训

    他们的父亲周恩寿是周总理的三弟，人丁兴旺，6个孩子，男女各半，他俩是父母最小的儿女。总理无儿无女，他们就是总理的至亲。每逢休息日或节假日，只要条件许可，父母总要带着他们到中南海看望总理，在短暂的家庭聚会中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在他们珍藏的很多照片上，周总理或抱着，或牵着年幼的周秉和等晚辈，长辈的慈爱之情溢于言表，不仅对他们从小疼爱有加，而且，连周秉和的名字也是总理取的。他出生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总理在他的名字中寄托厚望，希望双方和谈成功，世界安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可一代伟人令人高山仰止。他忘我，无私，对家人的要求特别严格，不光从不搞特殊化，甚至还显得“不近人情”。

    解放前，周恩寿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职务，然而，周总理却主动找到他的领导，提了一个“特殊要求”，要求他的工作“职务尽量低，工资待遇尽量低。”

    他不允许弟弟得到应有的高官厚禄，这种过分的苛求哪是常人能理解的？

    一个家庭主男，工资少，而人口众多，钱常常不够用。总理就把自己的400元工资一分为三：拿出100元补贴三弟，另外拿50元给大弟媳母子。大弟周恩溥于1945年被国民党抓去，宁死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去处，严刑拷打后不久含恨离世。三弟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的伤痛，常生病，总理承担了他的医药费，还资助他把6个孩子全部养大成人，也奉养大弟媳到离世的那一天。这些开销占总理工资的一半，手足之情，情深似海。

    其实，总理不仅对自己的弟弟不徇私情，而且，提醒所有的亲属：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不要因他担任总理而沾沾自喜，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人一等，对外不要以此跟别人去炫耀，更不要跟组织和单位上提特殊要求。

    身为一家之主的周总理，制定了近乎严苛的家规家训。其实，早在1956年，他特地印发了《告亲戚朋友书》，亲自派人送到每位亲朋好友的手中，后人将其称之为“周氏家训”。其中明确表示：所有后生晚辈不得抛弃工作，专门去探访；不论关系再亲再近，一律由他自掏腰包，住国务院招待所；决不允许公车私用的情况存在；杜绝一切请客礼……

    总理不仅每天彻夜不眠，为国计民生操劳，还用家规家训严格约束亲朋戚友，用一生的心血诠释他的怀质抱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圣地延安炼丹心

    1969年伊始，刚满17岁的周秉和准备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可是，放心不下独守家中的母亲。他的父亲受迫害正关押在狱，母亲因压力大而身体欠佳。

    “文革”中，周总理很忙，却破例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他们围坐一起，吃着粗茶淡饭，在灯光下高兴地交谈。总理非常支持他下乡到延安去，还慎重其事，再三告诫他，当地老乡民风淳朴，要谦虚谨慎，好好向他们学习，努力锻炼改造自己，并要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

    他们叫伯母邓颖超做“七妈”，七妈细心地对他说：当年，红军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时，由于卫生条件差，身上都长过虱子。大家调侃叫虱子为“革命虫”。叫他也要做好长“革命虫” 的准备，还拿了一些钱给他买收音机，好让他在山沟里能随时能了解国家大事，紧跟形势，特别嘱咐他常来信，伯父工作太忙，有困难她来管。两位老人希望他不要辜负老一辈对他的的信任。

    1月9日，专列满载知青从北京到达陕北，满眼是高高的黄土高原，稀疏的窑洞，汽车再送知青到延安，他带着周总理的殷切期望，来到了离开延安县城90里的山区——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一到下乡地，知青们便分散在各个生产队，衣食住行迫在眉睫，砍柴、烧火、做饭……下乡艰辛的生活真正开始了。  

    这里条件非常艰苦，基本上没有水。农民种小麦、高粱、糜子，粮食产量非常低。老乡们常常把一些杂粮、豆子和小米一起煮，类似稠粥，可是，仍吃不饱，喝粥时配点腌的酸菜，吃久了胃也不舒服。他们的粮食中，相当一部分是黄豆，吃惯了大米、白面的知青一时间不适应，常常拉肚子，到后来，油水少，粮食又不够吃，尤其是当他们从老乡的家里搬到新建的窑洞里居住后，新窑洞里湿气很重，身上长了疮，又疼又痒，还化了脓……面对这一切，他早有思想准备，牢记伯父、伯母的嘱咐，硬挺着，克服生活中的一道道难关，生虱子也就根本没当回事了。

