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得多深,立得就有多高
——李伟明《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读后感
龚文瑞
上世纪王佐良先生翻译了培根的《论读书》,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印象中,我对历史书籍的热爱就源于这句话的内动力。小学时,正逢文革,随父亲下放,我在乡村小学、初中读书。那时没有任何文艺书籍可读,我同班的一同学,家中藏有甚多古书,我和他亲近成为朋友后,他借了不少古典小说我看。《七侠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言二拍》《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这类古典文学就是我在十一二岁时读的。面对古籍,当时的我是如获珍宝,却也是囫囵吞枣。需要肯定的是,古典小说让我认识了大量的繁体字,古典小说让我通过文学这一载体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些浮光掠影式的了解。然而,浩浩五千年华夏文明历程,当是一部怎样煌煌然之巨著呵!如此几部通俗小说,只是触及到历史的皮毛而已。
即便是这样,从此历史还是成了我的喜爱。读初中时,我偶然发现家里藏有一本很破旧的司马迁的《史记》,于是,便有了我与中国正统的历史读本的最初的接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师专时,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很是风靡,这部上迄秦汉下至民国,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的历史书籍,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全面叙述中国历史的通俗演义(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曾建议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好好阅读,以了解中国历史,这套历史演义丛书也是毛泽东列给儿子毛岸英的必读书)。
人到中年,读书渐渐有些“功利”性的选择,这种“功利”不是追功求利,而是投自己之所好的“功利”。这一时期,我读的历史书多为地方性的历史书籍,如《赣州府志》《南安府志》《宁都直隶州志》以及各县的《县志》或《地名志》,选择读这些地方方志,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是有心研究本土历史与文化,并想在研究的基础上搞些有方向性、针对性的文化写作。这期间,我的《赣州古城地名史话》《客家故园》《山水赣州》几部书就是在此阅读与田野考察基础上完成的。
2004年9月,我调入赣南日报社工作,开始与李伟明同事。我敏感地觉察,一个比我更钟情于历史,而且是钻研中国大历史,且有相当造诣的人物,就深藏在我的身边。我预感到赣州文坛不久的一天将因此人而燥热与轰动。果然,随着他一篇篇充满玄机、智慧与调侃意味的杂文、散文、随笔不断问世,赣南、江西乃至全国关注起他来了。近三年来,他连续出了《那时心情》《平常人事》《我想我说》《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等四部文集,特别是《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一书,成书前文章多半在赣南日报发表,也同时在全国近百家文学报刊副刊上发表,影响已然不小,去年又由华文出版社全程运作成书,印量达20000本,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公开出售,在全国各大媒体发布消息,在解放日报连载,影响可谓是“轰动效应”,完全应验了我几年前的预感。作为同事,我为他的成就骄傲;作为文友,我为他的执著而钦佩!
今天开伟明作品研讨会,应当说是赣州文坛一件盛事。赣州是人口大区,却是文学狭谷,作品不少,品相摆得上桌面、可在全国书丛中占有一席一地、可与他省作家比肩者寥寥无几。伟明之《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当属这寥寥无几中的几分之一。我以为,寥若晨星的优秀作品与作家,我们当爱护之,鼓励之,推进之,研讨会就是爱护、鼓励、推进的方式方法之一。赣州的文学现状令人不容乐观,文学队伍也参差不齐,能紧追全国步伐的更是呈现青黄不接的危机状态,我们当忧思。我以为,这种状态下,我们更要强调爱护、帮助我们的作家。要不论资排辈地多为成熟(如李伟明)或正在走向成熟的作家与作品开研讨会,多为愈来愈少的往作家队伍中来的作者们铺路、开路、让路;要不遗余力地多让三十岁,甚至二十多岁的作家或作者们走上文坛亮相,为赣州文坛呈现老作家宝刀不老、中年作家承上启下、青年作家层出不穷的良好局面鼓与呼、呐喊与声援。
我有一种美好愿望,那就是希望赣州文学出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标志着赣州以李伟明为代表的赣州青年作家群正在江西、全国崭露头角,标志着以李伟明《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这类作品成熟、市场化成功运作的赣州作家创作模式正在从探索走向现实。
