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后裔林若勤落户红杨的人生故事
董昌培
在芜湖县红杨镇三胜村周藤树，有一对充满传奇色彩的老年夫妇。70年前，他们在患难中相识、相知、相爱，牵手相伴，不离不弃，默默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男的叫仇雪，原系国民党党员，解放前曾先后担任过大明乡、人和乡、团山乡和湾沚镇等乡镇长职务。女的叫林若勤,系清道光年间禁烟英雄林则徐直系第六代孙。其祖父林炳南当过闽侯县县长；父亲林纪戡当过青岛市邮政局长和上海市邮政局长助理等职；姑父金仲华解放后曾任过上海市副市长、中央委员。林若勤原籍福建闽侯，出生于上海，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四。解放初期，家庭已经衰落。当时大哥、大姐正在大学读书，其余兄弟姐妹有的读高中，有的读初中，因此这个大家庭每年的开销都需要一笔不菲的数目，可祖遗的积蓄已所剩无几，眼下的生计举步维艰。从小就很懂事、很善良的林若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为了替父母分忧，为了让兄弟姐妹都能安心读书和完成学业， 自己却在初中毕业后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自作主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市第一大药厂——信谊药厂当工人，挣钱补贴家用。这也是她在兄弟姐妹中间，第一个拿工薪补助家庭中的唯一成员。你是否知道，那时的林若勤还只是个十五、六岁小姑娘啊！全家人为之无不感动。林若勤自从来到上海信谊药厂上班后，一贯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由于在工作上肯吃苦耐劳，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很快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1956年，上海信谊药厂为输送青年技术骨干支援上海五洲药厂，林若勤是第一个被列入选派对象。林若勤到五洲药厂安排在技术化验室工作，由于她一心扑在事业上，成绩突出，年年评上先进。
正当她在事业上突飞猛进、展翅高飞的时候，一场厄运却悄悄降临。1958年的一天，林若勤在一次化验中不慎失误，引发了一场爆炸事故。当时我国正值政治左倾高潮，虽事出有因，可哪容自辩？结果竟冠以“故意破坏”之罪名判其为劳动教养三年的处分。可怜一个名门大家闺秀、一个深居大城市中的纤纤女子、一个年龄还不足二十岁的黄花闺女，怎能经得住如此狂风暴雨。她伤心欲绝，眼前一片迷茫，心中的抱负、理想与追求顷刻间化为了乌有。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欲哭无泪。曾几度想轻生了却自己，可又想到自己满腹的冤屈，将来又有谁能为之倾诉？1958年农历春节来临，孩子们都穿上了过年的新衣，家家户户正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分享家庭的温馨和新年的快乐。可正值青春年少的弱女子——林若勤却穿上了毫无光泽的死灰色的囚服，在公安人员的羁押下，挥泪告别父母、兄弟姐妹，冒着漫天风雪踏上了千里之遥的安徽皖北庐桥劳教农场的路，开始了漫长的劳教生涯。
皖北庐桥劳教农场是一个远离尘嚣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在这个常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地，在这个特殊人群的生活圈里，在这里接受劳动教养的特殊“公民”，都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穿着同样的囚服，编排着不同的囚号，每天提心吊胆地在荷枪实弹的枪口下接受劳动改造。可想而知，作为一个刚刚入场的新“公民”，作为一个久住喧嚣城市，过惯城市生活的闺秀千金，突然置身荒漠的人间地狱，恰似如履冰窟悬崖，感到彻骨透心的寒。在那悲愤难忘的岁月，心灵的伤痛、皮肉的折磨，生活的艰辛，怎能用语言表述？后来，她又从皖北庐桥辗转于淠史杭，最后至安徽黄山茶林场才改变了她孤独无助、苟且偷生、任人摆布的辛酸人生。这是因为她在茶林场遇上了一位知书达理、博学多才的英俊难友——仇雪。他们俩通过相识、相知，双方碰撞出爱的火花。
当时，林若勤在劳教期满后有政策规定：大城市人不得回城。因此，经茶林场党委批准她与留场人员仇雪结成了伉俪。一九六三年，黄山茶林场体制改革，农村在场人员可以遣散回原籍。于是，林若勤就这样随丈夫回到芜湖县红杨镇三胜村的周藤树。周藤树自然村座落在风景秀丽的珩琅山北麓，它是一座美丽的小村庄。林若勤第一次到婆家，若按本地的风俗，一定会大放鞭炮迎接、大摆酒席宴请。婆家的诸亲六眷都要上门贺喜，亲朋好友还要包上红包作为与新娘的见面礼。可林若勤第一次到婆家，却披着灰蒙蒙的月光，来的悄无声息。村子冷冷清清，路上没有行人，只有丈夫默默地牵着她的手穿过村子，走到距村约二百米处最东边的一座低矮的、孤零零的两间茅屋门前停下，愧疚地告诉她：“这就是我们的家。”茅屋也许是多年无人住居的缘故，已经墙倒梁塌。屋子的周围长满了纵深的杂草，大门也被一人多高的蒿草封住了。面对如此凄凉的“家”和满面沧桑的丈夫，心里一阵酸楚，默默无言……这时，一阵冷风吹来，她惊恐得就像一只离群的小羊羔，紧紧地畏缩在丈夫的身旁，胆怯的似乎像门前无声的蒿草上的茎叶那样，在呼啸的寒风中不住的颤抖。第二天，村里人才知道仇雪回家了，还带回来一个大城市里的“洋媳妇”。消息一传开，大家都纷纷前来看热闹。由于仇雪在解放前虽然当过国民党的乡镇长，可他没有做过什么对不住人民的事，而且还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做过许多好事。因此，乡邻们都很尊敬他、同情他、还自发主动地为他家整修房屋，有的还送来柴和米。从此，林若勤就扎根在三胜村的周藤树，就是这样从一个大城市的大家闺秀，一下变成了偏僻的乡村四野的农妇。