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了皇甫取水过程中，科学、知识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真武庙取水过程中庙会组织的相应作用。

       对于黄甫川取水，有网友说过这样的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也有糟粕，比如这祈水中的强迫、打人、自残，大规模集资等。总感觉与西门豹治邺中给河伯娶媳妇儿有些像。西门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收拾了三老、廷掾、巫妪等害民贼后，又带领百姓兴修水利，造福一方，泽被后世，得到了司马迁的充分肯定。我们川道上以前好多村都有祖先们修的泉眼泉道，大河边有引库峪河水灌溉的引水渠，原砂石河滩被改造成良田，这些都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的。和祈水活动比起来，这些事情更应当被挖掘、被后代铭记。”

       这样的观点，确实难能可贵，引导着我不断地进行深入思考。这里面就包括一个我们如何认识庙会组织取水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基层治理中，有个传统叫“皇权不下县”，政府的管理一般只到县一级，乡级以下，乡绅进行自治。《史记》所载的河伯娶媳妇，就是当地士绅自治，然后迷信巫妪的结果，只能是伤命和损财。在那个时候，西门豹制止了这种迷信行为，显示了超越时代的政治家目光。同时，西门豹治水，是需要征发徭役的。从历史看，自大禹治水的传说起，兴修水利，也的确是执政者的责任，是有权力为此进行徭役征发的，这里面就具有强迫因素，甚至会存在集资情况。我们为什么不反感呢？就是因为他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都是从利民的角度出发的。

      我们把这个分析逻辑仍旧应用到真武庙为代表的皇甫川的取水上。

       首先，是不是政府组织大家进行过水利事业建设的问题。没有相应的史料记载皇甫川的那些泉眼泉道，库峪河沿岸的水田，源于什么年代。但是由于皇权不下县，基本可以肯定，政府没有参与到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过去的土地都是私有的，这些泉眼泉道，只能由业主挖掘。

       如果要民间组织，兴修共用小水利工程，收益不均，就难以进行。一个村里况且如此，七村八社。甚至整个黄甫里，更是难以进行。

       第二，在大旱期间，这个时候去梳理泉眼和导引库峪河水，作用有限，也来不及。我还记着在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年兴修年抗旱，要梳理泉眼和泉道，但是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如此，肖北村才在小河边修了一座陂塘，我们村一组也在村西边修了一个陂塘，六组在小河上修了一座拦水坝。我们二组无奈，在我们家南边的河里也修了一个拦水坝。最后不行，动用全组之力，打了两口大口井。这些大型的工程都是在农闲季节进行的，当干旱来临的说，临渴掘井，根本就来不及。

      过去八里原上的土地，要比川道的土地厚实，才是耕种的主要资源。而要引水上塬，更加艰难，这个只有通过解放后更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才做成了。一旦干旱去做，更来不及，也无力去做。

       1933年以后，尽管国民党实行保甲制，打破了皇权不下乡的传统。但是主要是进行抓丁征粮，很少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只有在建国后，共产党实施了强有力的基层管理，才有可能。

       政府不作为，当大旱降临的时候，民众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庙会取雨上，通过普降甘霖来解困。

       中国的庙会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无权征服徭役，兴修水利。它如果出面作这个，老百姓也不会允许。何况这个时候，兴修水利是来不及的。它带有宗教性质，但又不是完全的宗教组织，它是兼宗教、民间结社、娱乐在内的社会组织。它显示自己存在意义的方式，只能通过取雨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举动，济民所急，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

      从宗教的角度看，它带有心理安慰的作用。宗教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凡科技知识不能解决的，必归之于宗教。人生之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伤残带来的痛苦，非政府、科学能彻底解决，宗教有心灵安慰作用，故此，宗教产生并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

       皇甫川的庙会，还带有原始宗教的性质，自然山川、鬼神灵异的崇拜都包括在内。我们以真武庙的取水为例，进行分析。

       取水需要众多角令，其中最主要的刘爷。角令，其实传统由来已久。说白了，是由古代的巫演变来的，承担着沟通天地神灵，安慰灵魂，甚至娱乐群众的作用，存在封建迷信成分，这是一种巫文化。它在宗教的形式下，承担着众多社会文化功能。