“历史为什么吝惜有惊人的相似?因为很多该读历史的人不读历史,这就难免继续踩着前人走过的弯路前行。”(李伟明《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后记)“读史使人明智”,读史是教人不重蹈历史旧辙,正如英国谚语所说:不在同一块石头上第二次摔跤。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前赴后继,后人总在重复着前人的错误,总有人在同一块石头上第二次摔跤,这正是不读历史的结果。伟明的《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似乎是写给领导人看的,其实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认真拜读、领悟与实践好。政治仕途中人要读,文人墨客也要读,领导干部从《资治通鉴》中汲取做官处事的道理,文人墨客也可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作文做人的道理。天下苍生,江湖中行走,道理是相通的。
回到《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这本书,我感觉这本书有几个独到之处。其一,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道义与使命。文人或文字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就是传道解惑(授业,就留给教师们吧),以历史教训阐发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而教化人向正途走,引导人往光明处行,这是《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创作过程中自觉与不自觉的结果;其二,深入浅出彰显文字功力。文章如何写?浅入深出或深入深出的文章多半是作者自我欣赏的东西,没有张力、美感与传播性。浅入浅出的文章遍地皆是,没有深度、精度与厚度。唯有深入浅出的文章才属佳作,将一段繁复的历史、一个晦涩的史实、一个深刻的事理,以通俗、机智、调侃的叙事方式将文字处理得宛如珠玑,岂有不让人拍案叫绝、大喊痛快之道理?!伟明深入浅出的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的语言风格可谓独具一格,别开生面;其三,个性鲜明,批判精神无处不在。在这本书的每个篇章中,让人读着总有一种湿淋淋的感觉,沉睡在岁月深处的一个个历史典故在伟明的文章中再度复活,甚至是新鲜如斯。他以独具个性的反思姿态,用文字当利器,纵谈古今,跨越时空的文化比照,使得历史的天空闪烁理性的光辉,这种光辉辉映着当代现实生活,纷纭繁复的历史故事、缤纷绚丽的现实生活都在他文字的批评中生动了起来。
自然,从上面三点来评估伟明当前的文学创作,其实是远远不完整的。我以为,李伟明近年来文学创作上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创作理念与路子的形成。事实上,在这本书问世之前,即构成他这本书的系列文章在全国各地纷纷载发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为之欣然的感觉:伟明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成功之路!读史一直是伟明之所爱,所幸的是伟明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阅读者,读史使他有了对历史对社会对事物更深邃的洞察力与理解力。史籍阅读,尤其是《资治通鉴》的研读,使得“读史融合到文学创作中”去的治学之途、写作方向在他的眼前渐渐清晰起来。仿佛是使命在召唤,他构筑并行走在历史与现实的虹桥上,以一个研究者、社会问题观察家的敏锐目光,一个作家的道德责任与文人情怀,连篇累牍地有了《资治通鉴》的系列写作。
往一个点上一直钻研下去、写作下去。钻得多深,立得就有多高。如此,就成功了。伟明在史学研究尤其是《资治通鉴》的研究与创作,无疑是成功的。诚然,这种模式的创作途径的探索,在赣州已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周书文的红楼文化的系列研究与创作,卜利民的“红军留下来的女人”的系列调查与创作,文瑞的赣州本土文化的系列考查与创作,李凌云的山巅生活的系列考察与创作,张少华的本土历史人物的系列研究与创作……但,如伟明这般在全国影响之大,在赣州尚属第一。
我们一直在努力,努力使我们的作品“有一百万人阅读,创造一百万的利润,一百年以后还有人阅读”。对伟明而言,除了“创造一百万的利润”这点还有待时日,“有一百万人阅读”这点已然达到,“一百年以后还有人阅读”这点也肯定能实现。我们寄希望赣州文坛,以伟明及其《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这本书为良好发端,从此带来文学创作的大丰收,涌现出一大批如伟明一般影响当下并影响后世的作家与作品!
2009年8月16日
(辑自龚文瑞评论集《书简谈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