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姚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原外事办主任，上校军衔，1980年7月参加全国高考选报军校，被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后改称昆陆军学院）录取。参加过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先后荣立三等功四次、嘉奖十余次。
2007年被总参谋部评为全军先进个人；2011年被成都军区评为先进个人；2020年发表《朱德早期军事思想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影响》。
2002年4月至2009年4月担任云南省军区司令部二处处长兼外事处长；2009年至2013年4月担任云南省军区外事办主任。2013年4月按副师职退待遇退休。
2017年4月受邀组建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换岗操演队”，在2017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展演。
现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博专家顾问。近年来，姚立专注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文献和军事人物研究，挖掘和撰写了许多具有历史性文献文章，不断丰富和补充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的视听和文献内容，使讲武堂博物馆的展品故事"活起来″。
“ 成长环境与求学历程对朱德青少年时期的启蒙、熏陶和影响”是姚立专供《和平树下》全民国防教育平台发布的其中一篇专著，此后我们将陆续选登发布他的相关文献作品。
一一编者
成长环境与求学历程对朱德
青少年时期的启蒙、熏陶和影响
作者:姚立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在四川北部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今马鞍镇琳琅村）一个贫苦佃农家中。这个村庄位于大巴山南麓嘉陵江与衢江之间的一个狭长丘陵地带，山峦起伏，沟深谷狭，缺水少矿，土地贫瘠，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距仪陇县城30余公里，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县可以通往成都。
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朱德之所以能够成就一代伟人和人民军队的统帅，与他的生长环境、家庭熏陶和启蒙教育密不可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勤劳勇敢、意志坚定、作风朴实、宽以待人、忍辱负重等优良品格，而孜孜不倦的求学求知精神，又使他在同龄同环境的青少年中脱颖而出，渴望走出大山追求更高更远的世界，走上救国救民之路，为他以后投笔从戎、军事救国、出国留学、建功立业打下了伏笔。
一、生长地和家庭教育对朱德品德的熏陶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韶州府的客家人，明末清初跟随“湖广填川”移民大潮入川，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乾隆末年从营山县迁徙到仪陇县马鞍场，后代便一直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当地人称“朱家大湾”。
母亲钟氏共生育了13个孩子，但因家境贫穷，只活了6名男孩和2名女孩，朱德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乳名“狗娃子”。其父朱世林“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每天都是起早贪晚在地里干活；其母出身贫苦，身材高大，体力强壮，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花子也要说几句话”。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挑水。母亲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幼时的朱德：“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做斗争的经验”。在这样一个有着纯朴忠厚、勤劳善良传统的农民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朱德，从小就接受艰苦生活的洗礼，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品质，培养了坚毅果敢、坚韧不拔、爱憎分明的性格。
1892年朱德6岁时，朱家节衣缩食将他们兄弟三人送至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读书。朱德取名朱代珍，上午读书，下午干活，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朱德尽管年龄最小，但聪明好学，识字最多，深得塾师朱世秦的喜爱。一年后改读地主丁邱川开办的私塾，学习成绩很好，9岁又被过继给伯父做养子，随伯父迁居大湾镇，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学作对联。
朱德小的时候，性格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要干到底，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翻杠架，身体非常健壮。朱家由于世代贫困，非常渴望培养出一个识字之人。“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同时，还期望今后朱德能够“学而优则仕”，借此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朱德后来回忆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
二、少年时代私塾教师对朱德知识的培养
1896年，十岁的朱德开始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先生读书，断断续续读了八年。从10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朱德从席聘三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除“四书”、“五经”外，席聘三还讲诗、词、赋以及“纲鉴”、“二十四史”、《左转》、《史记》、《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心得传授给朱德和其他学生，使朱德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古典文化和历史基础。席先生曾多次考秀才落榜，熟悉历史，思想进步，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威信很高。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他见朱德没有大名，只有小名“狗娃子”，专门给朱德取名“朱建德”，字“玉阶”。 此外，席聘三痛恨黑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精神以及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了富国强兵没有知识不行”。
三、青年时代求学经历对朱德才学的养成
