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乡土 通于天下

——《赣县乡土志》及其文化价值

龚文瑞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其中教育领域的变革尤为显著。《赣县乡土志》的编纂，正是这一时期教育变革的产物，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乡土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一、背景与意义

“乡土志者，盖取山下出泉之意，泉必始于山而后能达于海，学必始于乡土而后可通于天下。”（《灌县乡土志》，1905）如果说，《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是古代启蒙教育的基础读本，那么，在晚清光绪时期官民共举大规模编纂乡土志的活动下诞生的《赣县乡土志》，则是晚清政府为实施乡土教育，培养儿童热爱家乡及至热爱国家之爱国思想，而开始大规模编纂的一部小学乡土教材，其时间、空间意义是具体、短暂、有限的。

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新成立的学部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即颁布了《乡土志例目》。之前，旧学改新学在全国呈汹涌澎湃之势，课程内容几乎全面引进西学，呈一边倒的态势。显然，学部意识到了这点，不想各地新学彻底放弃传统文化，便企图通过乡土教材的编纂来达到这一愿望。《乡土志例目》下发到全国各地后，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编纂乡土志书的热潮，尽管各地反应不一，但毕竟是官府主导的大事，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绽放的这道文化之光让纷繁的中国乡村有了一丝丝温暖。这份光热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彼时这种教材形式仍然得以延续，并有所发展，且逐渐由学堂扩展到整个社会，演变成面对社会广大读者的公共性读物。

清末光绪、宣统、民初的十多年间，是乡土志书编纂最为繁盛时期，有学者统计，清末乡土志编纂了484种，民国时期虽历经战乱，但乡土志成书也有192种，近代乡土志共计676种。目前已知赣南尚存有《赣县乡土志》《寻邬乡土志》《大庾乡土志》《南康乡土志》《兴国县乡土韵语》《石城乡土韵语杂字》六部乡土志，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文本特点

《赣县乡土志》采用了仿《三字经》的格式，以三字句韵文编成，这种形式非常适合儿童诵读记忆，简洁明了，易于传播，很接地气。

其实，1903年清政府教育改革，便颁布了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主张编制乡土志，并规定乡土志内容主要分为历史、地理、格致（动植矿物）三大门类。1905年成立学部，黄绍箕按照“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要求，拟定《乡土志例目》，规定乡土志记载具体内容有15个部分，即历史、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全国各地以《乡土志例目》为指导文件，结合本邑特色和具体情况，编写了一大批乡土志、乡土志教科书。值得注意的是，《赣县乡土志》成书于光绪三十年（1904），依据的是1903年张百熙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所以其内容主要呈现的是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几个方面，较之1905年黄绍箕拟定的《乡土志例目》要求的15个方面的内容相对更少些。

可以说，流传至今且数量庞大的乡土志，不仅对清末、民国时期发展地方乡土教育，培养爱乡爱国情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留下了记载祖国各地历史沿革、自然地理、人文物产等方面丰富的史料，成为研究各地方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这些乡土志内容丰富、翔实，涵盖了地理、历史、物产、风俗等多个方面，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和文献价值。

具体分析《赣县乡土志》，具有以下文本特色：一是它属于赣南地方志的一种。《赣县乡土志》属于地方志的范畴，主要反映赣县一域的历史、地理、人文、自然、物产等概况；二是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中国各地的乡土志集中出现于光绪末年、宣统年间至民国初年（1905—1912年前后），《赣县乡土志》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三是它具有很好的乡土教育意义。作为初等小学堂的课本，《赣县乡土志》编纂目的主要就是教育童蒙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四是它的流传范围与时段有所局限。《赣县乡土志》只流传于清末、民国初的十多年时间，它以手抄本形式出现，抄录者在抄录过程中出错并改正的字样是直接标注在抄本上的，可见其流传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但也因此更显珍贵，更具文献与史料价值；五是它记录的事项相对宽泛。《赣县乡土志》记录的事项涉及历史、地理、人文、人物、事件、动物、植物等方面，上到南方、江西省、赣州府，下到县乡村，甚至具体到一座山（比如麂山）、一口塘（比如清水塘），大到赣巨人，小到赣蟋蟀，高到王阳明，低到横水贼……各方面人、物、事都有所涉及，尤其是对动植物的介绍不惜笔力与篇幅，苦口婆心，细致入微；六是它呈现教材化的文本形式，表现出作为小学教材的鲜明特点，且采用韵文形式，朗朗上口，便于诵读与传播，接地气，有利于扩大影响力。

值得肯定的是，《赣县乡土志》编纂的时候，正值清末民初之朝代更迭之时，编注者在满足政府教育宗旨的前提下，还能以一己之力完成这样一部既有鲜活内容又有鲜明观点，既有传统文化之内容又有地域风情之魅力，既传承旧道统又不排斥新事物的乡土教材，实属不易，既显功力，又彰情怀，乃积德之事，有千秋之功。

乡土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根脉。乡土文化有多丰饶，这个地域的根脉便有多深长。《赣县乡土志》的编纂和乡土教育的实施，启蒙了儿童思想，传播了乡土知识，极大地影响并丰富了一域童蒙及普通民众的阅读世界。