        取水主祭三太白，表面是对神鬼的崇拜，实质是对太白山代表的自然降雨现象的文化崇拜，是一种水崇拜，无论是对于角令和普通百姓都是这样。

       然而，取水，并不像表面上显示的那样，仅仅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活动，实质是一种围绕着取水进行的结社，以及相关的社会动员，广泛参与的自强图存的群众性运动，也是一种通过组织缓解压力的娱乐活动。否则解释不了群众的积极性为什么那么高？还有刘爷的角令既然可以代神行事，为何还要风尘仆仆，吃苦受累，诚心诚意，去太白山？

       群众是很聪明的，也是很功利的。通过取雨，普降甘霖，大家受益，为此付出牺牲和代价是值得的。

      同时，娱乐就是表演性的，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大家明知道唱戏时剧情不是真的，但唱戏的还是看戏的都投入，都高兴。取水伐马角也一样，何况带有＂神奇＂色彩，是＂唱神戏＂和＂神唱戏＂（多说句，中国传统祭祀性质的祠、庙，大殿对面都有戏台。绍兴这很普遍，皇甫川的真武大庙，肖家坡和史家寨的晋公庙，都这样。然后定日子聚会，集资吃喝，请人唱大戏，让对面神乐呵，群众也乐呵。这就是庙会。取雨中法马角表演，那就更进一步，不是给神唱戏，而是唱神戏。不是人唱戏，而是神唱戏了）。

        下面是王建章拍摄的孙家坡取水的照片，明显可以看出其中类似于唱戏和社火的表演和娱乐性。

        既然是娱乐，一般也是不严格算账的。试想我们搞某种娱乐的时候，会斤斤计较代价吗？现在种庄稼，根本就不合算。但为什么农村人还种呢，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就图个乐趣和活动而已。

      社会活动中，不单纯算经济账，这恰好不是群众的愚昧，而是一种智慧和理性。正是因为如此，七村八社才能通过庙会结盟，那样的群众运动才能全员参与，有条不紊的进行。这奌，同给河伯取媳妇不一样。

       说到底，以庙会为依托，进行结社，吃苦受累，远赴他地取雨，这是在政府缺位，老百姓又缺乏有关降雨的科学文化知识的背景下，积极行动的最高级的形式。我们总不能认为大旱面前，老百姓躺平拉倒，什么都不干，才是合理行为吧？

       所以，我们必须把现象和本质区分开，分清主次，分清洗澡水和孩子，不能因为洗澡水脏，连孩子都不要了，也不能因为宗教色彩和迷信的形式，否认群众愿望的合理性，集体行动的理性。

      下面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这种庙会组织的集体活动的一些弊端问题。

       首先看选角令中的选人、打人、自残、强迫等问题。

       从1950年真武庙的取水选角令情况看，有以前的角令，有新选出的角令，有香请“下凡”的角令，例如刘爷的角令，也有逮住打得出性的角令，还有自己出性的角令，例如李太尉的角令。这是一个群体。

       有人说角令选取都是贫苦人家和智力低下的人。我们做了调查，两个主要的神角即刘爷的角令杨福锁和葛爷的角令杨生茂确实家里不富，但这两个人在取水活动中却起到了别人难以发挥的作用，口齿清楚，展现出一定的组织才能。因此，担任角令的人，不能是智力低下之辈，行动迟缓，语言不清，那一定不能承担代神行令的使命，在群众中形成影响力。

