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的当代形式与功能辩述

——读萨仁图娅笔下的《成吉思汗》

                作者:章闻哲

     平常，我们想要在现当代诗人中寻找一种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是很难的。换言之，你想找一部类似《格萨尔王》或者像荷马的《伊利亚得》《奥德赛》这样的史诗作品，恐怕会无功而返。基于这种理由，对当代的“史诗”的形式与功能进行探问，是对史诗断代与否的一种问诊途径。不过，无论事实怎样，重要的是诗歌本身的发展和启示。在这种认知下，读萨仁图娅先生的《成吉思汗》，颇可在一种与传统史诗在形式与功能的对比维度上来观察其发展与否，启示与否。

     传统史诗，若以荷马史诗为参照，则可以将之主要特征归纳如下：一、神话性；二、叙事性；三、历史性。这三者是比较明确的。然而，在我们看来明确的事物，在前代人看来，也许又有所不同。如黑格尔就认为，“史诗的文字”可以是刻在石柱、器具、纪念碑和礼品上的描述的说明这种器物之用的文字。而他认为，道德观念的描述，也是史诗的一种重要特征。即关于古老的格言或道德箴规等，是“用凝练的语文写下了比感性事物更坚固的，比纪功坊更持久和更有普遍意义，比祭祀礼品， 石柱和庙宇更不可磨灭的东西”。但这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诗”，黑格尔又说，“把原来零星的各自独立的片断联系成为较大的完满的整体，这就简直是史诗的体裁了。因为在这里形成统一体和提供中心的不是单纯的抒情诗的情调， 也不是一件戏剧的动作（情节），而是某一确定范围的现实生活，诗人把这种现实生活的本质在整体上和在各个特殊因素方面的性质都带到意识里来”。【1】（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P104）

   黑格尔关于史诗的定义虽然不怎么精炼简洁，但确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性。换言之，现代诗人要是想写一部史诗，那么，照着这种“器物上的箴铭”，以及这种道德观念的“格言”与“箴言”模式的书写，再把这些融入到一段历史与生活中去，大约会是一种很具有历史意味的诗歌，或者很具有荷马史诗意味的作品。不过，依照我们对荷马史诗的理解，史诗的一种首要的属性还是上述提到的三要素。换言之，要突出史诗性，在黑格尔的理解之上，还须加上神话属性与强调历史属性。

      神话在史诗中的功能辩证

神话属性，对于史诗来说，显然主要地增加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旨趣，并带有浪漫主义的特征。它对于主要以“叙事”性为语言特征的史诗来说，又同时带有一种“抒情性”。因为神性与神话，都不是理性叙事的范畴，而是想象与情感的寄托所在。在这个角度上来看萨仁图娅的《成吉思汗》，很容易发现，其“神话性”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恰恰是为“发展”服务的。——之所以，不使用神话来神化主人公成吉思汗，是为了在一种当代民族大团结意义上更客观地描述成吉思汗的功过，更现实主义地反映成吉思汗这位伟人的史实。这就是说，是时代本身决定了这种“神话的缺失”。取代神话的则是一种更具有现代语境与论证逻辑的“新闻话语”。比如“马克思论成吉思汗达十条之多”“恩格斯说成吉思汗所以是常胜将军总是常胜”“德国前部理施密特/说类似 一体化人类历史/只有成吉思汗时代出现过”“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认为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建立起国际往来资讯沟通”“《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等等，从马克思、列宁等到联合国秘书长，从一代伟人毛泽东到朱德、董必武等开国功臣， 从法国总统到日本首相等等对成吉思汗的评价， 诗人萨仁图娅不以主观的一已之论来评论成吉思汗，而选择以世界范围内的新闻视野与新闻评论来反映成吉思汗作为一名曾经叱咤欧亚大陆的伟人的历史意义与他对人类的不可否定的积极影响，是完全不同于传统史诗的。但是我们又可设想，假如这些新闻性的话语被转换成神话人物，转换成祭师的话语，那么，两者实际是殊途同归的。只不过，对于今日人类来说，新闻以及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历史真实人物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显然较之一种神话氛围内的神圣的歌颂，要更来得符合当代我国民族共识与信仰范畴内对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认知需求，也即“中肯、客观、正大、和中”的需求。这也说明，萨仁图娅的《成吉思汗》尽管也像莎士比亚作品一样，是在民间先有口头传颂的样本基础的，但明显剔除了历史宗教社会的文化缩影与宗教社会可能的创作动机，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这部史诗的文化基调与结构方式。这种基调里没有神性话语方式里虔诚的宗教式的精神投诚，只有对真实历史人物伟大功绩的事实本身之自豪感，与客观的评价。对于这样一种叙述性的文字，在甚至竭力“去主观化”的叙事语境里，该如何看待其语言对于诗性的诠释？