三、关于编纂者

乡土教育的实施和乡土志书的大规模编纂既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也是受到中国传统方志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的产物。晚清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反响。据史料介绍，不仅有地方官员、绅士、学者、举人、秀才及新式教师们积极参与，很多社会机构、报刊媒体也加入到这一活动中来，并从中涌现出诸如“国学保存会”这样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乡土教育最为有力的社会团体。民国时期，乡土教育依然得到重视，各地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事业得以持续发展。赣南表现最突出，蒋经国主政赣南与赣县期间，创建赣县吉埠学校，并以此为示范，大力推动赣南乡村教育，至今仍有旧址遗韵在赣南各地广为存在。

《赣县乡土志》的编纂者陈瀛、注释者谢扬光，均为当时赣县乃至赣南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参与，不仅保证了志书的学术质量，也体现了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对乡土教育的重视和贡献。

据考证，编纂者陈瀛，字舫仙。赣县阳埠人，其子陈体乾。据档案资料知，赣州在1911年和平光复，有一份主要参与光复历程的有功人员名单，其中就有陈体乾。另，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月张周垣创刊的《维心日报》，是一份中间派报纸，张周垣之后社长为陈体乾。1933年终刊。反推过去，陈灜应该是当时的一位社会显要人物，才可能培育出如此优秀的儿子来。

注释者谢扬光，字言卿，又延青，是当时赣县县城水南人，清末秀才，排行第七，任过江西赣县高等小学堂堂长。精于诗词、书画，宗北宋米襄阳，影响其子谢寿康也喜欢收藏米襄阳的书画。谢寿康（1897－1974）谱名亦銮，字次彭，号召七百，别号苑田村人，江西赣县水南乡（今章贡区水南镇）苑田村，民国初随长兄谢培真来到汉口，不久就读于汉口法文专科学校，比利时读完博士后归国，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是民国时期有较大影响的人物。

另外，陈瀛、谢扬光两人均为赣南旧学改新学的主要推动者与参与者，与赣县进士刘景熙一道，他们均是改成新学后的虔南师范或赣州中学的创办元勋。赣州一中《校史》一文是周蔚生先生民国二十一年任江西省立三中校长时，为当年的《同学录》写的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周先生把江西省立三中的历史分成四个时期来叙述。第一时期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至民国三年（1914）止。为方便分析说明，现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第一期，为书院改设学校时期。向来书院，隶于赣南道者，为濂溪书院；隶于赣州府者，为阳明书院。濂溪书院停废，遂就其地址并经费，设致用学堂，旋改为虔南师范，后复改称吉赣南宁师范，又改称为赣南宁师范。阳明书院停废，遂就其地址并经费，设赣州中学。在前清时代，主持学校者，称曰督办，而多以直辖长官兼之，故师范督办，多系当时之赣南观察使，中学督办，多系当时之府知事，另选地方绅士，处理校内一切事务，名曰经理，或曰监督。当时虔南师范，为陈瀛、谢扬光、刘运襄、蔡世培诸先生。赣州中学，为刘景熙、罗敬藩、萧象堂、杨师孟、蒋伟、欧阳楚、徐永恒、欧阳莘诸先生。入民国后，始改监督为校长。”监督一职是需要崇高威望与社会地位才匹配的职位。所以说，《赣县乡土志》由陈瀛担任编纂、谢扬光担任注释，符合清朝学部对这项工作的要求。陈、谢二位既是地方士绅，又是学校监督，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着开明绅士、新教育领袖人物和地方知识分子代表的多重角色。

诚然，陈、谢二人是有情怀的知识分子与绅士。他们企图通过《赣县乡土志》的编写，以教材的形式，开启民智、团结民众，为发展乡土教育、振兴民族和国家发挥了一定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编纂书籍，更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因此，陈、谢二位在编纂过程中尽心尽力，字里行间无不呈现他们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对童蒙学子的强烈责任感，书写与注释中，字斟句酌、深入浅出、力求真实地反映本地的乡土风貌，体现了“为上为国，为下为民”的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与情怀。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陈、谢二位的编纂思想和观念可能受到旧地方志或旧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在编写过程中也努力吸收新事物和新思想，使得乡土教材成为旧地方志向现代教科书转型的过渡产物。从文本中可以觉察到编注者的一份赤热心，他们希望通过乡土教育，唤醒邑民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熟悉历史，革除陋习，文本中并不排斥新文明或所谓“洋”物，只注重事实，这种务实的写作精神与传播思维，代表着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历史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理性对待“新文明”的现代科学理念。

