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礼帽

 谢广森

每年农历的六月六，农村人几乎都要晒一整天的衣服。

这晒衣服不是把刚洗好的衣服拿来晒，是将家中所有的衣服都要翻箱倒柜地找出来晒，而且要足足晒上一整天。

母亲说这天的太阳是苦的，经它晒过之后，那衣物，虫子就再也不敢蛀了！

这天的太阳到底苦和不苦？小时候面朝从老屋天井里射下的一缕阳光，我曾张开嘴巴，伸长舌头多次地尝试过，却总也屡试不果。但每年这天晒衣服的时候，我就能看到我母亲摆在木箱上，木箱放摆在天井旁的一顶礼帽。

这顶礼帽是用灰黑色尼料做的。帽内一层银霞色的丝绸上还有一块小商标——“上海光華鞋帽廠製造”。礼帽是崭新的，样子很好，很有文化气息与民国范儿的品质和内涵。其实它与我家同时晒出的各种农民衣服一点也不般配。因而每每看到这顶礼帽时，我们的眼睛都会灿然一亮。

记得有年母亲晒衣服的时光，我顺手将礼帽拿起往自个的头上戴了一戴。母亲发现时便叫我立即取下。她说：“你头上有汗气的，这礼帽不洗就放不牢了！而洗过之后又不好看了！”于是我赶紧摘下，见母亲立马放下手里纳鞋子的活儿，连忙取来热毛巾绞干后在帽子内，小心翼翼地抹过一阵之后，又重新摆在木箱上晒了起来。

    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么一顶雅致、高级别的礼帽？经过多次打听，才知这顶礼帽是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光，父亲特意托人从外地买来，是用于接亲、拜堂的行头。

   我不知道我这农民父亲当年戴上这顶礼帽，穿上长布衫与母亲，在泥墙老屋里拜堂时是否很酷？我也不知道我这厚道质朴的农民父亲，当年怎么也有这样洒脱的情调；也会想到去买这么一顶高级的礼帽，用来接亲、拜堂？

   我只知道这顶礼每逢农历六月六这天，母亲都要拿出来晒。并不肯晒在阳光充足的院子里——有可能是怕被人顺手牵羊了去；或让风刮了去；也许是怕被多事、多口舌者看到后生出什么事端来，怀疑父亲解放前做过特务、汉奸什么的。因此它总是晒在天井旁，晒在木箱上，晒在家人的视线之内。

这顶礼帽年年都要晒一回，但我却从没有看到父亲戴过一回。直到80岁的父亲去世，这顶礼帽还是崭新、崭新地放在箱子里，箱子也撂在老高老高的大衣橱上。

我推算生于1919的父亲是1937年与母亲结的婚。

结婚后，18岁便自个当家作主的父亲，自添了一个个孩子之后，他肩上那为父之担子就一年比一年地重了起来。因而这顶礼帽与日复年复身穿土布、土衣，腰间系一条汗巾，头戴笠帽、身穿蓑衣，时儿风中雨里、时儿田头地头，如牛似马地劳作的父亲，就越来越不相称相等了！加上历史老人又翻过了民国的那一页，也就再也没有戴它的机会与场合、场境了！

尽管这顶礼帽父亲不再戴它；尽管这顶礼帽已被历史淘汰。但我母亲依旧年年将它取出来晒晒；依旧翼翼小心地摆在木箱上晒；依旧晒在天井里、晒在家人目及的范围内，并先后晒了60多年。

我父亲早母亲两年驾鹤西行。

父亲去世后，已中风失忆，并瘫痪在床的母亲，每当农历六月六这天到来，她仍然记得要晒这顶礼帽。并一早就嘱咐照料她的我们：“要摆在木箱上晒，要晒在天井旁”。而骨瘦如柴半躺半坐在老屋堂前竹椅上的母亲，却会不声不响地凝望、守候着这顶礼帽；守候着她与我父亲在这老屋里曾有过的——那带着泥土、庄稼芬芳的真情真爱；守候着她们结发夫妻63年里最为美好的回忆与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