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 天 电 影

作者：刘汉江

    那时候，每个农村公社都有一个放映队，他们负责在各生产队巡回放映。每个公社都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生产队，一、二个月能轮到一回就相当不错了，甚至有些地处偏僻的生产队常年都看不上电影。幸好我老家所在的村庄离公社所在地不远，能经常看到露天电影，让其它远地方的小同学们羡慕得要死。

     放映露天电影首选的地方是生产队场头房子前面一大块空旷平整的场地，这里是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过有时赶上农忙收获季节，场地要用来晒稻谷、棉花，那也不要紧，放映队的师傅们便找一块收割完的空地，用两根长长的茅竹将幕布撑起就行。尽管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但丝毫不影响大人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对露天电影的兴趣，热情好客的村民还会将亲戚朋友邀来一起观看。

     虽然当时BP机、手机之类现代化通讯工具尚未问世，就连手摇的老式电话机也很稀有，可奇怪的是信息传递的速度并不慢，只要听说什么地方今晚有露天电影，不出半晌，方圆数里地的乡邻们便一传十、十传百地知晓了，像我们这些在小学里读书的孩子们，更是耳尖得很，今晚在哪儿有露天电影的消息，立马会传遍整个校园，同学们奔走相告，快乐得像是过一个重大的节日。

    好容易捱到放学，我们三五成群地冲出校园，兴奋地奔跑着向生产队的场头迸发。其实，我们还不算早，性急的大人和小孩早已把正在忙碌的放映员团团围住，不停地问今晚放什么片子，什么时候开演，乡邻们还都把放映称之为开演。一个姓刘的是放映队的队长，嘴里叼着烟卷，摆弄着一部老旧而又神奇的电影机。放映的小方桌上放着一摞电影胶片，另外几个人正在前面竖起两根挂银幕的竹竿，再挂上一只大大的喇叭，还有一个人在离放映机稍远的地方调试一台小小的汽油发电机（那时农村供电很不正常，经常停电，电影队里都备有发电机）。不一会，喇叭里放出了一阵阵洪亮的“文革”歌曲，场头上人头攒动，洋溢着少有的热闹和喧嚣。

夜幕降临了，村民们早早吃好了晚饭，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大人们都带着凳子、椅子找好位置坐下。男人们相互之间递着烟，客气地打着招呼，说着今年的收成；女人们笑嘻嘻地埋头纳着鞋底，亲热地聊着家常，谁家的小伙订了门亲，哪家的姑娘找了婆家；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也正是约会的好机会，亲亲热热，顾盼传情或窃窃私语或打情骂俏；而像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玩起了“捉迷藏”或者“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大呼小叫，横冲直撞，旁若无人，难得“疯”上一回，大人们也不好责怪。不大一会，偌大的场院上便坐得挤挤挨挨，密密麻麻，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像是一场盛况空前的聚会。

    又过了一会儿，喇叭里的音乐停了，响起放映员老刘略带沙哑的声音：“今天晚上，我们放映二部影片《上甘岭》和《平原游击队》。”银幕下的人群里爆出一阵欢呼。按照惯例，在放映故事片以前，通常还要放上一片关于时政方面的纪录片或者关于农业科技的科教片。我们对那些普及农业科技或者时政的片子并不感兴趣，往往会向大人要些零钱，到场外的小摊上买些青萝卜、五香豆之类的小零食来解馋，只是大人们还是耐得住性子，静静地盯着前面的银幕，不肯漏过一个画面。

放完了一段纪录片或者科普片，正式节目便会开场了。此时的我们不再嬉闹，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不肯带凳子，就跑到场头的大草垛上扯下一把稻草垫在屁股下，稻草松松软软的，还带着特有的草香，既暖和，又舒服。当然，也有些小孩过于贪玩，影片已经开映了，才想起找地方，可哪里还有空位呢。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们，他们会爬上场头房的墙垛，或者附近的树杈上。我有一个儿时的伙伴，叫“银根”，有一次骑在附近的树杈上看电影，看到董存瑞舍身炸毁了敌人的碉堡，一时兴起，忘乎所以地蹦了起来，结果从几米高的树上摔了下来，跌断了一条腿，今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我的一个叔伯弟弟，小我几岁，也是个“电影迷”，只要听说哪儿有露天电影，不管多远，他都是每场必到。由于个子比较矮，他总是坐在银幕最前面，高高地仰着脖子看，一看就是二三个小时，动都不动一下。电影散场了，但他的脖子却一时低不下来，只能仰着脖子走路，有一次竟一脚跨进了河泥塘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泥人”。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城乡都普及了电视机、影碟机之类的影像设备，人们足不出户便可坐在家里看电影了，露天电影基本绝迹了，就连城里的电影院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的，一日不如一日了。

    前段日子休假，我逛音像商店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诸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刘三姐》等一大堆经典老电影碟片，我兴冲冲买回一大摞。回家后，窝在屋子里一片接着一片地看，电影还是当初的电影，但早已找不到当年那种看露天电影的感觉了，有一种人似物非的沧桑和感动。嘴里哼着周杰伦的“双节棍”的女儿凑过来看了看，不屑地冲我来了一句“老土”，唉！