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诗哲
菲利克斯·费雷是个外表机械刻板，内心狂野、敏感多情的男人。生活上的刻板表象体现在“丝毫不改程序地洗脸，从左到右，从下到上。”“丝毫不改程序地刮胡子，先右脸，再左脸，先下巴，再下唇，再上唇，最后脖子。”他有六件深色西服、一长列白色衬衫，以及一套领带。当他照应他的画廊时，“把穿戴得无可挑剔作为自己必守的一条规矩：衣着讲究甚至刻板，像政客或银行经理那样。”他和他的太太苏姗娜“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吵一次嘴，然后在二十三点熄灯。”他的多情体现在，一旦走出婚姻围城，迅速且自然地邂逅罗兰丝、薇克图娃、女护士布丽姬特、香水味极浓的女邻居艾森曼等有名有姓的女人。这个浪漫的法国人似乎总在采集艳遇！
与太太“程序化”生活五年之后，终于在一天，费雷说：“我走了，我要离开你了。”于是，他去了一趟北极。在那里，自半个世纪以来，埋葬在大浮冰中的宝藏在等待着他。
当读到如上所述有关主人公的描述与故事引子，谁能不在心里窃喜？这是一本多么迷人的小说！《我走了》是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让·艾什诺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讲的就是发生在主人公菲利克斯·费雷身上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我走了》法文版在法国午夜出版社出品后，得到读者认可与推崇，好评如潮，很快斩获1999年龚古尔文学奖。其中文版由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余中先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午夜文丛”系列（高品味、小众化、探索性图书）之一种。
小说以“我走了”开始，以“只喝一杯，我就走。”结束。这个小说的前半部分由分两条线交叉展开，主人公当然是同一个菲利克斯·费雷。一条线是回忆线，以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主人公离开妻子苏珊娜那天）晚上九点为起点。这条线是虚线，并非完全顺从时序展开，交待了主人公的一些情感纠葛和人物关系脉络，由一些散乱的、大小不一的事件珍珠组成。另一条线是实时展开的探险之途，以“六个月以后，同样是十点左右”为起点，这条线则依循时间的向前推进，将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记录。故事演绎到一定阶段，以一个叫本加特内尔的神秘人物在德拉艾（费雷聘用的能干但邋遢的情报收集员）的葬礼上突然出现，两条线渐渐重叠在一起，为后面故事的起承转合打下伏笔。一个峰回路转，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新的曲折的叙述之路：艾什诺兹将故事完全围绕着宝藏获得、宝藏失去、宝藏失而复得徐徐展开。而有趣的是仍然由两条线叙述：一条当然是跟踪主人公的；另一条是跟踪本加特内尔的。就像中国过去的说书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无论回忆的还是实时发生的，主人公的奔跑、漂泊、寻找，都紧紧牵引着阅读者的眼睛和心弦。大概到了整个故事快结束时，一个大大出乎读者意料的喜剧性包袱抖开了：本加特内尔就是改头换面的假死的德拉艾。
在阅读过程中，我有一个强烈感受，艾什诺兹的叙事风格，受到其同胞前辈作家福楼拜很深的影响。福楼拜认为“叙事的姿态应该是没有呐喊，没有激动，只有深思的目光盯着前方。”当我读完小说，再阅读附录的访谈录时，艾什诺兹亲口承认福楼拜是“一个我常常重读的作者”，我知道我最初的想法得到了印证。在《我走了》中，艾什诺兹不动声色，娓娓道来，说着别人的故事。因文笔干净简洁，行文优美流畅，读者读来毫无冗长迟滞之感，反而能获得阅读的爽快。当我在读到一些风趣幽默、清晰、传神，甚至妙语解颐的段落时，常常忍不住击节称好。当然，这与译者高水平的译笔密不可分。而这部小说对于细节的描述和处理可谓高妙之极，臻至化境。这些迷人的细节是最扣人心弦、直击人心的，将读者深深带入作者的描绘之境，让读者融入进去，获得在场感。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我走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附录的布雷阿尔对艾什诺兹的访谈文章，不可不读。这是一枚打开艾什诺兹小说的钥匙，让你知道他创作的秘密，他是怎样构思完成一部佳作的。艾什诺兹不承认“神启灵感”，他认为“机械学和美学远远要比信息重要得多。”对艾什诺兹来说，写小说就是制造机械，美学是其中重要环节，新奇与愉悦是他对自己作品在读者心中造成效果的期待。他让我们了解到，一部好小说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一天接着一天构建而成的”。他的结论是：“写小说就是一种工作。”
“总而言之，我是从一种渴望出发……”“渴望”一词在此处的能指与所指是多维度的。“既落实在地理之点，又落实在想象之点”。可以是一些地点、也可以是一些人物、一些情景……另外，艾什诺兹对于字词的选择讲究甚至超过诗人。他说：“……在形式质地上，音质上，响亮度上……作为字词的一种质地，一种形式上的特殊魅力，超越于意义本身。”这的确是可资借鉴的小说创作课的生动教案，想必对立志于小说创作的中国读者都有所助益。
行笔至此，除了向“午夜文丛”的策划者陈侗、鲁毅两位先生的文学情怀及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担当深表赞许外，就是对让·艾什诺兹——因叙述一个出走故事，让一个中国读者完成一次阅读上的灵魂探险，表示深深的敬意！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