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自己捏造事实欺世盗名

                             

                                             

作者：张铭玉

    1943年3月，张难先因事查阅辛亥武昌首义史料时，发现湖北通志馆对辛亥武昌首义史料的收集并不热心，文献资料竟征集不多；又听说中央党史委员会国史馆，关于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也不多。他想，这样如何对得起先烈，又如何去激励后人！因此决定全力收集整理湖北革命有关资料。以六十九岁高龄开始了整理、编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之旅。

   那时没有计算机，从开始动笔起就是用毛笔，四易其稿，每一稿的每一个字都是规规矩矩的行书，十分了得。

    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时，张难先为自己定下四个规矩。默默严格遵守！

     1943年11月26日，张难先接到李作栋【1】先生来信，李作栋先生怜悯张难先著述辛苦，而且生活困难，来信说将要汇赠国币五千元以资助印刷费用。张难先当即回函说：“余发念时即决定四则，一不可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为自己捏造事实欺世盗名；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请无破我例。”李作栋先生得到张难先的复信后，将汇赠一事放下。

    在这里，张难先所说的“阔人”，既有有钱人、更有“高官”。

    居正先生字觉生，号梅川，湖北武穴市人，他是国民党元老。1911年4月同盟会广州起义失败，7月，同盟会中一些湖南、湖北籍会员，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要在长江流域各省组织起义。居正来武汉与共进会、文学社联系，策动起义；7月任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负责人。参与筹组湖北军政府和制定《都督府暂行组织条例》。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任内政部次长，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对武昌起义前夕、后来事态发展情形知之甚多。1932年3月，居正由民国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转正任院长，从此一干就是16年。1938年夏秋去重庆。抗战后期，他多次代表最高当局去各个战区慰问军队。可以算是一个对湖北辛亥革命有评论权的“阔人”、还是一个国民政府的大官。张难先编写“湖北革命知之录”时，两人都在重庆。张难先多次请居正提供资料、审视书稿；对于《湖北革命知之录》的成稿助力不少。张难先坚守初心，没有请“阔人”居正作序！

    李作栋先生在武昌首义前主持共进会财务、首义后先后任鄂都督府理财部部长等。1912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李作栋任财政司长。他知道张难先在编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主动提出帮助。张难先没有请“阔人”李作栋先生作序！

    一九四三年七月，为进一步征求史料，特给许多老同志发函，如熊秉坤、张鹏程、章裕昆、李作栋、赵师梅、黄吉亭、但之寿、殷子恒、梁钟汉、宛思演、李书城、李步青、范腾霄、梁民希、曾省三等二十余人。各方面响应颇好，来稿甚多。

    双十节，居正院长招待老同志十余人在小洞官邸宴饮。欢聚中大家商定有关首义史事，都写成稿件寄给张难先。

    为征集史料，张难先四处发函，却绝不募集印刷费！

    张难先又到中央大学图书馆、重庆大学图书馆及中央图书馆查找参考书，这些图书馆都给于借阅摘抄的方便，每日不到半夜不就寝。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应国史馆邀请，张难先到国史馆演讲，向全体职员介绍他整理的资料。国史馆馆长张溥泉、邹海滨、国史馆副馆长但之寿对他做的事极为赞赏。张难先不因此收取费用！

    张难先在广泛摘抄整理资料的基础上，1943年8月开始第四次修正，直至1945年3月交印止，历时一个暑冬，整整八个月，夜以继日地增删誊写。

    辛亥革命老人欧阳瑞骅先生为纪念辛亥革命，在《越风月刊辛亥革命纪念特号》上发表《武昌科学补习所革命运动始末记》一文。他叙说的是一九零四年，在湖北省成立第一个以推翻封建制度为己任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的历程。发表在第31页.