    前象征主义鼻主马拉美认为应将诗歌的“本质语言”从普通语言中分离出来 ，他还认为诗歌能体现出共同体所缺乏的印记。【2】（参见郎西埃：《审美革命及其后果》，赵文、郑东梅译；英文版见郎西埃《政治与美学上的歧见》，继续国际出版集团2010 ），而同为前象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瓦莱里则认为：“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某些文字组合能产生其他文字所无法产生的感情，这就是‘诗情’。”【3】（ 见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P12.）可见象征主义对于诗语言的异质性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就此而论， 萨仁图娅的《成吉思汗》，其语言的异质性恰恰在于它与传统史诗的差别，即从一种宗教的神圣的颂歌转向一种“客观评价”。从神话叙事的抒情性转向更纯粹的“史实性”叙事。从黑格尔这方面来说，他把史诗中道德观念的成分看成与“教科诗”类似，并认为史诗中的“这类金科玉律还是新鲜的， 人生观是新颖的，观点是天真素朴的， 比起近代枯燥无味的教训诗却有天壞之别”。【4】（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P104.)在这个观点里，黑格尔把教训诗和史诗中的道德观念陈述之“教科诗”区分开来，见出了后者的“诗性”。 而他所举的例子是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史诗《工作与日令》，认为其中素朴的风格令人觉得乐趣， 并且也带来维吉尔田园诗那种典雅渊博。【5】（参见《美学》第三卷下册，P104）——我们对照这些关于史诗和诗语言的见解，可以大致上看到，如果史诗去除了神话所赋予的那种神圣语系的诗性，那么其剩下的诗性，则是有关于素朴的风格，田园诗的景象， 以及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器皿、工具相关的描述，这种描述性的文字之所以是诗性的，乃是因为它们本身与现代工具与器皿有着形质与功用的差异与命名的不同，可形成远古或古代的一种时空质地的想象，从距离上让人感觉到陌生的美。比如在《成吉思汗》中，描写成吉思汗“即位大典”时，萨仁图娅写道：“九足白纛的查干苏勒德猎猎声，飘扬在漠北草原虎儿年的四月晴空/四十万个毛毡古列延营帐蔽云/同时在不儿罕山下的斡难河畔聚拢……醇厚的马奶酒斟于金杯献上/丰盛的全羊盛于银盘献上/上千的马头琴一起拉响，琵笳同奏，鼓角齐鸣……”草原风情扑面而来，豪迈的民族个性与壮美勇烈的气势与情韵同样能够轻易被读者捕捉到。不仅如此，这些景象，也让读者重新感受到遥远的历史时空之重现，与现代时空构成强烈对照之下，语言的异质性也反映于其中，整体上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本身具备的传奇性、与主要人物的英雄气概等，都被烘托而出。

