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云飞 云飞诗歌 2024年07月13日 09:25 陕西 

古镇人杰——龚逢春

文/孙庆华

龚逢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也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人。何有此言？在龚逢春病逝后，中共中央给他写的悼词中说“1935年，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胜利到陕北时，龚逢春同志是第一个到吴起镇迎见毛主席的根据地领导干部，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根据地的情况，揭露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迅速纠正了王明路线对陕甘根据地的祸害，使陕甘苏区党和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由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龚逢春作为城固县上元观古镇人，是红色历史留给上元观人民的独有财富，今天上元观古镇人民将原龚逢春家的老屋修饰一新的“龚逢春故居”就座落在古镇东城门100米处。

一，

龚逢春，原名龚永禄，字受天，又名龚福畴，1908年3月24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生于城固县上元观外北街一个农民家庭。父龚体祥早逝，家务凭母亲一人操持。逢春兄弟三人，按“福、禄、寿”依次取名。兄永福，弟永寿，逢春居二，故名永禄。

龚体祥祖辈贫穷，一生过的贫寒，上不起学不识字，吃尽了睁眼瞎子的苦，所以在龚逢春八岁时(1915)龚体祥下决心供他上学，入上元观下院寺初级小学就读。1922年夏，考入城固县立高级小学，他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优异。1925年秋毕业后，入陕西省联合县立汉中中学学习，1927年春从汉中考区考入冯玉祥部设在西安的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该校当时政治部主任兼教官是共产党员唐澍。龚逢春在该校虽仅半年，但在唐澍等的培育下，既萌发了革命思想，又学习了一些军事理论和军事知识。是年六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为避其锋芒，龚逢春只得又在当年秋插入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在此期间，他自觉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了学校党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这年寒假，他从西安返回城固。

1929年春到1931年被聘为城固县立高级小学教员。任教期间，他利用课堂经常给学生宣传马列主义，贯输革命思想，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并与该校地下共产党员，相继担任校长职务的徐葆初、吴静澄一起，经常组织进步师生翻印和阅读进步书刊，领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30年9月，他经郑月波、吴静澄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该校党支部宣传委员。

1932年龚逢春在任地下党陕南军委宣传部长时，经贾拓夫介绍到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他先后在赵寿山旅102团和杨虎城驻洋县的警备第一旅中以中尉文书作掩护，为该部《奋斗报》《新民周报》任编辑，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

1933年春，龚逢春随警备第一旅到西安，不久即与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余海峰取得了联系，接上组织关系。这年夏，当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原为中共党员的王泰吉欲率部起义时，为加强党对起义的领导，龚逢春被省委派到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驻耀县的骑兵第一团帮助团长王泰吉做起义准备工作。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后，改称“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该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龚逢春先后在该军任政治部科长、政治部主任。同年八月，起义军与红26军合并，龚逢春任红26军第42师政治部主任。该师成立后，在王泰吉、刘志丹、龚逢春等人领导下，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

据他战友回忆，龚逢春同志参加革命武装部队后，身体有点瘦弱，而他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使人十分钦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在部队转战陕甘边南北，频繁的战斗、行军中，总是穿着一件国民党下级军官用过的黄呢子大衣，带个手枪，提个小墨桶，背着一大包文件材料，和战士一样步行，跋山涉水，很少见他骑马。不得不有时掉队，我们陪着他坚持走到宿营地，休息之后吃饭时，他又唱起了他喜好的秦腔，显得十分乐观。每当部队到达宿营地，或夺取一个城镇，他经常迅速地出现在主要街巷中，以其擅长的书法，书写革命的标语、口号，在群众中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称赞。后来，为了加强对部队和群众的宣传教育，调逢春同志到陕甘边区特委办了个刊物。当时，由于人员缺乏，他既是编辑，又是通讯员；主动积极地搜集情况，编写的稿子短小精干，通俗易懂，又有哲理性，颇受战士、群众的欢迎。对于鼓舞部队士气，发动人民群众拥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建立根据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4年冬，龚逢春调任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1935年春由于敌军马鸿宾部大举向陕甘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南梁进犯，中共陕甘边区政府决定暂时放弃南梁苏区，转移到甘泉县境内的洛河川，从此，洛河就成了陕甘边区根据地领导中心。据曾在当时陕甘边政府任职的现教育部巡视员王华的回忆录中写道：“1935年春，在特委和边区政府的龚逢春，冯树立等人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了桥府谷、下寺湾、王家坪左和村苏维埃政权，并于农历四月在胡皮头召开了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到洛川后第一次千人群众大会，由习仲勋讲话，并宣布将这三个区改为陕甘政府直属一、二、三区。”龚逢春等人为巩固扩大洛河川新的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1935年春至冬龚逢春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期间，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登峰造极。当时，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途径得到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组织不纯，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他们依据上级肃反的决议，依靠刚刚抵达陕北的红25军，发动了一场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和红26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一些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认为陕甘边区等地有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外进行肃反，并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党政军（部队连以上干部，地方县以上干部）大批革命干部，杀害了二百多名革命同志。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使一些革命同志和群众对红二十六军产生了怀疑，甚至个别地方在坏人借机煽动下，发生了叛乱，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陷入危机。一时搞得人心惶惶，边区干部人人自危。龚逢春也陷入了政治迷惘，人非常苦恼。