     劳动是知青最重要的一课。每天天还没亮，他就与老乡一起下地耕作，中午吃点干粮，天黑了才回家，一年四季，没有空闲。劳动不仅时间长，还强度大，那些重活、脏活都压给了知青，他们搞基建，拉石头，运肥料，掏羊圈……因为他们单纯上进，不偷懒，干劲十足。他各种各样的农活都干得很出色，尽管很努力，只可惜，生产队工价低下，干一天活才1角7分钱。哪能养活自己？

    过年了，当地的农民每家用木头做了一个盛菜的器皿，叫“鱼盘”。外面刻着鱼的模样，吃饭时，用点汤汁淋在盘中，就当吃了一盘鱼肉，用完了洗干净，再等过年时继续用。知青辛苦一年后，一部分人因工分不足以抵扣口粮，不得不回家要钱，否则，这个缺口怎么弥补？他也是回京要钱队伍中的一员。生活的巨大落差，让很多知青不安心留在农村。

（三）草原上天之骄女

    1968年，学校早已停课，实行军训管理。中学毕业的周秉建满怀豪情，千方百计，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插队，临行前，她向周总理辞行。快到晚餐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从办公室走出来，见到她非常高兴，一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热情地鼓励她，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去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一直以来，总理都叫她“小六”，这是第一次称呼她的学名，她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总理指着地图，告诉她下乡地的具体位置，北部与蒙古国接壤，还关切地一一叮嘱：不要忽视困难，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特别有意思的是，还特地做了一道苦瓜，苦涩的滋味更让她体会到总理的用心良苦。老两口还送她一套《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像章，家中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她高高兴兴离开了首都，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牧区的生活与北京迥然不同。刚去那里，别说干活，就连吃饭、睡觉、说话都得重新学习。牧民很热情，对知青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还手把手地教。她很快学会了牧业劳动中的骑马、放牧、接羔；学会了家务中的做饭、挤奶、针线活；学会了当地的蒙古语、简单的蒙古字……

    她本来从小就不吃羊肉，现在，在牧民的教育和帮助下，很快融入蒙古族人的生活中，随乡入俗。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草原多美啊！成天的放牧，风吹，雨淋，日晒，她在锤炼，也在成长，白皙的皮肤变得黑红，身体更加结实，意志更加坚定，还情不自禁拍下一张穿上了蒙古袍，骑上蒙古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放牧的照片寄回。

    周总理看到照片，快乐极了，称赞她真像个蒙古姑娘，提醒她切忌骄傲自满，脚下的革命道路是长远的，希望她扎根牧区，做时代的好青年。

（四）知青材料呈中央

    1969年底，大部分知青返回北京探亲。周秉和回家后前往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一年来在农村插队的情况，总理听完后，皱起了眉头，引起极大的关注。

    为了全面了解延安的状况，总理要他再找一两个插队知青来谈谈，他把何利群找来，利群是总理身边工作的秘书何谦的女儿。总理从多方面大致了解后，寝食难安，要他俩把这些具体的材料写成文字，一要介绍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情况，二要谈谈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俩心潮澎湃，有说不出的兴奋与激动。面对这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两人格外认真，一起商量后，有条不紊，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全面反映，还一股脑儿谈出自己初赴延安下乡的感受，也毫不掩饰地指出知青工作中的问题。由他执笔，何利群负责抄写，忙了3天，写完了这份汇报材料。

    汇报那天，总理首先十分赞许他们积极下乡的行动，还一边看材料，一边详细询问知青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利群告诉总理，女知青刚到延安，没有电灯，窑洞里很黑，人又累，几个女生居然哭了，但她们适应能力很强，慢慢地学会了料理一日三餐；学会了干农活，还不怕苦，甘于奋斗。有一次，几个女知青上山收麦子，忽然，天昏地暗，狂风暴雨一起扑来，尽管她们浑身淋透，还是背着麦捆，不怕山路又窄又陡，泥湿打滑，硬在恶劣的环境中，跟着社员们下山了。又有一次，她们去延安参观，来回50里，还特意推上粪车，回来时带回一车粪做肥料……知青们在风雨中锻炼成长，在一心为集体。

