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班长我们的班
郑朝平
走进原南京军区防化团团史馆，有一块展板上记载着防化团第二次参加核试验：“1977年8月1日团以一连、九连为主，抽调干部骨干组成247人的防化混合营，赴西北参加核试验，历时75天。”我有幸成为那二百四十七分之一。
赴西北执行核试验任务的防化混合营组建之初，我在防化团三营九连一班（侦察班）担任副班长，班长吴祥康，因为吴班长曾经参加过1971年的核试验连里决定让他留守。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经受到核试验这样难得的实战洗礼，我们班长由连部文书徐建来担任。同时为了培养更多的干部骨干，每个班配一个班长两个副班长，我们排长陈文权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连队两名主官连长杨秀礼，指导员季道清，四个副手：副连长时璋财、苗之青，副指导员张正浪、张经福。根据核试验任务需求便于组织指挥，将原来两个既有侦察又有洗消的防化混合连改编成两个任务相对单一的连队，一连为侦察连（含观察队一部），九连是洗消连。随后不久我们侦察排被配属到一营一连，连长孙以民，指导员程本焕。
七月被称之为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骄阳似火，下午2时左右地表温度达六七十度，柏油马路被烈日一烤再经车一轧形成一道道车辙，踩在上面软绵绵的，有的时候稍不注意鞋子上还会被粘上一些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些被烤化掉的沥青擦都擦不掉。到了夜晚虽说没了白天太阳的炙烤但同时消失的还有对流风，树梢动都不动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大蒸笼之中，睡觉都在出汗。为了应对被称之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干热气候，每天早晨出操戴防毒面具爬199高地也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记得刚到一连不久的一天上午在接近中午时分，连队突然紧急集合，要求大家穿戴好防护器材全副武装，在全天最热的一段时间内徒步行军二十一公里。战友们一个个身穿着密不通风的防毒衣头戴防毒面具，身背各类防化器材翻山越岭趟河沟，期间还要应对导演组不时出的战场情况，如防空、隐蔽、观察、进行辐射侦察等等……数小时后大家返回营房。“脱防毒衣！”随着班长一声口令，我们一字排开，这时纪录片《原子弹爆炸成功》中一个场景立刻显现出来，只见每个人将全部湿透的军装脱下轻轻一拧便拧出许多水来，再将防毒衣靴底提起来一倒，每个人面前的地上都湿了一片，要是搜集起来的话每份足足有四五斤重。晚上开班务会经过大伙儿测算，班长徐建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为保障核试验任务顺利完成，要不惜甘洒万斤汗。“不惜甘洒万斤汗”的词句最早出现在我们班的决心书中为我们班首创，从此“不惜甘洒万斤汗”经常出现在各级递交的决心书和各类总结汇报材料之中。
防化侦察分队的任务是在原子弹爆炸后，尽快找到爆心投影点的位置，对受放射性沾染严重的物品进行取样，估算出核爆炸当量，确定沾染面积，为指挥员提供决策依据。进入场区后侦察分队首先进行的是寻找爆心投影点的临战训练，为了减轻原子弹爆炸后核辐射放射性沾染对人体的伤害，我们利用原子弹爆炸后放射性强度形成规律，在山坡在戈壁滩等各种地形上间隔XXX米做好标记，说白了就是防化侦察车实施定点停车，在读取车载辐射仪上的数据后，继续前行，直至找到爆心投影点。实际上主要练的就是：“两会”即车辆驾驶员要学会开车，防化侦察车上的其他人员要适应坐车即会坐车，乘员们除了“会坐车”还要在车辆的行驶途中进行各种各样的仪器操作，平时练就的铁脚板暂时派不上用场了。训练之初用手忙脚乱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由于对地形地貌的生疏和对防化侦察车性能的不熟悉，驾驶员起步加速到观察员发现地上标志物后喊停车，驾驶员赶忙踩刹车紧急制动，操作手迅速读取车载辐射仪上的数据后驾驶员再起步加速。这样三冲两冲除了驾驶员以外其他乘员都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晕车的症状，甚至连有些从驾驶员中提升的班长副班长也不例外。其他班排有一位山东籍的战士，训练中晕车呕吐了，呕吐物堵塞了防毒面具的呼气活门，有些呕吐物还糊到了通话薄膜上，这样就造成了防毒面具密闭不严，导致呼吸不畅以及会影响通话质量等等。本着训练场就是战场的原则，同样也是一位山东籍的排长命令他不许摘下面具！将呕吐物吃进去！迅速恢复防毒面具的性能。训练结束后排长找他谈心，你今天吃掉的东西是有点儿脏，我也有些太不近人情，可是假如你在核爆炸现场取下防毒面具，你吸进去很有可能就是放射性微粒，它会在你的体内形成电离辐射又叫内照射，表面上看你不破皮不掉肉，身上又没有伤口，但同等剂量的电离辐射内照射比外照射更容易致伤致残甚至于致死。正是在这种苛刻的不近人情的严格要求科学训练之下，侦察分队的每辆侦察车都能做到起步加速定点停车一气呵成，丝毫没有那种一冲一冲的感觉。就像那些资深的拳师经过严冬酷暑千锤百炼，一招一式都谙熟于心，到格斗之时能得心应手一招制敌。用一个车载辐射仪操作手的话说：随着车辆的行进车载辐射仪显示的读数在逐步上升，正当我伸手准备示意停车的时候，驾驶员已将车子稳稳地停住了，车载辐射仪所显示的读数恰好是最大值。在“零”时（基地将原子弹爆炸时称为零时）到来以后冲向爆心，这种训练时在每个人心中建立起来的默契，会自然而然地融汇在实际操作之中。这种默契是经过防化侦察车驾驶员无数次艰苦训练和乘员们无数次晕车体验得来的，有汗水有泪水还有呕吐物，来之不易。没有训练的严格要求，哪来的保障有力，哪来的万无一失。1977年9月17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大气层第14次核试验爆炸成功后，根据我们在核试验中的出色表现，我们班长徐建个人荣立三等功，我们班也受到了上级首长的通令嘉奖。十五个月以后我们班所在的九连随三营一起整建制地调往昆明军区，参与组建防化第29团并参加了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
我们班长徐建参加核试验的立功喜报，当时因为保密的原因，以“国防建设”相称。
徐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1983年赴深圳任对外律师所律师，1984年任深圳经贸律师所主任，1985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1990年任司法部派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董事副总、香港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1年任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03年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201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兼职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律师研究所理事长、深圳蓝海经济研究院荣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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