    其实，不仅是器皿、工具等上面的说明性描述，是具有史诗属性的，在史诗的一种民族性的界限里， 民族自身的手工业的描述， 宗教或其他节日仪式的描述，显然也是史诗所必然要经历的情节与内容。“于是宰杀七十头马鹿/剥下整张皮做成锻铁的风箱/当七十个风箱一齐鼓风助火/这处铁矿在火中全部融化/人们得到无数的铁来打造工具/开辟出一条出山的通路……”。读者通过这种冶炼术的描述， 可以充分领略到成吉思汗时代战马嘶昂，铁蹄逐野完成草原统一，征战欧亚大陆的峥嵘岁月。比较一下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或者藏族人民的“格萨尔王”，不仅使人发问：像“成吉思汗”这样的战功赫赫，威震四海的王者，将会是谁来扮演荷马这样的角色，以便记录其英雄、壮烈、威武之一世，永飨后世？萨仁图娅已然在列， 她的《成吉思汗》是一部没有神话的史诗，但她所记录的成吉思汗，包罗了详尽的成吉思汗一生的故事，从成吉思汗幼年起，草原各部落的连年争战与互相屠杀，到成吉思汗登基即位，成婚生子，统一草原，再到逐鹿欧亚大陆，建立浩大王国，无不囊括其中。这部史诗甚至包括了世界各地媒体与国家元首等对成吉思汗的功过评价，作为诗人的萨仁图娅，并未对成吉思汗作个人意义上的任何评议——这一点恰恰又是传统史诗最鲜明的特征。即以一种“历史学家”的立场，以旁观者的口吻来记录英雄的历史。所以，它尽管省去了神话、宗教的渲染，但其素朴的语言风格，以及以叙事为主的历史故事的呈现，对于保留一种史诗的“直观”，并使人一下子能感受到一种民族本色的时空， 即没有经过外部世界修改与化合过的原汁的民族道德话语与产业及文化的丰富本身构成的民族历史维度，鲜明地呈现民族性的界域与历史的界域，并无任何因为其民族神话时空的缺失而有所降维。

     然而，神话时空虽然被客观的表现意志所隔离，但依然有着一种内隐的坚定的信仰作为民族固有的精神层面，仿佛决定着英雄正义之伟业的最终结果，所以，尽管——英雄的祷告下，太阳神、山神与长生天都没有在诗中以拟人方式出现，但自荷马这样的作者以降，宗教信仰下的“祷告”本身，即代表了作者对于祷告者的祝福。因为信仰本身的神圣性亦寄寓在作者身上，使得“祷告”一旦发生，即是神圣性的发生，成为不可亵渎的部分。这一“不可亵渎”并非是指被祷告的神必然要为祷告者谋其福利，而是指祷告者本身的“真善美”的属性在此“祷告”下产生了“自证”。没有“真善美”，就没有资格拥有此“祷告”的权利——这是作者从其主观赋予自身的权利上，也是作品作为作者意志主宰的呈现之“先验性”规定的一部分。换言之，允许英雄或其他人物祷告，即代表了作者本身对其人格的首肯与支持。

    因此，没有神话的一种作品之中的“神圣性”，乃是人自身对信仰的神圣性定义。同时在其次的层面，也表达了对民族的先祖信仰的尊重与遵循。这一尊重与遵循，同样是使得一种“民族”个性的历史得以显现的必经之路。在仅次于神话的虔信表达中，实际上，又包含了作者对于民族坐标的客观衡量。换言之，神话形式的宗教表达是一种深入的、深临其境的、精神与此神话逻辑一致的，纯粹而封闭的、而非开放的民族表达，因为越是精纯地表现为宗教的相异性，越是与周边形成精神的严重隔阂。它事实上与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心目中阔大的山河是迥然相异的。如此，神话的缺失，相反，却是英雄及其民族坐标的客观性的即将呈现。

     最后一点也是非常为“常理”所理解的，即：神话之对英雄的神化与神圣化，强调其“天授其命”，从文学固有的“意识形态结构”来看，是非常倾向于封闭性的民族话语的。从当代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来看， 取消神话，而回归到一种当今主流所信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构成图式中，有利于“成吉思汗”这个符号所代表的人性、人道与光辉本身在新的意识系统所构成的世界性对话里发生长久的、不朽的延续与重生。