       至于角令多选择贫苦之人，这是因为角令要“认神归身”和代神行事，没有一定的身体条件是不行的。选角令要打和用鼓敲，甚至抓铧戴印，身体不好根本就不行，清苦之人身体皮实，耐劳耐抗，经过严苛考验，才能认神归身。同时，在取雨中，角令要进行武术表演，也需要体力，养尊处优的富户也是承担不了的。从这个事情上也可以看出，皇甫川取水，在角令的选取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比较成熟的仪轨。事先经过一定的身份信息传输（即你是某某神的人间角色），使角令有所意识，然后打，敲，使其神不守舍，意志恍惚，朦胧状态中产生对神的身份认同，即产生这么一个意识，“我是某神的代言人”，说的自然就是“神”话了，大家一看，神上身了。我把这叫“认神归身”。这种选角令的程序，是经验的积累，虽然它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应该指出的是，取水是不分贫富的共同需要和意志。1950年太白山取水的第一水纠侯彦林，家庭富足。有田地八十亩，骡马十多匹。他不取水，是可以生存的。而穷人家庭生活无以为继，希望通过参与，从而取水成功，天降甘霖，才不致饿死。所以不分穷富去取水，说明了这是大家的共同需要。

      打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侵犯人权，当然是不对的。然而人权概念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引入和流行的概念，解放以后，相当长时间，人们都没有这个意识。因此在当年，在人们眼里，包括被打者本人，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然，他们以后不会尽兴表演，展示自己的“神性”的。

       抓铧的伤害问题。抓铧是隔着黄表纸进行的， 不能小看了过去的纸张韧度，尤其是麻纸，很结实的，如果是多层，绝对可以，对手不会形成大的伤害。另外，据说在手上和脚上涂有一定的物质，以防火烤。

       戴印对人体的伤害大。不过据我了解，为了缓解戴印的痛感，事先会实现采取一些减轻痛感的措施。此外，在取水过程中，像肖家坡，进了库峪口，就要敷药疗伤的。

       被打，抓铧和戴印，对身体的伤害，是这些充当角令的人对集体行动作出的牺牲。实际上，抓铧和戴印，甚至法神上身，叫我说，都不是什么神迹，而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精神状态，充当角令的人，觉得自己就是神的化身，代神行为，救苦于人间，这种臆想，本身就缓解了他们的一些痛感。同时，法神，代神行事，本身就有表演的性质，角令处于一种精神亢奋状态。处于万民关注的对象，更增加了他们的兴奋感和快感。这就是那些平时年老体衰，行动迟缓的角令，在取水时表现得生龙活虎的原因。

       同时，角令手执兵器的武术行为，据我了解，也不是天神下凡带来的，而是平时练习，或者在角令选定以后，有人训练的结果。甚至法神时的语言和取水过程中的行为，都有后天学习的成分。例如，1950年取水时，带队的是刘爷的角令杨福锁，太白山发令的是第一水纠龚松林即瞎罗，因为他取了一次水，有经验了，而杨福锁是第一次去，没有经验。这说明“神”也要学习。

        因此，法神，在取水活动中，带有迷信的一些成分，但不能完全归结于此，它有一种代神行令表演的快感，也有一种救民水火，进行奉献的神圣感，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模拟神鬼的特殊形式的表演艺术，我说取水夺鬼神之造化，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某些角令，例如刘爷的角令等，是否具有人体特异功能，是一件难以说清的事情，就不讨论了。

       至于强迫行为，逮和打时候存在的，但是，一旦出性，代神行令，情况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就转化了自愿行为。

        下来看是否存在庙会借机敛财或者少数人借机聚财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关心的是这批代神行令的角令是否形成一个利益群体，事先进行勾结或者串谋，皆取水之机进行敛财，这个很重要，因为大规模的筹资，最后被少数人化为私有，这性质是非常恶劣的。从龚生久老人的资料来看，1950年取水的主要组织者，是刘爷和葛爷的角令，而这两个角令，一个是刘爷二兄弟的角令请神启示确定的，葛爷是刘爷的角令开出的名单，据乡人说，其人身材高大，很有威仪。其他角令的确定是靠逮和打，才出性的，并且不集中在一个村里。同时，取水不是年年固有的程序，是临时组织的。这些基本上就排除这些人事先勾结的可能性。