    周秉和也争相表白了自己勇闯思想、生活、劳动三关的成绩。总理听着，笑了，连连夸奖他们，也让他们懂得：只有经过实际砺炼，才能挑起革命的重担，然后，又仔仔细细地询问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利群介绍道：她的下乡地是延安县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约一块钱左右的工价。她们跟村里的小孩子一样的工分，是妇女的一半，评工分差别大。原来，当地的小孩子一般读到小学就下地劳动了，有的甚至只读三年书。

    周秉和也实话实说。在农村，无论男女，或者知青与农民之间，同工不同酬。他的生产队太穷，男知青劳动工分评不上，难以维持生计，吃不饱时，管不住自己，就打架闹事，有的还偷东西，被发现了，当地人就用土办法，把人捆起来审问吓唬、让人认错。知青连吃住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思想混乱，而最重要的是生病了无人照应，只能自己管自己。利群把女知青赶几十里路，送患斑疹伤寒、高烧不退的病友去延安县医院住院，轮流看护直到病愈的经过说给总理听，但另一位女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因为山洪暴发被淹死了，当时水并不深，只是因为身边没人，死后很久才被发现。

    “怎么会这样？可惜！……”总理连连说，又问，“公社和县里有没有派人来队里管理知青？”

    “不是每个队里都有的。”他们回答。总理沉思片刻，又问起延安老百姓生活怎么样？养羊多不多？种哪些庄稼？有没有副业？……

    他们以实相告，那时农民生活的确很苦。穿的是自家纺织的粗布衣，衣着十分破旧，全家几口人共盖一床被子；农村文盲多，买卖婚姻严重，姑娘出嫁要称体重……当他们说到有的老乡家里吃糠，延安城里要饭的人很多时，总理脸色忧郁，心情沉重，沉默后痛心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还这样！”

    两人看到总理难过，就说些开心的事情。延安的老百姓虽然穷，但热情乐观，对知青就像一家人，逢年过节，还请他们吃饭。利群还谈起了延河的秀美景色。总理问到枣园、毛主席旧居、抗大校址，听到他们说这里都保护得很好时，竟不胜感慨，真想回去看看。3年后，周总理拖着病体，陪同外宾，终于完成老人家想去看望延安革命老区人民的宿愿。

    就这样，他们如释重负，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一作答。总理留他们共进午餐，餐后，因公务紧急，总理马上要走，说：“你们谈的情况，虽然只是很小的一个面，能不能代表整个延安地区，我还要了解，但是，你们谈的有些问题，不仅会引起中央的重视，陕北也会重视。”

    总理还特别叮嘱他：尽管当地很苦，但要坚持回延安。他保证一定做到。

（周总理故居）

（五）保护人民与知青

    为了让知青及时返回延安，1970年3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延安地区的主要领导和下属各个县知青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领导和中央部委等都来参加，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

    会议一开始，周总理开门见山：因为有几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向他反映了延安的现状和知青上山下乡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感到问题很严重，有必要召集有关同志来京了解更详实全面的情况，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北京知青插队落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保障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常开展。他们的汇报促成了这次座谈会的召开，他为自己能对知青问题的解决作出一份贡献感到自豪。

    后来，听参加座谈会的干部回延安传达中央的精神时说：总理仔细听取了来自各方面的汇报后，他为延安的落后状况与人民的困苦生活落泪了，为延安人民吃糠咽菜感到深深的自责。指示北京市的有关单位对口支援延安，强调一定要提高粮食产量，加强延安地区的建设；又专门派去北京的大批干部，直接深入北京插队知青落户的生产队，协调地方，具体解决知青们的各种困难，从思想上、生活上、劳动分配上给予帮助和支持，从各方面安顿好知青，做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还作出决定：严厉打击各种迫害知青上山下乡的行为和犯罪活动，使北京知青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插队知青的情绪逐步趋向稳定。

    其实，周秉和所反映的问题是知青中的共性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理不仅深情地关怀延安的建设和插队知青，还引起了他和中央对全国知青工作的高度重视，由点到面，同年5月12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的（1970）26号文件，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打击和处理了一些破坏分子，使各地知青不同程度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与保护。这次座谈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延安知青工作的范畴，它惠及全国千百万知青，这是一件大好事。