    戏剧性、史诗性与英雄的坐标

黑格尔对“史诗”有过非常详尽的分析，其中当然有许多洞见。比如他指出“在史诗里，命运在统治着。……戏剧中的人物凭他在认识到的既定 的情境之下克服冲突去犬冠状病毒同自己的目的， 按照这种目的的性质来看，他就是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宰。史诗人物去了不然，对于他命运是既定的，环境的力量正是命运的统治力，它使事迹具有它所特有的个别形状，决定人物行动所导致的终局……史诗人物处在受（命运）制约的地位，不是服从，就是违反，从而遭遇到必然的后果。”【6】（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P141）——黑格尔强调史诗人物受其本来命运的统治，而戏剧人物则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这个说法，听上去既合理，又非常具有争议性。事实上，黑格尔说的乃是主客观之异同，即认为史诗人物是客观的呈现，作品通常并不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观意志，而更多地表现环境的意志； 而戏剧人物受其自身主观意志的影响而推动其命运。史诗人物的客观性到底是怎样一种表现，黑格尔以《奥德赛》为例来加以分析，其中也颇有说服力，他写道：“《奥德赛》让我们看到的却不只是他怎样努力去实现这个既定的目的，而是善于他在迷途中全部遭遇的叙述： 他所碰到的阻碍， 他所克服的艰险以及他的心情所受到的搅扰。”“他被仙女柯尔克留 在她身边住了一年之久，接着他游历了阴曹地府，遭遇了沉船之险，他在卡立普梭家里信下，后来他思念家乡 发悉，这位仙女 不能再引起他的欢心 ，他举起泪眼望着苍茫的大海，最后由仙女 本人供给他的器材，让他造了一只船， 她还给他准备了粮食，酒和衣服，很体贴友爱地同他分了手。最后，他在西极的斐艾斯人那里信了一些时候之后，自己也不知道在睡梦中怎样就被运送到他的家乡岛国海岸上……”。——在奥德赛的经历里，命运使得他经历了一些什么磨难，而他接受磨难的过程里，作者荷马对其怎样克服磨难并不费以笔墨， 而更像是英雄本身随波逐流地经历了他所经历的，最后被稀里糊涂地送回了故乡。英雄的主观历程被忽略，作者丝毫不着力于突破历史的表层去观察英雄的心理，甚至也没有写英雄对命运遭际的抗争。这么说吧，是命运在折磨英雄，而不是英雄在反抗命运。——黑格尔洞察到这种与戏剧人物的反差性。

   这一与戏剧的反差叙事，要在对“人物心理”这一对于后人或作者来说属于主观臆测的范畴的省略，与之一同省略的当然还有作者或叙述者的主观评价，乃至心灵投入时的抒情式叙事。很显然，这与“历史叙事”一样，为了保证作者所述的是最大程度上接近于史实，心灵的主观性陈述在史诗中被策略性地忽略了。萨仁图娅的《成吉思汗》同样体现了这种“反戏剧”而遵从人物命运的写法。如在写成吉思汗的叔祖想要迎娶塔塔尔部落的姑娘，却反遭侮辱性的杀害——这样的情节时，诗人并未让“当事者”开口说话，也未表现叔祖俺巴孩汗具体的心理，只用简单的两节诗便把这一蒙古族与金人结下的仇恨交待了：“这样的一位草原英雄，带领几个那可儿去了塔塔儿部/想为自己挑选一个姑娘为妻/以联姻的方式来化解部族仇恨/愚钝的塔塔儿人却感到受了侮辱/为什么要来娶我们塔塔儿部的姑娘/他们将俺巴孩汗抓了起来/送到金国而金国皇帝悍然下令/将俺巴孩汗用铁钉钉到木驴上处死……当时只有一个那可儿将被放回/临刑前气息奄奄的俺巴孩汗/让这个那可儿回去对儿孙们说/即便将十个指甲磨坏了五个/也要与我报这血仇/这是俺巴孩汗的临终嘱托/向子弟转达誓死伐金的满腔遗恨……”——铁木真的叔祖因为想迎娶别的部落的女子而惨遭危害，同样铁木真的父亲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遇害（在为儿子与他部订娃娃亲的过程里被杀害），两代仇恨事件之间并没有像戏剧一样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中间事件来呈前启后，也没有引入“前车之鉴”这样的心理学与事件伦理成分， 第二件事的发生，并不像戏剧一样与第一件有一种彼此之间的紧密的勾连，而更接近于一种自然环境中的“随机”的发生，中间的因果被省略，或者说根本不需要交待因果，因为风俗与部族通婚需求的客观环境机制，决定着人物命运。 可以说，在萨仁图娅的《成吉思汗》中，与荷马的《奥德赛》一样， 英雄人物的遭遇或命运决定着诗歌本身的线索与结构， 而不是像戏剧一样， 有着为“戏剧而戏剧”的使命。而“失去”戏剧性，恰恰意味着“史实”的开始。