历朝历代，科举考试几乎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朱德也不例外。按照清朝科举制度规定：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成为秀才后，才能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地处穷乡僻壤的私塾已不能满足朱德求学和探索的欲望，一心想到外面社会去见见世面。1905年2月，年满19岁的朱德以“朱建德”的名字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县试，在全县1千余名考生中名列前20名。朱家大喜，决心即使借钱也要支持朱德继续应试，并按照习俗在九月间安排朱德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一年后，朱德在顺庆府（今南充市）应试府试又获通过。 就在朱德向着“秀才”这个目标艰苦攀登之时，清政府忽然宣布废止科举考试，改在全国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新学堂。无奈之下，1906年春朱德只好考入南充官立小学堂学习“新学”。新学除国文、数学、自然课外，还开设有历史、地理和英文等课程。一学期后朱德又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还增加了法制、格致（即物理和化学）、美术、体育等。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期间，还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既是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有的研究资料说，在此期间朱德（当时叫朱建德）受到各种先进先进思潮的启蒙，立志报国。其实，由于他的求学，家中已借款二百多银元，这对于一个贫苦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朱德在1907年初借到40多块银元后，只身一人徒步从南充前往成都报考新式学堂，以求日后能够谋得一个好职业还债养家，这才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为此，他先考上了为新军训练军士的武备学堂弁目队，后因家中反对改考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甲班，主要课程有国文、教育、算术、图画、音乐、兵学、武术、枪操、体操、器械等。入学后，朱德是学生中第一批脱下长袍换上学生装的人，开始受到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熏陶，萌生了参加同盟会的想法：“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开始产生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的思想。1907年底，朱德以优良成绩从体育学堂毕业。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求学，朱家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银元，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四、任教县立小学受挫对朱德志向的影响
1908年春，经朱德在南充县官立中学堂时的老师刘寿川（时任仪陇县视学，与朱家有点远亲关系）推荐，朱德回到了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并开始有了一份微薄的收入。这是他首次投身社会求生存谋发展，对他影响极大。以前，他一直在学校求学，这是他平生头一次投身到实际社会中独立谋生。但是，这座新学堂受到了县城举人秀才和地主豪绅的极力反对，称朱德等五名教师是“假洋鬼子”，教的课程“猥亵不堪”，甚至雇佣流氓恶棍在学堂门前捣乱滋事。小学堂同事中，也有人排挤他。一年多的教学经历使朱德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明白了许多道理，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出路在哪里？那时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投笔从戎，走“富国强兵”的救国之路，到云南去报考讲武堂。
为何选到云南？朱德回忆说：“问题就是非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又在办新军，许多都是由四川调去的人，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些学生，去云南可以找到不少四川同乡相助。他曾作诗言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1909年1月，朱德在成都的一位同学敬镕写信给他相约一起去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春节刚过，年满23岁的朱德步行至成都，与同学敬镕从成都出发，以货郎身份边走边卖筹措路费，经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云南昭通、东川，长途跋涉70余天，于4月初到达云南省城昆明。
五、讲武堂是朱德早期军事生涯的出发地
朱德与敬镕到达昆明后，找到在景星街肖氏同乡所开的客栈寄住下来，准备参加云南陆军讲武堂招生应试。由于长途跋涉劳累，朱德大病一场，受到客栈主人女儿肖菊芳（后来成为朱德的首任妻子）的精心照料。病好后，朱德与敬镕同去参加了讲武堂的招生考试。揭榜之日，朱德由于填写的籍贯是四川顺庆府仪陇县原籍未被录取，而同窗敬镕填写的籍贯是云南昭通府大关厅（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则榜上有名。其缘由是这所军事学堂是清朝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满族大员锡良等人为培养所需的本地军事人才服务的，只招收云南学生，对省外考生不予录取。朱德首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受挫，但他并未心灰气馁，而是再接再励，积极准备再次报考。
此时朱德的盘缠告罄，为度过难关，经客栈主人肖氏介绍，由四川同乡推荐，改名朱德投入云南新军第19镇当兵（之前姓名一直用的是朱建德）。因朱德文化水平较高，很快就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那时，我的钱已花得几乎一干二净，我必须想个过日子的办法，好再找进讲武堂的路子。”
为什么坚持要报考讲武堂呢？朱德回忆说，“那时，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愿当大兵的，我就提出，志愿到川军步兵标去当兵。那位四川籍青年军官也支持我的行动，并说愿意帮我进讲武堂。”所以，朱德在经过短暂的兵营生活之后，终于“冒籍”进入讲武堂，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1909年11月，朱德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次，他吸取了教训，将籍贯改成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一举中榜，被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录取。同班同学主要有唐淮源、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钧、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等。这些讲武堂同学对朱德以后的军事生涯起到了不同作用。
🔺1911年春朱德（前排左一）和云南陆军讲武堂
丙班步兵科部分同学合影
从朱德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来看，正是由于他勤奋好学的求学精神和全家节衣缩食倾力支持，方使他从一个农家子弟转变成为一名有志青年，开拓了眼界，增长了学识，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但是，清朝末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他深感“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无法走通，毕业后任教受挫的经历更加使他“教育救国”的抱负逐渐泯灭，转而确立了“投笔从戎”的“军事救国”人生目标。这也是他坚定不移两次矢志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动因，决定了他戎马生涯一生的人生轨道。对此，朱德回忆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