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过往的无数次的泉港游玩中，我总以为自己对这片土地已经相当熟悉。然而，最近雅真的一次邀约，却让我发现了一个未曾踏足的地方——秀溪村。这个村落仿佛一颗镶嵌在泉港区涂岭镇西北山区的明珠，长久以来默默地绽放着自己的光芒，而我，却未曾有幸一睹其风采。

       在雅真的邀约下，我们一路驱车前往。雅真对秀溪村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这个村落的种种魅力。从雅真的叙述中，我得知这个村庄始建于宋朝，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这里曾是唐朝诗人罗隐的读书处，有清朝李光地亲笔题名的云山寺，还有古道驿站、古糖坊遗址等历史遗迹，秀溪村也曾是光荣的革命老区，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泉州特委军委书记、福建红军惠安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平山等革命先烈就在秀溪山区成立地下活动据点。这种革命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秀溪村的血液之中，成为了这个村落文化积淀的一种象征。

       我们穿行于秀溪村的青山绿水之间，我仿佛可以感受到一种超脱尘世的宁静与恬淡。尽管烈日炎炎，但在秀溪村的山清水秀之间，我的心却是清凉的。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恩赐与厚爱。    汽车在一座农庄旁停下，下车后，眼前一座颇具气象的寺院吸引住我的眼球，这就是李光地曾留下墨宝的云门寺。

       云门寺的位置得天独厚，它面朝天马山，背靠莆、仙、惠诸山，仿佛与天地间的灵气紧密相连。站在寺庙的门前，可以眺望天马山的壮丽景色，感受大自然的恢宏与神秘。寺庙周围的绿树、山脉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宁静和谐的画面。夜晚，当月光洒在寺庙之上，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安静和神秘。云门寺的南边是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淌，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增添了几分生机和活力。而西边则是著名的云门山，这座山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和信众前来朝拜。云门寺与云门山相互呼应，仿佛是大自然与人类文化的完美结合。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文化的韵味，更能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这里不仅是一个拜佛祈福的好地方，更是一个感悟生活、陶冶情操的好去处。在这里，你可以放下世俗的烦恼，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文化的魅力。

       南宋时期，北方沦陷，宋廷南迁，政治中心随之南移。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泉州府成为了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吸引了众多的高官显贵聚集于此。当时的泉州，犹如一颗镶嵌在东海之滨的明珠，闪耀着繁荣与辉煌。南北商贾云集，货物往来不断，各色人等穿梭于街头巷尾，使得泉州的市场繁荣无比。    云门寺的兴建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涂岭驿道作为南北交通的要道，连接着泉州与莆田两地。在驿道的必经之地，位于泉莆交界的一条小溪边，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此地不仅有驿站馆舍，更有众多文人墨客的驻足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下，云门寺应运而生。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惠安进士江常慷慨捐金募地，决心在此地兴建禅寺。他的初衷不仅是为了满足僧侣的修行需求，更是为了给南来北往的旅人提供一个休息之地。因寺址临近小溪，当时便有“小溪云门庵”之称，也有“泉州云门庵”之名，宗杲禅师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被延请而来，担任云门寺的首任住持。

      宗杲禅师，法号大慧，乃是宋朝的一位高僧，深受宋孝宗的御赐。在他四十七岁那年从长乐南下主持云门寺。据《大慧普觉禅师年谱》记载，当时泉南给事江公少明在此地创新庵，并邀请宗杲禅师来此居住。于是，禅师带领了五十三位弟子，一同来到此地。在四月初一入庵之日，寺内夏僧众多，共有二百人，他们大多是丛林中的老修行者。

       随着宗杲禅师的到来，云门寺的声势日益壮大。根据《五灯严统》的记载，有许多知名的禅师追随他，其中包括晦庵的弥光、开善的道谦以及荐福的悟本等。这些高僧的住持，使得云门寺成为佛教界的一颗璀璨明珠。除了佛教界的名流之外，云门寺还吸引了众多士子和文人雅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李参政汉老、江给事少明、蔡子应郎中、储彦伦、李端友和蔡春卿正卿等，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和社会名流。他们常常来到云门寺咨询佛法，与宗杲禅师交流思想，探讨人生哲理。这些交流被传为佳话，成为后人传颂的佳话。  

       在宗杲禅师的引导下，云门寺不仅成为佛教的圣地，更成为文化的聚集地。禅师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吸引了许多士夫名流前来探访，他们的交流使云门寺的文化氛围越发浓厚。这些文化散文的扩写部分，旨在展现宗杲禅师的影响力以及云门寺在当时的繁荣景象。

