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文／张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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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梦

文／张庆林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是我五味杂陈、黯然失色的秋天。在这个秋天里，我告别了色彩斑斓的大学梦。

刚刚回到家那一刻，全家人被我沮丧的神情惊呆了。母亲一边帮我收拾被褥、书籍，一边小心翼翼地向我打探着消息。“考了吗？＂我面对急切等着我回答的老娘，心里像亏欠她什么，依旧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坐在椅子上的老父亲，显然被我失魂若魄、有问无答的神情激怒了，他大声地嚷嚷着：“考学的事，到底怎么样了，你说话呀，读书读傻了！”面对着上级无限期延长大学招生考试的通知，我又能说什么呢？

刚刚回到家的那个晚上，我躺在炕上，两眼涩涩的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依旧是刚刚填好的报考志愿、体检表和那让人烦恼的通知。

三年前，我初中毕业升高中时，年过半百体弱多病的父亲，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吞吞吐吐又小声地对我说：“小儿，你看我浑身是病，咱家人口多，挣工分的人少，日子实在不好过，咱就别考高中了吧……＂父亲说着，情不自禁擦了擦他那深陷的眼晴。我从父亲无奈的表情里看出了他的为难和自责。我明白，善良慈祥的父亲，从我上学起，一直支持我读书，今天他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是有多为难下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决定不再继续读高中。

这件事，虽然是我和父亲偷偷作出的决定，但是，还是被母亲察觉了。一向做事大胆果断，说一不二，尤其是把我读书上学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母亲，听说父亲不让我考高中了，立即就火了。她当着全家人的面，拉下脸子，不容分辨地说：“儿子考高中的事，我把话说清楚，他不但要考高中，还要考大学，家里的困难再大，也不能耽误他一生的前程。＂母亲说到这里，流下了眼泪。一向好人主义的父亲，心里明白，只要是母亲定了的事，就决不会改变，于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说话。后来，母亲请来了一位县里的驻村干部，陪着父亲吃饭聊天，顺便做了父亲的思想工作，解决了我上高中的事儿。

我的母亲，从我念小学开始，她看到我得的一张张奖状，以及别在我衣服上的二扛、三扛的的队徽，就拿定了供我上学读书的主意。母亲在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只要我能够一级一级的考上学，她就是拉着棍子要饭，也要供我。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遭遇了特大自然灾害，家家户户的生活都很困难。我家由于七口人吃饭，只有父母二人挣工分，父亲又体弱多病，生活就更加困难。于是，家里吃饭穿衣的担子，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她为了让我们吃饱饭，想了很多办法。她曾经起早贪黑地卖大包子，卖窝头，卖茄子菜。也曾经在村头的公路边上的简易房里开茶馆，给拉脚的人们烩窝窝头。尤其是一九六一年，当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她一个人壮着胆子，把家里凡是看得上眼的衣服、被褥，包了一大包，坐着闷罐车，去了山东南部山区的农村，用衣物换回来了一大布袋地瓜干。当一家人吃上地瓜干粥的时候，母亲累得来不及换下脏兮兮的，已经发出酸臭味的衣服，躺在炕上便昏睡了过去。

每到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去拿窝头的时候，看见母亲总是在给我蒸的窝窝头里，尽量地少掺野菜，而让我在家的弟弟妹妹喝野菜粥，那时候我也打过退学的鼓，但是，都被母亲声色严厉地给阻止了。我的母亲，那瘦瘦地脸庞上，颧骨明显地凸起来，脸颊深陷下去，那弯弯地眉毛下，一双深陷眼窝的眼晴，常常动情地看着我，拿着蒸好的窝窝头，走出家门我心里便涌起一股说不清楚是喜还是痛的热浪，眼泪便不由自主滚出来。