    “清光绪甲辰夏，沔阳张难先、与桃源胡瑛等，组织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名为研究学术，实一革命机关也。先是难先睹甲午庚子两次之变，愤清廷茸闒无为，外祸日亟，知救国大计，惟在革命。至省，与朋辈欧阳瑞骅、时功璧、许远香、张品珊、傅楚材晨夕谈此事，佥谓宜从速运动军队入手，遂投八镇工程营充兵士。工程营在湖北新军中最有名，士人从军者：有荆州朱元成、黄陂雷天北、陈嘉谟、安徽陈从新，先在。瑛肄业长沙明德学堂，为黄克强弟子，因避事，持黄手书来，匿吴禄贞所。旋入营，难先与语大悦，两人同说士兵，散发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等书。常于饭后坐沙上，讲有关系之故事，以激励之。瑛少年英挺，美丰仪，善词说，闻者无不感动。瑛后告难先以黄克强在湘计划云：将于十月十日，乘西太后七十生辰起义。难先曰：吾等须速立机关，准备响应，瑛韪之。于是分途连络军学两界同志，设科学补习所等，是为武昌有革命运动机关之始。初在多宝寺附近，章程推吕槐廷起草，槐廷者，武高等学堂高材生也，由难先与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审查通过。五月，开成立大会，举槐廷为所长，……所内经费，俱由所员捐助……”

    欧阳瑞骅先生是湖北仙桃人，1904年在武昌文普通中学读书，参加“科学补习所”筹建。

    一九零四年三月初，元宵节后，张难先到武昌，认识了胡瑛、吴禄贞。经吴禄贞指引，张难先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研究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在海外募捐；在沿海发动起义。湖北地处华中腹地，很难复制，反复研究后提出革命党人投入新军的革命路线。

    张难先提出的这个革命路线，首先解决了湖北革命缺钱缺枪的难题！

    随即张难先带胡瑛投入新军工程八营当兵，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零零年在湖北发生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唐才常、吴禄贞等人在湖北组织自立军，准备起义。起义是兴中会与康有为、梁启超协商的结果，康有为承诺负责起义经费、并答应如期提供；湖北各地会党的参加，是自立军迅速壮大的一个原因。康有为没有按期汇款导致起义延期；此时，会党难以掌控。

    前军统领秦力山未得到起义延期通知，按期在大通起事，战斗三天失败。张之洞随即镇压自立军，唐才常等人牺牲。

    张难先研究自立军失败因果，感慨说：“噫！以革命大业，聚意志错杂者以图之【指与康有为、梁启超、会党联手】，希有不偾事者！维因此获三大教训：即一、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与文武官吏为缘。”

    1904年张难先总结的这三大教训，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始终是革命党人遵循的原则。

    到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前夕，新军中革命党有数千新军、还有学生参加，答应在革命党人起义时参加的人，也占新军三分之一左右。如此庞大的队伍，历时数年竟无一人向官府告密，竟然没有人卖身求荣！在清末革命党人的诸多起义中是一个特例！

    张难先等人提出的“革命排满”成为以后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后来的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都没有另外制定什么新的政治纲领。

    张难先在他后来所著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中，较详实地介绍了湖北的革命组织如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除科学补习所外，都记录了主要发起人，唯独在《科学补习所始末》一文中只说：“科学补习所者，乃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所发起组织之革命机关也”。一方面是谦虚地不谈自己在创建“科学补习所”中的重要作用，让后人去评说；一方面是想突出第八镇工程营士兵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创造性及突出贡献。

    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张难先严格把握自己的初衷—“不为自己捏造事实欺世盗名”！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中，对待武昌首义的同志，始终秉承“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武昌首义成功后，有一些同志发生“小过”，但是，在1945年3月定稿付印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其中活跃的人物，无不是为救国赴汤蹈火的铮铮铁汉，令后人敬仰！

    通读《湖北革命知之录》，时时感慨作者“余发念时即决定四则，一不可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为自己捏造事实欺世盗名；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这《四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史学观，为后世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提供的是可信度高的资料！

【1】李作栋。1910年加入共进会，负责会中财务。武昌首义前夕、10月9日，孙武正在配制炸弹，火药燃烧爆炸，孙武手、脸被烧伤，大股浓烟直透窗外，一时人声嘈杂，李作栋一见情况不妙，连忙站起来在屋角衣架上取下一件长衫将孙武头裹住，架起孙武自后门赶往德租界的同仁医院就医。1911年武昌起义鄂都府成立后，任总务处处长、交通处处长，同年12月任鄂都督府理财部部长。1912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李作栋任财政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