       时间南宋末年，随着元兵的大举南侵，整个南宋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朝廷的权臣陆秀夫肩负重任，护卫着年幼的皇帝赵昺一路撤退，向南转移，躲避战祸。这段旅途是艰辛而曲折的，从富饶的福州开始，一路南撤。据记载，当南宋遗臣们在茫茫海域寻找避难的港口时，几乎绝望的情绪笼罩在每一位士兵的心头。其中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令人窒息，如同死神不断地擦过头顶。与此同时，百姓们的坚韧和决心，与他们的遭遇和牺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一时刻，即便是一片广阔的海洋，也充满了不确定和未知的危险。那时寺庙内的义僧们在抗击元兵时展现出崇高的信仰与毅力，坚守信仰之堤对抗强敌。尽管他们的努力显得渺小而无助，但在抗争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依然毫无畏惧之心。  

     在这样的时期，古寺也因战火而遭到了惨重的破坏。

       历史似乎在这一时刻陷入了沉寂之中。

       到了明朝时代，一些地方政权决定将曾经充满战火的寺庙废弃并进行整合改革，开始了整顿庙宇收田的行为。这一次的改革不仅导致了云门寺的废弃，也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氛围与文化价值逐渐远离了这座寺庙。时光流转至清初时期，清军为了加强南方的驻防力量，计划将云门寺作为重要驻军基地的考虑，引发了内部的热议而未得到真正的执行。 

       在康熙二十年（1687）的春天，如心率徒真程主持寺庙事务，他们深入山区，面临艰难困苦的环境。但是，他们的信仰并未被外界的阻碍所动摇，而是勇往直前，披荆斩棘，开始复建寺宇的工作。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是一个信仰的坚守。他们致力于重建古老的庙宇，将失落的信仰再次点燃。他们不畏艰辛的努力工作使得古老的寺庙得以重塑生机。随后的住持明迳继承前人的遗志，他率领徒弟真昂、真晓及徒孙通济等人，继续完善寺庙建设，修建各殿堂。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回到了他的故乡安溪湖头。他归家葬母之际，不忘亲至礼佛，表达对佛教的尊重和敬仰。他对云门禅寺的手书匾额“云门禅寺”，至今仍然保存着历史的痕迹。此外，他还捐资购田地养院，进一步巩固寺庙的经济基础。这些行动彰显了佛教在李光地心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世事无常，云门禅寺的田地后来遭到了豪绅的侵占。面对这样的困境，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通济法师决定将原有的大殿移到新处重建。然而好景不长，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后，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寺庙的业务逐渐荒废。尽管面临这样的困境，人们的信仰并未消退。直到嘉庆七年（1802年）冬天，新的住持开纷法师发起了重建寺庙的行动。在他的号召下，众多的乡绅也纷纷站出来捐田捐款，以实际行动支持重建行动。终于宝刹得以重建，香火再次旺盛起来。次年，惠安的举人陈焕世撰写了“云门寺碑记”，将这段重建的历史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勒石铭记，作为历史的见证。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云门禅寺重建的纪念，也是对信仰和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云门寺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晋江的腹地。这座古老的寺庙，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也历经了岁月的沧桑。自民国年间至解放初期，义凯法师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比的虔诚之心，住持于此。在他的引领下，云门寺得以维持生机，并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大殿左侧的僧舍尚显简陋，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僧侣需求。义凯法师心怀宏愿，发起募资修建两层僧舍。这不仅为僧侣们提供了一个修行的好地方，更是对佛教文化的一种弘扬。在那片新建僧舍的墙壁上，义凯法师亲自题写了“文堰流风”四个大字，寓意着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源远流长。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云门寺受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寺院被晋江地区行署列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这也标志着佛教在当地的地位逐渐得到恢复和提升。然而，“文革”时期，云门寺也经历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在那十年浩劫中，寺院被占用作为学校、加工场和大队部等场所，原本庄严肃穆的庙宇变得破败不堪。时光荏苒，到了本世纪初的2002年，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云门寺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区民宗局将其正式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交由村老管理。此后，寺院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如今，振仁法师接过历史的重任，担任云门寺的住持。在他的带领下，云门寺重新进行了规划和发展。振仁法师深知重建寺院之不易，于是四处募资，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到云门寺的重建工作中来。经过数年的努力，云门寺已经焕然一新，重新成为了当地的一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和文化景点。  

       走进云门寺，你会感受到一种庄重而又宁静的氛围。大殿内的佛像庄严肃穆，僧侣们虔诚地诵经祈祷。在这里，时间仿佛凝固了，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脱尘世的宁静和安详。而振仁法师的努力，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云门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使得这座古老的寺庙得以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