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里屋里，小声地和我商量说：“小儿，你回家已经一年多了，全国高考考试也没有消息，你也老大不小了，要不就结婚吧？听媒人讲，给你介绍的这个姑娘，不但人品好，还长得漂亮。”我听着母亲那掏心窝子的话，心里想，娘是诚心诚意为我好，为了安慰我那颗烦躁不安的心，让我放下考学的心思，在家跟她踏踏实实过日子。说句实在话，娘让我结婚，也是她没了办法的办法。但是，我却觉得，我一旦结了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等于把自己拴在了一个小家里，若是今后有了高考的机会怎么办？还有带病的父亲、母亲，为我读书上学东跑西颠，借借取取，遭遇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这一切，不都付之东流了吗？我不但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和条件，还辜负了一家人为我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想到这些，我就对娘说：还是先让大弟结婚吧，他读书少，下力又多，给他成个家，好让他安心跟娘过日子。娘听了我的话，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也就早早地给大弟定了婚。

在回乡务农八年多的时间里，我干过农活，跟着村里的基干民兵挖过河，在生产队的染坊里接过布，而让我受益最多的是参加了四年人民解放军，当了新闻报道员，特别让我高兴地是，在我即将退役的日子里，我举起了右手，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四年的部队生活，我收获颇丰，我仿佛长大了许多，好像又重新活在了一个充满阳光的激情岁月里。

退伍返乡后，我一扫高中毕业回家后，那段时光的无奈和彷徨，那段无颜面对老爹老娘的羞涩和消沉，那段不能面对突兀而至的，命运的陡转和挑战，我心中又泛起了追逐新生活的涟漪和浪花。我决心扎根农村，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建设新农村。

我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基层党组织的肯定和认可。一天，村里的干部通知我，要我去夏津镇一趟，说是镇里的党委书记吕光森找我谈话。说实在的，镇里的党委一把手，要和村里的一名平平凡凡的社员谈话，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于是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按时来到了吕书记的屋里。

吕书记是我县德高望重，工作经验十分丰富的的老干部。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找我谈活的原因和目的。我听了吕书记的一番话，简直感到吃惊，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镇党委会让一位刚刚退役回家的青年党员，去接任我村的一位党支部老书记。我面对着这个完全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没了主意。我考虑了很久，才静下心来，对吕书记说：“您看这样好吗？我村的老支书，是一位在位多年，有着诸多工作经验的老书记。我是一位年轻的党员，您先让我在老支书的培养下，配合老支书工作，等我熟悉了村里的工作，有了工作经验，再考虑接任老支书的工作，可以吗？”吕书记听完了我的工作建议，想了想，觉得这样也好，既锻炼了我，又让老支书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自从吕书记找我谈话后，只有短短几天时间，我就干起了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我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解决村里的问题，改变村容村貌，当作我的大事，放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我积极努力地工作，获得了镇党委的肯定，村里群众的认可。可是，正当我努力工作的时侯，村里的一位亲戚告诉我，有人到处散布我的谣言，说我要抢老支书的工作，争支书的权。我听了亲戚说的话，笑了笑说：“你信吗？我现在不是在老支书的领导下，给村里群众出力干活吗？再说，我还等着考大学呢。”我说得亲戚也跟着我笑起来。

又是两年后，我以具备八年实践工作经验的条件，被推荐到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读大学，镇党委，村支部热情地欢送了我。我从1966年高中毕业，到1975年上大学，这期间，读大学的迫切愿望，整整拖延了九年。而我的同窗，大部分老三届的高中同学们，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才有幸上大学，这期间整整拖延了十一年。这十一年是黄金之年，是立业之年，是走向社会，成就事业，奉献青春才华的最关键的十一年。但是，钟表却整整停摆了十一年。一九七七年对我们老三届的高中生来说，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也是圆我们老三届大学梦的一年。我们幸运啊，党又帮我们找回了曾经失去的岁月和年华。让我们这些老三届的莘莘学子们，在祖国中断十年高考，人才奇缺，建设四个现代化急需用人之际，通过迟迟到来的高考机遇，再圆了大学之梦，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我和所有的老三届的同学们一样，在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多年里，任过教，从过政，为党的教育事业，为党的县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建设，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做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简介：

作者张庆林，山东夏津人，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德州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曾服役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中国火炬》《人大代表报》《今日文艺报》。《山东工人报》《辽宁日报》《山东教育》《德州日报》《德州晚报》《盘锦日报》《棉花地》：《济南头条》《半盏平台》《两可诗社》等纸刊微刊多家媒体平台发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