当年农村还是人民公社，土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农民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靠体力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所挣的“工分”。林若勤夫妇俩都是文弱书生，从小到大从没下过田、种过地。为了要口饭吃，他俩不得不天天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跟着乡邻们下田挣工分。劳动的艰辛自不必说，而他们只恨自己一天挣不到10分工而苦恼。因为当时生产队对每个社员评工分时，主要是凭体力、技能、劳动速度和劳动效果而定。最高每人每天10分工，最低2至3分工。因为林若勤夫妇俩无论是从哪个方面与人家相比，都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插秧、割稻……，即使豁出命来干也赶不上趟。因此，夫妻俩一天的辛苦和汗水还抵不上一个整劳力工分的三分之二。 所以生产队每到年终“分红”时，林若勤按自家的工分计算，只能分到五六百斤稻子和一斤多点菜油。
也许林若勤从小就接受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旧中国传统的妇道教育，她面对如此困苦的家庭却不以己悲，反而对丈夫百般的依顺，精心的伺候。宁可自己受冻挨饿，也要让丈夫吃饱穿暖。第二年大女儿出世，接着他们的大儿子也相继来到了人间。孩子们的出世给这个贫困潦倒、寂寞的家庭带来了生机和欢乐。然而，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无疑对她来说是雪上加霜。因此，家里经常只有上顿，没有下顿。可在林若勤的心里还是春光无限，阳光灿烂。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无限希望。这是因为她看到了自己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应尽的传统妇道，给丈夫，给仇家延续了香火，在心灵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厄运又一次在她的身边悄悄来临。丈夫因历史问题被扣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每天早晨还要挂着“四类分子”的牌子站在路旁示众，白天又在“专政队”的监督下做义务工。因此，丈夫没有了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时间。没有了工分也就意味着没有了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怎么办呢？林若勤在厄境中没有退缩。她咬紧牙关挺直腰板，到田野河畔挖野菜，到附近的山林里刮榔榆皮，到大队的碾米加工厂扫地上洒落的米糠。每次丈夫“批斗”回家，她总要找些开心的话语安慰丈夫，总要把家里仅有的少许的米粒精心地熬成稀粥米汤，给丈夫和孩子们吃，自己却背着丈夫和孩子吃糠咽菜。冬天睡着凉席，夏天没有蚊帐。身上的衣服补丁打着补丁。一天，两个孩子闹着向妈妈要饭吃，林若勤只好盛来两碗刚煮好的野菜，可孩子们一见都“哇”的一声叮咚倒在了地上哭起来：“我不吃野菜，我要喝米汤……”林若勤的头霎时“嗡”的一声，幸亏扶住了灶台旁边的柱子，所幸没有摔倒。她慢慢缓过神来，望着两个已经几天未沾米粒的孩子和他们乞求一碗米汤的迫切模样，心碎绝望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因为她不敢告诉孩子，家里已经断粮三天了……为了撑起这个家，不能让孩子们活活饿死。她顾不了许多，忘了羞耻，收起眼泪，背上小的，牵着大的，捧着饭碗走出了家门，走出了村子，走到了陌生的地方，沿途挨家乞讨，情景凄切。真个是鹑衣百结，人人唏怜。从那天起，林若勤携子乞讨的生涯持续了整整十年。
当时，乡邻们见憔悴得不成模样的林若勤也都很同情。可是，在那个“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钱”的年代里，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她亲近，去做“济贫救困”的善举呢？但也有一些“好心人”，看到她们家的两个骨瘦如柴、可怜兮兮的孩子，实在睁不开眼睛，一股怜悯之心涌上心头。于是，他们顶着风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家省下的一小袋粮食和一、两件旧衣服悄悄地送到了她们家的门口，旋儿又像做贼一样的悄悄溜走。第二天，林若勤开门发现，总是感激得跪地祈祷：“菩萨保佑，好人有好报啊！”
1978年的春天，终于看到了曙光。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林若勤被上海司法部门裁定：“原处不当”撤销原处分。厂方还给了林若勤“光荣退休”的优惠待遇。同时，她们的四个子女也都随母转为非农。丈夫也摘掉了“四类分子”帽子，还被当选为红杨片区的政协委员呢！林若勤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林若勤过去是因“故意破坏”四个字为之引发悲剧，后又是因“处之不当”四个字为之平反昭雪。林老太太的辛酸人生也就是这“四个字”的缘由，丧失了她一生的美好青春年华和人生旅途中的锦绣前程。幸运的是，她在人生旅途中遇上了好伴侣，并养育了4个子女。
她曾对笔者说过：“我总觉得过去虽然失去了许多，但现在自己和老伴仍健健康康的活着，家庭子女孝顺、天伦承欢，自己还拿着国家的退休金，幸福地颐养天年，也就知足了。”她老伴也曾为之写道：青春少女换红妆，白衣入室试药方。二十年来辛酸泪，始得“老人”解笑颜。又曰：“青春少女换红妆，几度辛酸岁月长。六十年来堪一笑，期颐依旧傲风霜。”如今，林若勤已于2023年病逝于红杨镇三胜村，享年90岁。
（下图：林则徐直系第六代孙林若勤与老伴仇 雪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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