四、文献价值

今天，抹去岁月的尘埃，重读这部从故纸堆里拾出的《赣县乡土志》，深感其分量之厚重、价值之所在。作为一部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赣县乡土志》对今天的我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既是《赣州府志》《赣县志》的一种补充，也是赣县民间风俗与地方物产的一部《风物志》，它不仅为我们研究晚清时期的教育、文化、经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了解和传承地方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赣县乡土志》记载了近代中国转型期江西基层社会的基本情况，为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比如，“论兵事，赣最多，俗强悍，盗贼窝，界闽粤，疏网罗”一说，言简意赅，直接了当，切中要害；作为一部乡土教材，它必然反映了历史上儒学传播的一些情况，“论政绩，王阳明，平巨寇，启儒宗，设学校，化愚氓”一说，即把赣南历史上阳明兴学、教化百姓之事点明；《赣县乡土志》还保存了赣县一邑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论乡贤，始曾准，师濂溪，传道统，一门贤，皆英俊，与同时，有陈炳，卧崆峒，称高隐，包孝肃，师事之”这类文化事项，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激励后人；《赣县乡土志》还记录了当时当地的市场贸易、物产、商业等经济活动，为研究当时的经济地理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论物产，竹木多，桑茶外，梓桐油”、“峰山纸，最著名，开行栈，运吴城”之说，彼时赣县区域资源丰富、物华天宝的境况跃然纸上。此外，《赣县乡土志》还记录了当时当地的不少民俗现象，比如，“花槟榔，人人嚼，产粤东，成赣俗”、“何树花，冻病人”、“鸦报凶，鹊报喜”“鹧鸪鸣，似越语，上下分，占晴雨”之说，源自生活，把一域风俗形象生动地向读者展现……

综上所述，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赣县乡土志》不仅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社会的乡土教育、文化传承具有现实意义。

五、存在的问题

当然，尽管《赣县乡土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内容可能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对某些事项的描述欠准确或带有主观色彩等。我们在研究和利用这部志书时，需要加以甄别和批判。

诚然，写书、出书是一件永远会有遗憾的事。可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思想观念和文明认识的限制，《赣县乡土志》中某些观点或信息，因为与现代社会的认知存在差异，加之当时的编纂条件和技术手段（如网络对信息的获取）有限，书中记录的信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或不准确之处；由于编纂体例上追求韵文式的诵读美感，而陷于语言的格式化与字词的重复使用；由于编纂者在内容选择上可能受到个人偏好或当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导致某些重要信息被忽略或遗漏，或在表现人物与事件时的选择不够恰当，轻重不当；由于部分内容可能来源于旧地方志或其他历史文献，可能存在转述或引用上的错误，编纂者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持有特定的观点或立场，这可能会影响到书中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等等。

一是史实错误。比如，“赣巨人”引发了赣县名的出现，之外却两次提到“赣何名，合章贡”，说明至清末，甚至是现在，关于“赣”之来历一直存在这种矛盾或误解，错以为是章贡合流而成。而事实上赣水、赣县一说秦汉即有，章水、贡水一说魏晋始现，即先有赣，再有章贡；二是选材疏漏。比如，明代赣县进士谢诏官至二品，且有官声，未提及，却提到了人们并不熟悉的宗超海等；赣州保卫战，杨廷麟、万元吉、郭维经三人之外卢观象、阳丽天等士族举族投塘事，碍于身处“国朝”，文本不敢提，却只提了“姚奇允、彭期生”被官方认同的另两位赣县人，同时对与太平天国军对抗的陈春山、钟紫枢大加称赞；三是注释欠详。比如，文本中体现的谭全播在百姓中比卢王还更受拥戴，但谭全播的贡献却没有注释；比如，文中有王阳明杀池仲容，却没有说明事件背景；比如，提及赵清献，却不提他率领百姓开凿十八滩、建章贡台，也不提孔宗翰建八境台，苏轼吟八境诗；比如，王阳明杀人，王阳明也建书院、社学却不提；比如，“花之类，首称兰，有报春，四季香，素心兰，吕最贵，有木本，名树兰，五七叶，花最香，最可异，是凤兰”“茉莉花，赣产盛，洋茉莉，亦多种”之说，表明民间流传的“章江茉莉贡江兰”“赣州是小花城”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但文本中这些坊间传说却只字不提；比如提及三山、五岭，却不提“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买得来”这些百姓耳熟能详的街谣；比如，“峰山纸，最著名，开行栈，运吴城”之说，说明赣县盛产宣纸，却不提城内纸巷形成行业街，且行销吴城、鄱阳湖、长江沿线之事；四是全书通俗易懂，但略输文采，用词有一定重复，如“入赣地，汇蓉江”与“经瑞金，合潋江”，“陈领郡，隶江州”与“隋文帝，改虔州”，“唐贞观，分十道”与“隶江南，属西道 ”，“曾叔夏，知福州”与“从孟后，至虔州”，等等；五是收尾太急。只以区区十句三十字“尔小子，生长斯，目见惯，耳闻知，乡土事，启心思，便记诵，习名词，经指授，是吾师”来结束全文，给人多少有些虎头蛇尾之感，若对文本的写作背景、目的、意义及编注者的编纂思路、良苦用心、启蒙愿想稍作阐述，对童蒙稚子，至少是对百年后的今人，肯定是更有裨益的。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特定于《赣县乡土志》，清末民初时期乡土志书普遍存在这类问题，对于《赣县乡土志》的具体错误或问题，需要结合实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考证。退一步而言，即使它存在着这样那样问题，也并不损害它作为一部重要文献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作者：龚文瑞，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专家顾问，赣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