       其次，我们搞清楚这批角令的动机是什么？取水时一种公益活动，取水中，这些角令代神行令，有荣耀感，能满足表现欲，同时也有为众生谋福的义务感，受人尊重，等等，这些心理满足和名的获取，就是他们可以直接获取的利益，名利二字，名还排在利前面。

        当然，单纯的人心是靠不住的，还需要从制度上对人的私欲进行制约。这就涉及到以下两点。

       第三，从这些角令扮演的角色看，都是代神行事，属于取水执事，很少参与管理，不能直接掌管钱财。例如取水的主角刘爷的角令，依然要同其他水纠长途跋涉去太白山，大家同食同眠，在生活方面毫无特殊之处。其他角令，也应该是这样。取雨时代理神职，结束后还复为民，并没有什么特权来谋取私利。

       第四，取水有独立的各村联合管理机构，有独立的会计，对钱财的出入进行专门核算。

        一旦取水结束，成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就会解散，会计也要交账。那么，募捐所得用于取水的公共开销以后，差额怎么处理呢？由于取水依托于真武庙，余额应该归庙上，用于真武庙以后出头的各种公共事务，或者真武庙的其他宗教事务。相应的，如果不足，就需要庙上来补。这点，从鸣犊郭村的取水资料就可以看出来。此外，1914年取水后，周至县令来真武庙拜会当时的刘爷角令，所捐赠的五百串铜钱最后就用于悬水楼的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上安排，也基本排除了腐败或者个人敛财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皇甫川的取水活动，可以总结为五句话；取天地之灵气，夺鬼神之造化，聚民众之伟力，补政府之不足。它是以取水为直接目的的集体性的、大规模的公益性活动和娱乐活动。它带有宗教和迷信的某些色彩，但本质上不是宗教活动。它是农耕文明时代，基层缺乏政府有力管理和率领情况下，由皇甫川人民创造的，一种借助于宗教会社纽带进行的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方式，是带有皇甫川鲜明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它有缺点，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皇甫川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以及自强图存的精气神！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然而，必须借助于庙会结社才能进行，耗费大量钱财，还要采取一定的耍神弄鬼的迷信形式，对某些个人造成了伤害。同有组织的大规模兴修水利相比，当然具有历史局限性。

       取水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会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在建国后，随着党的领导的加强，基层行政组织的健全，农村不断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同时气象监测的加强，科学教育的发展，这种取水活动，解放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有一个方面也要注意，在改革开放以后，孙家坡人还在1989年、1997年和2014年三次取水，这是因为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村组的职能和能力下降，农民只好又通过取水这种形式，来自强图存和化苦为乐。同时又一次说明了，历史上的取水作为一种功利兼文化娱乐兼而有之的活动，正面意义是超过了负面意义的，否则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民怎么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凡时所需，其事必兴，凡时所厌，必有其废。一时一一物，时代变迁，古之所兴，今之所废，今之所废，安保他日不兴？千古兴亡，惟有民苦，千古伟业，惟有民力！老百姓最终说了算。

        在皇甫川取水文化的分析上，我认为应该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从他们的实际处境出发，了解和分析他们的心理和智慧，而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自认为我们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比他们多，就比他们高明，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头论足。也就是说要同民好恶，用老子的话说，就是要“以百姓心为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结论。

        取水文化，是一种时代文化，有它流行的时代条件，要辨证的、历史地看待它。不能因为它有合理成分，就认为它是先进文化，要看到它不足的地方，也不能因为它有糟粕成分，就直接指斥它为落后文化，要看到它合理和需要我们继承的一面。我们要一分为二，继承它的合理成分，至于它的落后糟粕成分，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就会被人民淘汰的。

       可以设想，这种反映皇甫川人民精气神和一定仪程的取水文化，在抛弃了它的宗教和迷信性质后，还可以同社火和唱戏一样，作为群众娱乐活动和表演艺术，出现在舞台或者一定的表演场所。七村八社，远赴太白山取雨是不可能了。但只要孙家坡人民愿意，还可以在太兴山上重现。这，正是它同社火和秦腔一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