    同样，无论工作怎么紧张，周总理都要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通过家信了解周秉建和牧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当时，正是“文革”中最混乱的阶段，整个内蒙古地区由康生做俑，导致发生了所谓的“内人党”问题，波及千家万户，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可是，中央并不知情和掌握。他们大队仅仅有几十户普普通通的牧民，除了3户之外，其余的都被诬陷为“内人党的黑户”，大城市里的逼供信手段出现在蒙古包里……作为蒙古人的拉苏荣，他的父亲就因“内人党”错假冤案被迫害致死，对此，他饱尝痛苦，深有感触。

     总理从她的一封封家书中得知这些情况，立即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就作出了对内蒙古军管的“12·19决定”。这对遏制内蒙古的极左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挽救了内蒙古地区当时因冤假错案而遭受厄运的千百万群众，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右一周秉和，左一周秉建，中间是2005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陈健）

（六）饱经沧桑从军路

    1970年回延安后，周秉和调到枣园插队。这里是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条件相对好一点。30多个同学一起开集体大灶，每月伙食费5块，书报卫生费3块，他给伯母写信，伯母就让秘书赵炜每月寄给他8块钱，解决他的基本生活费用。同时，叫他严守叔侄关系的秘密，不能在他们的对外活动中抛头露面，不许打着他们的招牌提要求，要照顾，走后门……对他既关怀备至，也更加严格要求，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他极大的支持与鼓励，让他一生不忘。

    夏天，他的伯母因公务回延安，是几十年后老人家唯一的一次，还特意参观了枣园，他正在不远处干农活，竟一点也不知情，直到收工吃晚餐时，同学们在交谈碰见了周总理夫人的新闻，而他，近在迟尺，不得相见，怎不遗憾？但也清楚地懂得伯母的深远用意，那份沉淀心底而又无法言说的慈爱。

    在穷苦落后的山村，他栉风沐雨，披星戴月，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拼命劳动。环境的艰苦，也让许多知青不遗余力地想办法离开农村。其实，他也想过，但每每想到总理那殷切的眼神，都不由得放弃了这种念头。

    1970年底，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这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大好机会，知青们纷纷报名参军。他更喜上眉梢，自己一直有个军人梦，从小就想成为人民子弟兵，而后建功立业，让家人为他骄傲。体检过后，枣园村只有他合格；政审时，他如实将父亲正在接受组织审查的情况反馈给部队。负责招兵的同志告诉他，他的哥哥周秉钧目前是飞行员，还继续开飞机在一线战斗，他当一名普通战士应该没什么问题，就这样，他参了军，一列火车将他们这些新兵送往新疆南疆军区。他终于圆了自己的军人梦，那种兴奋和激动不言而喻。

    1971年初，他到达目的地后，连忙向家里写信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还信誓旦旦，决心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熔铸一颗红心，保家卫国；另外告知，不要再寄生活费去延安了。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当他收到伯母的回信时，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信中说：伯母得知他当兵，很开心，但告诉他，总理知晓后，查阅了相关文件和政策，父母在接受审查中的子女不满足当兵的条件，一些政审无法通过的人虽然可以走其它途径参军入伍，但这样的事情决不允许发生在总理的家中，并且，已经告诉了部队的领导，让陕西的领导接他回延安再当农民。

    他是一位志向高远的新兵，满腔热血正沸腾，一心想报效祖国，在那些日子里，无时不刻不在急切地盼望着伯母的回信，然而，结果让他始料未及，下乡与当兵，那是天壤之别啊！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如坠万丈深渊。

                  

（七）脱下军装回原地

    这不仅是周秉和的入伍夙愿被驳回，周秉建亦如此。同年，北京军区招兵，她当兵了。新兵部队的驻地在燕郊地区，她兴高采烈地利用休假前往西花厅向总理汇报，还行了一个军礼。伯总理拉着她的手，微笑着问：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她一听，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呆立不动，哪还有心思吃饭？眼泪忍不住“簌簌”地落。总理耐心地开导她，咱们不能搞特殊。她含泪答应了。

    为了让她尽快返回内蒙古，总理把当时的一份《人民日报》和家信寄到部队，这张报上刊登了天津女知青张勇的先进事迹，总理要她向张勇学习，扎根牧区。她边看边哭，边下决心重返草原，这个要求得到部队的批准，还入了团。3个月的新兵训练后，1971年4月，兄妹俩重回各自的下乡地。