1935年9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区吴旗镇。龚逢春同志得悉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他率先骑马连夜去迎见中央红军，并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他向中央领导同志详细的汇报了陕甘苏区和红军发展情况，以及山西闫锡山，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等周边白匪军的部暑及士气情况。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陕北肃反以及肃反中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许多革命同志逮捕入狱等严重情况。龚逢春明确说:这些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当时由于龚逢春听不懂湖南话，老主席还给他找了个翻译。毛主席首次见到陕北同志，非常高兴，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三支烟发给龚逢春让他抽。笑眯脒的告诉他，这叫一支鼓励。龚逢春的汇报，使毛主席、党中央对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有所了解，尤其是对陕北进行的肃反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毛主席当时就认为肃反是错误的，明确指示“刀下留下，停止捕人”，次日决定成立了以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为首，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带上电台，赶赴瓦窖堡传达党中央指示，及时救出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边区的党政领导。并决定成立了以王首道，李维汉等五人成立的审查小组，负责调查肃反情况，迅速妥善的处理了这一问题。从而驱散了笼罩在陕甘、陕北军民头上的乌云，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中央红军也在陕北站住了脚。

龚逢春同志在革命危急的关头，能够站在党的立场上，顾全大局，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为党中央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5年冬至1936年4月，逢春被调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委书记，接着又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

龚逢春同志不论在部队或是在地方工作，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坚持群众路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为甘陕边区和陕北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至1938年，逢春先后任中共西北局组织科长、保卫局侦察科长、中共榆林特委书记。1939年至1942年夏，先后任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武装部长、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等职。1942年5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任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分局党校校长等职，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培训干部和在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中倾注了全力，作出了出色贡献。

延安整风运动转入审干后，1943年7月，当时负责审干的康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搞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很快传到晋绥，分局党校也伤害了些同志。对于抢救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逢春在向全校学员作关于“抢救运动”的总结报告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当场向学员道歉。他那种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的诚恳态度使那些在运动中受了打击的冤屈的同志深受感动。

解放战争时期，逢春于1946年初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长，1947年初又兼任组织部长。为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土改和支援解放战争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他遵循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从1948年起就着手向陕北新区调派干部，到1949年春，先后共调出省、地、县以下干部3000多人，其中少数留在西北机关外，大部分被派到新解放区代为管理西南川康新区调配干部。这期间，他日夜操劳，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入川前，贺龙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逢春在调配干部工作中做出的成绩。

1949年12月，逢春作为西北工委和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随贺龙、李井泉指挥的第十八兵团南下入川。

90年代初，我走访住在上元观古镇外北街村的龚逄春亲孙子龚新华时，龚新华告诉笔者据他父亲说: 1949年腊月，汉中地区刚解放不久，解放军南下四川，路过汉中龚逢春的家乡，贺龙同志要他回去看看。逢春带了两个人从柳林渡口回到城固县上元观，打听到他参加革命离家前出生的四个孩子都还健在。他的家里原很穷困。一直处在国民党暴政统治下，他投身革命以后，因怕国民党对他家人迫害，不敢和家里通信。十多年来，音讯隔绝，生死难卜，孩子们突然听到十八年没有音讯的父亲回到家乡，高兴极了。他们以为这下可以为他们安排工作，结束贫困生活了。但他没有为他们安排工作，而是劝说他们，安心在农村劳动。他说，我们将会很快解放成都。可是刚解放的城市失业的人很多在城市就业困难，你们农村务农总可以糊口。他还嘱咐子女不要去找组织，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同时也嘱咐白成铭同志（当时汉中的地委书 记，在晋绥分局时作过他的秘书）不要为他的子女做什么照顾。他的大儿子、大女儿听他的话一直留在农村务农。后来他的孙子、外孙高中毕业，要求他给安排工作时，逢春仍劝他们在农村安心农业劳动，说青年人在广阔的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如果大家都不安心务农涌进城市，没有人种地，那么全国人民吃什么？民以食为本， 不种粮食，又怎能搞建设？他的儿孙们也都听他的话，留在农村劳动。他从来没为子女安排过工作。

四川解放后，他任川西区党委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川西区土改委员会主任。刚的川西地区社会情况复杂。1950年初，国民党残余匪特勾结地方封建势力，一度掀起叛乱，逢春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有关地县和农村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强调要贯彻我党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受蒙骗群众，很快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当时局势。平叛后，他又在领导川西地区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减租退押等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1951年夏，川西地区在试点基础上开始土改，当时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的龚逢春，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农村，与土改工作团一起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土改中充分发动了群众，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和其它胜利果实，并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成功地开展了这场土改运动。

1952年9月至1954年冬，逢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党校党委书记。1956年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秋1963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从1959年起，兼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1963年10月，逢春调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长期从事党校教育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和方针，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强调学员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的放矢地去议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为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对龚逢春进行残酷迫害，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据理反驳，并为当时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竭力申辩，提供如实的证明材料。康生几次指名劝他揭发贺龙、李井泉、林枫等人的“罪行”，他都横下一条心，宁肯坐牢杀头，也要坚持真理，绝不无中生有，诬陷好人。

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热情洋溢，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抱病参加会议和学习。在病重期间，仍非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注恢复后的中央党校工作，对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由于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使百病缠身久治无效，于1978年12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2024.5.

作者简介：云飞，本名孙庆华。汉中市一德中医馆长，汉中市武术协会党支部书记兼执行主席，汉中市同泰少林武术协会会长。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世界诗歌网陕西频道副主编。有多首诗歌作品在《星星》《延河》《诗歌周刊》《四川诗歌》《中国诗人》《山东诗人》《陕西日报》《衮雪》《汉中日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