      如果原汁的“成吉思汁传”是史诗的， 那么，事实上，在衡量成吉思汗的文化归属时，萨仁图娅却使用了某种程度的“戏剧性”。她的《成吉思汗》最显著的两大框架无疑是：一突出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世界性；二、突出成吉思汗与蒙古族作为中华民族里的一分子的属性。前一个“突出”如前所述，是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与重要的国家首脑们的话语里去重读成吉思汗；以及通过”世界十余支考古队”的考察寻访“成吉思汗陵墓”未果，来暗示乃至揭示其“属于世界”的本质。这一部分在开头与结尾两部分里，被充分演绎。同时，也在成吉思汗征战欧亚大陆的过程里被重注、强调。后一个“突出”，同样在首尾呼应的方式里展开，并且这种属性与蒙古族传说相联合，产生了北方之蒙古族，与中原大地及以南的大陆之间，作为中华民族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先天的文化共同体属性：蒙古起源的太阳后裔说/是说在天地初分之初/太阳的两个美丽的女儿/当黄酒注入东海之时/人世间有了第一叶轻舟/太阳女儿坐在轻舟上/顺流来在了大地之上/姐姐嫁到南方生存/妹妹落在北方立足/南方的姐姐/生下一个婴儿/取名为“海特斯”，意思是汉族/这个婴儿降生的时候/手里握着一块土……北方的妹妹/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蒙高乐/意思是蒙古族/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马鬃……” ——诗人又以“大草原之子”“大自然之子”“大中华之子”来定义成吉思汗，此举自诗史以来， 可谓开天辟地。这样的定位不仅对于成吉思汗是公平的，也是正直的。此外，诗中对于成吉思汗个人的文化修养亦进行了一种巧妙的叙述：“时间是公元1222年四月天/成吉思汗当时在处理叛乱/探讨哲学问题与长生不老之术……真人你有长生不老之药吗/长春真人不以炼丹术士或魔药师的口吻/而以哲学家的身份诚实回答绝不存在/……听到真人回答/成吉思汗并没有任何失望与不满/反而对真人坦率与真诚 盛赞一番……”他允许他可以“不跪拜君王”，并且享有“宁静独处”，与君王“不共进晚餐”的权利。他与长春真畅谈老庄哲学、列子思想，并深受启发。——我们并不知晓历史上的成吉思汗究竟有没有接受过中原老庄哲学与列子的思想，但通过诗人萨仁图娅的描述，成吉思汗个人文化精神中的开放性、辽阔性，与他征服的郎朗乾坤达成了一种可理解的共通性。毫无疑问，一个仅仅通过武力而征服世界的人，是不足以取信的；只有胸藏阔大山河的人，才是那个传奇而真实的世界征服者。而这样的一位蒙古族英雄，必然也将通过萨仁图娅之笔，说服今天的读者，使其作为世界视野内的民族性本质的说明，而永生于人寰。

   如黑格尔所说，戏剧性里包含显著的“目的性”。这一“目的性”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种与《奥德赛》相反的“主人公对于命运的主宰”，也即带有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感与民族情怀，乃至对于时代的响应。如果一定要在史诗当中诠释这样一种“目的性”的存有，当然也没有什么困难之虞，比如荷马写的史诗，它一定包含着他自身对于多神教社会的理解，包含着他的信仰，他对于神的行为认知和正义道德的理解。萨仁图娅的《成吉思汗》同样如此。它包含着诗人对中华多民族文化与结构的时代之思，包含了从世界视野范围兼从蒙古族自身的民族精神与情感出发对历史英雄成吉思汗的“集大成”式的总结，包含了当代多元文化背影与民族大团结宗旨下对于历史人物的叙述与理解。除此之外，成吉思汗对于草原部落与欧亚大陆的统一，本身同样与当代我国地缘政治中个别边界与西方对话之间所产生的时代典型的“统一话语”体系对于整个多民族文化形态的框架式提示，形成某种呼应。

三 英雄人物的重要补充： 作为政治家的成吉思汗

     怎样才算政治家？柏拉图在《政治家》中，通过苏格拉底与异邦人之间的对话，对政治家的特性进行了推演。最后得出一种结论大致为：具有王者技艺，并具有男子汉气概而又节制的人，才可能是一位政治家。

     通过王者技术， 将具有男子气概的人与具有节制 性格的人， 借助一致与友爱 ， 结合于一共同之生活，于是将他们直接 交织在一起，从而完成了所有纺织物中的最美与最高贵的一种——这是一幅普遍的编织物——城邦的所有人均被囊括其中：奴隶、自由人，均通过这一种编绕而抟结起来，通过对所有相关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统治与指导，才使城邦成为幸福的，至此，我们才可以说，这是政治行动之编织工作的最终告成。（见柏拉图《政治家》，P115.）