    在通信中，他们得知了彼此的相同境遇，起初很不理解，总理太过于铁面无私了！尽管可以不仰仗他手中的权力让兄妹俩从军，但倘若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俩成为军人势在必得，虽然心结一时难解，不过，他们毕竟从小就习惯了总理的严格要求，冷静下来细思，也理解了总理的难处。那时，正是“文革”的非常时期，如果总理对此事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那么很可能成为其它人攻击的话柄，何况，周总理素来就是一个完全遵从党的领导，服从党的指挥，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眼睛里又怎能容得了沙子？

    总理的侄子在延安插队后当兵又被送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上级领导为了让他继续安心插队，不受干扰，又将他调到了延安县的河庄坪公社落户；为了保密，还让他另取个名字。他一想，就踏踏实实干吧，叫周志延，名字很响亮，含义很深刻，即志在延安，也好让总理老两口放心。

    这里条件更艰苦，伙食很差，劳动更繁重，消耗的体力更大，加上沮丧的心情，他刚刚下农田干了三天活就病倒了，晚上恶梦连连，高烧不断，竟口吐鲜血，昏迷过去。幸亏这里的知青同学和老乡们，发现他的病情挺严重，急得赶紧找了个驴车，把他送到了县医院，连续打针、吃药治疗后，他总算扛了过来。医生说：是大叶性肺炎。再送晚点，性命就危险了。

    住院期间，他向西花厅写信介绍近况，但伯父、伯母很快觉察到他糟糕的情绪。伯母非常担心，亲自写信安抚他，鼓励他，夸奖他是个好青年！还联系了早前在外交部门任职，如今支援延安地方建设的土金璋书记，帮忙照看他。至此，她才知道周秉和是周总理的侄子。在土书记家养好病后，他返回村里，在电磨坊里磨面碾米的女知青同学主动去田里干累活，让他在磨坊劳动，虚弱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也让他至今都非常感谢那位女同学。

（八）总理嘱托付终生

    1972年，周秉和终于成功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学习，回到了北京，来到西花厅，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周总理。总理为国事昼夜操劳，面容消瘦，但精神矍铄，嘱咐他：“上完大学，你还要回延安……”

    周总理对延安一往情深，期盼侄儿用自己的所学继续为延安的建设出力。当然，也知道他此次招生一切都合乎规范，因此，未加阻拦。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实行以考试、考核、推荐、选拔等方式，在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政策也允许“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学。在他下乡的四年中，总理经常写信教导他，扎根延安，勤加学习，充实自己。他像个修炼者，宵衣旰食，刻苦自学，终于脱颖而出。他把总理的叮嘱铭记在心。

    1975年，他大学毕业，延安没有他对口的接受单位。恰逢此时，他的父亲刚刚出狱，半身不遂，需要有人照顾，于是，他就职于北京自动化技术研究所，然而，深感自己辜负了伯父的切嘱，惴惴不安到退休。

    当周秉建离开部队重返内蒙古前，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不放心，特意抽空专门找她谈话：“你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和牧民在一起，可不要再上来哟。”

    殷殷嘱托千钧力，踔厉奋发正当时。她一返草原，就马上进入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牧民阿匹林瓦家中，成了他们家的一员，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在他们的严格教育与热心帮助下，她的蒙语一口如流，牧业劳动技能烂熟于心，思想情感等逐渐牧民化，获得了乡亲们的认可与称赞，也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1972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在迅速成长，不仅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委员，还是自治区团委常委。1974年春天，组织上调她到自治区团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她曾经向总理做过保证，应该信守诺言，于是，向上级申请，希望继续留在基层锻炼，公社和自治区党委支持她。她的根在草原，她的表现更加优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她8年下乡一闪而过，虽然常被牧民推荐招工招干，但她一直坚持没有走。1975年，京津沪等地的著名学校动员她上大学，她谢绝了，却坚持去内蒙古大学，在蒙古语新闻专业毕业后，依然留在这片土地上。

    这是总理的至嘱！让她信心百倍长期坚守，也让她载誉大草原。她成为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和共青团的“十大”的代表，中央委员；担任过锡盟西乌旗团委副书记，锡林浩特市政府副市长……无论哪个领导岗位，她都全心全意为牧民服务。1979年，她与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结成伉俪，她是现代版的王昭君，在续写民族大融合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