     在柏拉图看来（通过“异邦人”的见解告诉人们），政治家首先类似“牧者”，是“牧一群人”的放牧者。其次又类似宇宙中位于舵手之位的神，这个神一旦离开，宇宙陷入混乱，而一旦回到舵手之位，便“扭转了前一阶段宇宙的自我放置中所罹患并产生的种种病态事物，使之成为宇宙，使之得到校正，经过整顿，恶疾得以祛除 宇宙重归不朽”。“在舵手的引导下， 宇宙滋养了在它自身之内的动物， 产生大量的善举而罕有无益之事。”（见柏拉图：《政治家》，P40）

    这个柏拉图眼中的政治家的形象，与成吉思汗颇有一种内在的外在的双重一致性。

    首先是外在的：“牧者”本身在柏拉图《政治家》篇中，是作为政治家的比喻而提出的， 当然在“牧人”的说法中，比喻成分已被取消，而升级为“政治家即‘牧人者’。但在现代语的分析里， 这个‘牧人者’依旧可视为从原始的“牧者”那里化用而来的，“牧者”作为政治家的直观、形象、表层的概念陈述，对成吉思汗来说，却是一个本在的或实在的身份，而不是比喻的身份。换言之，作为草原上的一员，他本来就是牧者，他与部落民众一起，有他们的羊群和马群。这个真实的、本在的身份，显然较之比喻更成为一种“政治家”的基础的实践，因为在比喻关系里，“牧者”对于具体的政治家只是理论上的存在。

    其次是内在的：其实在柏拉图的比喻关系里， 牧者与政治家通过“牧人”这个中间说法而成为彼此的“外在”，换言之，两者中，没有谁是谁的内在的含义，都是直观的牧者，有着彼此不同的放牧对象。所以，此处“内在的（一致性）”指的是，相对于实在的、更直观、原初的、显于素朴概念与形象的“牧者”身份，政治家，是一个现身于人类共同生产活动与组织等行为方式里的人物，这个时空里的人物，隐匿于原初的“牧者”形象背后，为内在性的“牧者”，或者是在原初“牧者”功能之下，有着发展为“牧人者”的有潜力的“牧者”。

     这一“内在的牧者”，重点还在于“牧者”本身， 即从柏拉图哲学意义上来说，成吉思汗是一个具有“具实性”的作为“牧者”的政治家本身的可见的例子。

     作为政治家的成吉思汗，从柏拉图的角度来说，其男子汉气概自不必多言（ 这个形象或属于政治家气质的概念之一， 对成吉思汗来说太过直观，不需要任何赘言与修饰），重要的是其“节制”方面的表现。“节制”本身对于人类来说，有着多重含义，可从多个生活与生产方位去表现这种“节制”。就成吉思汗来说，他的家族，与草原另一部落塔塔儿部、金人部族、克烈部等屡屡寻仇，残暴酷烈的行为相比，就体现出一种“以和为贵”，宽容仁慈而不是一味结仇之宽广的胸襟，不仅其祖辈多次想通过通婚来促进部族之间的团结，成吉思汗本人亦多次与其他部族谈判商和，以理服人，想要团结四方。此其节制之一。在萨仁图娅笔下，更是强调其管理部落的智慧哲学，如“世上确实没有害群之马/只有不高明的驭手/天之骄子人之明君/成吉思汗横扫的是顽敌/对异族仇敌之女历来善待/他说，水在壶里是方的/倒在碗里就变成了圆的/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水/君主就是盛水的器皿……”“君臣才智/治国之本/妻子贤惠/安家之宝……”；萨仁图娅诗中认为成吉思汗是“好色不迷的奇男儿”，又认为蒙古帝国中男女各司其职，女人敢于奉献，“宽厚坚韧繁衍民族”“舍出自己骨血造就男人的血””在孩子的成长中完成自己“，而男人“顶天立地打击任何来犯之敌”，等等部族良序，都是成吉思汗的管理之下才有的现象与成果，此其节制之二。而《成吉思汗》中更耐人寻味的环节，即本文上面已然提到过的关于成吉思汗个人对外部文化的吸收与修习，他曾与“长春真人”，共谈老庄哲学，列子思想，当真人如实回答并无“长生之药”，作为叱咤四海的成吉思汗，并没有失望与恼怒，而更加礼遇之，允许其“不跪拜君王”，单独进晚餐等，反映了成吉思汗虚怀若谷，宽容豁达，襟怀广阔的精神面貌，与其“一代天娇”“万王之王”的身份相媲美，折射出旷古帝国所以缔结拓造而成之深沉的内因。此其节制之三。而在成吉思汗征服四海之后，不仅允许不同地区的人们保有其原始信仰，还促成各地之间自由贸易，他与各部落之间力主睦合的谈判，与花剌子模国的“国书”交流中，关于“共享同日之暖，共浴同月之光”的旷达友善与正和之象均被诗人萨仁图娅记入诗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更是嘱咐后代，“不能当多头蛇”，认为如此才能让蒙古帝国永垂不朽，体现了他坚持统一团结、永息干戈的帝国理想。从中见其宽广辽阔，不仅在于疆域，而且在于胸怀，在于其闪耀后世的统治智慧，在于 一代君主对于节制本身的丰富注释。

    《成吉思汗》这部史诗，作为对这种“节制”做出大量阐释的文学文本，同样也体现了同为蒙古族一员的诗人萨仁图娅对这种“节制”本身在自身中的继承，例如在非戏剧的传统史诗叙事形式里展开的书写本身的节制，还原了最为朴素的史实；在非主观意识的评论机制下，对成吉思汗的“诗歌干扰”展现了一种历史本身，而非元历史主义模式下的心理学补充意义上的“想象史”；在非神学意志下的史诗叙事， 节制本身显现于对于“神化”与“过度美化”的回避，显现于作为蒙古族诗人对蒙古族历史本身的一种客观化视野，而非宗教式的“内视”与“自我崇拜”。把成吉思汗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符号，乃至文化遗产，一种大中华民族团结的特殊象征，这是作者萨仁图娅在《成吉思汗》中所要力图呈现的最高旨意。

     这部史诗，因此有着一种极具时代训示意义的展现。当民族的分裂与团结，文化的断裂与弥合成为一种世界运动与演绎，战争与和平的主要表现与动机时，《成吉思汗》给人的启示与提醒，会在美国文学学者、作家赛缪尔.享迁顿的书中，进一步得到印证与深化，赛缪尔在书中写道：

     当来自不同文明的 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 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 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 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 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 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 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 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见赛缪尔. 享迁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P6.）

     作为一名在文化根系上与草原密切相关的诗人萨仁图娅，其诗中的大漠、戈壁、马头琴等意象可谓深深折服了一众中原与国际汉语诗歌评论家及文化学者。旅澳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后）庄伟杰称“读其名品其诗，草原、大漠、戈壁、马头琴、蒙古包等场景，随之缤纷闪烁于眼前。可以断言，作为蒙古族女诗人，血缘、地缘、文缘等因素，赋予她的意义是持久而深远的、是根深蒂固的。”“这些诗歌，或以率性真情的流露，或以高远清亮的文字，唱响具有汉语自身的内韵美与音乐感……”诗评家叶立群曾她为“诗意生命与民族精魂的歌者”，文化学者程义伟赞美她为“在平实抱素中体现出某种文化的超越”，国际著名诗歌文化活动家与编辑家沙浪精准地描述其诗为“既扎根于草原民族土壤，又情系祖国万里河山，面向五洲四洋。”——这些学者对萨仁图娅的共同认知锁定于其民族性、汉文化归属，及世界性上。无疑人们对萨仁图娅的这些认知与印象，一方面正是来自她歌咏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位民族诗人内在精神上存有先天继承于其祖先与草原环境的高远旷达。在诗歌的世界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平实、浪漫兼具，或素朴、理性著着于民族精萃与时代精神的诗魂核心，自有其雄图可视，自有其不可忽视之“大略”。无疑，诗人之“雄图”，攸关人类之尊严、幸福；诗人之“大略”亦高于狭隘的地方主义乃至民族沙文主义。这种形态与精神特征尤其在萨仁图娅的《成吉思汗》与《尹湛纳希》等著述中得到清晰的反映。作为民族文化使者，她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